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糧食戰略主導下的糧食貿易規則

余瑩 湯俊　

    摘 要：美國的糧食戰略主要通過跨國壟斷集團及其掌控的轉基因技術控制國際糧食的種子、生產、銷售全過程，為此主導了世界貿易組織糧食貿易規則，力圖維系自身糧食不公平的競爭地位，限制發展中國家糧食進口關稅和貿易管制政策，并以各種貿易優惠措施誘使一些發展中國家轉種經濟作物而對西方糧食和轉基因技術產生依賴。為保障糧食安全，我國應積極參與WTO糧食貿易規則的修訂，做到適當進口糧食與保護國內生產的合理平衡，同時通過區域和雙邊協議，建立穩定可靠的糧源法律保障體系。

    2008年上半年世界范圍內爆發了糧食危機，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2月份之前的 36個月世界小麥價格漲幅超過 140％，全球糧價總體上漲了 83％。對包括亞洲在內的許多低收入發展中國家而言，食品價格的上漲直接威脅到了其生存，無疑是比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更為嚴重的事件。在海地、孟加拉、墨西哥等幾十個國家甚至因為糧食問題出現了大規模流血沖突和騷亂事件。
    從國際政治、國際關系層面來看，此次糧食危機折射出美國糧食戰略運作的痕跡。在美國主導的世界貿易組織（WTO ）自由貿易規則的推動下，許多國家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對外貿易依存度不斷提高，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在維護其糧食安全時處于弱勢地位。我國作為發展中的人口大國，糧食安全問題始終是關涉我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問題，其重要性在2008年上半年世界范圍內爆發的糧食危機中更為凸顯，為此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09年6月19日召開的“金磚四國”首屆首腦峰會上專門就國際貿易環境下解決糧食安全問題與其他國家首腦展開會談。因此可以說，糧食安全問題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它與美國的糧食戰略、國際貿易規則的演變交織在一起，十分復雜。探究美國糧食戰略的運作、操縱思路，并梳理其與國際農產品貿易規則的關聯，能為我國克服糧食危機提供應對策略。
    一、美國的糧食戰略：現代國際關系理論的詮釋
    國際政治的現實是一個持久的斗爭進程，所有的國家都是在一個檢驗權力平衡的，并且將決定出誰是最強大的進程中努力奮斗。追求權力是每個國家參與國際關系的目的。冷戰結束后，“一超多強”的國際戰略格局基本確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不僅要努力維持以其為核心的國際秩序，而且還要與其盟國一道圖謀建立同質性的全球政治經濟霸權體系。依據現代國際關系理論主要流派新現實主義代表學者羅伯特•吉爾平提出的霸權穩定論，霸權國家必須控制原料、資本的來源、市場以及在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上具有競爭優勢。因此，美國將糧食視為與石油一樣的可交換、可控制的戰略商品，并力圖通過各種補貼、專利制度使得其糧食及轉基因糧食品種具有全球競爭力，能低價在全球范圍內傾銷，借以擠垮發展中國家的傳統農業，而改種美國需要的咖啡、橡膠等經濟作物，使得發展中國家喪失糧食自給能力，即使保留有限的糧食生產也須依賴美國等提供的轉基因種子，最終謀求將其他發展中國家從糧食種子、生產、銷售到糧食消費結構均納入其掌控的糧食食物鏈之中，淪為其霸權體系的附隨者。當美國面臨次貸引發的金融危機時，就通過糧價暴漲賺取高額利潤并轉嫁金融危機。
    實踐中，美國通過各項國內立法、政策大力發展糧食生產，鼓勵出口。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統計資料顯示，近年來，美國玉米、大豆、小麥產量雖然分別占世界產量的37.9％、36.6％和8.3％，但貿易量卻占世界貿易量的58％、43％和22％，均居世界第一，美國已具備控制國際糧食市場的基本條件。為了實現其糧食戰略維持霸權地位，需要建立一個自由、穩定以及有效率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無疑，具有強制管轄權和貿易報復措施的WTO是實現上述目的并得以管理和控制世界的理想工具。所以美國帶頭發起并主持WTO農業談判，極力在WTO框架下限制發展中國家農產品進口關稅和貿易管制政策，并通過《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以下簡稱《Trips協議》）為其轉基因糧食品種獲得專利并占據世界壟斷地位掃除障礙。
