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糧食戰爭
作者：李淑妍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3期

摘要： 美刊《每月評論》2009年7—8月號刊登了瓦爾登·貝羅和馬拉·巴菲爾拉題為《糧食戰爭》的文章，文章從分析2006—2008年全球糧價暴漲出發，以墨西哥、菲律賓和非洲大陸農業危機為實例，論證認為世界糧食危機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農業生產資本主義化的必然結果，這種農業生產模式使農業生產日益資本密集、能源密集和科技密集，其生態成本和社會成本極其高昂，因此是不可持續的。作者呼吁應該創建一個對資本、特別是能源、資源依賴度較低，從而在生態和社會方面更可持續的新農業、新經濟模式。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2006年至2008年，糧食短缺問題變成了一個全球性的現實問題，糧食價格的螺旋式上升也超出了多數人的承受能力。世界糧食計劃署警告說，糧食儲備的急劇減少可能無法應付這一緊急狀況。

　　由于大米、小麥和植物油價格的急劇上漲，最不發達國家的糧食進口成本也不斷增加，繼2006年糧食進口成本增加30%后，2008年比2007年又攀升了37%。聯合國報告指出，到2008年年底，“最不發達國家的年糧食進口成本比2000年增加了3倍多，這并不是因為糧食進口量的增加，而是糧食價格上漲的結果”。這些迅猛攀升的發展態勢使饑餓人數增加了7500萬，使發展中國家大約1.25億人處于極端貧困的狀態。

　　全球巨大的糧食需求使人驚恐不安，像中國和阿根廷這樣的國家通過對出口水稻和小麥強制性征稅或實施配額的方法來避免本國的糧食短缺。柬埔寨、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越南則干脆禁止水稻出口。在全球糧食危機的緊要關頭，南南合作也趨于瓦解。

　　全球危機、全球抗議

　　對于一些國家來說，糧食危機就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在2007年和2008年，大約30個國家發生了民眾暴動以抗議糧食價格的上漲，其中包括孟加拉國、布基納法索、喀麥隆、科特迪瓦、埃及、幾內亞、印度、印度尼西亞、毛里塔尼亞、墨西哥、摩洛哥、莫桑比克、塞內加爾、索馬里、烏茲別克斯坦和也門。在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反對那些由于本國生產不足而不得不進口的生活必需品價格的無節制的上漲。在憤怒的民眾游行過程中，有很多人喪生。

　　最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海地。該國80%的人口每天依靠不足2美元來維持生活，而在2008年的前4個月里，大米價格卻翻番上漲，導致饑餓如影隨形，“饑餓是如此難耐，好像我們的胃正在被漂白粉和電池酸液腐蝕著一樣”，一位當地人如是說。不斷蔓延的騷亂直到參議院解除總理職務以后才平息下來。在某種程度上，海地騷亂使人想起了20年前發生在委內瑞拉的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觀察員的騷亂——也就是所謂的加拉加索（Caracazo），其含義為加拉加斯的“暴力風暴”。正是這次騷亂開啟了委內瑞拉政治經濟與國際關系的新局面。

　　完美風暴？

　　國際新聞界和學術界宣稱廉價糧食的時代已經結束，并探究了造成這種狀況的各種原因：較貧困國家農業部門發展的落后；中國和印度以食用肉類產品為主的中產階級的不斷壯大帶來飲食結構的變化而造成的國際食品供給的緊張；商品期貨的投機；農業耕地向城市房地產用地的轉變；氣候的變化；以及玉米和甘蔗從食物產品向替代石油的農業燃料的轉變，等等。所有這些因素都加劇了國際糧食價格的上漲。

　　聯合國報告《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指出，危機是“完美風暴”的產物，或者是各種事態集中爆發的產物。引爆2007年夏天全球金融危機的投機活動也引致了糧食危機。根據聯合國報告，金融投資者在商品和商品期貨市場中的投機活動對糧食價格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報告指出，不斷增加的全球流動性和金融創新也導致商品市場投機活動的增加。這一點引起異議。反之，從2008年中期開始，當金融投資者從商品市場中撤資的時候，金融危機對商品價格的下滑（而不是上漲）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此外，在主要的經濟體的金融機構去杠桿化的過程中，美元作為其中的一部分也升值了。

