誕辰130年 俄民眾對斯大林“愛大于恨”
2009-12-21 來源: 環球時報
環球網記者梁旭報道12月21日是蘇聯領袖斯大林誕辰130周年紀念日。對于這個爭議頗多的政治人物,俄羅斯調查機構進行的相關調查顯示,俄羅斯人對斯大林的評價呈現極端不同的兩種態度,但愛斯大林的人比恨他的人要多。
俄《生意人報》12月21日報道,全俄民意調查機構進行了相關調查。調查結果顯示,37%的受訪者對斯大林持積極態度,負面態度的為24%。但是俄羅斯人對斯大林的功過是非呈現了兩極分化觀點:一部分人認為他是“暴君”,而另一部分人認為他讓俄羅斯取得了“偉大的衛國戰爭勝利”,在斯大林英明領導下,蘇聯得以強大和繁榮,也只有斯大林的“強勢管理,才能應對內憂外患的局面,非常局勢不能沒有這樣的領導。”
《生意人報》報道說,俄民眾認為斯大林是非常時期出現的非常人物。俄羅斯現在還沒實現真正的平等,因此社會還是在懷念斯大林。莫斯科大學歷史系教授納烏莫夫說,當社會貧富分化加劇,社會會渴望鐵腕領導人物幫助窮人恢復公正。
(來源:環球網)
格魯吉亞紀念斯大林誕辰130周年
2009年12月22日 來源:新華網
新華網格魯吉亞哥里12月21日電(記者任瑞恩)12月21日是斯大林誕辰130周年。這一天,在斯大林出生地格魯吉亞哥里市,人們自發舉行活動,紀念這位已故的蘇聯領導人。
當地時間中午,近500人舉著紅旗和斯大林像匯聚到斯大林故居門前,其中既有白發蒼蒼的老人,也有天真樸實的少年。他們從斯大林故居一路走到哥里市政府大樓門前,那里矗立著8米高的斯大林銅像。
在人群中,一位身材和相貌都酷似斯大林的老者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斯大林的孫子、73歲的葉夫根尼·朱加什維利。他說:“我每年的這一天都會出席紀念活動,希望世人客觀認識歷史和作為歷史人物的斯大林。”
斯大林于1879年12月21日生于哥里,原姓朱加什維利,父親是農民出身的皮鞋匠。斯大林是這個貧窮家庭的第三個孩子,也是唯一存活下來的孩子。他在哥里生活了大約15年,1894年離開家鄉到第比利斯學習。
現存斯大林故居是一處帶有木回廊和地下室的普通磚房,其中有個十幾平方米的小房間,里面擺著一只木箱、一張大床,正中間的方桌鋪著白桌布,上有一盞煤油燈和一個粗陶水瓶。據介紹,這個房間就是斯大林當年的居室。
在斯大林故居旁,建有國立斯大林博物館。館長馬格拉克利澤說,博物館目前藏有關于斯大林的實物展品約4.7萬件,去年參觀者達20萬人次,不少參觀者來自中國和歐美國家。
俄羅斯紀念斯大林誕辰130周年(組圖)
2009-12-22 來源:國際在線
當地時間周一,俄羅斯民眾手持斯大林肖像紀念斯大林誕辰130周年。21日,俄羅斯議會第二大黨――共產黨人在克里姆林宮外擺放鮮花,紀念前蘇聯領導人斯大林誕辰130周年。最近,俄羅斯總理普京和總統梅德韋杰夫也分別對反對斯大林的人進行了譴責。
當地時間周一,俄羅斯民眾手持斯大林肖像紀念斯大林誕辰130周年。
在斯大林的故鄉格魯吉亞哥里鎮,部分斯大林的支持者舉行紀念活動。
國際在線12月22日報道 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12月21日是蘇聯領袖斯大林誕辰130周年紀念日。據最新的一項民調顯示,俄羅斯民眾對于這位爭議頗多的領導人的積極評價較十年前上升了。
雖然仍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俄羅斯人認為斯大林應該為在二戰期間數百萬前蘇聯公民的死亡負責,但同時也有大多數人認為俄羅斯目前需要像斯大林這樣果敢的領導者來拯救經濟。
21日,俄羅斯議會第二大黨――共產黨人在克里姆林宮外擺放鮮花,紀念前蘇聯領導人斯大林誕辰130周年。共和黨代表發言人伊柳金(Viktor Ilyukhin)表示:“他是我們的救星,要不是他,我們可能被還關在德國布痕瓦爾德集中營里,我們要記住斯大林是國家的奠基人。”
俄羅斯公共輿論研究中心本月初發現,目前約有21%-25%的民眾認為斯大林是一位“明智的領導人”,這個數字在1998年則只有16%;而那些認為自己之前對斯大林的評價是“錯誤的”的人數指數上升至了35%。
最近,俄羅斯總理普京和總統梅德韋杰夫也分別對反對斯大林的人進行了譴責。
(本文來源:國際在線)
組圖:俄羅斯民眾紀念斯大林誕辰130周年
2009年12月22日 China Foto Press
http://news.sina.com.cn/w/p/2009-12-22/130819313267.shtml
2009年12月21日,莫斯科,當日是斯大林誕辰130周年,俄羅斯共產黨成員和其支持者前往悼念。
俄羅斯國內在評價斯大林問題上的新動向
張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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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視野編者按:長期以來,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無論在俄羅斯,在我國,還是世界其它國家,一直是一個熱門話題。人們之所以關注這個話題,是因為對斯大林這個對世界歷史具有深遠影響的歷史人物的評價,直接關系到如何看待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創舉和革命實踐問題,關系到現實的政治斗爭問題。
張捷教授的這篇文章,站在歷史唯物主義客觀公正的原則立場上,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真實地再現了歷史真相,同時比較翔實地介紹與分析了俄羅斯近年來在評價斯大林問題上各個階級和政治派別的態度、表現和動向。
斯大林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軍事家。我們黨早在上世紀50年代,在《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就鄭重地作出結論:在列寧逝世之后,作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物的斯大林,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保衛列寧主義遺產、反對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和其他資產階級代理人的斗爭中,他表達了人民的意愿,不愧為杰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士。斯大林所以贏得蘇聯人民的擁護,在歷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為他和蘇聯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在一起維護了列寧的關于蘇維埃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路線。蘇聯共產黨實行了這條路線,使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取得勝利,并且造成了蘇聯在反希特勒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條件,而蘇聯人民的這一切勝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階級和一切進步人類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這個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時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榮譽。
張文使我們看到,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斯大林時代各種檔案資料的陸續解密,許多丑化和抹黑斯大林的謊言不攻自破,肯定斯大林的傾向不斷強化,斯大林擁有越來越廣泛的群眾基礎,他仍然活在俄羅斯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中。
