劉國平：論美國民主制度輸出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劉國平
2010年10月09日   來源：《紅旗文稿》

　　美國的國際戰略，始終都圍繞著一個中心，那就是美國民主制度輸出。把美國民主制度推向“普天下”，力圖“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這是美國建國伊始就一直做著的夢。即使面對美國“神話”日益破滅的美國新總統奧巴馬，也仍然沒忘這一夢想，其在就職演說中就宣稱，要讓美國夢重放光芒。當前世界上所發生的所有矛盾和沖突，幾乎都同美國的民主制度輸出有著直接或間接關系。認清了美國民主制度輸出的根源和實質，就能抓住國際問題的核心，對了解當前整個國際形勢和發展趨勢，特別是中美關系的癥結和發展趨勢都有重要意義。

　　（一）

　　對外進行民主制度輸出，并不只是美國某些統治者的癖好，而是由其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社會制度所決定的，有著深厚的民族信仰、民族理念和制度根源。它貫穿于美國整個對外關系的歷史。建國伊始，美國就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在進行領土擴張、經濟擴張的同時，也進行著制度擴張。美國學者承認，對外擴張是美國對外政策的“永恒的主題”。特別是在進入帝國主義發展階段之后，采取先軍事占領，后進行移植的辦法，強行向國外推行美國的民主制度，這幾乎成了美國的一貫做法，這也是美國帝國主義與世界其他帝國主義的最大不同之處。

　　人所共知，美國是個崇拜上帝和《圣經》的國家，自認為是上帝的寵兒和使者。在1983年世界《圣經》年的時候，美國《新聞周刊》做了一篇《圣經》和美國建國的封面報道，報道中做了這樣的敘述：現在的歷史學家們發現，比起聯邦憲法來，也許《圣經》才是美國的立國之本。《圣經》是美國獨立宣言和聯邦憲法強有力的思想來源。美國的社會制度是以《圣經》精神建立起來的特殊、神圣、典范的民主制度，是世界的燈塔。這一論述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美國民主制度的信仰根源和美國民主輸出的思想根源。

　　在美國統治者看來，既然上帝造就的美國民主制度是典范的民主制度，那么余下來的事情就是把這種民主制度普世化。所以，美國的歷來統治者，都以“天定命運”的使命感，把向外輸出美國的民主制度，把美國民主制度“輻射”或“延伸”到“普天下”，作為上帝賦予自己的歷史使命。

　　美國民主制度輸出的內涵，是按照美國的面貌創造出一個美國的世界，并使其永久化。這里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要親美的所謂民主派上臺執政，完全接受美國的控制，服從美國的利益和全球戰略；二是要利用執政者的力量移植美國的民主制度，一般是要先移植美國的憲法，即接受美國的人權和價值觀念，然后按照美國的憲法，建立美國的民主政治體制，并逐步在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實現“美國化”。

　　美國作為世界惟一超級大國，其在全球進行的民主制度輸出，必然會影響到整個世界的形勢，也影響到各國的形勢。當前世界幾乎所有的重大國際問題，特別是國際間的矛盾、摩擦和沖突，幾乎都與美國的民主制度輸出有關系。所以，抓住了這一課題，就抓住了當前國際問題的核心。

　　毋庸置疑，在至今的世界上，能對資本主義制度做出系統、透徹、深刻、令人信服分析，并在此分析基礎披露出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和歷史地位的，沒有任何人能比得上理論大師馬克思。美國是不帶有封建痕跡的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至今美國發展的歷史實踐，在各方面都印證了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理論的正確性。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認真研究和認清美國民主制度輸出的實質、歷史、現狀和發展趨勢，對認清美國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實質和特征，認清當前整個世界形勢和發展趨勢，認清中美關系的癥結和發展趨勢，都有重要意義。
 
　　（二）

　　建國初期，美國民主輸出主要表現在對周邊地區和國家“同化”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實行“門羅主義”戰略，主要的輸出對象是拉丁美洲，重點是加勒比海地區。在亞洲的主要目標是菲律賓。第一次世界大戰，為美國民主輸出提供了機會。當時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宣稱：“新的自由民主”將是美國重要輸出品之一。“就在把戰爭提案送交國會的同時，總統就開始采取了確保由于美國參戰而改變整個戰爭導向的措施，這場戰爭不再是野心勃勃的列強相互爭奪權勢的傳統爭霸戰，而應當被定義成一場十字軍東征、一場‘確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無阻’的戰爭。美國不應當對幫助歐洲恢復戰前形狀感興趣，它不是為了這種舊日的過時目標而戰，更迫切在于為重塑未來世界貢獻自己的力量并為之帶來真正的改變。為此，‘民主’是一個重要的指導原則，因為它代表著一種全新的國內政治秩序，由此當然也能普及于國際秩序”([美]孔華潤主編《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頁)。兩次大戰期間，美國民主制度輸出的重點逐步由拉丁美洲擴大到亞洲和歐洲，二戰后的重點是日本和德國，以軍事占領的方式迫使這兩個國家接受美國的價值觀和民主體制，被稱為美國民主輸出的“成功典范”。