　　事實上，其他一些人，像德國的倡議組織WEED中的彼得·沃爾也極力宣稱：農產品期貨市場的投機活動是導致2007年和2008年糧食商品價格超常上漲的關鍵因素。他們斷言，隨著2007年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抵押貸款債券和其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崩潰，對沖基金和其他投機機構都進入商品期貨市場進行投機活動，這引起了農產品交易和合同量的陡然增加，而農產品產量并沒有增長或者有少量增長。從2006年底到2008年3月的短短15個月里，聯合國糧農組織糧食價格指數上漲了71%，這恰恰是由為了追逐快速獲利而進入商品期貨市場，又在商品泡沫破滅后撤出該市場的投機行為引起的。聯合國糧農組織糧食價格指數在2008年7月以后又回到了2006年的水平。

　　農業燃料因素

　　投機活動肯定是引發2006年至2008年“完美風暴”的因素之一。另一個更為惹人注目的解釋就是谷類食物用途的轉變，尤其是玉米從糧食向農業燃料、生物燃料原料的轉變。

　　2008年7月3日，《衛報》披露了一個由世界銀行經濟學家所作的秘密報告。該報告宣稱，在2002年到2008年2月期間，糧食價格上漲140%，其中美國和歐盟的農業燃料政策應負3/4的責任。這一數字明顯高于美國農業部報道的3%、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估計的3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20%至30%、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報道的60%。該報告的結論更直截了當：

　　“糧食價格上漲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和歐盟的生物燃料生產大量增加。沒有這些增長，全球小麥和玉米的儲備就不會大量下降，油菜籽價格也不會增長3倍。當然，糧食價格上漲還有其他次級原因，如干旱。出口禁令和投機活動本不應發生，因為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糧食價格不斷上漲的反應。”

　　據說世界銀行把早在2008年4月就完成的米切爾報告給壓了下來（米切爾報告因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唐納德·米切爾研究團隊而得名），因為它害怕這個報告會讓美國前總統布什和他的挑釁性的農業燃料政策陷入尷尬境地。

　　農業燃料因素主要影響了美國種植業的發展，在那里大量玉米從糧食轉變為農業燃料的原料。這不足為奇，因為在過去的幾年里，以能源“獨立”以及抗擊氣候變化為名，布什政府的慷慨補貼使玉米變成了農業燃料的原料，而不是更有益的糧食。

　　在公司聯盟——即包括能源和農產品行業最大的品牌公司，如埃克森美孚公司、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公司和嘉吉公司等在內的公司聯盟推動下，布什使農業燃料發展成為其政府能源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并宣稱十年之內其目標是實現可再生能源最低應達到能源組合的20%。

　　2007年，在布什政府的積極游說下，美國國會通過了旨在促進農業燃料和汽車燃料產業發展的《能源獨立和安全法案》。該法案的目標是農業燃料產量將增加8倍以上，即從2007年的47億加侖增加到2022年的360億加侖以上，這種不同尋常的高標準將引起農業生產的重大變化。截至2007年底，共有135個乙醇精煉廠在運轉，還有74個在建或擴建。

　　美國中西部也感到自己正在慢慢地被變為一個巨大的農業燃料工廠。2006年以來，這種轉變速度加快，到2008年，已經有大約30%的玉米用于制作乙醇。這不足為奇，因為美國政府強硬的命令、慷慨的補貼以及對進口的含糖的巴西乙醇征收高額關稅，為大部分的美國玉米用于農業燃料的原料提供了保證，從而大大地影響了谷物的價格。

　　盡管農業燃料生產的實際影響已經夠糟的了，但是它對發展中國家未來的影響更令人擔憂。據說土地資源豐富的國家，如菲律賓、柬埔寨和馬達加斯加，正在進行龐大的土地租賃交易。國際媒體有大量報道稱，土地資源貧乏的國家也出現了引人注目的租賃協議。這些交易中一些是有關糧食生產的，另一些是有關農業燃料生產的。但是隨著土地正在被商品化，在給定的時間內，租用的土地上生產什么將最終取決于國際市場上什么最有利可圖，而不是協議。