歷史和現實的斗爭告訴我們,能否正確評價斯大林,對于我們能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堅定的走社會主義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張捷教授的這篇新作,很值得我們大家認真讀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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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巴喬夫開始實行他的“改革”后,在他提出的“民主化”、“公開性”和“填補歷史空白點”等口號的鼓動下,出現了一股比蘇共二十大后出現的更大更猛的反斯大林的浪潮。斯大林時代的歷史幾乎完全被抹黑,斯大林本人則被妖魔化。這不能不對人們的思想認識產生重大影響。斯大林的支持率降到了最低點。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改革”年代出現的政治狂熱開始消退,人們變得比較冷靜起來;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社會上出現了懷舊情緒,于是不少人開始懷念斯大林。與此同時,各種檔案材料的逐漸解密和公布,使得不少關于斯大林的謊言不攻自破;斯大林著作的整理出版以及一些嚴肅的研究著作的問世,又使得人們對斯大林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許多人開始肯定斯大林,斯大林重新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對象。有人高興地說:斯大林回來了。不過在評價斯大林的問題上仍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和尖銳復雜的斗爭。進入新世紀后,仍然基本上保持著這樣的狀態。然而隨著政治形勢和社會情緒的發展變化,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下面就講一講這方面的情況。
一
我們知道,在“改革”年代對斯大林持批判和否定態度的,主要是自由派,其中包括政界人士和知識界的精英。隨著蘇聯的解體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失敗,他們政治上遭到了破產,他們過去散布的關于斯大林的種種神話不斷被揭穿,在社會上普遍出現懷舊情緒的情況下,他們攻擊斯大林的放肆態度有所收斂,但是反斯大林的立場并沒有改變,一遇適當時機,他們與包括共產黨人和人民愛國力量在內的左派之間在評價斯大林問題上的矛盾就重新顯露出來,有時甚至形成尖銳的對立。
2003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五十周年。左派開展了各種紀念活動,他們的報刊發表了大量紀念文章,繼續揭露對斯大林的誣蔑和攻擊,肯定他建立的豐功偉績,氣氛相當熱烈。自由派的政治組織“右翼力量聯盟”則在《消息報》和《獨立報》等大報上刊登了“沒有暴君的五十年”的大字標語,以表明自己的立場和態度,但沒有發表聲明和文章。兩派之間沒有進行正面的交鋒。2004年12月斯大林一百二十五歲誕辰前后,情況大致也是如此。
領導蘇聯軍民取得衛國戰爭的勝利,是斯大林建立的偉大功勛之一。2005年5月在勝利六十周年時,俄羅斯全國舉行了規模盛大的慶祝活動。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紛紛提出要為斯大林樹立紀念碑和紀念像。在雅庫梯的米爾內市人民群眾的這一愿望得到了實現。以共產黨人為首的左派在慶祝活動中,特別突出斯大林在贏得勝利方面所發揮的重大作用。《蘇維埃俄羅斯報》在紀念日前夕舉行“圓桌會議”,與會的高級將領、老戰士和學者們回憶了斯大林在戰爭期間開展的多方面的活動,肯定他是名符其實的最高統帥,批駁了種種誣蔑不實之詞和奇談怪論。而自由派報刊大多不談斯大林的功績,主要渲染戰爭初期的失利和取得勝利付出的代價,直接間接地譴責斯大林。自由派的喉舌《莫斯科新聞》連續發表文藝學家丘達科娃的文章。這位在1993年“十月事件”前曾敦促葉利欽動用武力,后又大力支持葉利欽競選總統因而當上了總統委員會委員的女學者老調重彈,說什么斯大林在戰爭前夕殘殺軍隊干部,在外交上完全失敗,使得國家沒有做好應付戰爭的準備,因而造成戰爭初期的嚴重失利。她反對為斯大林樹紀念碑或紀念像,說這種做法是對在斯大林時代的犧牲者的嘲弄,指出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正在復活,要求設法加以制止。[1]同時電視臺播放了經過自由派編導處理和剪輯的關于衛國戰爭的紀錄片,其中許多事實完全變了樣,斯大林的形象遭到了嚴重的歪曲。影片的解說詞更是直接對斯大林進行了指責和攻擊,說他使國家在嚴重的戰爭威脅面前毫無準備,導致千百萬人的死亡;說他處死了以圖哈切夫斯基為首的軍隊優秀干部,使得部隊無人指揮;說斯大林作為最高統帥,指揮能力很差,導致戰爭初期兩百萬人被包圍和當了俘虜;說斯大林在1944年無緣無故地把車臣人和克里木韃靼人強行遷往中亞,造成了嚴重的后果等等,等等。一位名叫博洛京的學者進行了憤怒的駁斥,把紀錄片的制作者稱為“戈培爾的徒子徒孫”。[2]
這里要特別說一下當權者的態度。2002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會見一家報紙的總編時曾肯定衛國戰爭勝利是在斯大林領導下取得的,說“這勝利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斯大林的名字相聯系的”。可是三年后,他在舉行衛國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慶祝活動期間的幾次講話中,不知出于何種考慮,沒有提到最高統帥斯大林的名字。誠然,他在一次談話中不同意把斯大林與希特勒并提,不過仍認為斯大林是“暴君”,強調“許多人稱他為罪犯”。[3]大概由于當局采取這樣的態度,有的單位在搞慶祝活動時也避免提起斯大林的名字。例如一位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在該院舉行的慶祝大會上講話時,也只說這是人民的功勛,沒有提到斯大林。如此說來,蘇聯似乎是在沒有最高統帥統一指揮的情況下贏得戰爭的勝利的。
這里還要說一說在慶祝活動中的這樣一個“細節”。在舉行慶典的日子里,紅場上懸掛著衛國戰爭時期的各位高級將領的畫像,可是卻見不到斯大林。一位從外地來參加慶祝活動的老戰士也證實說,他們乘車前往紅場參加檢閱的路上,沿途看到了所有統帥的畫像,唯獨找不到最高統帥斯大林的畫像。他認為斯大林應在其中占據應有的位置,因為任何一個重大戰役的籌劃都離不了他。[4]
俄羅斯的自由派對斯大林的回歸感到恐懼,他們力圖阻止回歸的進程。他們繼續利用手中掌握的輿論工具,抓住斯大林的某些失誤不放,大做文章,同時重復各種已被事實揭穿的神話。大概是他們發現這樣做收效不大,相信他們的人未見明顯增多,斯大林在群眾中的威望沒有降低,因而覺得需要改變方法和手段。首先,他們不限于在政治歷史問題上揭露斯大林,而在一定程度上把注意力轉向斯大林的個人經歷、家庭和私生活,力圖通過這些方面的展示來貶低斯大林,把這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軍事家“人性化”,描繪成一般的凡夫俗子。他們的報刊大量刊登關于斯大林和他的妻子阿利盧耶娃的關系和阿利盧耶娃自殺的材料,不厭其詳地敘述他的子女雅科夫、瓦西里和斯維特蘭娜的生活經歷和表現以及斯大林對他們的態度。某些報刊津津有味地談論“斯大林與女人們”這個題目,除了阿利盧耶娃外,還給他找出了“秘密的妻子”、“不為人知的妻子”、“地下的妻子”、“平民的妻子”等等,并對他與她們的關系作了渲染。這些把斯大林形象庸俗化的報導有時甚至染上了黃色,以迎合小市民的趣味,從而獲得了一些讀者。但是這反過來證明了自由派的思想政治觀點的破產。