　　然而，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由于其在與世界其他列強爭霸的力量所限，在全球輸出美國民主制度，推行世界美國化方面，只是限于部分地區和部分國家。到20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蘇聯的解體，美國也進入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即后帝國主義時期。此時期，美國成為世界惟一的超級大國，其經濟和軍事實力，世界上任何國家都無法與其相比，它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全球性的大帝國。美國的統治者自認為已經具有了足夠的在全球實現“美國歷史使命”的力量，所以自克林頓政府開始，就把民主制度輸出，推行世界“美國化”，作為其全球戰略的基本內容。

　　“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借反恐戰爭之名，在推行民主制度輸出這一全球戰略中，可以說是使盡渾身解數，達到了狂熱的地步。其在推行這一戰略中，還依據世界總的形勢，針對不同地區和不同國家的不同特點，采取了不同的手段。比如，美國在中東的民主制度輸出是以戰爭的方式開場的。2003年，美國用殘酷戰爭的方式，軍事占領了伊拉克，現正緊鑼密鼓地強行向這個國家全面“移植”美國的民主制度，想以伊拉克為據點，然后向其他國家輻射或延伸。美國在東歐和中亞的民主輸出正在以“顏色革命”的方式推動。從2003年開始，美國用政治滲透和支持親美勢力利用和平運動上臺執政的方式，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取得了所謂“比較滿意地進展”。美國在全球的民主輸出現正以亞洲為重點，以中國為主要目標，進行著新的部署。所有這些“進展”，都似乎使美國對在全球民主制度輸出戰略的推行，增強了信心，稱“美國民主潮流正在世界興起”。

　　美國新總統奧巴馬上臺之后，其在就職演說中就強調，美國民主是美國民族信念和精神的體現，是美國永恒的力量。把美國民主推向全世界的美國夢，仍然放著光芒，仍然是美國的不懈追求。不過，面對狂妄發動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在戰爭中的狂暴行為使美國光環掃地的局面，特別是面對由華爾街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機的打擊，面對美國“神話”的日益破滅，奧巴馬政府被迫采取以退為進的策略，宣稱要改變布什單邊單極霸權主義和單純依賴軍事力量的做法，要重建傳統的同盟關系和采取多邊行動。從奧巴馬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一系列的言論和行動中，我們看得越來越清楚，這一重建傳統的同盟關系和采取多邊行動的真正含義是：在美國力不從心的情況下，想借助盟國的力量，幫助它完成向世界推廣美國民主的使命，幫助它實現美國夢。比如，奧巴馬政府積極向他認為對其擴展美國民主有利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政治滲透，公開或秘密派遣特種部隊；肆無忌憚地插手亞洲事務，利用歷史遺留問題，特別是邊界問題，挑撥離間亞洲國家之間的關系；公然威脅中國在南海的核心利益，在中國的大門口大搞軍事演習，耀武揚威等。這都說明，奧巴馬政府不僅無意改變或放棄向全世界推廣美國民主，使世界“美國化”的根本戰略，而且還在積極推行這一戰略。

　　從今后的長遠戰略看，美國民主輸出的終極目標是俄羅斯和中國。因為誰都看得出，依據當前的世界格局和形勢，只要像控制日本那樣控制了俄羅斯和中國，就控制了整個世界。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后，俄羅斯和東歐國家雖然走上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實現了美國以和平演變方式改變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性質的目標，但這些國家的政治體制卻沒有完全照搬美國的模式。更重要的是，俄羅斯作為一個軍事大國和強國，不僅不愿意受美國的控制，而且在中東、中亞還成為與美國爭奪利益的對手，這是美國不能容忍的。美國民主制度輸出的目的，在這些國家顯然還沒有完全達到，因此才采取“顏色革命”的方式再次對這些國家進行民主輸出。從布什政府頻頻向俄羅斯領導人施壓，要俄羅斯實行美國式民主制度，以及下大力量和本錢在俄羅斯培植親美勢力的事實，就不難看出，俄羅斯是美國在獨聯體國家推行“顏色革命”的最后一個目標。