    按照霸權穩定論的解釋，WTO糧食貿易規則首先必須對美國等霸權國家有利，而其他國家之所以認可這些規則的合法性并參與其中是因為“霸權國提供了諸如某種有利可圖的經濟秩序或某種國際安全之類的‘公共物品’”。因此，在實踐中許多發展中國家認可從 WTO農業規則中獲得出口經濟作物的收益而在糧食貿易做出讓步，同時還能在紡織品等其他議題上與美國進行利益交換。總之，“相互利益”既是霸權國主導糧食貿易規則合法性的基礎，也是整個WTO貿易規則穩定的基礎。為了維系WTO規則的穩定，保持盟國的團結，美國也不得不忍受歐洲、日本等對它的出口商品的歧視，讓自身狹隘的經濟利益服從于盟國的經濟利益。因此，當歐盟等國家和地區出于自身公共食品安全的考慮而對美國的轉基因糧食嚴格管制時，美國一直保持克制，而當美國認為這種管制會對其糧食戰略構成嚴重威脅時，美國就不惜使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打擊這種管制。
    “霸權穩定”論否定國際規則本身的獨立性，認為國際貿易規則以及規則的延續、變遷全憑霸權國的意志，顯然無法全面解釋WTO多哈回合談判發展中國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現代國際關系理論的另一重要分支新自由主義學派提出的“復合相互依賴”的觀念，能夠更合理地解釋美國主導的糧食貿易規則緣何得到其他國家的承認、執行以及發展中國家對WTO糧食貿易規則發展的影響。按照“復合相互依賴”的觀點，權力不再是國家行為的唯一目標，經濟利益顯然是國家安全的根本保障，當前所謂全球化是經濟相互依賴規模最大化的結果，也是最有利于國際經濟法律機制發展的契機所在。為了參與全球化并獲取國際經濟交往所帶來的利益，各國包括發展中國家接受了美國主導的糧食貿易規則并積極參與多哈談判，又因為利益沖突發展中國家在農產品問題上拒絕與美國妥協，使得多哈農業談判屢次破裂。此外，“復合相互依賴”還揭示了晚近國際糧食貿易規則參與構建主體多元化以及構建內容多層次等特點，
    在WTO成立后的談判中，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等積極參與相關談判，并成為一股對立法成敗發揮巨大影響的力量。可以說，跨國公司對西方國家糧食戰略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且跨國公司操縱糧價和推動西方國家生物能源法案實施的做法也被公認為是這次糧食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WTO糧食貿易規則的制定、修改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霸權穩定論”和“復合相互依賴”理論對我們深入理解美國糧食戰略的運作提供了一條有效途徑，也為我國吸取其糧食政策、立法的有益經驗以及參與WTO多哈談判提供宏觀理論支持。
    二、美國糧食戰略主導下的糧食貿易規則
    美國糧食戰略的最終目標是通過掌控國際糧食市場以實現其霸權戰略，為此，他們主導了WTO貿易規則以及相關國際糧食貿易規則。
    （一）在 WTO《農業協議》框架下通過不公平的出口補貼與國內支持等規則維系其糧食的國際競爭力。
    美國一直對小麥、玉米、水稻、高粱等糧食作物給予名目繁多的各種補貼，同時還為糧食出口提供種種出口補貼和出口信貸。為了使這些高額補貼獲得WTO框架下的合法性，美國與歐盟等盟國在制定WTO《農業協議》時給自身留下充足的補貼空間。如國內支持雖然要求成員國削減“綠箱”以外的補貼，但“藍箱”的設計使美國的差額補貼計劃得以豁免，而由于“綠箱”支持范圍過寬，美國還可將應予削減的補貼措施，轉化為綠箱措施支持。因此2008年6月18日，最新一輪的美國農業政策法案《食品、環保、能源法》能維持高額補貼。據估計，為實施《食品、環保、能源法》，美國將在 5年的時間內花 2890億美元。2008年，盡管大米、小麥、大豆等糧食作物的價格暴漲，但《食品、環保、能源法》卻維持或提高了大多數此類作物的補貼。在出口補貼方面，WTO《農業協議》規定凡在基期（1986-1990年）未接受出口補貼的農產品今后不得提供出口補貼，在基期內已接受出口補貼的可繼續提供但須逐步削減。據WTO秘書處2002年統計數據，在基期內提供了出口補貼的有25個國家，絕大部分為發達國家。由于當時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無力對糧食進行出口補貼，這一規定等于剝奪了它們今后實施出口補貼的權利，也使得美國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糧食貿易不可能在公平的環境下發生競爭。