自由派的精英們在他們提出的對斯大林的種種指責陸續為披露的材料所否定的情況下,舉不出新的有說服力的事實,于是轉而求助于藝術虛構。從2004年斯大林誕辰一百二十五周年前夕開始,他們陸續推出了幾部反斯大林的電視劇,對群眾進行反斯大林的宣傳。首先,電視臺放映了根據雷巴科夫的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改編的十五集電視劇,緊接著放映了根據阿克肖諾夫的小說《莫斯科傳說》改編的二十二集電視劇。這兩部電視劇都具有鮮明的反斯大林傾向。差不多與此同時,電視臺又制作和播出了十一集電視劇《懲戒營》。這部連續劇表現了這樣一個基本思想:斯大林建立懲戒營,是為了把許多軍官和士兵趕到那里,在最嚴酷的戰斗中利用他們,這說明斯大林的殘酷和不人道。因此這部連續劇也具有鮮明的反斯大林傾向。同時影片肆意歪曲事實,夸大懲戒營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因此一位軍事史專家稱它為一種“按照一定政治思想要求制作的貨色”,其目的是為了向年輕一代灌輸這樣的思想:締造衛國戰爭的勝利的“不是朱可夫那樣的元帥和馬特洛索夫那樣的戰士”,而是懲戒營里的罪犯,從而縮小和貶低所取得的勝利的意義。
這里還特別要說一下根據索爾仁尼琴的小說《第一圈》改編的電視劇,它于2006年初在電視臺播出。索爾仁尼琴本人親自寫了電視劇腳本,并朗讀了畫外解說詞。我們知道,索爾仁尼琴在他的那部寫莫斯科郊外的一個特別監獄的小說里曾對斯大林進行攻擊和否定,把他寫成一個面目可憎、心狠手辣的專制暴君。電視劇仍然對斯大林進行貶損和丑化。索爾仁尼琴的這種態度,與他十年前有明顯不同,那時他在短篇小說《在轉折關頭》里曾說過斯大林的一些好話。現在他這樣做,使得人們有理由懷疑他十年前那么說并非出自真心。
前幾年,俄羅斯知識界曾進行討論,試圖確定一種符合民族特點的“俄羅斯思想”。2008年又想找出可作為俄羅斯象征的歷史人物,為此電視頻道“俄羅斯”、科學院俄羅斯歷史研究所和社會輿論基金會在某些方面慷慨資助下制作了一個選“俄羅斯名人”的節目。這個節目進行的程序是這樣的:先由歷史學家擬訂出一個由五百人組成的大名單,交群眾通過互聯網投票,于當年7月選出五十人,通過電視公布于眾;接著進行第二輪投票,從中決出十二人,于9月公布;最后于12月選出優勝者。節目的制作者估計,通過他們的宣傳和操作,能把尼古拉二世或斯托雷平這樣的人捧為“俄羅斯名人”并樹為旗幟。出乎他們意料的是,7月公布的第一輪選舉結果,斯大林位居榜首,而且得票數大大超過尼古拉二世等人。這使節目的制作者和自由派人士感到驚慌。有的人說什么這是機器人投的票,有的人辱罵投斯大林的票的人為“白癡”,有的人則大談這是“斯大林的病毒”在作怪等等。制作者決定采取各種措施,力圖扭轉局面。通過他們的努力,9月公布的名單中斯大林雖仍然入選,不過退居第十二位。12月最后的評選結果公布,斯大林得票五十一萬九千零七十一票位居第三,得票與位居首位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得票五十二萬九千五百七十五票)相差無幾。評選結果再一次表明,在今天的俄羅斯,斯大林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他對社會政治生活繼續產生著影響。這次活動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許多新聞媒體作了大量報導,不管報導者的態度如何,他們那樣做在客觀上都起了替斯大林作宣傳的作用。
最近一兩年有一個新動向,即俄羅斯國內外反斯大林的勢力遙相呼應,一起對斯大林發起攻擊。2008年9月,歐洲議會通過了一項決議,宣布8月23日(1939年簽訂“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協定”和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日子)為全歐紀念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犧牲者的日子。2009年7月,歐洲安全合作組織大會根據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亞的提議,通過了一項關于重新聯合處于分割狀態的歐洲的決議,其中把德國的納粹制度和蘇聯斯大林領導下建立的制度都稱為“極權主義制度”,指責它們實行種族滅絕政策,違反人權和人的自由,犯下了戰爭罪和反人類罪。同時決議對所謂的歌頌極權主義制度的種種表現,其中包括“對納粹的和斯大林主義的過去進行公開的贊揚,以及包括新納粹主義和光頭黨在內的各種激進主義的運動和團體正在擴大和加強”,表示深切的不安。這種把納粹和斯大林并提加以譴責的做法,遭到了俄羅斯官方的反對,俄羅斯外交部正式代表在記者招待會上加以駁斥,指出歐洲安全合作組織的決議出于政治目的歪曲歷史,無助于創造各成員國之間信任和合作的氣氛。可是俄羅斯國內的一些人卻對上述決議作出響應。一位名叫迪馬爾斯基的記者替決議辯護,并引用一位俄羅斯宗教界人士的話說,斯大林完全可以與希特勒相比擬,他們兩人給這個世界帶來那么多的痛苦,以至于任何軍事上的或政治上的成就都不能補償他們對人類犯下的罪行。[5]還有一位名叫拉德濟霍夫斯基的政治學家不同意那種認為決議歪曲歷史的說法,理由是其中沒有談到戰爭,沒有談到它的發動者和勝利者、蘇聯的貢獻等等,講的是極權主義制度。他問道,為什么我們的政治家要毫無意義地維護斯大林主義呢?他認為不讓人家批判“我們的斯大林”是幼稚可笑的。斯大林是“我們的劊子手”,不管他們怎么說,我們應當自己弄清什么是斯大林主義。[6]確實,決議講的是兩種極權主義制度,沒有具體提到戰爭中的問題,但是既然雙方都是極權主義制度,那么這場戰爭豈不是成為兩種極權主義制度之間的爭斗,這不是完全歪曲歷史又是什么呢?這位說人家幼稚可笑的政治學家,自己倒是幼稚可笑而且話說得極其荒唐的。
2009年4月22日,《新報》發表了曾在軍事檢察總院工作的雅布洛科夫的文章《貝利亞被定為有罪》一文,其中搬出在卡廷附近槍殺波蘭戰俘一事,說蘇聯“履行對德國承擔的義務”,進入波蘭領土,俘虜幾萬波蘭軍人,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們下令把他們槍殺,卻逃脫了對這一極其嚴重的罪行應負的道義責任。文章說,被稱為“各族人民的父親”的斯大林,實際上是嗜血成性的“吃人野獸”等等。斯大林的孫子葉夫根尼•朱加什維利認為雅布洛科夫的這些說法敗壞了斯大林的名譽,把他告上了法庭。此事受到各方面的關注。俄羅斯國內外的許多新聞媒體紛紛進行報道。最后,葉夫根尼的控告被駁回。但是如同電視臺的一位評論家所說的那樣,幾年前把攻擊斯大林的人告上法庭的事是無法想象的,但是“最近在俄羅斯可以看到重新評價斯大林時期的事件的傾向,因此葉夫根尼•朱加什維利的訴諸法律的行為被認為是完全合法的”。
這里順便說一下卡廷事件。1943年春,德國宣傳機器報道說,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發現埋葬波蘭軍人的墳墓,說這些軍人是蘇維埃政權于1940年4~5月間下令槍殺的。1943年9月斯摩棱斯克地區解放后,蘇聯當局立即成立特別委員會調查此事。委員會掌握了大量物證后得出的結論是:槍殺這些軍人的是德國人,時間是在1941年德國人占領該地區之后。但是波蘭和某些西方國家一直相信和堅持德國人的說法。“改革”年代,戈爾巴喬夫不知出于何種動機,承認卡廷事件是蘇聯制造的,后來葉利欽也這樣做,他在1993年訪問華沙時向卡廷的犧牲者紀念碑獻了花,并在緞帶寫上“請原諒”的字樣。但是俄羅斯國內相當多的人仍堅持原來的看法。一位名叫穆欣的歷史學家經過多年的研究寫出了專著,以大量事實證明卡廷事件是德國人制造的,確定發生的時間不像德國人所說的那樣在1940年春天,而是在1941年秋天。此次雅布洛科夫重新提出波蘭軍人是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下令槍殺的問題后,俄共堅決不同意這種說法。國家杜馬的俄共代表建議成立特別委員會調查此事。委員會經過努力,最后終于迫使國防部軍事歷史研究所公布了一些檔案材料,這些材料證明卡廷事件是德國人制造的。[7]在這個問題上現任俄羅斯總理普京話說得比較含糊。他在訪問波蘭前發表的文章中說:“極權主義制度使俄羅斯人民的命運被扭曲,因此他們十分了解波蘭人由卡廷事件引起的激烈情緒,要知道那里埋葬著成千上萬名波蘭軍人。我們應當一起記住這一罪行的犧牲者。在1920年的戰爭中被波蘭俘虜的俄羅斯軍人的命運也是很悲慘的,因此‘卡廷’和‘梅德諾耶’的紀念碑應當成為我們共同哀悼和相互諒解的標志。”[8]照理說,當年承認卡廷槍殺波蘭軍人之事是蘇聯所為的戈爾巴喬夫應該講一講他是根據什么這樣做的,可是卻未見他站出來……
