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背后那些可笑的外國朋友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背后是地緣政治議程

威廉·恩道爾[1]

著作：《霸權背后》、《金融海嘯》、《石油戰(zhàn)爭》、《糧食危機》

在一個極其微妙而敏感的時刻，挪威議會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把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中國的劉曉波。此時此刻，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正在向中國政府施壓，試圖迫使人民幣大幅升值——其實這對于深陷困境的美元毫無幫助，但是對中國的經(jīng)濟卻會造成危害。諾貝爾和平獎成了上演鬧劇的舞臺，這里演出的是華盛頓反對中國的戰(zhàn)略大戲——不斷升級、長期施壓的戰(zhàn)略行動。

把諾貝爾今年度和平獎發(fā)給劉曉波，顯然不是什么巧合。準確地說，這是一項精心安排的長期戰(zhàn)略中的一個行動。這個戰(zhàn)略不是挪威議會部分議員的戰(zhàn)略，而是世界霸權——美國精英集團的戰(zhàn)略。這個戰(zhàn)略的目標，就是要阻止中國成為一個對世界經(jīng)濟具有主導性的主權國家的進程。他們現(xiàn)在要的事，是給中國“磨掉棱角”。

在世界媒體中上演的諾貝爾和平獎鬧劇，就是這一戰(zhàn)略精心策劃的一個部分——竭力讓中國在世界面前“丟臉”。這是一場更深層次的博弈，華盛頓直接或間接控制的非政府組織等織成的網(wǎng)絡相互密切配合，把“人權”當作華盛頓地緣政治的一個武器來使用。

這一次的諾貝爾和平獎戰(zhàn)略不會比2008年3月的西藏暴亂更成功，不會比2009年7月中國新疆的騷亂更成功，也不會比2007年在中國鄰國緬甸的動亂（“藏紅色革命”）更成功。這幾次行動，都是華盛頓精心策劃、秘密鼓動，或者通過親達賴喇嘛集團的人發(fā)起的。參與其中的那些不成氣候的集團對此都很清楚。他們處心積慮地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制造一種國際氣候，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形象，從伙伴和“朋友”轉(zhuǎn)換成“敵人”。不過從華盛頓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風險非常高的戰(zhàn)略，或者是陷于地緣政治困境的美國在孤注一擲。

劉曉波那些不靠譜的可笑的外國朋友

英語中也有這樣一句老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因為我沒有見過劉曉波本人，也沒有讀過他的著作，所以我沒有資格談論劉曉波的為人。不過來認識一下劉曉波的那些滑稽可笑外國朋友，可能更重要。

在國際筆會網(wǎng)站[2]上的正式履歷中，劉曉波曾是國際筆會獨立中國筆會中心的會長，他擔任此職一直到2007年。現(xiàn)在他還是該組織的理事會成員。這個國際筆會并不是某些作家們碰巧的集合，它是英美鼓吹人權和民主的非政府組織和私人組織網(wǎng)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出資人掏錢給這些組織，是要用它們來達到自己的地緣政治目標。

國際筆會自稱 “世界上最早的人權組織”，成立于20世紀20年代，地點在倫敦，出面的人物是英帝國的兩名地緣政治戰(zhàn)略家：G.B.蕭伯納和H.G.威爾士。筆會的資金來源于美歐私人基金會和公司所組成網(wǎng)絡，其中有布盧姆伯格集團、挪威外交部和“其他不愿透露姓名的贊助者”。它說它要創(chuàng)造一種叫做“世界文化”的東西，從這里我們立刻嗅到了英美“全球治理”的某種氣味，這是戴維·洛克菲勒的“世界新秩序”那種氣味。

國際筆會被覆蓋著一個更大的“國際言論自由與交流”（簡稱IFEX）的網(wǎng)絡中，那個IFEX的地點在加拿大，有大約90個成員，都是非政府組織，其宗旨聽起來很高尚：捍衛(wèi)“表達自由權”。“國際言論自由與交流”的成員中，有一個是總部設在華盛頓的自由之家（由美國國務院資助），另一個是國家民主基金會（NED）。

自由之家是為了推動美國參加二戰(zhàn)而于1941年創(chuàng)建的，其后在冷戰(zhàn)期間，是美國情報局指揮的反共宣傳工具。這個非政府組織最近在華盛頓指揮的制造動亂的行動中卻是指揮的中心，如西藏、緬甸、烏克蘭、格魯吉亞、塞爾維亞、吉爾吉斯斯坦等，一旦這些國家地區(qū)不遵循讓美國某些精英滿意的政策，自由之家就要行動了。自由之家的上一任主席是中央情報局前局長詹姆斯?伍爾西。自由之家主席包柏漪，是2008年西藏暴亂時的西藏國際委員會中的一個頭面人物。自由之家曾與喬治·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挪威外交部緊密合作，推動了例如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這樣的行動，那些項目都有華盛頓提供的經(jīng)費支持。吉爾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的結果，是親華盛頓的獨裁者和毒梟K·巴基耶夫上臺執(zhí)政。[3]