　　其中最有爭議的交易就是韓國大宇物流公司計劃在馬達加斯加租賃約300多萬英畝土地用于農業燃料生產，租期為99年。幾乎該國可耕地面積的一半要用來生產玉米和棕櫚油。有報道稱，由于民眾的反對，在2009年3月的政變中上臺的新政府已經取消了與大宇物流公司的合同。不過，現在還不能確定該合同是否會重新協商。

　　同樣，柬埔寨和菲律賓也在協商“農業投資”項目。科威特正在為柬埔寨的生產進行商業貸款。菲律賓和卡塔爾當前正在就10萬公頃的土地租賃進行談判。實際上，糧食危機和能源危機致使許多國家正在采用非傳統的方式以確保糧食供給和農業原料的供給。進口糧食已經不能滿足國內的需求。必須通過合同來保證生產糧食用地的安全。目前，土地成為炙手可熱的商品，這對當地依靠土地生產自己所需糧食的農民造成了危害。在土地資源豐富的國家里，政治精英們似乎都很得意忘形，以至于他們以國家的糧食安全為代價亂施恩惠。中國人付給菲律賓企業集團的租金就是一個例子，因為數百萬美元的租約確實是非常誘人的。

　　結構調整和貿易自由化

　　盡管商品期貨投機和擴大農業燃料生產已經成為導致糧食價格危機的重要因素，但是，長期的結構調整也許是更為重要的因素。這些因素的作用解釋了導致2006年至2008年糧食價格飆升的原因。對大米、小麥、大麥、玉米和大豆等基本糧食的需求超過了供給，糧食儲備下降到1998—1999年儲備水平的40%，儲備—利用比率達到整個糧食儲備記錄的最低點，玉米和蔬菜油儲備也達到了多年以來的最低點。聯合國宣稱，“糧食產量下降無法滿足需求增長的需要”這一事實背后的關鍵原因是發展中國家農業部門的退化，這種退化是由于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和農業支持措施疲軟”造成的。結果“主要糧食作物生產率增長停滯不前，而耕地的使用量也沒有大幅地增長”。

　　聯合國糧農組織報告稱，由于投資缺乏造成了供給約束，“即使在近期糧食價格飆升之前，令人擔憂的饑餓不斷增加的長期趨勢已經十分明顯”。2003—2005年有8.48億人長期遭受饑餓之苦，在1990—1992年近8.42億的基礎上增加了600萬人。

　　總之，結構和政策因素的綜合作用導致2006年至2008年糧食價格飆升。當然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大規模的經濟調整，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結構調整”。這種調整是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下在90多個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實施的，從20世紀80年代早期開始，至今已經持續了20多年。這種調整極有可能是導致全球糧食價格危機的前提條件。

　　墨西哥農村遭破壞

　　2007年初，在墨西哥，當成千上萬的墨西哥人示威游行抗議墨西哥面餅（這種扁平的無酵面包是墨西哥主要的食品）價格急劇上漲60%多的時候，許多分析家就指出，自從墨西哥依賴于從美國進口玉米以來，農業燃料就成為糧食價格上漲的罪魁禍首，因為美國政府的補貼正在使玉米栽培向農業燃料生產轉移。

　　然而，很多觀察家忽略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墨西哥人生活的土地是最早開始種植玉米的，如今卻要“依靠”從美國進口玉米，墨西哥人到底是怎么了？

　　早在墨西哥面餅危機前幾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華盛頓推動的自由市場政策就使墨西哥由玉米之鄉變成了玉米進口國。如果不考慮這個事實，人們就無法充分理解墨西哥的糧食危機。在過去30年中，墨西哥發生了一連串令人震撼的危機，并把墨西哥帶到了“失敗國家”的邊緣，糧食價格危機只是其中的一個。糧食危機、毒品戰爭以及向北方大規模移民之間的關鍵癥結就是結構調整。