    （二）通過《Trips協議》和有關生物技術的國際公約，為轉基因種子及技術獲得專利、占據壟斷地位掃除障礙。
    美國孟山都、先正達、陶氏化學和杜邦等四家公司壟斷了轉基因農作物種子、農藥及相關技術，為了保護這些轉基因及相關生物技術專利，美國采取了推行《Trips協議》和在世界知識產權保護組織（WIPO）框架下協調各國專利法以及通過雙邊貿易協定的形式強化對轉基因專利的保護。在美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極力推動下，《Trips協議》得以在 WTO框架下達成，《Trips協議》第27.3條（b）允許成員國不授予動植物專利，為發展中國家利用生物技術發展農業生產提供了一定的靈活性，但該條約書又規定各成員有義務通過專利制度和專門的特別制度或二者的組合對植物新品種進行保護。鑒于《Trips協議》只是對轉基因技術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保護，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轉而謀求通過WIPO提高對轉基因專利保護的水平。2000年11月，WIPO發起了所謂“專利議程”，其目的在于推動全球“一體化標準”的《實體專利條約》的訂立，而這種高標準是對《Trips協議》給予發展中國家有限靈活性的倒退。
    （三）通過糧食援助和貿易優惠協議等誘使一些發展中國家放棄糧食生產，從而形成依附于美國糧食的畸形農業結構。
    菲律賓的糧食問題頗具代表性。菲律賓一直與美國在政治、經濟等方面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受美國影響實施農業資本化政策，菲律賓土地和農業生產逐漸被西方農業跨國公司和本國資本家控制。加之實行貿易自由化和重工輕農的政策，大農場轉向生產糖、熱帶水果等以出口為目的的經濟作物，而主要糧食的生產都呈現出衰退的局面，菲律賓形成了主要向美國等出口熱帶作物、進口糧食的畸形農業結構。2008年6月美國與菲律賓簽署《農業合作框架協議》，“該協議繼續深化菲律賓的這種畸形糧食生產結構，根據該協議，菲律賓可以擴大對美國香蕉、芒果的出口，而美國則通過所謂的援助貸款向菲律賓出口大米，并進行糧食品種和家畜基因資源項目的“合作”。
    （四）使用WTO爭端機制：美國實施糧食戰略的有力武器。
    WTO糧食貿易規則中許多定義、原則乃至具體適用要求還存在缺漏，因此成員國管制糧食貿易具有一定自由裁量權。美國作為西方霸權體系的領導者，為了維系WTO規則的穩定以及盟國的團結，承認并忍受其他國家（包括其同盟國）對其糧食的管制，而當美國認為這種管制會對其糧食戰略構成嚴重威脅時，就不惜使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打擊這種管制。
    1．歐美轉基因農產品貿易爭端第一案。
    美國視轉基因及生物技術為實施糧食戰略不可或缺的一環，為此與加拿大等積極倡導種植轉基因農作物及制造轉基因食品。然而歐盟及其成員國一直對轉基因技術持保守態度，在管制理念、管制措施和方法上較為嚴格，確立了嚴格的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并允許歐盟成員國在一定條件下對已取得歐盟境內銷售許可的生物技術產品采取臨時禁止措施，禁止其銷售；此外，歐盟還對轉基因上市申請采取了“事實上暫停”的態度。這些做法和措施引起了美國、加拿大等國的激烈反對，2003年8月7日美國正式將該案提交到WTO爭端解決機構，認為歐盟的上述做法和措施違反了《SPS協定》、《農業協議》等相關規定。2006年  11月21日，WTO爭端解決機構通過了專家小組的裁決報告，裁定歐盟對轉基因上市申請審批的“事實上暫停”等措施在程序上是一種不當延誤，“未說明充分理由的長期延誤在某些情形下可以推斷其為不當”，構成了對美國、加拿大和阿根廷等利益的損害。
