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從“Дом”到“領帶”

----蘇聯解體二十年祭 之一

王中宇

羅曼諾夫王朝

工商文明的沖擊

“解放”與暴亂

“斯托雷平的領帶”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獨立，蘇聯解體過程進入倒計時。次年，格魯吉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順次宣布獨立。這年的8.19政變是遏制解體進程的最后努力，然而政變顯然得不到起碼的支持，僅維持3天便宣告失敗，當時的俄羅斯共和國總統葉利欽隨即宣布蘇共為非法組織。就在這個月，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宣布獨立，蘇聯解體已不可逆。

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當天19時32分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降落！第二天，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最后一項決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

若干個世紀后的史學家們，在寫二十世紀史時，或許會用“蘇維埃世紀”來表征它。這個世紀的開端是蘇維埃政權的孕育與成立。在它的中期，“社會主義陣營”幾乎擴展到半個地球，還有大量的不發達國家同情、向往社會主義道路，至于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質疑資本主義制度的思潮一度成為思想界的主流，大量的青年則成為激進的抗議者。然而，在這個世界的末期，卻看到了蘇聯的崩潰和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

如果說歷史就是人類對自己集體生存方式的不斷探索，那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就是探索中的一次巨大的實驗。現在實驗結束了，而對實驗留給我們的“數據”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人民網曾發文總結了《關于蘇聯解體原因的十說》（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3/4264644.html）。至于討論蘇聯解體的書籍更是汗牛充棟。

“橫看成嶺側成峰”，分析這些議論，筆者注意到，它們大體可歸為兩類：其一，站在維護政權的立場上，總結經驗教訓；其二，視英美的歷史演化軌跡為“標準彈道”、“參照系”，來觀察俄羅斯的演化軌跡，并據以評價歷史事件。

在視力相似的條件下，決定你能看見什么的是視角。筆者喜歡Google Earth，它雖然不能讓我看清街上的香車寶馬、靚女俊男，卻能讓我變換高度俯視大地，并可從不同的視角隨意觀察。

用類似Google Earth的視角觀察歷史，我們能看見什么？如果不囿于既有的理論和概念，直接觀察被稱為“現代化”的進程，我們能看到什么？

羅曼諾夫王朝

這片土地的統治者，原是成吉思汗留下的金帳汗國，金帳汗國分裂后是大帳汗國。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擊敗大帳汗國，使得俄羅斯從大帳汗國獨立出來。此后歷任莫斯科大公對其它大公國發動一系列兼并戰爭，驅逐了韃靼蒙古人。1613年1月，米哈伊爾·費多羅維奇·羅曼諾夫被推舉為沙皇，開始了羅曼諾夫王朝在俄國的統治。1721年莫斯科大公國改稱俄羅斯帝國。這是俄羅斯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王朝。

中國的歷代王朝被稱為“家天下”，羅曼諾夫王朝在俄語中稱被稱為Дом Романовых，這里的дом的本意就是“家”，俄漢詞典對дом的另一個解釋是：“大家庭(指由共同利益或共同的生存條件聯合在一起的人們所處的地方)”。

由此可見，人類的社會組織是從家庭發育出來的。基于血緣關系的家庭有天然的共同利益，其家長本能地為家族的整體利益著想。從家到王朝，社會結構復雜化了，社會成員間除年齡、性別、輩分之外更增加了身份的差異。從基層生產者到社會管理精英，社會分化出了明顯的層級。它們之間必然出現利益的對立，這不可避免會導致相互的斗爭。社會必須找到一種結構，調節這些矛盾，遏制內部的斗爭，否這它將在內斗中崩潰。

觀察中國歷史，我們的先人在不斷的試錯過程中形成了意識形態的儒家正統、經濟形態的自耕小農、和政治形態的中央集權郡縣制。金觀濤在《興盛與危機》一書中詳細分析了這種社會結構的穩定性。

觀察羅曼諾夫王朝，我們能發現類似的穩定機制：基督教本來不利于王朝的穩定。教權、王權分立，是西歐小國林立，紛爭不止的重要原因。但俄羅斯信奉的是東正教，沙皇和百姓都是東正教教徒。