從以上所說的情況來看,盡管有人堅持反斯大林的立場,繼續咒罵他是“獨裁者”、“暴君”;盡管報刊上仍然不斷出現批判他的文章,但是卻未能改變這位偉人受到不少俄羅斯人擁護和愛戴的事實。俄羅斯的許多輿論調查和研究機構,例如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政治文化研究中心、社會輿論基金會、列瓦達分析中心等,經常進行調查研究,它們得出的關于斯大林支持率的數據大體上相同,這就是大約有三分之一的被調查者肯定斯大林的功績和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在肯定他的人當中,上年紀的人要多于年輕人,不過最近幾年這種情況正在改變。根據2008年斯大林逝世五十五周年時進行的調查,情況略有變化,39%的人認為斯大林在俄羅斯歷史上起了好作用,38%的人則相反,認為他起的是壞作用。[9]上面提到過的這一年投票選舉“俄羅斯名人”的節目,可以說是一次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全民公決性的活動,其結果充分反映了民意。由此可見,斯大林回來了,斯大林仍然活在許多俄羅斯人心中,應該說是不爭的事實。從某些人發表的熱情頌揚斯大林的言論來看,斯大林在他們當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甚至是他們崇拜的偶像,相當多的人希望俄羅斯能出現新的斯大林。
那么斯大林為什么重新受到歡迎呢?上面曾經提到過,這與社會上出現懷舊情緒有關。一些具有較強的國家民族觀念,曾為昔日強大的蘇聯感到自豪的人,面對整個國家遭到巨大破壞和淪為二流國家的殘酷現實,便懷念起強國的締造者斯大林來,在不同程度上改變了對他的批判態度,甚至開始頌揚他。另一些人對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社會秩序混亂,貪污盜竊盛行,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居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極其不滿,他們希望有斯大林那樣的“鐵腕人物”出來整頓社會秩序,懲治腐敗,收拾那些剝削和欺壓人民群眾的官僚和暴發戶;希望能有一個像斯大林那樣能干的當家人,一個像他當年領導的政府那樣的高效廉潔的政府來領導建設,安排好生產和保證人民生活水平不斷得到提高。還有一些人,其中大多是曾經生活在斯大林時期的上了年紀的人以及各種年齡的仍然堅持社會主義理想的人,他們常常想起社會主義建設的火紅年代和衛國戰爭的崢嶸歲月,想起過去工人農民當家作主、不受剝削和社會秩序穩定的日子,想起雖不富裕、但是基本需要得到了保障并且實現了公平的生活,對當時的領導人斯大林充滿感激之情,希望有一個新的斯大林帶領他們重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當然,如同一位俄羅斯評論家所說的那樣,也有一些人說斯大林的好話和投斯大林的票單純是為了發泄對現實的不滿,并不是對斯大林有好感,也不是想回到斯大林時代去。在斯大林回歸后并成為社會政治生活中擁有巨大影響力的人物的情況下,各種政治勢力和社會力量根據自己的利益和需要紛紛調整自己對斯大林的態度,總的說來,肯定的傾向有所發展。
二
進入新世紀后,政界和知識界的自由派仍繼續堅持反斯大林的立場,他們繼續稱斯大林為“獨裁者”和“暴君”,把斯大林領導的時期描繪成一團漆黑,認為他對國家和人民犯下了嚴重的罪行。上面提到過,在斯大林逝世五十周年時,自由派政客的組織“右翼力量聯盟”曾在幾份大報上刊登“沒有暴君的五十年”的大字標語以表明自己的立場。盡管自由派在政治上已經失勢,但是他們還有相當大的力量。尤其是他們仍控制著相當多的新聞媒體,并經常利用它進行反斯大林的宣傳。知識界的一些自由派人士,例如上面提到過的文藝學家丘達科娃,曾任葉利欽的新聞秘書的科斯季科夫,赫魯曉夫時期的紅人、曾擔任過《文學報》總編的布爾拉茨基,《斯大林》一書(中譯本改名為《斯大林秘聞》)的作者拉津斯基以及一些演藝界和新聞界人士還相當活躍。因此,對自由派的作用和影響仍不可忽視。
對斯大林持肯定的態度的,主要是共產黨人和人民愛國力量。他們從“改革”后期以來在政治上結成聯盟。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出現了好幾個共產黨組織。以尼娜•安德烈耶娃為首的全聯盟布爾什維克共產黨、以舍寧為首的共產黨聯盟-蘇共反對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批判,主張恢復斯大林的名譽,態度比較堅決,其他組織的態度則相對地不那么明朗。這里著重講一下在俄羅斯政治生活中影響最大的以久加諾夫為首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情況。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初,俄共組成人員的成分復雜,大致有激進的左派、愛國主義的中派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右派等幾類人,在對待斯大林的問題上存在著不同意見。有人擔心如果肯定斯大林就會挨罵,而且有可能重復過去斯大林的錯誤,因而主張仍對斯大林持批判態度。久加諾夫大概為了照顧各種不同意見,在談到如何評價斯大林時,既說他的貢獻,又談他的錯誤。例如1998年他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只用一種顏色來畫斯大林的像是不對的。與他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有像實現我國的工業化、宇宙航行、在全球建立世界各強國之間的平衡和保證核安全這樣的事實。”接著他又說:“也有錯誤,黨已在五十年代進行了批判。這樣的錯誤和偏離法律的行為不應該重復發生。”[10]他回避了功大于過還是過大于功的問題,同時肯定了五十年代對斯大林的批判。在久加諾夫講這些話時,斯大林正在回歸,群眾高舉斯大林畫像參加集會,某些愛國者報刊以大量篇幅刊登頌揚斯大林的文章,俄共在這方面顯得不那么熱情。1999年在斯大林一百二十歲誕辰時,只以中央主席團的名義發表了一篇紀念文章,沒有更多的表示。
2001年1月,以舍寧為首的共產黨聯盟-蘇共召開第三十二次非常代表大會,科索拉波夫在會上作了報告。大會決定撤銷蘇共二十大根據赫魯曉夫的報告所作的《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和蘇共二十二大關于把斯大林遺體遷出紅場陵墓的決議,認為這兩個決議違背了黨章的準則,敗壞了黨及其領導人的聲譽,使得多年來科學的無產階級思想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遭到誣蔑,從而產生了明顯的反革命結果。[11]2001年10月,以久加諾夫為首的共產黨聯盟-蘇共也舉行第三十二次代表大會。久加諾夫在談到格魯吉亞、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共產黨提出重新審議和撤銷蘇共二十大《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和1956年6月30日蘇共中央作出的《關于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決議的建議時說:“斯大林本人不需要平反。我提請大家注意,蘇共中央的決議肯定了斯大林在建設和捍衛蘇聯社會主義中所起的杰出作用,他在領導蘇聯時期所犯的錯誤與他的杰出作用是不能相比的。代表大會的決議和中央全會的決定的實質在于譴責個人崇拜本身,而不在于它與什么人有關。”[12]久加諾夫對蘇共二十大的決議的看法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他認為斯大林不需要恢復名譽的說法也是不對的。應該說,他的這些話只反映了俄共內部一部分人的意見,并不代表廣大黨員的看法。