    美國最終目的是希望借助WTO爭端解決機構確立轉基因產品的合法地位，該案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美國等國的愿望。總之，如果成員國對美國等國的轉基因糧食進行管制，程序必須“無可挑剔”，否則會面臨歐盟同樣的下場。該案還起到殺一儆百的效果，使得其他國家不敢采取類似限制措施，這樣美國等國就可以在全球廣泛推廣轉基因種子及糧食產品，有效控制國際糧食生產。
    2．美國與加拿大小麥進出口管制措施案。
    目前，WTO對國營貿易企業壟斷糧食的管制未能形成嚴格的規則，對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 STE（State Trading Enterprise，國營貿易企業）也是管制糧食進口數量、價格的重要手段，具有維護國家糧食安全和與大型跨國營公司抗衡的重要功能。
    但是美國采取的是由私營跨國糧食壟斷經營的體制，因為美國實施糧食戰略需要巨型農業跨國壟斷集團的配合。所以美國的農業補貼不僅向大農場傾斜，還制定了一系列反壟斷法例外法案為農業壟斷企業開辟綠燈，如“凱伯—沃爾斯塔法案”、“合作銷售法案”、“農業公平行為法案”、“出口貿易公司法案”等，這些法案有利于巨型跨國壟斷公司實現對糧食生產、加工銷售（批發、零售）的縱向整合與壟斷，從而有效控制國際糧食市場。
    其他國家國營貿易企業壟斷糧食進出口的做法對美國跨國壟斷集團的地位構成威脅，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其糧食戰略的實現。于是2003年5月，美國在WTO起訴加拿大的小麥進口局（CWB）的進出口機制享有政府授予的特權，可以在買賣小麥時靈活定價，使得其他國家的商業企業無法在“商業考慮”的基礎上與之競爭，違反了GATT第17條第1款（a）所規定的不歧視原則，并且沒有只從商業考慮從事購銷活動，違反了GATT第17條第1款（b）項。但是該案的專家小組裁決認為美國無法證明加拿大CWB的法律結構和政府授權能使之在從事購銷行為時不以“商業考慮”而對買賣者進行歧視。上訴機構維持了專家小組的裁決。
    雖然美國通過爭端機制限制其他國家STE的希望最終落空，但在此后多哈談判中美國繼續將焦點集中在國營貿易企業的壟斷權和其補貼行為上，力圖限制國營糧食貿易企業的生存空間，以免對美國私營跨國壟斷集團構成威脅。值得一提的是，WTO現有規則、案例以及多哈談判都沒有對私營跨國壟斷集團行為進行管制。1996年WTO新加坡部長會議之后曾成立了貿易與競爭政策工作組，2001年多哈會議之后專就WTO框架下協調各國的競爭政策問題進行探討，但是美國國際競爭政策咨詢委員會反對多邊競爭協定，而建議搞一個國家寬松的非約束性的非正式協定。美國在談判和爭端中對私營跨國壟斷集團貿易以及 STE使用厚此薄彼的做法，其糧食戰略運作的意圖昭然若揭。
    三、WTO糧食貿易規則對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的影響：經驗與教訓
    1．在不公平的國內支持和出口補貼規則下，美國國家糧食得以在發展中國家低價傾銷
    例如，美國和歐共體占全球小麥出口量的半數，而它們的出口價格分別低于生產成本的46％和34％，美國占世界小麥出口量的一半以上，出口價格低于生產成本的20％，部分原來頗具競爭力的發展中國家不僅被逐出國際農產品出口市場，國內糧食生產也面臨廉價進口糧食的沖擊。例如菲律賓水稻總增加值由加入WTO初期的上升趨勢轉為大幅度下降，1998年其增長率為－24.l％；1995年、1998年和2000年玉米的農業總增加值的增長率分別為-8.65％、-11.7％和-l.6％。盡管菲律賓有條件發展稻米生產并實現大米自給乃至出口大米，但大米等糧食產品進口額卻不斷增加，1992年谷物進口為1824 （千噸），2002年上漲為4620（千噸），翻了一番！在廉價糧食沖擊下，大農場轉向種植經濟作物或進行房地產開發，農民失業率增加。1998年，農業失業人數為71萬人，2000年農業失業人數達到200多萬。大量失業農民涌進城市，進城農民工找不到工作，失業問題轉化成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當國際糧價暴漲時菲律賓立即陷入恐慌之中，社會危機一觸即發，教訓不可謂不深刻。
    2．美國的跨國壟斷集團操縱國際糧食貿易價格，釀成糧食危機