　　早在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之前，美國就做著中國夢，就想獨自控制中國，把中國變成“美國的姊妹共和國”，使中國成為其控制太平洋，“把太平洋變成美國的內海”的基地。在同中國的關系中，美國從來沒有放棄過這個夢。現在，中國不僅是發展中的大國，而且是社會主義大國。中國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日益發展和強大，這自然成為美國的心腹大患。美國學界和政界都承認，美國不是不想用武力的方式改變中國的政權性質，從而控制中國，而是因為考慮動武代價太高，而且沒有把握取得成功，所以才不得不采取“遏制”加“接觸”的政策。眾所周知，“遏制”、“接觸”都是手段和策略，最終目的依然是改變中國的政權性質，為其控制全世界掃除最后的也是最大的障礙。

　　無論中美關系如何發展和變化，美國堅持對中國進行民主輸出從而改變中國的政權性質這一戰略是不會改變的。這正是中美關系發展中產生一切矛盾、摩擦和沖突的癥結，是臺海問題的癥結。對于這一點，中國人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比如現在美國一面說要“接觸”，要發展中美關系，一面卻大力炒作“中國威脅論”，在中國的周邊國家挑撥離間，緊鑼密鼓地進行圍堵中國的軍事部署；在人權、政治制度、民族和宗教政策、能源和金融政策等方面，進行“妖魔化”中國的宣傳；特別是近來公然揚言中國如何處理南海問題涉及美國的利益，并同韓國在中國大門口黃海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耀武揚威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即在不動武的情況下，利用軍事威脅、政治孤立、文化滲透等方式，促使中國走上向美國民主制度和平演變的道路。

　　 （三）

　　不能否認，美國的民主制度與封建專制制度、軍事獨裁制度相比，有著歷史進步性，即使在資本主義世界，它也被稱為是“最好的民主制度”，具有一定的優勢，所以被其他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所借鑒，也被世界上一些人所崇拜。然而，由于如下幾個方面的原因所決定，美國想以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一個世界，讓世界所有國家都接受美國的制度，從而使美國式資本主義制度永存，使美國在全球惟一大帝國和單極霸權主義地位永存，是絕難實現的。美國不顧客觀現實，逆歷史規律，強行推廣美國的民主制度，只會引起它與大多數國家發生更多的摩擦，使世界更加動蕩，甚至引起更多的流血、沖突和戰爭。

　　一是就民主理念和體制來說，任何國家的民主體制的形成，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條件和民族理念，都是在自己本土上生長和發展起來的。以自由、人權、人人生而平等為核心的美國民主觀念，以公民選舉和三權分立為特征的美國民主體制，都是在美國特殊歷史條件下產生和發展的，具有強烈的民族理念和民族性。從美國而言，這種制度只能影響別的國家，而不可能全盤移植到別的國家；從別的國家而言，同美國一樣，現在世界各國的民主制度，也都有著自己特殊的歷史條件和強烈的民族理念與民族性，都是在本民族發展的具體的歷史條件、社會環境和發展水平下產生和發展的，都有一個漸進的發展過程和規律性。各國根據本國的具體實際，在不受任何外界壓力的情況下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民主制度，這是符合事物發展客觀規律的。尤其是新生的、正在不斷完善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其充滿生機的發展，正在世界產生著廣泛和深遠的影響。現實世界的民主制度應當是具有多樣性的。由于民族信仰、文化傳統、民主理念、社會制度、發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世界所有國家，都只能依據本國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和民族特點，吸收和借鑒美國民主制度的優點，而不可能完全照搬照抄，更不能直接移植這種制度。

