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的名字——一個曾謀殺斯大林的學者眼中的斯大林
季諾維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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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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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春秋中文社區
劉淑春 摘譯
編者按《蘇維埃俄羅斯報》2003年3月 4日“紀念斯大林逝世50周年”的專刊發表了俄羅斯哲學家亞歷山大·季諾維耶夫題為《世紀的名字》的長篇文章，闡述了他對斯大林及斯大林主義的一些看法。斯大林在世時，季諾維耶夫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是一個反斯大林主義者，如今他全面肯定斯大林及斯大林主義。當然，其中有些觀點也是我們贊同的。現將文章主要內容摘譯如下。
斯大林時代
為了客觀地描述斯大林時代，必須確定這一時代在俄羅斯（蘇聯）共產主義歷史中的地位。俄羅斯的共產主義歷史，前后經歷了四個時期：（1）初生時期；（2）青年（或走向成熟）時期；（3）成熟時期；（4）發生危機和走向滅亡時期。第一時期從1917年的十月革命起到1922年斯大林當選為黨中央總書記或1924年列寧逝世。這一時期根據列寧所起的作用可稱作列寧時期。第二時期終于1953年斯大林逝世或1956年黨的二十大。這一時期是斯大林時期。第三時期到1985年戈爾巴喬夫掌握國家最高權力。這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期。第四時期始于戈爾巴喬夫奪取最高權力，終于1991年8月葉利欽發動反共政變和俄羅斯（蘇聯）共產主義毀滅。
蘇共二十大（1956年）以后，人們普遍認為，斯大林時期是一個殘暴時期，斯大林本人集人類歷史上一切施暴政者之大成。直到今天，人們也還僅能接受對斯大林主義禍根和斯大林缺陷的揭露，認為這才是堅持真理。如果有人想對這一時期和斯大林個人作一客觀評價，就會被扣上為斯大林主義辯護的帽子。盡管如此，我還是要斗膽說一點離經叛道的話，不去走常人揭發批判的路。這不是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辯護，而是客觀地認識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從道義上講，我有這個權利，因為我從青年時期起就被認定為一個反斯大林主義者，1939年是一個蓄意謀殺斯大林的恐怖主義小組的成員，因公開發表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言論曾遭逮捕，并且在斯大林去世之前一直從事非法的反斯大林宣傳。斯大林去世后我停止了這種宣傳。對死了的獅子，甚至蠢驢都敢踢上一腳，我不能以死了的斯大林為敵。我正是在對斯大林的攻擊變得不再受懲罰甚至受到鼓勵的時期走上了以科學的態度來對待蘇聯社會包括斯大林時代的道路。下面我簡要陳述一下經過多年科學研究得出的關于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的主要結論。
列寧和斯大林
在斯大林年代，蘇聯的意識形態和輿論宣傳總把斯大林描述為“當今的列寧”。我認為這種描述是正確的。當然，列寧和斯大林之間有不同的地方，但重要的是：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建設現實共產主義的實踐中，斯大林主義都是列寧主義的繼續和發展。斯大林對列寧主義予以了最好的闡釋。他是列寧忠實的學生和繼承人。不管他們之間具體的個人關系如何，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他們構成了一個統一的歷史人物。這在歷史上是罕見的。
蘇共二十大后，人們開始把斯大林和列寧對立起來，把斯大林主義看成對列寧主義的背離。斯大林確實“背離了”列寧主義，但這不是背叛意義上的背離，而是對列寧主義做出重大貢獻意義上的背離。斯大林貢獻之大，使我們不能不公正地說斯大林主義是一個特殊現象。
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