“在俄國，政府和各級行政當局做事不分世俗與精神的范疇。例如政府下令在一些地方舉行宗教儀式消災免疫，或在天災荒年祈神求助，而且行政官不但下令，實際上還組織舉辦這些宗教儀式，而宗教人士只是跟著行政指令扮演次要角色。又如在贖罪儀式中，省長手捧圣像和圣骨匣游行，這些圣像遺物都是由莫斯科當局挑選然后發交各省，以保證這類重要公眾服務得以舉行。”（拉伊夫《Understanding Imperial Russia》，中譯本書名為《獨裁下的嬗變與危機-俄羅斯帝國二百年剖析》）。

西方教會人士攻擊其為 “國王兼教宗制度”，指其教會事務完全順從皇帝的管理，教會實際上成了政府的一個部門。而支持東正教的神學家則辯稱這是“和諧”，整個社會是由神眷顧的，教會讓信奉基督的領袖管理國家，國王是由神“膏立”的，結果是宗教和政治權力互相支持。（“膏立”：希伯來人的宗教儀式，被膏油澆灌的人被認為是由神所定、所選、所立的，而非由人選的。）

小農經濟缺乏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和交換，單個農戶生產的剩余價值極小，因而天生具有自給自足的傾向。先秦的擊壤歌形象地表明了這一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最大的困難是如何從基層生產單位汲取財富與勞力。所得與征收成本之比，限制了國家的規模。

羅曼諾夫王朝的社會結構是：農民屬於公社，公社屬於國家。國家把農民公社賜予貴族。貴族把自己及隨從交給國家，在軍隊或政府機關中服役。政府只向公社收稅，不向單個農民收稅。這樣既解決了勞力來源又解決了財富來源。這種公社體制中，貧困農戶交不起的稅，由富裕戶補上，還習慣于定期重新分配土地，這緩解了農民兩極分化的速度。

在中國，學者們早就發現了“家國同構”，皇帝是整個國家的大家長，而皇后則需“母儀天下”。帝、后的這一形象非常重要，它在社會底層造成了“經是好的，給歪嘴和尚念歪了”，“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思維慣性，使不可避免的社會矛盾不至于惡性爆發。一旦“家長”被國民視為“暴君”、“昏君”，王朝的末日就到了。

同樣，俄國君主傳統上扮演親民的形象，向來強調“抑強扶弱”，被視為“富人與窮人之上公平的仲裁者”、“弱者的沙皇”、“老百姓的沙皇”，被廣大農民視為整個Дом的“慈父”，甚至視為人間耶穌的化身。直到1905年沙皇的軍警向高舉圣像和沙皇肖像的請愿者開槍，這一形象才破滅。

工商文明的沖擊

從表面上看，中國的儒家和俄國的東正教南轅北轍，風馬牛不相及。然而，仔細觀察，卻能發現他們有著一些意味深長的共性。

比如，它們都鄙視財富。在圣經上載，耶穌說:“駱駝穿過針眼，比富人進天堂還要容易呢!”儒家顯然比耶穌寬厚，沒有一股腦地將財富劃歸原罪范疇。但也強加了不少限制，最大的限制是“有道”：“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再就是“義”：“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此外還有“君子周急不繼富”、“富而無驕”、“富而好禮”。總之富人必須是道德楷模。

又如，它們都限制物欲。儒家在這方面的典范是顏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子自己的主張是“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儒家從“樂”與否的視角觀察物欲，在儒家看來，“樂”與物質享受無關。孔子對理想人物的描述是“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基督教對物欲的態度比儒家更嚴厲：

“情欲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奸淫、塵穢、邪蕩、拜偶像、邪術、仇恨、爭斗、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嫉妒、兇殺、醉酒、荒宴等等，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凡屬基督酥耶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欲，同釘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書》）

“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圣靈的人體貼圣靈的事。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圣靈的，乃是生命、平安。……屬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歡”（《羅馬書》）；

為了消除原罪，基督教主張實行禁欲主義。它認為人類天性粗糙而鄙下，必須以神為最高價值，靠嚴格的內在自我控制加以改造。作為基督教的“正統”，東正教盛行禁欲主義，通過各式苦行活動棄絕、蔑視身體。民間教派中有鞭身派，在娛神活動中集體唱歌，用兩指向上帝祈禱，用樹枝鞭打背部。甚至視婚姻為“淫亂”。在知識精英中，托爾斯泰的觀點頗具代表性：

“我們的一切痛苦，不是從饑餓里來的，不是從愛里來的，也不是從恐懼和憤怒里來的！這世上的惡，實在是從我們的肉體里來的！大家仔細想一想，因為我們有肉體，然后才有饑餓、愛、恐懼和憤怒的呀”（托爾斯泰《惡的出處》）