　　二是就民主制度的內容來說，由于美國民主制度仍然是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其自身是有缺陷和弊端的。只要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分析和觀察美國的民主制度，就不難發現，美國的民主制度仍然是建立在權利不平等基礎上的，因而它不是人類理想的民主制度。美國的民主制度的要害，是它借以建立的基礎——經濟權利的不平等性。因為這種基礎的不平等的存在和發展，使美國民主制度的靈魂——人人生而平等就成了有名無實的空話，借此樹立起來的民主制度的大廈就失去了根基，成了空中樓閣，無論用多少美妙的辭藻來裝飾它，無論把它與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平等如何牽強附會地聯系在一起，都無法掩蓋這樣的事實：它實質上所體現的是一種不平等權利，只是少數富人的平等權利，而不是廣大民眾的平等權利。對廣大民眾來說，它是一種虛假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其所得到的只是空泛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和在富人們設計好的“契約”上簽字的平等權利。如美國學者塞繆爾·鮑爾斯在《民主和資本主義》一書中所承認的：“今天沒有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合理地稱為民主社會”。所以，這種民主制度不僅不會被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所接受，而且其自身也只不過是一種過渡性的民主制度。從美國的實踐看，這種民主制度缺陷的不斷暴露和發展，越來越證明：馬克思所指出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歷史過渡性，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滅亡的規律，是不依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三是就美國民主制度的進步性來看，這種進步性畢竟是歷史的進步性，只是在人類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才表現出的進步性。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從產生到現在，已經有200年的歷史。在這200年的發展中，它不僅創造了夢幻般的各種先進科學技術和巨大的生產力，積累了巨大的社會財富，而且適應以科學技術為核心的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生產關系和全部社會關系也得到了不斷的變革。美國發展的歷史，就是這種不斷革命化的歷史，資本主義所取得的所有進步和奇跡，都來自于這種革命化。而美國民主制度的進步性，就集中體現在它作為上層建筑，能為這種不斷革命化創造比較好的政治和社會環境，能促進這種革命化。然而，由于這種不斷革命化的必然結果，是新的社會形態的產生，所以它的這種進步性只能局限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范圍之內。一旦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有新的與資本主義性質不同的生產關系與其相適應，它就不僅不再具有進步性，而且必將成為這種不斷革命化的桎梏，而被迫退出歷史舞臺，被一種能為新的革命化創造政治和社會環境的民主制度所取代。

　　四是從美國的法定權力結構來看，美國權力結構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對公民權的忽視。在聯邦憲法中，只規定了議會的權力、總統的權力、最高法院的權力、州的權力，惟獨沒有規定公民的權利。號稱堅持“人民主權”的國家，在自己的最高法律——聯邦憲法中，卻只字未提人民的權利，這是令人驚訝和不可思議的，所以它一開始就遭到公民的不滿和抗議。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并得到法律的保護，廣大公民不得不發動各種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抗議這種法律的不公。雖然在這些大規模社會運動和抗議下，后來不得不補充了一些有關公民權利的法律，但這并不能充分反映和表達公民的愿望，在美國法定的權力結構中，公民權利被忽視，這始終是美國民主制度的缺陷。

　　五是從美國200多年的實踐來看，美國的現實對美國開國元勛的理想，提出了尖銳的質疑和挑戰。1782年，美國一位軍官致信華盛頓，建議他當國王。華盛頓回信說：“這個請求孕育著可能使我國蒙受最大的災難”，而堅決拒絕。開國元勛們在制定聯邦憲法時，主要考慮的是三個問題：一是如何保證政府不成為專制的統治，總統不成為經過選舉的君主；二是如何保證通過選舉產生的議會的議員，不背叛選民的意志；三是如何防止為不正當情緒及不法利益所左右而造成政策的失誤。而財產的私人占有和這種占有的不平等，是出現專制統治的根源。美國財富私人占有的不平等，與上面的理想存在著內在的根本性的矛盾。正是由于這種不平等的惡性發展，美國的現實離這種理想似乎越來越遠。現實的美國，的確如馬克思所說的，“金權政治”使“自由私有制”變成對財富的壟斷；使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權”變成了“特權”。當前，美國財富不平等的積累，使財富集中和兩極分化的嚴重程度，都令人驚訝。據美國政府的統計，當前占美國總人口5%的最富的人的收入，占美國總收入的近50%以上；而占總人口1%的最富的人的財富，占美國財富總量的38%。而占總人口80%的一般家庭的財富，只占美國財富總量的17%。美國前總統卡特在2005年11月14日《洛杉磯日報》撰文《這不是真正的美國》中，就猛烈抨擊了布什政府，指出：“我們的政府通過減輕富人的財政負擔對富人進行了史無前例的保護，對美國的勞工階層則沒給予足夠的關心。國會議員將他們自己的年薪提高了3萬美元，卻將每小時的最低報酬凍結在5.15美元上。這屬于工業化國家中的最低標準。”經濟是基礎，經濟上的不平等，必然帶來政治、教育、衛生等社會各個方面的不平等，在所有這些方面，巨富和窮人之間，哪有什么平等可言。