在這之后,俄共內部經歷了幾次分裂,一些黨內右派人士紛紛離它而去。黨的領導層思想觀點的分歧有所縮小,他們對斯大林的態度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在斯大林逝世五十周年之際,久加諾夫發表了紀念文章,并在回答記者提問時稱斯大林為“偉大的治國安邦者”,說“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將愈來愈懂得二十世紀是列寧和斯大林的世紀”。[13]2004年10月俄共中央主席團作出了紀念斯大林一百二十五周年誕辰的決定,要求開展多種形式的紀念活動。久加諾夫為紀念斯大林誕辰撰寫了《強國的建設者》一文,肯定斯大林是偉大強國的設計者和建設者,全民族的領袖,對他的功過進行了分析,提出要總結斯大林時代的經驗,將其應用于今天的實踐等等。從那時起,俄共報刊經常刊登文章贊揚斯大林的豐功偉績,批駁對斯大林的誣蔑和攻擊。2008年,久加諾夫推出了題為《斯大林與當代》一書,引起了廣泛的重視。今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一百三十周年誕辰。早在4月初,俄共中央主席團就通過了一項紀念誕辰的決議,要求各級黨組織開展多種形式的紀念活動,責成黨報黨刊發表紀念文章,并決定頒發紀念章。某些地方的黨組織還決定采取當年為紀念列寧吸收黨員的做法,為紀念斯大林吸收新黨員。各個方面早已積極行動起來。估計這次紀念活動將比以往更加隆重。
俄共領導人對斯大林的態度的變化,大概是與他們對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有進一步認識相聯系的。最近利加喬夫在《斯大林——社會主義的理論家和建設者》一文中說:“不在勞動人民的意識中清除關于共產黨、蘇聯、列寧和斯大林的種種臆造出來的謊言,就不能指望勞動群眾會積極參加為恢復蘇聯人民政權、重新走上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根據社會主義的原則重建聯邦國家而進行的斗爭。”[14]可見他們已認識到這不是一般的如何看待歷史人物的問題,而是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和社會主義的命運的大問題。
俄羅斯愛國者當中的強國論者對斯大林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作家兼政論家、《明天報》總編普羅哈諾夫,此外還有批評家洛巴諾夫、巴依古舍夫等人。上世紀九十年代下半期,當社會上有人開始懷念斯大林時代和斯大林本人時,普羅哈諾夫順勢采取了行動。1997年底《明天報》推出了一個紀念斯大林的專號,普羅哈諾夫親自為這專號寫了題為《斯大林來了》的前言,其中說道:“請注意聽吧,請把耳朵貼近紅場的石塊。請把腦袋俯在上過前線的愛國者的心口上。請挨近飽受屈辱的祖國母親的胸膛。聽見了吧?——腳步聲!斯大林來了!”[15]1998年該報舉行一次慶祝斯大林誕辰和授予“斯大林之星”勛章的晚會,與會者,特別是作家邦達列夫,發表了歌頌斯大林的熱情洋溢的講話。1999年12月斯大林一百二十歲誕辰時,該報用整整六大版的篇幅敘述斯大林在戰爭期間一天的活動,肯定他為奪取戰爭勝利付出的辛勤勞動和作出的英明決策。但是普羅哈諾夫崇敬的不是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斯大林,他肯定和頌揚斯大林,主要是因為斯大林把俄羅斯建成了一個強大的國家。
最近幾年,普羅哈諾夫的思想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從強國論的觀點出發,肯定俄國歷史上的各個封建王朝。2006年他推出了《第五帝國交響曲》一書,其中闡述了這樣的思想:在俄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四個帝國,今天處于第五帝國即將來臨的時期。他所說的前四個帝國是:基輔羅斯、莫斯科公國、羅曼諾夫王朝和斯大林領導的蘇聯。他稱蘇聯為“紅色帝國”,稱斯大林為“紅色君主”和“羅曼諾夫王朝的秘密繼承人”。這就歪曲了歷史和斯大林的形象。他本來對普京持批判和嘲笑的態度,他的不少評論文章可以證明這一點。他在2001年發表的曾經轟動一時并獲得“民族暢銷書獎”的小說《黑索金先生》里用諷刺的筆調寫普京(書中稱他為“中選者”),說普京最后神秘地消失了。幾年后他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據他說,這是因為普京保全了作為一個國家的俄羅斯,并為俄羅斯帝國的復活開辟了前景。在普京第二屆總統任期將滿時,他堅決要求普京連任,并在報刊上發出呼吁。最近他還表示相信普京是會“提前回來的”,說他“熱切地希望能這樣”。[16]
上面提到過,以普羅哈諾夫為代表的人民愛國力量曾與共產黨人結成親密的聯盟,開頭一起反對戈爾巴喬夫等人的叛賣行為,后來又共同揭露葉利欽的種種禍國殃民的政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普羅哈諾夫與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關系異常密切,他們兩人會同《蘇維埃俄羅斯報》總編奇金經常就一些重大的社會政治問題進行交談,對當局提出批評。他的思想和政治立場的改變,使他與俄共完全決裂。普羅哈諾夫的“向右轉”,并在一定程度上靠向現在的當權者,使左派聯盟出現了裂縫,這不能不對當前俄羅斯的政治生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在俄羅斯政壇上,信奉自由主義、對斯大林采取否定態度的右派失去領導地位后,代替他們的是以普京為代表的中派。這些人已不像右派那樣完全否定斯大林,而是隨著形勢的發展和根據政治上的需要,對斯大林的態度作了調整。
我們知道,普京上臺后提出愛國主義和強國意識的口號,對葉利欽時期的方針政策作了一系列的改變。首先,以他為首的領導集團面對社會上還存在懷舊情緒和斯大林在群眾中的影響還在不斷擴大的現實。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和為了推行自己的方針政策,需要順應民情,爭取盡可能多的人的支持,這樣就不能不考慮占人口相當大比例的擁護斯大林的人的意見和思想情緒。這可能是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對斯大林的態度的一個原因。再說這個集團既然打出愛國主義和強國意識的旗幟,提出要把俄羅斯重新建設成一個強大國家的目標,就不能像自由派那樣數典忘祖,糟蹋自己國家的歷史和傳統,而需要肯定它的歷史成就,繼承和發揚它的歷史傳統。蘇維埃時代,尤其是斯大林領導的時期,是俄羅斯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自然更應該重視。同時,他們制訂的一些重要方針政策,例如加強中央集權、建立垂直權力體系的做法,也需要從歷史上尋找依據,以重要歷史人物的成功經驗作為支撐,才能更加順利地貫徹執行。這就使得他們以新的目光來看待蘇維埃時代和以新的態度來對待斯大林。根據一位俄羅斯評論家的說法,俄羅斯的當權者對斯大林采取與自由派不同的態度,還由于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曾在安全機關任職,這些人“對斯大林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對他們來說,“斯大林——這意味著秩序,斯大林——這意味著勝利”,他們也希望能做到這樣。[17]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今天的俄羅斯需要有一個像斯大林那樣的“高效的管理者”(“эффективныйменеджер”)。
2004年12月,在斯大林誕辰一百二十五周年之際,政權黨統一俄羅斯黨領導人、國家杜馬主席格雷茲洛夫在回答記者提問時稱斯大林為“出類拔萃的人物”,說“他作為國家領導人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無疑做了許多事情”,還說他“在雅爾塔、德黑蘭的談判過程中實際上處于領導地位”,同時他又指出,“在對內政策上的那些過火行為無疑不會給他增添光彩”。[18]格雷茲洛夫的這番話引起了廣泛的注意。《消息報》認為這是政權黨領導人在號召人們改變對斯大林的態度。[19]
在這之前不久,俄羅斯教育部決定重印斯大林親自主持編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將其作為高校歷史教學參考書。可以說,此事是一個信號,說明當局對斯大林的態度將會發生變化。