列寧的偉大歷史作用在于，他構筑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體系，建立了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職業革命家組織，領導了一支準備奪取政權和保住政權的力量；當事件發生時，他肯定了這一事件，并冒險奪取了政權；他利用政權去打碎現有的社會體系，組織民眾保衛革命果實不被反革命分子和外國武裝干涉者奪去。簡而言之，他為在俄國建立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創造了必要前提。但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是在列寧去世后，即在斯大林時期建立起來的，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建立起來的。他們兩人的作用如此之大，以至我們可以斷言，沒有列寧，就不會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沒有斯大林，也就不會出現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的共產主義社會。總有一天，人類為了自身生存終歸會重新求助于共產主義．把它看作擺脫滅亡的惟一道路。20世紀將被稱為列寧和斯大林世紀。春秋中文社區http://bbs.cqzg.cn
我這里把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區分開來。在俄國革命中，二者是融為一體的。在列寧時期，占主導地位的是前者，而在斯大林時期，后者占據了首位。社會革命不在于消滅資本家和地主階級，不在于廢除土地、工廠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這些僅是政治革命中消極的、破壞性的一面。社會革命應該具有積極的、創造性的內涵，即建立起新型的由全國千百萬人民大眾參與的社會組織。這是把千百萬人聯合到一個擁有新型的社會結構和嶄新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的共產主義集體之中的恢弘和史無前例的過程，是建立幾十萬個迄今未見的實業集體并使其聯合成同樣迄今未見的統一整體的過程，是創立一種使千百萬人擁有新的心理和新的思想的新生活方式的恢弘過程。
有一個情況需要特別引起注意。人們都把上述過程說成是斯大林及其戰友們在實施馬克思和列寧所制訂的方案。這是一個極大的誤區。馬克思和列寧根本就沒有制訂過任何這樣的方案。能夠找到的是一些可以解釋并且事實上常被歪曲地解釋的籠統的思想和口號。無論斯大林主義者，還是斯大林本人，也沒有制訂過這樣的方案。他們所進行的只是真正意義上的歷史性創造。新社會的建設者面臨這樣一些具體任務：確立社會秩序，同犯罪行為作斗爭，同無人看管的現象作斗爭，為人們提供食品和住所，建立學校和醫院，提供交通工具，建設工廠以生產必需的消費品，等等。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出于迫切的需要，是要適應現有的手段和條件，是要順應客觀的社會規律。他們在實踐中摸索和犯了一些錯誤之后，被迫考慮了這些規律。他們也沒有想到，就這樣將一個新型社會機體的細胞建立了起來，在這一社會機體中，既融進了他們的合乎規律的構想，又體現了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社會關系。從他們考慮的客觀條件和社會組織的規律的角度說；他們的實踐是成功的。
這一社會革命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了實業集體，把絕大多數居民都吸引到新制度中來，人們借助于這些集體加入到公眾生活中并感受到社會和政府給予的關懷。人們對沒有私人老板的集體生活的向往和所有人都積極參與的情形是前所未有的——不管出現什么困難，以為政權屬于人民這一理想在那個年代壓倒一切。集體主義現象恰恰被理解為人民政權的標志。這個人民政權不是西方民主制意義上的，而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政權。
集體化和工業化
現在有一種說法已約定俗成，即集體農莊是斯大林那幫施殘暴者根據純粹意識形態的概念硬造出來的，這極其荒謬。集體農莊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沒有任何共同點。它也不是運用理論指導現實的結果。它產生于現實的而不是想象中的共產主義實踐的生活本身。