主流意識形態如此，社會倡導的必然是道德、精神。而開發資源、積累財富必然被放到第二位，甚至被視為上不得臺面。故“心性之學”、“理學”在中國始終壓到“實學”。而俄羅斯人不崇拜金錢，不喜歡西方小市民習氣，認為物欲橫流的歐洲已經腐朽。對治國目標而言，“穩定”始終壓到“發展”。

然而，17世紀左右，這樣的傳統社會遇到了一個異樣而強橫的文明—工商文明。

傳統社會將穩定放在第一位，其背后的深層因由是：意識到對人類的欲望而言，資源是有限的，縱欲必然導致對資源的無節制爭奪，并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13世紀末西歐興起的文藝復興，導致了人類歷史上或許是最重大的突變，它表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科學和技術的成功發展與巨大效用，使理性凌駕于信仰。基于祖輩世代集體生存經驗的宗教信仰被質疑，被解構。這方面，哪個國家先行一步，哪個國家就會擁有巨大的優勢，對此，國人的深切體會是“大刀長矛對洋槍洋炮”。

第二，“地理大發現”打破了西歐人空間有限和資源有限的觀念，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已經覺醒的理性，為征服這廣闊的空間和開發這似乎無盡的資源提供了條件。

第三，社會發展面對的最大的問題已不是有限的資源，而是被宗教束縛的心靈。于是在“人文主義”的旗號下，開展了對人性的解放，文藝復興的文學三杰中，但丁批判中世紀宗教壓制人性，彼特拉克提出以“人的思想”代替“神的思想”，薄伽丘主張“幸福在人間”，他的代表作《十日談》中，淋漓盡致地描寫著性欲、財欲和權欲。

第四，在被喚醒的人類欲望面前，知識增長和生產創造力顯現出指數增長的態勢，昨天的神話成了今天的現實，今天的奢侈消費成了明天的必需品。而創造這一切的，是一個嶄新的政治經濟體制。

這樣一個變異的政治經濟體制從西歐誕生后，就強勢地向全球擴張。大清朝是在十九世紀中葉，才痛切而被動地感受到“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而緊靠西歐的羅曼諾夫王朝則早在十八世紀初就主動地向它靠攏。西方國家變異后顯現出的富強，對俄羅斯沖擊巨大。俄羅斯精英集團開始接受西方的學術思想。1697至1698年間彼得大帝化名下士彼得·米哈伊洛夫，率領了一個大約由250人組成的“龐大的使團”，考察了英、荷、德等國。訪問了西方國家的議會、工廠、學校、博物館等，甚至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當了一個時期的船長，還在英國造船廠工作過，在普魯士學過射擊。

于是18世紀初（康熙、雍正之交），羅曼諾夫王朝開啟了向新體制的轉變。

“解放”與暴亂

據拉伊夫的《獨裁下的嬗變與危機-俄羅斯帝國二百年剖析》，彼得大帝開啟的改革進程，以來自德國的cameralism為主導思想。cameralism的詞根是camera，指羅馬教廷的財政部（中文常譯為“官房”）；或法官的私人辦公室（中文常譯為“密室”）。cameralism's被譯為“官房主義的”。

官房，在歐洲的中世紀原指國家的會計室，中世紀以后指國庫或泛指國王的財產。官房學是有關政治、經濟知識的總稱，包括財政學、國民經濟學、私人經濟經營學和產業行政學等科學。

當時德國各大學設官房學一科，主要是培養財務行政官吏和君主的財政顧問，故名官房學派。為了加強國家對財政經濟活動的管理和控制，擴大財政收入，促進經濟發展和國家富強，官房學派以重商主義的經濟思想，闡明財政與國富有不可分割的聯系。與英法重商主義思想有所不同，其基本思想是用政治權利謀求國家的經濟統一，增加財政收入和增加朝廷經濟實力。

以cameralism為主導思想的俄羅斯改革，其原動力就是政府。增加朝廷實力，與歐洲各國爭雄，是羅曼諾夫王朝主動轉向現代化的基本動因。改革大體圍繞三個主題展開，其一是強化中央集權，提高官僚系統的效率，其二是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以獲取超越小農經濟的財力，其三是開疆拓土，打開海上通道。