至于說到普京本人,那么在他剛上臺時對蘇維埃時代的歷史是否定的,認為國家“將近七十年都走在一條死胡同里,偏離了文明大道”。[20]他沒有直接提到斯大林,但是很顯然,他認為是斯大林把國家引進了死胡同。后來他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一看法。2005年在國情咨文中承認蘇聯的覆滅是“二十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對俄羅斯民族來說成為真正的悲劇”。這就反過來對蘇維埃時代作了肯定,同時也表明他對斯大林的看法作了一些修正。上面提到過,他在慶祝衛國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的講話中雖然沒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但是也反對把斯大林與希特勒并提。在這之后,普京直接提到斯大林的次數似乎不多,他的態度的變化更多地在一些具體事情中反映出來。這里首先說一說新的歷史教學參考書和教科書的編寫這件事。
根據《生意人報》透露,總統辦公廳直接約請一些人編寫歷史教學參考書,就歷史活動家的評價問題作了這樣的指示:“斯大林好(確立了垂直權力體系,但沒有私有制);赫魯曉夫不好(削弱了垂直權力體系);勃列日涅夫根據與斯大林一樣的標準,也好;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不好(他們拆毀了國家,不過在葉利欽當政時出現了私有制);普京是最好的管理者(鞏固垂直權力體系和私有制)。”[21]這種說法不一定可靠和完全符合實際,但是在這之前普京曾對現行歷史教科書表示過不滿,這就有理由認為,新編教學參考書和教材一事可能得到了當局的支持。2007年由菲利波夫主編的教學參考書《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由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舉行了隆重的首發式,教育部長富爾先科和總統辦公廳第一副主任蘇爾科夫親自出席,這顯得非同尋常,而且首發式安排在全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教師研討會召開期間舉行。普京在會見會議參加者時就愛國主義以及歷史和社會學在教育年輕一代中所起的作用,就教科書的作用問題談了很多,他說:“保證教育的人文科學領域的科學性和正確的教學法方面,說得輕一些,顯得滯后了,現代的教科書的編寫以及專家和教育工作者的培養也落后了。實際上缺乏深刻地和客觀地反映我們祖國現代歷史的參考書。”[22]普京對在這之前的各種歷史教科書提出批評,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理解為對新編教學參考書的肯定。這本新編的教學參考書與在這之前的各種教學參考書和教科書的不同之處在于對蘇聯的歷史作了比較客觀的和全面的說明,稱斯大林為“蘇聯最成功的領導人”,指出在他領導下各個方面取得的勝利和成就,同時也不回避斯大林時期存在的問題。同年出版的教科書也基本上采取這樣的寫法。
但是俄羅斯的當權者對斯大林的態度有時是自相矛盾的。就拿學校的歷史教學來說,他們一方面支持重編教科書,對斯大林的歷史作用作了肯定,另一方面又強調讓學生學習索爾仁尼琴的著作的必要性。2008年8月初,改任總理的普京在會見教育和科學部長富爾先科時提出必須修訂教學大綱,讓學生更加充分地學習索爾仁尼琴的作品。2009年7月,在索爾仁尼琴去世一周年前夕,作家的遺孀在普京會見她時提出把《古拉格群島》作為必讀書納入教學大綱的建議,普京表示同意。[23]這樣一來,如同一位專家所說的那樣,一方面讓學生學習《古拉格群島》,另一方面又在歷史課上對他們說斯大林是“高效的管理者”,這會使學生產生精神分裂癥,最后留在學生腦子里的勢必是索爾仁尼琴對斯大林搞的鎮壓的評價。[24]
再說一說現任總統梅德韋杰夫對斯大林的看法。上面說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七十周年前夕,歐洲安全合作組織大會通過一項決議把二戰的爆發歸罪于德國和蘇聯,并把希特勒和斯大林相提并論,同時波羅的海沿岸的一些國家也把希特勒和斯大林并提加以譴責。梅德韋杰夫進行了憤怒的駁斥,稱之為“肆無忌憚的謊言”,他強調指出,實際上是斯大林“最終拯救了歐洲”。[25]在這之前,他下令成立了一個直屬總統的專門委員會,讓它負責反對“損害俄羅斯利益的篡改歷史的行為”的斗爭。與此同時,國家杜馬也通過一項法案,以追究肆意篡改歷史者的法律責任。可見他在這個問題上態度比較堅決。但是在涉及對內政策的問題時,他對斯大林的評價就大不相同,甚至說他犯了企圖“消滅自己的人民”的罪行。[26]
從以上所述來看,近年來在如何評價和對待斯大林的問題上情況變得更加復雜。不僅否定和肯定斯大林的爭論仍在繼續進行,而且出現了一些新的傾向。有人在肯定的幌子下歪曲斯大林的形象,利用它宣揚君主主義思想;有人根據斯大林曾在教會中學上過學,推斷他仍保持著宗教信仰,甚至認為形成了一種“東正教的斯大林主義”;有人從另一個角度把他與列寧對立起來,強調兩人之間的分歧,在贊揚他的同時貶低列寧;有人則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對斯大林的思想和活動作片面的解釋,使其符合本身的政治需要等等。這些新的傾向值得注意。在目前的情況下,不僅需要繼續不斷地揭露各種關于斯大林的新舊謊言,進一步澄清各種被歪曲了的歷史事實,批判各種誣蔑斯大林的觀點和言論,同時需要同各種歪曲斯大林的種種表現作斗爭,恢復斯大林真實的歷史面貌,對他的功過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進一步加強對斯大林的研究。
三
上世紀九十年代,俄羅斯國內的一些學者就已在研究斯大林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首先要講一講斯大林的遺著的發掘、整理和出版。一些報刊陸續發表了斯大林的不少鮮為人知的文章和講話。以科索拉波夫為首的一批左派學者開始為出全斯大林文集而努力。我們知道,1946年聯共(布)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著手編輯出版《斯大林文集》[27],本來計劃出十六卷,并在《文集》第1卷的出版說明里對各卷內容作了預告。斯大林在世時出到了第13卷,他逝世后,赫魯曉夫下令終止出版,并毀了已制好版的其他幾卷。根據第1卷出版說明里的預告,第14卷為1934~1940年的著作,第15卷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16卷則為衛國戰爭期間的著作。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胡佛研究所出版了《斯大林文集》的后三卷,不過對這幾卷的內容作了重大改變。原計劃收入第15卷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沒有全文采用,只取其中斯大林撰寫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文,將其放到第14卷,第15卷則改為收衛國戰爭期間的著作,第16卷也改為收戰后的著作。科索拉波夫等人同意這種做法,不過對各卷的內容作了較大的增補。他們在1997年十月革命八十周年之際推出了這三卷,只印了兩千冊,在一兩個月內就銷售一空。
在這之后,科索拉波夫等人繼續進行發掘、整理和出版斯大林著作的工作。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蘇聯當年出版《斯大林文集》時根據斯大林本人的意見,沒有把他的全部著作收進去。科索拉波夫等人經過努力,于2004年和2006年先后編輯出版了第17卷和第18卷,前者收集了斯大林從十九世紀末到1932年12月的詩歌、書信、電報、他起草的決議、命令和聲明等,后者則包括1917年到1953年的講話、報告、書信、電報、談話記錄、批示、命令等。他們還有可能再編輯出版第19卷。與此同時,他們還對1997年出版的第14、15、16卷的內容作了調整和增補。已于2007年出版的第14卷增訂第2版收入1934年3月到1941年6月戰爭爆發前的著作,篇目增加了一倍多。現在只見到第15卷第1部分,其中收入了從1941年6月戰爭爆發到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戰役結束的各種著作和文獻。預計這一卷將分為三部分,內容將大大擴充。編者為他們采取這樣的做法解釋說:“我們預計文集會因‘過于’詳細和收入從學院派的觀點來看‘多余的’文件而受到責備,但還是有意這樣做。我們通過這種做法徹底埋葬了赫魯曉夫制造的‘斯大林是按地球儀制訂作戰計劃的’這樣的低級神話以及以下重復多次的謊言,即斷定勝利‘不是有賴于’最高統帥發揮作用、而是‘違背’他的意志取得的。”[28]