實行集體化并非懷有惡意，但悲劇性的結局不可避免。人們涌向城市的進程無論如何都無法阻擋。集體化加速了這一進程。但不搞集體化，這一進程也許會更加令人頭疼。當時的情況不允許蘇聯上層領導人有其他道路可以選擇。對俄國而言，在已經鑄就的歷史條件下，選擇只有一個：要么存活下來，要么滅亡。而要存活下來，除集體化外，沒有其他道路。斯大林不是俄國這場悲劇的創造者，僅是使悲劇得以表達的人。
集體農莊是兇狠的，但在當時的實際條件下，沒有集體農莊，不可能實現工業化，而沒有工業化，早在3O年代（如果不是更早的話）就被擊垮了。然而就集體化本身而言也不是一無是處。現實共產主義的誘惑力和成就之一，是把人們從與財產相聯系的不安和責任之下解放出來。集體農莊使幾千萬人獲得了這種解放，盡管采取的形式是消極的。青年人有了成為拖拉機手、機械師、統計員、隊長的機會。在集體農莊之外，在俱樂部、醫療點、學校、拖拉機站出現了“知識分子”的崗位。與集體農莊有關并與之相伴隨的新的生活方式，如會議、談話、宣傳報告及其他現象，使人們的生活變得比以往更有趣。在民眾當時所處的文化水平上，這一切所起的作用都是巨大的，盡管這些措施內容單調并有形式化的東西。
蘇聯社會的工業化也和集體化一樣遭到曲解。斯大林主義的辯護者和批判者視而不見的工業化的最重要方面，恰恰是它的社會學方面。對斯大林主義持批判態度的人，首先按照西方經濟學的標準把工業化看成經濟上是非贏利的，因而是無意義的；其次把工業化看成唯意志的、根據意識形態上的意圖強行搞起來的。而斯大林主義的辯護者則沒有發現，正是從工業化過程中誕生了一種新質的超經濟現象，蘇聯才能在這么短暫的時間內令人驚奇地成為一個實力強大的工業大國；尤其令人驚奇的是，他們沒有發現工業化在對民眾進行社會組織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政權的組織
在斯大林時代，一方面，分散在廣袤領土上的不同民族被聯合為一個統一的社會機體，另一方面，這一機體內部出現分化，結構更趨復雜。這一過程必然導致政權和社會管理體系的擴展和復雜化，在新的條件下，催生了一些政權和管理的新職能。黨—國家政權和管理體制在斯大林時代建立，但沒有在革命后立即出現，它的建立需要許多年。在一個新社會存在的最初日子里，國家需要管理。怎樣來管理它呢？革命前存在的俄國國家機構被革命打碎了，它的外殼和工作經驗被用來建立新的國家機器，但還是需要創造某種新的東西，這就是在革命中誕生的人民政權。
在使用人民政權一詞時，我沒有添加任何褒貶色彩，對那種認為只要是人民的政權就好的幻想，我不能茍同，我這里指的僅是某種歷史條件下的某種政權結構。人民政權的基本特征是：從下到上的絕大多數領導崗位都是由出身于下層的居民占據。而這樣的領導者多達幾百萬。從人民中來的領導者在自己的領導活動中直接面向自己的人民，而無視官方機構。而在人民大眾看來，這種官方機構是某種與他們敵對并且妨礙他們的領導者的東西。于是，唯意志論的領導方法就由此產生了。上層領導人就能隨意指揮、替換和逮捕下層官方政權機關的官員。領導人被當成人民的領袖凸現出來。政權對人民的管理是直接實施的，沒有任何中間環節和偽裝。
人民應該以某種形式組織起來，以便領袖人物按照自己的意愿來領導他們。領袖的意愿對沒有經過訓練和組織的民眾來說一錢不值，因此需要某種手段，人民大眾原則上講是被動的。為了使他們保持一種緊張狀態并按照所需要的方向來推動他們前進，需要挑出一部分為數不多的積極人群。必須鼓勵這部分人，賦予他們某些優先權，轉交給他們實際支配其余人群的權力。于是在所有機構中都形成的非官方的積極分子群體，事實上掌握了對集體及其成員的整個生活的監督和控制。積極分子通常是一些社會地位相對低下的人，有時是最底層的人。而這種底層的積極性會演變成對機關所有同事實行恐怖和對一切都說了算的黑勢力。他們會得到來自集體和上層領導的支持，這是他們的力量所在。
在斯大林的政權體系中，上層政權不是國家的而是超國家的政權機關，不受任何立法規則約束。這個機關由一個集團組成，而集團中的人本身在集團中的地位和賦予他的那部分權力都歸屬于首腦（領袖）。這種集團在等級制的各級都有，從以斯大林本人為首的上層，到區、企業這樣的下層。政權的主要支柱是：黨的機關，工會，共青團，國家安全機構，內務部武裝力量，軍隊指揮部門，外交使團，執行國家特殊任務的機關和企業領導，科學界和文化界的精英，等等。國家政權（蘇維埃）從屬于超國家政權。