    如以“ABCD”（ADM、Bunge、Cargill、Louis Dreyfus）為首的四大糧商控制世界糧食交易的80％，孟山都、杜邦、先正達、陶氏等4家公司控制了全球玉米種子市場的77％（中國除外），大豆種子市場的49％，在轉基因種子市場，僅孟山都一家就控制了全球市場總額的91％，全球農藥市場的 70－80％也主要由六家跨國集團控制。跨國糧食、食品壟斷集團通過壓低糧食收購價格、抬高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攫取高額壟斷利潤，對發展中國家糧食安全造成極大危害。據國際谷物理事會（IGC）的數據顯示，2007－2008年度世界糧食總產量在上年度豐收的基礎上又增長了8900萬噸，達16.6億噸，創歷史新高，可見糧食生產和供給并不是釀成 2008年糧價暴漲的主要原因。分析人士紛紛指出，跨國糧食壟斷集團、金融投機公司以及美國等生物能源政策才是這次糧食危機的真正“罪魁禍首”。
    3．通過轉基因技術控制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
    美國的壟斷集團憑借與拉美國家的緊密關系推銷其轉基因農作物，到2004年，阿根廷轉基因農作物種植面積僅次于美國，全國48％的土地被用來種植轉基因大豆，其中90％以上是美國孟山都公司的轉基因大豆品種，而種植這種種子必須使用該公司的農藥。這些種子和農藥都受專利保護，阿根廷農民不得不每年花高價從美國進口種子和農藥以繼續維持其生產，這樣整個國家的農業經濟徹底受控于外國農業壟斷集團。
    可見發展中國家首先應給本國糧食生產爭取一定的保護空間，在糧食生產和經濟作物之間確立適當的比例，不能因加入WTO而喪失基本的糧食生產能力；同時還應通過法律對西方跨國壟斷集團進行管制，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四、對我國的啟示
    （一）我國的糧食安全狀況
    我國長期以來強調糧食自給自足，為此政府不斷推出糧食直補等政策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擴大糧食種植面積和單產水平。到2008年我國糧食產量連續5年獲得豐收。短期而言，我國糧食供給處于安全狀態。
    但從長期來看，我國糧食安全狀況不容樂觀，因為國內消費需求呈剛性增長，而耕地數量逐年減少、水資源短缺等問題將嚴重影響糧食供求。我國小農戶糧食生產模式在西方國家推動的糧食戰略國際農產品競爭面前處于極為不利地位，糧食安全已經開始受到西方國家糧
食的沖擊，主要表現為：
    第一，我國某些重要糧食產品已受到來自西方國家糧食的沖擊。1999年4月中美簽署的《中美農業合作協議》中就對我國大豆進口關稅、主要糧食產品的關稅配額、國營貿易企業經營做出了種種限制，這些限制成為我國加入WTO農業承諾表的主要內容。這是美國對我國實施其糧食戰略的重要步驟，而我國為了盡快加入WTO不得不在農業談判中作出巨大讓步。這些讓步導致一些對國計民生有重要影響的大豆、棉花、植物油、奶制品、畜牧產品等產品近年進口快速增長并對國內相關行業產生沖擊。據統計，去年中國大豆凈進口量達3036萬噸，是1996年的 10倍。而美國農業部預計，今年中國將進口 3550萬噸大豆，進口依存度將首次突破70％。在美國大豆沖擊下，中國國內大豆生產日益萎縮。
    第二，外資壟斷集團有意識控制我國某些糧食加工行業。現在外資通過收購、參股國內大型糧油企業基本上主導了我國進口大豆的采購權和定價權，全國97家大型油脂企業中，外資就控制了64家，占總數的66％。ADM、邦基、嘉吉、路易達孚四家跨國公司壟斷了中國80％的進口大豆資源。現在外資在糧食儲備、加工等環節不斷滲透，滲透的手法與途徑與美國跨國壟斷集團在拉美、菲律賓的方式如出一轍，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覺與深思。
    （二）現有糧食貿易制度的不足
    1．某些重要糧食產品稅率較低，同時又缺乏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經過入世過渡期的逐年減讓，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農產品關稅總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農產品平均關稅從2001年的23.2％降至2006年的15.23％，遠遠低于美國、日本和歐盟等發達國家水平，僅為世界農產品平均關稅 62％的 l／4。其中包括某些重要農產品，如我國對大豆、大麥的實施稅率僅為 3％，豆油、菜籽油的最終約束稅率僅為9％，我國還對上述農產品作出了提高稅率必須充分提前通知、變更期必須維持1年的承諾。此外，我國在入世時對農產品采取了設定關稅約束上限的方式，沒有在已關稅化的產品上標注“SSG”標志，所以我國等于放棄了使用SSG的權利。這意味著在某些糧食作物進口大增時我國缺乏靈活的保障措施避免其對國內生產的沖擊。