科索拉波夫等花這樣大的氣力從事這項工作,大概是因為充分認識到它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斯大林自從受到批判以來,他已發表過的著作失去了重版的機會,他的手稿被拋在一邊,沒有人去進行整理和研究,更不用說發表出來了。在大約四十年的時間里一直如此,結果人們對他的思想觀點和活動已不甚了了,尤其是年輕一代更是這樣,他們變得比較輕信,這使得反對斯大林的人便于進行歪曲和捏造,各種流言蜚語和歪理邪說容易傳播開來而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隨著斯大林著作的整理出版,人們就有可能直接聽一聽斯大林本人是怎么說的,了解他的行為的動機和當時具體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這就有助于對事情的是非曲直作出正確的判斷。這樣一來,聽信造謠誣蔑和贊成無端攻擊的人就會減少。而對研究者來說,全面了解和熟悉斯大林的著作是一個先決條件,不具備這個條件,研究就無法進行,更談不上深入研究了。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斯大林時期的各種檔案材料陸續解密。學者們在整理和編輯出版這些材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們把材料分門別類,按照某一重要問題或某一重大事件匯編成冊付梓,例如關于大家關注的大清洗和勞改營的材料就出版了厚厚的幾冊。有些不屬于機密、甚至說不上是檔案的材料,因其能說明某些事實而具有一定的價值,也整理出版。這里要說一下克里姆林宮斯大林辦公室的日志,這日志從1924年7月到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前逐日記載了他會見的人員,具體寫明每個前來會見的人幾點幾分進辦公室,幾點幾分離開。這些日志的片段曾在雜志上發表,現在全部記錄已匯編成冊于2008年出版。別小看這簡單的記載,它糾正了某些訛傳,對恢復歷史真相起了一定作用。例如,1990年某些媒體引用一份據說是美國檔案館收藏的文件,大肆宣揚1939年10月17日斯大林曾在利沃夫會見希特勒,而根據日志記載,斯大林這一天在克里姆林宮會見了好幾個人;又如有人曾散布說,斯大林在戰爭爆發時驚慌失措,放棄了領導,一個人待在別墅里,誰也不接見,而日志逐日記錄了他會見的人,在戰爭爆發的那一天他就會見了二十九人次,隨后幾天也都是如此,顯然這幾天他一直在進行緊張的工作,為開展抗擊德國侵略者的斗爭作各種決策和部署;再如馬林科夫的兒子在回憶錄里說,1941年10月所有政治局委員都撤離了莫斯科,斯大林也離開了十天,只留下馬林科夫一人。但是只要翻一翻日志就可知道,在10月份政治局委員常到斯大林辦公室來,斯大林還接見其他許多人。由此可見,大量檔案材料的解密和公布,可以起糾正被歪曲的事實的作用,同時為研究者提供了最可貴的第一手材料。
俄羅斯學者在研究斯大林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上世紀九十年代下半期有一批比較嚴肅的著作問世,其中包括朱赫萊的《斯大林:真實和謊言》(1996)、尼古拉•雅科夫列夫的《斯大林:上升的道路》(1997)、謝馬諾夫和卡爾達肖夫的《約瑟夫•斯大林》(1998)、索洛維約夫和蘇霍杰耶夫的《統帥斯大林》(1999)等。據介紹,這些著作的作者態度比較冷靜和客觀,他們對斯大林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
進入新世紀后,出現的研究著作有所增加。在這些著作中,不少學者和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特別推重作家卡爾波夫的《大元帥》(2002)以及歷史學家葉梅利亞諾夫的兩卷本《斯大林:通向權力的道路》和《斯大林:在權力的頂峰》(均2002)。這兩部書都已有了中譯本。《大元帥》的作者卡爾波夫青年時代在塔什干軍校學習時,曾因說了幾句關于斯大林的話被加上進行“反蘇鼓動和宣傳”的罪名而被捕和判刑。他在1942年秋天上書加里寧請求允許他上前線去立功贖罪,他的請求被批準了。由于他在戰斗中表現出色,撤銷了當年軍事法庭對他的判決。照他自己說,他完全有理由生斯大林的氣。可是他不計較個人恩怨,在寫書時一切都從事實出發,根據大量文獻資料以及與許多與斯大林有過交往和接觸的人的回憶和談話,力圖客觀地和真實地描述出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動。應該說,他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大元帥》一書出版后,在社會上引起較大的反響,在短時間內幾次重版。烏克蘭的電影工作者將其改編為電視劇,不過它只在白俄羅斯電視臺播出,未能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觀眾見面。
這里要特別說一下這樣一件事。卡爾波夫在《大元帥》一書的第4章《1942年的嚴峻考驗》里講到,1942年2月斯大林曾打算與德國人媾和,親自草擬了《給德國統帥部的具體建議》,提出如果雙方達成協議,蘇聯準備與德國一起對英美采取軍事行動。書中還講到蘇方代表第一副內務人民委員梅爾庫洛夫曾與德方代表沃爾夫在被德軍占領的姆岑斯克會晤,由于德方態度強硬,談判未能取得結果。書中全文引用了斯大林的幾條建議和梅爾庫洛夫的報告。卡爾波夫認為這是斯大林有意“虛張聲勢”,目的是為了贏得時間,集合力量,雖未達到目的,但動機是好的。卡爾波夫的這種寫法在俄羅斯國內外引發了一場爭論,這場爭論延續了幾年之久。有人認為如果情況屬實,這將對斯大林的形象造成極大損害。歷史學家、軍事專家和檔案學專家紛紛發表意見。首先他們對卡爾波夫引用的文件的真實性提出質疑。根據他們的說法,在各個檔案館里沒有發現書中引用的材料,梅爾庫洛夫的報告的格式不符合當時的要求,他在報告上的簽名與他在檔案館里收藏的其他文件上的簽名完全不同,報告中的某些用語不符合當時俄語的習慣用法。還有根據克里姆林宮斯大林辦公室日志的記載,斯大林在1942年一年里沒有會見過梅爾庫洛夫,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上很難設想斯大林會不對他“面授機宜”,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斯大林派他去與德國人談判的可能性。同時他們認為,在當時莫斯科保衛戰取得了勝利,德國人在軍事上遭到了嚴重挫折,蘇聯同英美的聯盟正在加強的情況下,照常理說,沒有與德國人媾和的必要。此外,德國學者也提供了一些情況。一位德國歷史學家說他多年來翻遍了許多檔案館的檔案,沒有發現沃爾夫和別的人參加姆岑斯克會晤的材料。他還提到沃爾夫1984年去世前在寫回憶錄時常來找他幫忙和咨詢,從未提到參加過蘇德談判。卡爾波夫本人在記者問到他引用的材料的來源時,第一次說是在克里姆林宮斯大林的住宅里看到的,后來又改口說是情報機關的一位朋友給他看的。根據學者們分析,這兩份材料是德國情報機關偽造的,目的在于制造蘇聯與其盟國之間的不和。《大元帥》的作者沒有向專家們請教就相信這些材料的真實性并寫進自己的書里,這不能不給這部內容扎實、很有分量的作品留下一個顯眼的瑕疵。
葉梅利亞諾夫的兩卷本的第1卷從斯大林出生一直寫到1929年,敘述了他的成長過程、從事的革命活動以及成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并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的經過;第2卷則寫他從三十年代直到逝世的活動。作者根據自己掌握的大量材料,對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動作了全面的展示,揭露了社會上流傳的關于斯大林的各種神話(在寫本書前他曾發表過題為《關于斯大林的神話》的長文),肯定了斯大林的巨大的歷史功績。近年來,他還在報刊上不斷發表關于斯大林的文章和談話,并先后推出了《斯大林元帥——勝利的締造者》(2007)和《面對侏儒們評頭論足的斯大林》(2008)這兩部新著。