斯大林政權的重要成分是被稱為“上級任命的官員”的那一部分人。這一現象所起的作用被過分夸大并在反蘇的宣傳中被歪曲了。那么，實際上“上級任命的官員”是些什么人呢？在斯大林年代，列入上級任命官員名單的是經過專門挑選并受中央政權信任的黨的工作者，通過他們實施對國家各地區和各社會生活領域中大多數人的領導。實施領導的情況相對簡單。一般的規定明確而穩定，領導方法原始而標準化，被領導的大眾的文化水平和職業水平很低，組織大眾活動的任務和組織大眾的規則也相對簡單并在某種程度上整齊劃一。實際上任何一個列入上級任命官員名單的黨的領導人都能同樣成功地領導文學、重工業、音樂、體育等各種行業。這類領導人的主要任務是建立和保持國家的統一和集中化領導，教會民眾掌握與政權建立相互關系的新方式，不惜任何代價地解決某些具有全國意義的問題。斯大林時期列入上級任命官員名單的工作人員完成了這一主要任務。
大 清 洗
關于大清洗問題，無論對理解俄國共產主義形成史，還是對理解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俄國共產主義的本質，都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在大清洗中，各種因素混雜在一起，不僅與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本質相關聯，而且與具體的歷史條件以及俄國的自然條件、歷史傳統和現有人的素質特點有關。
任何政權不經過大規模清洗都不能確立起碼的社會秩序。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形成必定伴隨著在社會所有領域、國家所有地區、包括政權機構、管理機構和懲戒機構在內的各級官僚機構犯罪的大爆發。共產主義作為一種解放深入到社會之中，但這種解放不僅要使民眾擺脫舊制度的羈絆，而且要使他們擺脫最基本的束縛因素。粗制濫造、坑蒙拐騙、野蠻耍橫、貪污受賄、酗酒成風、濫用職權等這些在革命前就已經泛濫的惡癬變成了俄羅斯人（現在是蘇聯人）普遍的日常生活方式。黨的組織、共青團、集體、宣傳部門、教育機構等做了巨大努力來干預這些不良行為。他們的確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他們在沒有懲戒機構時顯得無能為力。斯大林的大規模清洗制度是新社會為對付日益增長的各種犯罪現象的流行而發展起來的一種自我保護體系。這種體系逐漸變成一種新社會經常起作用的因素，是新社會進行自我保護的必要手段。
經 濟 革 命
關于斯大林時代的經濟，人們談得太少。這一時代形成了特殊的共產主義經濟形式，我甚至要把它稱之為超經濟。下面談談這種超經濟的基本特征。
在斯大林年代建立了一大批初級的實業集體（細胞），它們綜合在一起組成了一個特殊的共產主義超經濟。這些細胞不是自發地、以私人的方式建立起來的，而是根據政權的決定建立的。政權決定這些細胞應該做什么、雇用多少工人、支付多少報酬和如何支付以及其他必要的生活方面。這些決定不是政權完全隨意做出的，而是考慮到了實際情況和實際可能。建立起來的經濟（經營）細胞包含在其他細胞體中，即成為大的經濟統一體（部門的和全國的）并最終成為整個經濟的一部分。作為細胞，它們在自己的活動中當然也有某種自主性。但它們基本上被限定在上述統一體所規定的任務和條件之內。
在經濟細胞之上建立了由政權和管理機關組成的等級制和網狀的機構，它保障這些細胞的協調活動。它是根據一長制和服從命令以及集中化的原則組織的。西方將之稱為指令性經濟，并認為它是最惡劣的，把它同西方的市場經濟相對比，夸贊市場經濟是最善良的。
自上而下組織和管理的共產主義超經濟具有一定的目的性。第一，確保國家擁有足夠的物質手段，使國家在處于被包圍的世界中的條件下生存下來，保持國家的獨立性，并使它跟上進步的步伐。第二，保障國內居民擁有必要的生存資料。第三，保障有勞動能力的人有業可就，而就業對大多數人來說是重要的和惟一的生存源泉。第四，把所有有勞動能力的人吸引到基層集體的勞動活動中。對經濟活動實行計劃化的必要性是與這種目的性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的。斯大林搞的著名的五年計劃就是由此而來。蘇聯經濟有自己的不足之處，但這些缺陷的根源決不在于這種計劃性。恰恰相反．正因為有了這種計劃性蘇聯才得以克服了那些不足并取得了當年被全世界公認為史無前例的成就。
一般認為，西方經濟比蘇聯經濟更有效率。這種看法從科學的角度說是根本沒有意義的。衡量經濟效率應當采取經濟的和社會的這兩種不同的評價標準。經濟效率的社會標準具有的特點是，在沒有失業、沒有非贏利企業破產的情況下能夠生存下來，勞動條件更輕松，能夠集中大量資源和力量解決大規模的任務以及其他特征。從這個角度說，斯大林時代的經濟恰好是效率最高的，成為那一時代和在全球范圍取得勝利的因素之一。