　　在農村，結構調整意味著改良主義者的政府計劃和政府機構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這些計劃和機構是由革命制度黨在20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建立起來的，其目的是服務于農業部門以及迎合那些曾經是墨西哥革命基礎的農民的需要。由于這些機構所提供的如信貸、農業推廣、基礎設施支持等服務急劇減少或者完全取消，對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20世紀80年代的農業貿易單邊自由化方案以及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進一步削弱了小農農業的經濟實力，使這個玉米的生產國變成了谷物的進口國，這進一步強化了該國作為糧食凈進口國的地位。

　　結構調整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強加的貿易自由化帶來的負面影響由于連續50年的農業改革歷程的中斷而得到強化。改革的中斷是由于新自由主義者掌握著墨西哥國家政權，他們尋求取消土地國有化（恢復土地私有化），希望通過驅除他們認為過剩的1500萬農業人口來提高農業效率。

　　結構調整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在其持續的25年里，墨西哥處于一種糧食極度不安全、經濟長期萎靡不振、政治不穩定以及犯罪活動猖獗的狀態。用一個時髦的術語來形容，它現在可能還不是一個“失敗國家”，但卻即將成為一個“失敗國家”。

　　菲律賓大米危機爆發

　　像墨西哥的玉米一樣，2008年初，菲律賓的大米因其巨額赤字成為報紙的頭條新聞。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菲律賓就從一個糧食凈出口國變成了一個糧食凈進口國，其根本原因與墨西哥一樣：那就是，成為發展中國家中首批屈從于結構調整計劃的國家之一。該計劃包括大量縮減用于農村項目的資金，而對這種項目提供資金支持是馬科斯獨裁統治期間為了盡力使農民轉變為政權的重要支持者而設立的。

　　這種試圖用財政資源來支付外債的結構調整帶來了惡劣的影響，而20世紀90年代中期菲律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使這種惡劣影響得到進一步強化。因為世界貿易組織要求菲律賓取消除大米之外的所有農產品的進口配額，接踵而來的是，一個又一個進口商品取代了菲律賓生產的商品。

　　農業生產率的下降是由于土地改革方案的漸漸中斷引起的。改革方案的中斷不僅僅是地主的成功阻撓，而且也是沒有出臺更有效的服務支持計劃的結果。在臺灣和韓國，20世紀50年至60年代，正是這種服務支持計劃輔助它們成功地進行了土地改革。

　　如今，菲律賓政府已經含蓄地承認了菲律賓已經成為一個大米永久進口國和糧食凈進口國。

　　對非洲農業的破壞

　　作為一個25%的糧食消費都要依靠進口的大陸，非洲已經成為國際糧食價格危機的重災區。近年來，流行的觀念使人們對危機根源的理解偏離了正確的軌道。這一觀念認為非洲發生大規模糧食赤字的原因，在于非洲還沒有進行像亞洲和拉丁美洲那樣的綠色革命。

　　正像墨西哥和菲律賓一樣，結構調整掏空了政府預算，尤其是使政府的化肥補貼急劇縮減或者完全取消，結構調整是把人口相對稀少的非洲從20世紀60年代的糧食凈出口國轉變為今天的糧食凈進口國的關鍵因素。像在墨西哥和菲律賓一樣，非洲結構調整的目的就是使非洲大陸的經濟體“更有效率”，同時推動它們的出口創匯型農業生產的發展，從而獲得必要的外匯來應對它們迅速增長的外債。

　　這個被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用于微觀管理過程的教條主義解決方案，反而導致了更大的貧困和更大的不平等，并導致整個非洲大陸的農業和工業生產能力遭受重創。在馬拉維，結構調整早在10年前就導致了饑荒。只有當該國政府重新制定化肥補貼政策時，這種饑荒才得以消除。

　　正如菲律賓和墨西哥一樣，在全球貿易規則不平等的背景下，非洲在受到結構調整右勾拳的打擊之后，又遭到了貿易自由化左勾拳的打擊。享受補貼的歐盟牛肉在非洲大陸的傾銷使非洲南部和西部的養牛人破產，享受高補貼的美國棉花使非洲西部的棉花種植者退出世界市場。