改革的重心是：令原來基于農耕文明的上層社會轉而適應工商文明。換而言之，改革是要在傳統文明的基礎上制造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需要大量的資金和自由勞動力，原有的農村公社就成了最大的障礙。

1861年俄歷2月19日，俄國頒布了解放農奴的法令，共由17個文件組成。其一號文件是《1861年2月19日宣言》，《宣言》標榜：

“在對農奴們揭示出新的未來的時候，農奴們將會了解和感激地接受高貴的貴族們為了改善農奴的生活所做的重大的犧牲。”

宣言辯稱：

“如果沒有相當多的賠償或者自愿的讓步，地主就不可能從農民那里取得法律上規定讓他們得到的權利。如果使用地主的土地而不因此履行相應的義務，則是違反任何一種正義性的。”

看來解放農奴是地主向農奴單方面的讓步，人們理應期待一個“翻身農奴把歌唱”的和諧局面。然而，次年掌管高級警察事務的沙皇政府第三廳卻報告：

“根據所獲的資料，1862年一年內，共有400處領地上發生了最嚴重的農民反抗事件。在193處領地上動用了軍隊；其中93處領地上的農民起來暴動，4處領地上的農民襲擊了兵士，44處領地上的農民抵抗對罪犯的拘捕或用暴力釋放被捕人員。”

再次年第三廳又報告：

“1863年一年內共有386處領地發生了最嚴重的農民反抗事件。其中有1/3的領地動用了軍隊；30處領地上的農民起來暴動；11處領地上的農民襲擊兵士，39處領地上的農民抵抗對罪犯的拘捕或用暴力釋放被捕人員。受懲治者計有1280人；其中223人交法庭審判；26人被放逐到外省去。”

與之對比，“解放”前的1858～1860年，爆發的農民暴動和起義總計也不到290次。如此仁慈的讓步和犧牲卻換來了暴力對抗的急劇升級，令人錯愕。迫使人們到法令深處和社會現實中尋找原因。

《一般法令》規定：

“每個農民可以遵照自由農村居民有關法規，獲得不動產和動產為私產，可以轉賣、抵押和把它們作一般處理。”

不動產有兩種：一種是宅園地，農民可以贖買；另一種是耕地及其他土地（牧場、森林等），地主在保留對這些土地所有權的情況下，作為份地分給農民使用。份地數額不等，非黑土地帶，最高數額為3～7俄畝，最低為1～2.33俄畝；黑土地帶，最高者為2.75～6俄畝，最低為2,200平方沙繩至2俄畝；（注：1沙繩≈213．36公分；1俄畝≈1.09公頃，合16.35市畝）草原地帶根據各省農作物性質來定。農民可將份地贖買為私產，但須向地主繳納大大超過土地價格的贖金。

同時法令還規定，如果現有份地超過最高數額時，地主有權割去超過的部分。據統計，在非黑土地帶，割地占改革前農民使用土地的9.9%，而黑土地帶21省則26.2%。

《地方法令》則規定，當農民使用的份地超過“法令”規定的數額時，或者分給農民份地以后，地主剩下的好地不到全部土地的1/3時，地主有權向農民割地，即剝奪農民原種地的1/5～2/5。

于是，地主獲得了原公社全部土地的1/3以上，且為良田和整塊的土地，剩下的零星土地和沙地分給農民，農民可將份地贖買為私產，但須向地主繳納大大超過土地價格的贖金。

根據改革后的1877—1878年的統計，在歐俄49省的9,150萬俄畝私人土地中，貴族占有7,300萬俄畝以上的土地，約為總量的80%。

同時法令規定在農村建立一系列管理農民的機構，如村社、鄉理事會、鄉法院以及選出的村長、征稅官等。

如果說，“解放”前，地主和農民同在一個дом（大家庭）中，作為家長的地主在改革中獲得了дом中最豐厚的資產，還獲得了農民對自耕土地的贖金。而農民一方面是實際耕地減少，一面是資金流出，同時依然在村社等機構的管制之下。這與其說是解放了農奴，不如說是解放了地主。在村社這個大家庭里生活了兩百多年的俄國農民，他們的感受只能是：家長席卷了大量家產而逃，子弟們卻被束縛已敗落在大家庭中。

從宏觀上看，這場改革使廣大農民群眾喪失了土地和牲畜，成為半無產者，而擁有大地產的貴族地主農場開始轉向市場經濟—生產商品糧。與此同時，在自己莊園范圍內，貴族地主仍維持著對農民封建統治。俄國的經濟基礎開始了向資本主義的過渡。