文 化 革 命
斯大林時期是人類歷史上沒有先例的文化革命時期，觸及全國的千百萬民眾。這個革命是使新型社會生存下來的絕對必要的條件。從過去過來的人的素質，與新社會的生命生活的各個方面的要求都不相適應，尤其是與生產、管理體系、科學、軍隊中的要求不相適應。新的社會需要千百萬受過教育和受過職業培訓的人，它在解決這一問題方面展示出高于所有其他社會體系的優越性：它輕而易舉地辦成了在過去的歷史中最難辦成的事情——教育和文化。這是斯大林社會戰略的成就之一。它是經過預先策劃，系統地、有計劃地實施成功的。人們的高水平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程度，在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被看成是共產主義的必要條件。在這一點上，實踐中的迫切需要與意識形態上的公理是相吻合的。在斯大林年代，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還是與歷史實際進程的需要相適應的。
意識形態革命
對任何一個現代社會來說，除政權體系和經濟外，還要建立第三個主要支柱——統一的國家世俗意識形態和集中化的意識形態機制，要取得共產主義建設的成功，舍此是辦不到的。
在斯大林年代，意識形態的內容是確定了的，它在社會上的功能、對人民大眾產生影響的方法都是確定了的，意識形態的機構初具規模，其工作有規可循。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書的問世標志著意識形態革命的巔峰。有一種說法，似乎這部著作不是斯大林本人寫的。但即使斯大林剽竊了別人的著作，那么在發現這一著作方面，斯大林所起的作用也要比撰寫這么一部從知識水平的角度說文字相當淺顯的著作更加重要得多，因為他懂得必須有這樣一種意識形態文本，他為之加上了自己的名字，賦予它巨大的歷史作用。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的（而非學術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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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內戰后，奪取了政權的黨面臨著把黨的意識形態強加于全社會的任務，否則它就無法保住政權。而這在實踐上就意味著要對廣大民眾進行意識形態上的改造，為達此目的要建立一支專門人才——意識形態工作者大軍，建立經常運轉的意識形態工作機關，將意識形態滲透到所有生活領域。而這一切從何開始呢？
黨需要這樣的意識形態文本，有了它，就可以信心十足地、堅定地和系統地向民眾做宣傳。主要問題不是發展作為抽象的哲學文化現象的馬克思主義，而是尋找出把馬克思的形象語言、口號、文章、書籍編寫出來的最簡單的方法。斯大林主義者在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同時，提取了它的合理內核。
讀者不妨看看今天的俄羅斯在意識形態上出現的那種混亂，人們在徒勞無功地尋找什么“民族思想”，沒完沒了地抱怨缺乏有效的意識形態。而今天民眾的受教育水平與斯大林時代相比高得無法估量，在尋找意識形態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知識力量，而且還吸收了世界幾十年積累的進步經驗！然而結果卻是零。只要把斯大林時代和今天的情況認真比較一下，就會對斯大林主義在這方面的功過做出應有的評價。產生于斯大林年代的蘇聯意識形態不是自行消亡的，而是由于產生了反共的政變而被拋棄的。取而代之，今天的意識形態狀況則是，俄羅斯在精神上的大衰落。
斯大林的民族政策
在評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時，眾多的不公之詞之一是把因蘇聯解體和蘇聯（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在這一地區的所有國家的瓦解而出現的那些民族問題的罪名強加到斯大林的頭上。然而，正是斯大林年代是人類歷史上民族問題解決得最好的時期，正是斯大林年代開始形成一種新型的超民族的和真正兄弟般的人類共同體。對戰前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來說，民族問題被認為是解決了的。民族問題被人為地挑起是在斯大林以后的年代，是西方用作對我國進行冷戰的一個工具。