　　世界銀行現在也承認，由于推行政府撤出資金支持計劃，它的政策對削弱農業生產能力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008年世界發展報告》概括了以下幾個毀滅性的內容：

　　20世紀80年代的結構調整摧毀了精心打造的公共代理體系，正是這個體系給農民提供了獲得土地、信貸、保險投入以及合作組織的機會。結構調整期望通過消除國家干預促使市場自由化，使私人經營者能夠承擔起這些職能，以降低他們的成本，提高產品質量，以及消除稅率遞減的傾向。然而，事與愿違（很多時候這種情況沒有發生）。在一些地方，國家的退出充其量是一種嘗試性的退出，仍限制私人進入。在其他地方，只是緩慢地、局部地出現了一些主要服務于商業農民的私營部門，而這又使小佃農面臨著廣泛的市場失靈、較高的交易成本和風險，以及服務的缺失。不完全市場和制度缺失把以上增長的巨大成本和福利損失強加給小佃農，這威脅著他們的競爭力，甚至在許多情況下，威脅著他們的生存。

　　然而，世界銀行并不允許非洲人采用適合本土的方法解決非洲大陸的農業危機，而是正在促成一個新的發展戰略，該戰略一方面依賴大規模的公司農業，另一方面又在創造“受保護的”保護區，在那里被邊緣化的人口靠小佃農和社區農業勉強度日，世界銀行認為它們的未來沒有多少希望。

　　資本主義與農民

　　在結構調整的毀滅性破壞之后，世界銀行把促進農業公司化作為解決非洲糧食生產問題的方法，這有力地證明，無論結構調整的設計者是否意識到這一點，該計劃的主要功能就是更快更有力地推進農村向資本主義的完全轉型。

　　牛津大學經濟學家保羅·科利爾在《外交》雜志上撰文主張，如果要使全球的糧食生產滿足全球人口增長的需要的話，“農業資本主義產業化”是唯一的出路。“農業資本主義產業化”產生于美國，現在正在由巴西的企業把它應用于發展中國家。而農民是這一必要轉型的障礙。科利爾說，農民既不是企業家，也不是創新者，他們過于看重他們的糧食安全。他們最好去找工作（就業）而不要想去做只有少數人才適合做的企業家。最適合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發揮作用的方式就是商業化的農業經營方式：

　　“農民的生產模式不適合現代農業生產，在現代農業生產中規模是有益的。在現代農業中，科技迅速發展，投資很大；交通基礎設施由私人提供是應對公共基礎設施匱乏必不可少的；消費者的食品鏈日新月異，一體化的營銷鏈最能滿足他們的需要；監管標準不斷提高并追溯到農產品的源頭進行監管以確保農業生產朝理想化的方向發展。”

　　在廢除小農經濟的過程中，科利爾的觀點得到了許多人的認同，其中包括亨利·伯恩斯坦這樣對農民和農業工人的悲慘命運表示同情的學者。亨利·伯恩斯坦認為，小農經濟方式的擁護者們“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養活世界人口的問題，在現代這一問題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問題，而這主要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生產力方面取得的革命性成就”。事實上，一些進步人士早已經勾銷了農民，著名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在他的頗具影響力的《極端的時代》一書中就宣稱“農民的消亡是20世紀下半葉最具戲劇性的、最深遠的社會變革”，一個“使我們永遠與過去的世界隔絕”的變革。

　　科利爾吹噓的作為解決糧食危機辦法的巴西農業商業化是全球農產品體系中的關鍵因素。在這一體系里以出口導向為主的肉類和谷類產品的生產，是由控制全球供應鏈的大型工業化農場（如跨國供貨商）掌控的。由于來自公司（像孟山都公司）的基因工程的進步，這些大型工業化農場的技術水平不斷地提高。全球生產一體化與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的消除相伴而行，促進了精英和中產階級消費者的全球農業超級市場的形成，像嘉吉、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公司這樣的谷物交易公司、像英國的樂購和法國家樂福這樣的跨國糧食零售商都為這個超級市場提供服務。而這種一體化和自由化進程是由多國的超國家的組織機構主宰的，這個超國家的組織機構的主體就是世界貿易組織。