國際筆會與劉曉波的聯(lián)系暫時到此。下面看一看，諾貝爾和平獎為什么給了他。

1989年天安門鮮為人知的故事

根據(jù)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公告，劉曉波獲獎的主要理由，是他在1989年天安門抗議中扮演了主角，還有2008年他和別人共同起草的《零八憲章》。《時代》雜志稱該憲章為“在受壓制的共產(chǎn)主義中國呼吁民主政治改革的宣言”。[4]

1989年春天，據(jù)說劉曉波從其任教的美國常青藤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乘飛機回到中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學生抗議活動中扮演了主角。對世界上的許多人來說，1989年6月的天安門廣場事件，至今還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wǎng)（CNN）當年播出的那個形象。很少人知道，1989年6月的天安門廣場事件，是美國情報機構干涉中華人民共和國內(nèi)部事務和實施日后所謂的“顏色革命”的最早的嘗試。后來由華盛頓操縱的類似的顏色革命，有塞爾維亞反對米洛舍維奇的革命、烏克蘭的所謂橙色革命、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以及其他地緣政治性的動亂，目的都是促成有利于華盛頓的政權更迭。

正如在我的專著《霸權背后：美國全方位主導戰(zhàn)略》中詳細描述過的那樣，天安門事件之后，敦促當時的美國總統(tǒng)喬治·布什對中國政府施加強力制裁的人，是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他是布什的老朋友、中央情報局官員。如果要說李潔明是動亂的承辦人，理由是很充分的。波士頓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吉恩·夏普（《非暴力戰(zhàn)爭》教材的作者）在天安門抗議升級之前，恰好也在北京。據(jù)報道，夏普的組織和課本，特別是他的專著《基于平民的防御：后軍事武器系統(tǒng)》，在塞爾維亞、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顏色革命中，都曾發(fā)揮過很重要的作用。夏普1989年6月正好在北京，這或許是巧合……也許不是。[5]

有消息說，1989年當天安門廣場上發(fā)生各種事件之時，一個以喬治?索羅斯為首的基金會（即“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一起參與了1989年6月天安門事件期間推翻中國的活動，后因受到中國官方指控而被迫停止活動。[6]

恰巧在同一個時候，美國情報機構也積極地行動，推翻了蘇聯(lián)，回憶一下這個事實很有用。因此，劉曉波的決定——放棄他在紐約的名牌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前途遠大的學術事業(yè)，在1989年的春天，毅然投入進天安門事件的中心，極有可能至少得到過他那些很不對頭的美國朋友們的慫恿。

劉曉波在起草《零八憲章》扮演的角色、他選擇的時間，也很令人好奇。當中國在對它的經(jīng)濟進行現(xiàn)代化時、當中國允許在筆者看來比許多西方所謂的民主國家更多個人自由的時候，劉曉波提高了他的政治批評的調(diào)子。2008年，他相當清楚地知道，中國官方對西藏和和新疆可能發(fā)生的動亂活動極其敏感；這關系到在奧運會期間使北京丟面子。美國國務院承認，2008年由達賴喇嘛所支持的西藏抗議和暴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內(nèi)部動亂。如果認真嚴肅對待這樣的事情，那么這個時刻就不是更多要求放開不同政見的時機。它暗示，劉曉波的行動也許出自另一個更深的計劃，而那個計劃是他那些很不對頭的外國朋友提出來的。

諾貝爾獎提名

在這種情況下，是誰正式提名劉曉波為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就很值得注意了——提名人竟然是達賴喇嘛！他自己通過國家民主基金會，長期接受美國政府中央情報局和國會的大筆金錢。達賴喇嘛提名劉曉波這個事實，足以說明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本質(zhì)——地緣政治。

如果我們再關注一下提名劉曉波的其他人，那名單讀起來就像戴維·洛克菲勒那個極為秘密的三邊委員會的國際會員名單。那個三邊委員會是由超級精英、只有邀請才能入會的一個團體，由北美洲、歐洲和日本的300個強勢人物所組成。中國未被邀請參加這個嚴格挑選會員的俱樂部。

除了達賴喇嘛，提名劉曉波的人中，還有捷克外交部長和親王卡雷爾·施瓦岑貝格、世界貿(mào)易組織前主管邁克·穆爾、俄國反對自由市場政客G·A·葉林斯基。

卡雷爾親王、穆爾和葉林斯基——他們也都是精英組成的三邊委員會的成員；我們從這里得到了什么暗示？他們有計劃地把諾貝爾和平獎送劉曉波。

支持北約的捷克前總統(tǒng)瓦茨拉夫·哈維爾是喬治·索羅斯贊助的人權觀察組織國際委員會主席。他也參加了劉曉波獲獎的提名。哈維爾是卡雷爾親王的親密朋友，他注意到，劉曉波的《零八憲章》是捷克《七七憲章》的翻版。該憲章曾得到美國的暗中支持，在推翻20世紀80年代的蘇聯(lián)時派上了用場。[7] 這一切都在暗示，這是一個結合緊密的哈維爾俱樂部，其會費是由華盛頓來支付的。