斯大林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斯大林建設現實共產主義社會的偉大使命是從堅決摒棄經典馬克思主義公認的教條開始的。根據這一教條，共產主義只能在多個西方發達國家同時建成。斯大林還提出了在單獨一個國家建成共產主義的口號，而且實現了這一意圖。不僅如此，他還有意識地走上了一條利用一國共產主義所取得的成就來向全球推廣共產主義的道路。斯大林的執政期即告結束之際，共產主義真的開始致力于奪取整個世界。“共產主義是整個人類的光明未來”這句口號，看上去從沒有像那一時期那樣接近現實。不管我們對共產主義和斯大林抱什么態度，有一個事實是無可爭議的，這就是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治家都沒有取得斯大林這樣的成功。對他的仇恨至今未能泯滅，與其說是由于他的兇殘（許多人在這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還不如說是由于他取得了前無古人的個人功績。
斯大林主義的勝利
1941~1945年的反德國法西斯的戰爭是對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本人最大的考驗。應該承認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經受住了這一考驗。我國取得了人類歷史上最大戰爭的偉大勝利。而贏得勝利的主要原因，第一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在我國確立了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第二是我國擁有斯大林主義作為這一制度的建設者并擁有斯大林本人作為這一建設的領導者和戰爭年代國家生活的組織者以及國家武裝力量的總指揮。
對勝利者不應當譴責，但對于斯大林，一切都完全顛倒了：有人竭盡一切能事來偽造歷史，抹煞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所建立的這一歷史功績。我本人也很慚愧，應該承認，當我還是一個反斯大林主義者時，我對斯大林同樣采取了這種態度。經過多年的學習、研究和思考，首先對“如果我處在斯大林的位置上，我會怎么做？”的問題，我做出了這樣的回答：不會比斯大林做得更好。
有人說斯大林沒有使國家作好迎戰準備。事實上，斯大林從當政的一開始就意識到，我國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西方的進攻。從希特勒在德國上臺的那一時刻起，我國就將不得不同德國人打這一仗。當年甚至連我們這樣的中學生都知道這個常識。斯大林不僅預見到這一點．而且還要求國家作好戰爭準備。但組織和動員現有資源為戰爭做準備是一回事，創造這種資源則是另一回事。在當時的條件下，為了創造這種資源，需要工業化。而為了實現工業化，還需要農業集體化，需要文化革命和意識形態革命，需要使居民受教育，等等。而要做到這一切，就需要在很多年里做出非凡的努力。我懷疑哪個國家的領導人能夠勝任這一任務。而斯大林的領導就勝任了。有一種板上釘釘的說法，似乎斯大林在戰爭開始時措手不及，沒有相信情報人員的報告，而相信了希特勒，等等。我不知道還有什么比這種斷言更弱智和更陰險卑鄙的了。斯大林要使國家作好迎戰準備，但遠不是一切都取決于他。我國只不過是還沒來得及做好充分的準備。而且西方戰略家和希特勒本人也不是傻瓜，他們要摧毀蘇聯，就必須在我國尚未做好反擊準備時發動進攻。難道人類史上最杰出的政治戰略家之一會不知道這種老生常談？！知道的。但他也同樣是參加這場世界戰略“游戲”的一方，他為推遲戰爭的開始竭盡全力，不惜代價。假如說他在歷史的這一步棋上輸了，那么在其他步棋上他挽回了損失。歷史不能總停留在這一點上。
我確信，在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包括蘇聯的反德戰爭期間的整個全球局勢方面，斯大林要比以各種方式與這起戰爭發生聯系的所有大政治家、理論家和戰略家都技高一籌。如果說斯大林在戰爭期間把一切都預見到了，計劃好了，那是言過其實。有預見到的，計劃好的。也有不少沒有料到、缺乏計劃和不愿意看到的。但斯大林對所發生的事情做出了正確的評估，甚至利用我們的一些嚴重失敗去爭取勝利。他的所思所行可以說是庫圖佐夫式的。這才是更加符合當年的具體的和實際的（而不是想象的）條件的戰略。即使斯大林在戰爭開始時受了希特勒的蒙騙（對此我是不能相信的），他也是巧妙地利用了希特勒進攻的這一事實，把世界輿論爭取到我們一邊，這對分裂西方和建立反希特勒聯盟發揮了作用。類似這樣的情況，在我國的其他重要關頭就再也沒有出現過。