　　農業生產資本的跨國流動使生產和消費的分離比以往更迅速、更深刻，世界經濟生產部門一體化，第三世界的人民——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在被卷入其中的同時也被邊緣化了。

　　事實上，對于億萬農村和城市的窮人來說，一體化的全球市場里幾乎沒有他們的空間。他們被限制在城郊巨大的貧民窟里，在那里他們不得不適應通常比超市高很多的糧食價格；或者被限制在農村居住地，在那里他們被迫進行收支勉強平衡的農業生產，而且越來越多地受到饑餓的侵襲。在對《2008年世界發展報告》進行解析的過程中，卡吉爾·哈尼維克和他的伙伴們指出，事實上，世界銀行認為未來非洲的農業是由大規模的農業公司掌控的，同時也會創造出一個“受保護的”保護區，在那里那些被邊緣化人口靠小農經濟和公共農業勉強度日。這類似于南非班圖斯坦時代的種族隔離。

　　這些發展組合不僅打破了國家糧食自給自足的狀態或威脅著糧食安全，而且還出現了一種被一些研究農業趨勢的學者叫做“去農民化”的現象——即逐漸淘汰一種生產模式以使農村成為一個資本密集型積累的場所。這種轉變對于億萬農民來說，簡直是一種巨大的傷害，因為農民的生產不僅僅是一種經濟活動，它還是一種古老的生活方式，一種文化，這也是印度流離失所或被邊緣化的農民自殺的一個原因。在安得拉邦，農民自殺人數從1998年的233人增加到2002年的2600人；在馬哈拉施特拉邦，農民自殺人數增加了三倍多，即從1995年的1083人增加到2005年3926人。據估計，在過去的幾年里，大約有15萬印度農民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全球正義活動家席瓦解釋了其中的原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農民作為一個生產者，正在喪失他的社會、文化和經濟地位。強大的全球性公司通過當地大地主和放債人出售昂貴的種子和化學藥品，農民只是昂貴的種子和化學藥品的‘消費者’”。

　　抵制運動

　　然而，農民拒絕安靜地進入科利爾和霍布斯鮑姆所描述的美好場景中。事實上，在霍布斯鮑姆的書出版的前一年，即1993年，農民之路（國際農民運動）已經成立，在接下來的10年中，這個由農民和小農場主組成的聯盟一直在全球農業和貿易舞臺上扮演著重要角色。曾經是工人運動主要特征的國際主義精神以及把階級利益的認同與整個社會的普遍利益聯系起來的積極態度，現在正在國際農民運動中展示出來。

　　農民之路及其聯盟就資本主義農業工業化統治必然性的問題展開激烈討論，宣稱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占世界糧食生產者三分之二的農民和小農場主將繼續成為全球糧食生產的主體。大多數水稻都是由亞洲的擁有兩公頃以下土地的小農場主生產的。

　　根據農民和小農經濟支持者的觀點，糧食價格危機不是由小農農業的衰落，而是由農業公司化造成的。他們認為，盡管其代表宣稱農業公司化是供養全世界人口的最佳選擇，但是在追求壟斷利潤動機的驅使下，全球生產鏈和全球超級市場的出現卻帶來更大規模的饑荒、更糟糕的食物，以及全球與農業相關的環境的更大的不穩定，這些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嚴重。

　　此外，他們依據經驗斷言，農業資本主義工業化生產的優勢不會持久。例如，米格爾·阿爾鐵里和克拉拉·尼科爾斯指出，盡管傳統觀念認為小農場是落后的、沒有生產效率的。但實際上，“研究表明，如果只考慮總產出而不是考慮單一作物產量的話，小農場比大農場更具生產效率。集糧食、水果、蔬菜、草料以及畜產品生產為一身的小型的綜合農業體系在生產效率上要遠遠勝過生產單一作物的大型農場”。