俄國的知識界對這樣的“解放”做出了激烈的回應。赫爾岑在《鐘聲》上公開宣稱“解放是一種欺騙”。奧加廖夫認為這是“舊農奴制被新農奴制所代替”。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支持者，用通俗的群眾語言，寫了一份革命傳單《領地農民同情者致領地農民書》，對農民說道：

“你們不會從沙皇那里得到你們所想要的那種自由。你們是地主的農奴，而地主是沙皇的奴才，沙皇是站在地主之上的地主……”。

1862年沙皇政府逮捕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政論家皮薩列夫。用暴力鎮壓了農民的反抗，俄國進入了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預期的那樣“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

1861～1881年間，布匹的生產增加了兩倍，織布工廠排擠了手工織布業。1860～1890年，生鐵的產量由2,050萬普特增至5,660萬普特；鋼產量由1,250萬普特增至5,2000萬普特；煤的產量由1,800萬普特增至36,700萬普特。（注：1普特=16.38公斤）1866年俄國的工廠不到3千個，1903年已近9千個了。

1865～1895年，俄國的鐵路已由3,374俄里增至31,728俄里(注：1俄里≈1.0668公里)。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俄國已基本完成工業革命，成為了繼英法美之后的一大工業強國。走上了西方列強殖民擴張的道路，

然而對這輝煌的盛世，國民的真實感受卻呈現出顯著的兩極分化。

改革后的半個世紀中，貴族和地主已逐漸西化，有明確自我意識的資產階級出現在俄國歷史舞臺上。這個集團只占國民人口的零頭，但卻擁有絕大部分的經濟、政治和知識資源。

而國民的絕大多數—農民，除了日漸艱難的生計外，感受不到絲毫的盛世輝煌。他們擁有的經濟、政治和知識資源微不足道。在日漸強盛的工商文明中找不到自己的生存空間。19世紀末，俄國中部地區形成了巨大的農業人口過剩，有一半的農村勞動人口成了“多余的人”。19世紀最后l6年中有6年發生了饑荒，僅在1891年的饑荒中就有7O萬人餓死。人口過剩以及由此引發的饑餓，使俄國農民爭取面包和土地的斗爭延綿不絕。數百萬忍饑挨餓的人開始鬧事，演變為1904—1906年的農民革命。

“斯托雷平的領帶”

羅曼諾夫王朝用暴力鎮壓了這次革命，1905年1月9日冬宮廣場的槍聲，徹底粉碎了沙皇作為整個Дом大家長的形象。這個社會的精英集團開始義無反顧地邁向自己的既定目標。總理維特被視為過分溫和而被沙皇解職，代之以主張警察統治斯托雷平。斯托雷平提出“先安定，后改革”的口號，將行刑隊和“戰地法庭”派往俄國各地，專門審判參加了“土地恐怖”的群眾，而且要求法庭48小時內結案，24小時內執行判決。1906年8月19日到1907年4月20日，“戰地法庭”共判決死刑五千起，實際執行三千五百起（見金雁《二十世紀初俄國的改革、戰爭與革命》）以至于絞索在俄國被稱為“斯托雷平的領帶”。

“斯托雷平的領帶”帶來了恐怖的安定。在這安定的局面下，斯托雷平強行實施第二次土改,其目標是摧毀村社土地制度。

1906年11月22日，公布了《關于對農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現行法若干補充規定》的法令，準許農民退出村社。每個農民可以取得村社的份地作為私產，并允許出賣。1911年6月11日，公布《土地規劃條例》，規定份地不論是否預先確定為私產，凡是實行土地規劃的地方，都自動變為私產。1906～1915年期間，有200余萬戶農民退出村社。在退出村社的農戶中，60%左右的農戶低價賣掉了自己的份地。

為了鼓勵土地流轉，實現集約經營。政府立法規定農民銀行的主要任務是為土地交易提供貸款。根據1906年8月12日和27日的命令，農民銀行出賣土地給富農時，售價必須比標價低20%，且買銀行土地的人可首付1/5的款項，余款在55年內分期還清。1906～1916年農民銀行出賣土地4116168俄畝，其中的78.7%賣給了獨家農場和獨立田莊。1915年還出賣國有土地231736俄畝，其中90%賣給了獨家農場和獨立田莊。