有關挪威議會諾貝爾委員會的情況很少被公布過。他們的網(wǎng)站強調(diào)，他們是完全獨立的，但是如果看一看獲獎者名單，這話就不那么可信了。那個名單包括達賴喇嘛、昂山素季（緬甸被監(jiān)禁的反對派領導人）、巴拉克·奧巴馬（執(zhí)政僅兩周時獲獎，而在他獲得提名之前，他在阿富汗戰(zhàn)爭的軍事集結非常顯而易見），以及亨利?基辛格（20世紀70年代任美國國務卿，支持拉丁美洲獨裁者鎮(zhèn)壓成性的隨意殺戮平民的政權）。當然，當華爾街銀行和英美權勢集團決定借全球性變暖而加緊行騙的時候，諾貝爾和平獎就授予了聲名狼藉的聯(lián)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和全球性變暖鼓吹者戈爾。只要把事實公開，證據(jù)是確鑿無疑的：諾貝爾和平獎是北約集團的一個地緣政治工具，向不和它一心一意的那些政府施加壓力。挪威是北約的一個創(chuàng)始成員國，并且與美國的領導集團有著極為密切的聯(lián)系。

更加深刻的地緣政治意義

美國強勢集團為什么選擇這個時刻通過授予劉曉波和平獎來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施加更大的壓力？這個問題可以明顯地見之于中國近來成為強大、充滿活力、不斷增長的世界經(jīng)濟體而同時美國跌入其200多年歷史中最嚴重的經(jīng)濟蕭條這一事實。

美國官方戰(zhàn)略政策仍然是2002年9月《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里所詳盡闡述的內(nèi)容，有時又被稱為“布什主義”，稱“冷戰(zhàn)后時代美國的政治和軍事任務將是保證不允許超級大國對手在西歐、亞洲或者前蘇聯(lián)的領土上出現(xiàn)”。這種方案的制定一直是1992年以來五角大樓明確奉行的金科玉律。[8]

為什么中國被盯上了？這只是因為中國今天作為在經(jīng)濟和政治上一個不斷崛起的世界因素，與外國進行聯(lián)盟，用以支持在蘇丹或伊朗這些華盛頓控制較少的地方的這種發(fā)展勢頭。在這點上，中國作為一個積極穩(wěn)定國家的存在，對于美國來說是一個不斷增長的戰(zhàn)略威脅，并不是因為中國威脅華盛頓在全球發(fā)起的戰(zhàn)爭。真正的威脅是，當中國、俄國、中亞的上海合作組織國家以及不計其數(shù)的其他國家走向一個更加多樣化的多極世界的時候，美國和那些遵從其戰(zhàn)略的國家失去全球性霸權地位。根據(jù)布什主義和美國戰(zhàn)略地緣政治學，趁現(xiàn)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防止那種事態(tài)的進一步發(fā)展。聯(lián)合國安全理事會在美國強大的壓力下最近逐步加大對伊朗的制裁，與其說是與伊朗及其核野心有關，還不如說是與伊朗是中國的一個戰(zhàn)略經(jīng)濟伙伴這一事實有關。

諾貝爾和平獎頒發(fā)給劉曉波，離開一個促進和平的姿態(tài)很遠。此事最好從它的真實情況來看：這是一個被美國引導的、非政府組織孵育的、反對中國主權的、非正規(guī)戰(zhàn)爭宣言的一部分。英國200多年的均勢地緣政治學中，有一條這樣的公理，即霸權帝國必須時刻尋找兩個潛在敵人之中較弱小的一個，然后與之聯(lián)合，攻破強者。美國從2001年以來對印度的政策、2008年以來對中國的政策，恰恰如此，即尋求與弱小但更有用的印度結盟，結為軍事和戰(zhàn)略聯(lián)盟，對抗中國在亞洲特別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戰(zhàn)略利益。

北約在阿富汗（遠離北約的北大西洋地區(qū)）的正式存在，應該發(fā)出的是這樣的信號，即所有這一切并不是為了促進民主或表達自由，而是一個不斷式微的霸權孤注一擲地試用它武庫里的一切武器，來扭轉(zhuǎn)現(xiàn)實。劉曉波只是他們這一努力的一個順手的工具而已，是無數(shù)工具之一，就像達賴喇嘛或華盛頓支持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熱比婭·卡德爾一樣。值此美國的可信度與它的經(jīng)濟穩(wěn)定同時急劇惡化之際，他們這樣干大概是無濟于事的。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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