　　伴隨著農業資本主義產業化的普遍化，當造成生態不穩定的因素發揮作用時，成本和收益的天平就會突然朝消極的方面傾斜。例如，丹尼爾·英霍夫指出，在美國，一般的糧食作物大約要經歷1300英里的行程才能成為一頓飯的一部分。水果和蔬菜要經過冷藏、上蠟、上色、光照、熏蒸、包裝和運輸等工序。這些工序并不能提高食品的質量，只是使長途配送更加容易，并有助于延長保質期而已。

　　農業的產業化已經造成了一種荒謬的局面，生產、加工、配送和準備過程導致每消耗10卡路里的能源能量才能產生1卡路里的食物能量。相反，正是那種把生產力和生態的可持續發展相結合的能力，成為農民或小規模農業優越于農業產業化的一個關鍵因素。

　　與那種認為農民和小農農業對技術創新有敵意的觀點相反，小型農場或小農農業的支持者們則聲稱技術是“路徑依賴”，也就是說，技術的發展要受生產模式制約，在這種模式里技術是被嵌入的，因此，在農民和小規模農業背景下的技術創新與農業資本主義產業化背景下的技術創新將遵循不同的路徑。

　　但是，農民的支持者們并沒有僅僅只是捍衛農民或小農農業的利益。農民之路及其同盟實際上已經明確地形成了一種對農業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替代方案，一種著眼于未來而不是著眼于過去的選擇，就是糧食主權的模式。

　　發展趨勢

　　過去幾年的全球糧食價格危機實質上是生產危機。要充分理解這一點，必須把生產危機看作是幾個世紀以來資本主義農業取代小農農業的關鍵點。盡管資本主義農業處于主導地位，但是它從來沒有成功地消除農民和以家庭農場為基礎的農業。農民和家庭農業生存至今，并將繼續為國家人口，尤其是南方國家人口，提供大部分的糧食。

　　然而，正當資本主義看起來似乎已經完全征服農業之時，它的功能失調的特性也完全暴露出來。因為它不僅使數百萬的人被邊緣化，而且還使生態成本大大提高，尤其是生產過程的各個階段——從化肥生產到農業機械的運轉，再到產品運輸，都形成了對化石燃料的嚴重依賴。

　　事實上，在糧食價格危機以及全球經濟大危機之前，農業資本主義產業化的合法性就受到質疑，而且對它的抵制也在不斷增加。這些反對的聲音不僅來自即將被取代的農民和小農場主，而且還來自消費者、環保主義者、健康專家以及許許多多被弄得心神不安的人。是公司的貪婪、社會的麻木以及越來越不計后果的科學進步交織在一起把人弄得心神不安。

　　現在，隨著全球經濟的崩潰，支撐農業產業化的生產和銷售一體化將會發生逆轉。

　　20世紀30年代，當資本主義生產模式進入其最糟糕的危機時期，農民和小農場主日益呈現出自治性、多樣性以及合作性，而這些恰好是社會和經濟重組的重要因素。環境危機的加深、城市工業生活的社會功能失調不斷堆積以及全球化，正把世界拖向全球經濟大蕭條的境地，而“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開始對越來越多的農村以外的人具有意義。

　　事實上，不僅在南方而且在北方，越來越多的人試圖通過再造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來擺脫對資本的依賴，這個再造就是要實現以有限的自然資源為基礎的勞動，從而創造一個遠離資本和市場影響的相對自主的社會經濟條件。

　　根據范·德爾的說法，都市農業的出現，在某一特定區域內消費者與農民聯系網絡的創建，爭奪土地的新型激進運動的興起等等，所有這些可能都指向“再農民化”運動。這一運動是根據全球資本主義和大企業組織的負面性的動力發起的，旨在推翻它們。在全球化危機深化的背景下，在普遍感覺自主性喪失的情況下，“農民原則——關注建設一個自主的和自治的資源基礎，明確指明了未來社會的前進方向。”

　　[李淑妍：沈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遼寧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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