近年來在斯大林研究方面觀點比較鮮明而且作出了成績的還有歷史學家茹科夫。他先后出版了專著《斯大林:權力的秘密》(2005)、《另一位斯大林:1933~1937年蘇聯的政治改革》(2008)和《斯大林的人民的帝國》(2009)等專著。進入新世紀后出現的值得注意的研究著作還有謝馬諾夫的《斯大林:生活和活動的經驗教訓》(2002)、奧斯特羅夫斯基的《誰站在斯大林背后:——革命地下工作的秘密》(2002)、蘇霍杰耶夫的《生活和傳說中的斯大林》(2003)和《斯大林的軍事天才》(2005)等。
從以上介紹的情況來看,俄羅斯學者經過多年的努力,為進一步研究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斯大林本人的絕大部分著作已公開出版,大部分有關的檔案材料已經解密并公布,其他文獻資料以及當事人的回憶錄大量涌現的情況下,再要憑空編造就會變得比較困難。由于這個原因,對斯大林持反對和否定態度的人將會不同程度上改變他們的手段和方法。他們之中有的人將會從他們否定斯大林的觀點出發,帶著偏見選擇和剪裁各種文獻和檔案材料。有的人則將更多地采用抽出個別事實加以歪曲和夸大,從中得出普遍的結論的做法。也有人則將在被迫承認某些事實的同時,脫離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來加以說明,目的也是為了用這些事實來證明他們的觀點。對諸如此類的做法必須堅決反對。為了使研究建筑在科學的基礎上,必須像列寧所說的那樣,“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系去掌握事實”,[29]必須“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30]在全面掌握事實的基礎上,作歷史的具體的分析。這里還要特別強調用什么樣的思想來指導研究的問題。應該用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和階級斗爭的理論來評價像斯大林這樣的人物,反對用唯心主義的、實用主義的觀點來看待斯大林,不把他視為抽象的個人,而視為一定階級的代表;不把他的活動看作偶然的、純粹個人的行為,而將其看作是由一定社會歷史條件決定的。列寧還說過:“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31]在評價斯大林時,也應該這樣做。只有在上述思想的指導下,才能正確認識斯大林這位復雜的重要人物,科學地說明他的全部活動,對他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作出符合實際的評價。
綜上所述,現在俄羅斯國內在如何評價斯大林的問題上分歧依然存在,某些看法甚至還是完全對立的。由于斯大林這個人物與現實的政治斗爭還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對他的評價不可避免地會帶有政治化的色彩。著名歷史學家波利亞科夫在斯大林逝世五十周年時就抱怨至今還沒有形成對斯大林的一致的觀點,他認為歷史科學的任務是對斯大林作出“最大限度地客觀的、以文獻資料為依據的評價”。[32]由于斯大林還沒有完全成為歷史人物,人們還不大可能對他采取完全客觀的和冷靜的態度,因此這個任務恐怕在短時間內不一定能夠完成。
但是應該指出,目前在如何看待斯大林的問題上情況與十七八年前相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回想當時多少人往斯大林身上潑臟水,他遭到的詆毀和謾罵在歷史上也是少見的。斯大林本人早就預見到會有這樣的遭遇。根據莫洛托夫回憶,戰爭年代斯大林曾對他說過這樣一段話:“我知道,我死后有人會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墳上。但是歷史的風一定會毫不留情地把垃圾刮走!”[33]空軍主帥戈洛瓦洛夫在題為《他領導了最艱苦的世界大戰》一文里也提到斯大林在1943年德黑蘭會議后會見他時說過類似的話。[34]現在看來,斯大林的這一預言正在實現。“歷史的風”早已刮起來了,已經刮走了多年來堆積在他墳上的一大堆垃圾,而且還在繼續刮著。
在更早一些時候,在1939年11月,斯大林在會見女革命家和外交家柯倫泰時曾談到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提到了俄羅斯的許多重要歷史人物的名字。當柯倫泰剛要說“您的名字也將載入……”時,斯大林打斷了她,說:“我們黨和我國人民的許多事情將遭到歪曲和污辱,首先在國外,在我們國內也將如此……我的名字同樣將會遭到誣蔑和誹謗。將會把許多暴行加到我身上。”他逝世后,情況確實如此。斯大林接著對形勢的發展作了估計,指出發展的道路將更加復雜,甚至復雜到極點,轉折將是最急劇的。但是他對未來充滿信心,這樣說道:“不管事態如何發展,到時候子孫后代的目光仍將關注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各種事情和勝利。年復一年地將出現一代代新人。他們將重新高舉起自己的父輩和祖輩的旗幟,并完全給我們以應有的評價。他們將在我們的過去的基礎之上來建設自己的未來。”[35]
這里斯大林又預言他和他的同志們從事的社會主義事業將會后繼有人。盡管俄羅斯的政治局面和社會狀況在短期內還不可能有大的改變,但是社會總是要向前發展的;盡管人們受各種思潮的影響,思想還比較混亂,但是通過從事社會實踐和接受實際生活的教育,思想也會逐步發生變化而開始覺醒。到那時候他們將會接過先輩們的旗幟,重新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不管時間有多長,道路有多曲折,可以相信,斯大林的這個預言也將會實現。
[1]見《莫斯科新聞》2005年4月29日~5月12日。
[2]見《蘇維埃俄羅斯報》2005年4月28日。
[3]見《共青團真理報》2005年5月7日。
[4]見《真理報》2005年5月12~18日。
[5]見《俄羅斯報》2009年7月23日。
[6]見《俄羅斯報》2009年8月25日。
[7]見《真理報》2009年9月21日。
[8]《論據與事實報》2009年第36期。
[9]見《俄羅斯報》2008年7月24日。
[10]《蘇維埃俄羅斯報》1998年10月8日。
[11]見《斯大林文集》第17卷的附錄,2004年,第649頁。
[12]見《真理報》2001年10月30~31日。
[13]《蘇維埃俄羅斯報》2003年3月6日。
[14]《蘇維埃俄羅斯報》2009年10月13日。
[15]《明天報》1997年第50期。
[16]見《共青團真理報》2009年8月15日。
[17]《真理報》2005年3月4~6日。
[18]《棱角》2004年12月21日。
[19]見《消息報》2004年12月22日。
[20]見《獨立報》1999年12月30日。
[21]見《生意人報》2007年7月16日。
[22]《生意人報》2007年7月16日。
[23]《消息報》2009年7月29日。
[24]見《獨立報》2008年9月8日。
[25]見英國《衛報》2009年8月30日。
[26]《共青團真理報》2009年11月1日。
[27]原文為《СочиненияИ.Сталииа》,我國翻譯出版時譯為《斯大林全集》,似乎不妥。
[28]《斯大林文集》第15卷第1部,2008年,第XXIX頁。
[29]《列寧全集》第23卷第279頁。
[30]《列寧選集》第2卷第375頁。
[31]《列寧全集》第2卷第150頁。
[32]《新聞時報》2003年3月5日。
[33]見丘耶夫的《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權力的統治者》一書,2000年,第396頁。
[34]見《小說報》1995年第4期第11頁。
[35]《斯大林文集》第18卷,2006年,第610頁。
(《環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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