可見，斯托雷平的政策傾向是大規模扶持富農--農村資產階級。這項政策極為成功，土地迅速向富農的農莊集中，而貧農則因出賣土地而傾家蕩產，淪為窮光蛋。為應對這一局面，斯托雷平當局廣泛實行移民政策，強行將破產的農民遷往西西伯利亞遠東和突厥斯坦草原等邊遠地區，遷徙條件極為惡劣，導致無數人凍餓而死。開往西伯利亞的火車被稱為“轱轆監獄”。自1906～1910的五年間，共遷出了250萬人。其中許多人“回流”，這些移民回到家鄉已無立錐之地，只能涌入城市，成為“農民工”，甚至成為無業可就的“盲流”,結果造就了一個一貧如洗，看不到希望，因而極度不滿的社會群體。

村社土地制度的摧毀為農業打開了資本主義道路，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改革的第7個年頭，俄谷物產量達到8600萬噸，這個紀錄，即使到了1953年的蘇聯，也沒有被打破。到了1913年，俄國生產的小麥占世界產量的1/4，黑麥占世界產量的1/2，大麥占1/3，俄國農業生產的糧食超過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國的糧食產量的總和。成為世界最大農業出口國與第二大農業生產國，被稱為歐洲谷倉。

在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農業中，商品性越高的作物增長越顯著，巨大的糧食產能瞄準了國際市場，1901-1905年俄國農產品的出口值是7.01億盧布，1911--1913年已增加到12.26億盧布，僅谷物出口一項，每年就可以多得5億多盧布，谷物出口運輸幾乎占鐵路運輸量的一半。

糧食出口成為俄國資本積累的主要源泉之一。斯托雷平改革的幾年間（1907——1914）俄國資本投資總額即從26億盧布增至51億盧布，其中外資由9億增至19多盧布，都翻了一番。1913年與1900年相比俄國人口增長22.35%，而煤產量增長121%，棉花加工量增長62%，出口總額增長112%，國民總收入增長78.8%，制造業國民收入增長83%，農業國民收入增長88.6%。

羅曼諾夫王朝迎來了史無前例的盛世。與人口相比，它擁有的物質財富顯然正在“極大地豐富”起來。從國際上看，它成了世界強權之一。從精神文明上看，它擁有一大批才華橫溢的音樂家、藝術家、科學家、文學家、哲學家，柴可夫斯基、列賓、羅巴切夫斯基、巴甫洛夫、門捷列耶夫、托爾斯泰、索洛維約夫至今仍是各領域的典范。以至于人們將這個時期稱為“白銀時代”——僅次于希臘神話中的“黃金時代”。

斯托雷平認為“哪里富足了，哪里就會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然而就在這繁花似錦、令人陶醉的盛世，在幾乎沒有任何先兆的情況下，1917年2月，羅曼諾夫王朝轟然崩潰。事變的誘因微不足道：首都的幾家商店因進貨不足與交通不暢，造成面包脫銷，導致不滿的居民上街，立刻引發騷亂。派去鎮壓的首都衛戍部隊卻發生了嘩變，工人與士兵逮捕了政府大臣、將軍。僅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正如當時任彼得格勒第一屆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的蘇漢諾夫所說：

“沒有一個政黨直接參加了革命的準備工作，當時誰也沒有把這一天當作革命的開始，這一天所發生的運動似乎與前幾個月的運動沒有區別，這種騷動在人們面前已經出現過幾十次了”。

對歷史的這一大轉折，史家眾說紛紜，筆者以為拉伊夫的視角最具啟發性：

“任何負責的政府都應該把全付精力首先放在國內人數最多的階級上。拿俄國來說，這個階級就是農民。”（拉伊夫《獨裁下的嬗變與危機-俄羅斯帝國二百年剖析》）

而斯托雷平的改革以暴力破壞村社、搶劫村社進行原始資本積累。正如其前任維特所說的，這場改革“注入了濃厚的警察色彩”，實際上成為有權勢的私有者對“無權的或半無權的私有者——農民”進行的掠奪。

斯托雷平改革證實了“不講道德”的經濟學的明效大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能喚醒巨大生產力。而社會現實卻展現了問題的另一側面：當斯托雷平以權貴為利益本位，用他那著名的“領帶”去套農民時，實際上套住了羅曼諾夫王朝的脖子。

在羅曼諾夫王朝的廢墟上，俄羅斯將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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