　　（四）

　　美國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和虛偽性日益暴露，其在世界上的吸引力已經日益下降。西方不少學者都指出：各種政治和腐敗丑聞一個個被披露，龐大的軍事、情報、外交部門在“秘密”的掩蓋下失去了民主監督，國家權力日益向總統集中和金錢選舉、金錢政治的惡性發展，議會權力的失散和在許多重大問題決策中成為“橡皮圖章”等，這些都違背了美國人的意愿，在破壞著美國民主制度，使美國民主制度日益變成“老牛破車”，“有名無實”了。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機，又一次打破了美國神話，打破了美國民主的神話，打破了沒有美國民主經濟和社會就不能發展的神化。美國制度的本質，美國制度的矛盾，在這場危機中，都暴露無遺。美國的民主制度不是人類理想的民主制度，美國的民主制度不具有普世性，這已被世人看得更清楚。從發展趨勢看，不管采取何種方式，美國的民主制度向更高、更理想的民主制度發展和過渡的時期似乎不會太久了。

　　2003年6月，英國學者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在英國《衛報》發表的《輸出民主的危險》一文也得出結論：“輸出民主是布什危險的幻想”。他指出：“由于美國的革命傳統，它一直擁有著狂妄和幻想。如今，美國的科技和軍事優勢是毋庸置疑的。它確信本國社會制度的優越性，而且自1989年以來，就沒有任何事情能夠讓它想起自身物質力量的局限性。和威爾遜總統一樣，今天的空想家認為美國擁有一個始終有效的模范社會。剩下來的事情，就是照著這個‘自由社會’的樣子改造世界。”

　　如埃里克還強調：“由于美國用戰爭手段輸出其民主制度使世界許多地區重新陷入流血沖突和無政府狀態的情況比比皆是”，“在共同價值觀構成威脅的同時，傳播民主的運動并不會獲得成功。20世紀證明，一個國家是無法改造世界或簡化歷史進程的。它們不可能通過向境外輸出制度，輕而易舉地影響社會變革。1989年以后‘傳播民主’的活動，都加劇了民族沖突，導致多民族和多種族地區的國家分裂。”因此，美國想通過“‘傳播民主’來建立世界秩序的想法，不但不符合實際，而且十分危險。”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美國民主制度輸出戰略的推行，一場新的世界性的社會變革和新的力量組合的時代，似乎已經不可避免地到來。英國學者哈米爾·麥克雷認為，由于各種社會矛盾的發展，美國現有的價值觀和政治制度，必然要爆發一場革命，并預測這場革命可能在21世紀20年代爆發。他說：由于美國社會各種矛盾的積聚，“到某個階段，最有可能是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政治制度會發生一次巨大的根本變化，這種變化將類似于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這可能在現有政治制度內以溫和的方式發生。這不是政界驅動的革命，而是自下而上的價值的改變。”關于這一點，的確有待我們認真研究和觀察。

　　就當前來說，如布熱津斯基在《大抉擇》一書中所說，是繼續堅持民主制度輸出，堅持主宰世界的霸權主義戰略，還是放棄這種戰略，充當“全球安全的保證者和共同繁榮的振興者”，美國正站在十字路口，面臨著戰略抉擇。對世界其他大國來說，如何防范美國的民主制度輸出，特別是防范因美國民主輸出活動而出現動亂，這是非常值得重視的。美國有一本影響很大的教科書《國家間政治權力與和平的斗爭》，是美國學者漢斯·莫根索寫的。書中提出：現在的新的帝國主義在對其他國家控制上，有三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政治帝國主義，二是經濟帝國主義，三是文化帝國主義。作者對文化帝國主義的控制作用予以特別的重視。他認為，現在文化帝國主義政策是最微妙、最成功的政策。因為它是以征服和控制對方國家人們心靈，作為改變兩國之間權力關系的手段。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意識、價值觀念能征服另一個國家所有決策者和民眾的心靈，那么它就贏得了比軍事征服和經濟控制更徹底、更永久性的勝利。這種征服心靈的手段，實際上就是和平演變的手段。對這種手段，像中國這樣的國家，的確應當特別提高警惕，并加以防范。

　　這里還應當提及的是，冷戰后，美國用戰爭、和平滲透和“街頭政治”的手段，強行在全球推行其民主輸出戰略，不僅加劇了與世界很多國家的矛盾，而且使其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日益嚴重，從而也加劇了美國國內矛盾。這也標志著包括美國在內的新的世界性的社會變革和新的力量組合時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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