    2．對跨國壟斷集團控制我國糧食行業的行為立法滯后。在我國2004年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糧食的儲藏及加工屬于鼓勵外商投資項目，2007年修訂時才將大豆、油菜籽食用油脂加工列為限制類并要求中方控股。
    3．糧食國營貿易專營制度在WTO框架下受到嚴格限制，同時缺乏對民營農業貿易企業的政策法律支持，不能有效抗衡西方跨國壟斷集團的控制。依據我國入世承諾，由國營貿易專營的糧食品種逐步減少，自2006年1月1日起，大豆油、菜子油、棕桐油和芥子油等植物油不再由STE專營。中國入世工作組報告第208段中承諾保證國營貿易企業自主經營，進口采購作法和程序應完全透明。中國實際承擔了較WTO規則更為具體和詳盡的透明度義務。此外，我國民營糧食企業還處于自發、分散狀態，沒有任何法律、政策的特殊扶助。
      （三）我國的應對之策
    我國應吸取菲律賓等國的教訓，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糧食貿易戰略，并爭取有利的國際貿易規則維護自身糧食安全。
    第一，國內政策的完善與立法的制定。因為保障糧食安全的國內政策立法涉及面非常廣，因此本文僅針對西方國家糧食戰略討論我國的應對。1﹒應加大對農業科技的投入，特別是轉基因科研的投入，這也符合WTO“綠箱”補貼規則。2．要加強對跨國壟斷集團控制我國糧食行業行為的監控、管理，除了及時通過修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避免外資進一步控制我國糧食儲存、流通體系外，對外資已經高度集中的大豆加工、油脂提煉行業還應建立外資壟斷預警機制。一旦這些行業之間的外資之間發生并購、壟斷協議等行為并將對我國市場帶來不利后果時，可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第31條的國家安全審查機制進行調查，以防范外資獲取壟斷地位并危及整個產業安全。3．還應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合作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等扶持民營糧食貿易企業，使得國營貿易企業與民營企業共同參與國際糧食貿易，增強對跨國壟斷集團的抗衡力量。
    第二，積極參與多哈回合農業談判，具體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
    1．為我國重要糧油產品爭取保護空間。多哈2004年框架協議和香港會議宣言均明確發展中國家可以根據糧食安全、生計安全和農村發展三大標準自主指定適當數量稅目的農產品作為“特殊產品”，建立采用數量觸發和價格觸發的特殊保障機制（SSM）。由于我國入世承諾農產品讓步較大，多哈回合對我國的農產品關稅削減都是實質性的，將給中國生計型農民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所以我國應積極引入特殊保障機制，為國內糧食生產提供靈活性貿易救濟措施。
    2．應堅持國營貿易企業享有糧食進口低關稅配額的壟斷權。STE是我國參與、調控國際糧食貿易的重要手段，我國應當把國營貿易作為整個談判要價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并發揮其談判砝碼的作用。在提高STE透明度方面可以做出讓步，承諾加強對其商業運營基礎上的管制，但在糧食、油料、棉花等重要農產品的進口環節則需堅持國營貿易，由STE享有糧食進口低配額的壟斷權，還可以將一部分配額分配給國內民營企業，做到糧食進口在市場基礎上有序進行。
    第三，積極對外簽訂區域和雙邊協議，建立穩定可靠的進口糧源保障體系。日本、韓國等人多地少國家在強大的保障糧食安全壓力下，開始在巴西等國投資農場。我國也應未雨綢繆，實施“走出去”的糧食安全戰略，在對外進行區域和雙邊貿易談判時，將對外投資農業種植的保護作為談判議題，從而建立我國穩定可靠的進口糧源保障體系。
    （《環球視野》2010年4月6日第286期，摘自2010年第1期《國際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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