斯大林與希特勒
歪曲和詆毀斯大林及斯大林主義的手段之一，是把斯大林和希特勒以及斯大林主義和德國納粹主義相提并論。說他們有相同之處，并不是可以把他們等量齊觀的理由。兩者的相互影響是有的，但斯大林對希特勒的影響要比后者對前者的影響大。此外，社會敵手的相互模仿這一社會規律也在起作用。當時西方社會學家在研究蘇聯社會制度和西方社會制度時就注意到這種模仿了，我指的是兩種制度的趨同（接近）論。
但主要之處不是斯大林主義和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的相同點，而是本質上的區別。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框架內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現象。斯大林主義則是建立在社會制度基礎上的一場社會革命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進化過程中的初級階段，而不僅是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現象。因此納粹分子（法西斯分子）對共產主義如此仇恨不是偶然的。西方世界的老板們縱容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這一反共的主義，是把它作為同共產主義斗爭的一個工具。
不要忘記，希特勒遭到了可恥的失敗，而斯大林取得了空前的勝利。今天的反斯大林主義者不妨想想，這一勝利是在什么樣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取得的和這一勝利對人類和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什么樣的巨大影響。
非 斯大 林 化
事實上的反對斯大林主義極端化的斗爭早在斯大林年代就開始了，比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過分夸大的報告要早得多。這一斗爭是在蘇聯社會內部展開的。斯大林本人也察覺了進行變革的必要性，這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赫魯曉夫的報告不是非斯大林化的開端．而是對民眾中已經開始的非斯大林化斗爭的總結。赫魯曉夫利用事實上已經開始了的非斯大林化來為個人的權力服務。他一上臺，就在某種程度上促進非斯大林化的進程，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竭力把這一進程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他畢竟是斯大林執政上層的活動家之一。他對斯大林主義罪行所應承擔的責任不比斯大林的其他親密戰友少。他是個徹頭徹尾的斯大林主義者。甚至他領導非斯大林化所采用的方法都是斯大林的唯意志論。非斯大林化是一個復雜和矛盾的過程，把非斯大林化的功勞都記在一個人身上是沒有道理的。
從本質上，即從社會學的角度說，非斯大林化意味著什么呢？斯大林主義，從歷史的角度說，是對國家的實業生活、民眾、管理進行組織，維持秩序，對國民進行意識形態改造，對他們進行培養和教育等諸多原則的一種綜合。它起到了很大的歷史性作用，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為共產主義的社會組織奠定了基礎并保護它不受外來進攻。但斯大林主義消耗殆盡，成了國家正常生活及其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在我國，克服斯大林主義的力量和機會成熟了。這是在向新的、更高階段的共產主義的進化意義上的克服。在勃列日涅夫年代，人們稱這一階段為發達的社會主義。但不管怎么稱呼，事實上還是出現了一個高潮。在戰爭和戰后時期，企業和機關在許多方面開始不按斯大林方式運作。國家意義上的實業集體（工廠、學校、研究所、醫院、劇院等）的數量在勃列日涅夫執政的中期與斯大林年代相比增加了幾百倍，因此把勃列日涅夫年代說成是停滯時期，那是在進行意識形態上的欺騙。由于斯大林所進行的文化革命，我國人的素質發生了質的變化。在政權和管理方面，形成了國家官員機關和黨的超國家機關，它們比斯大林的人民政權更有效率，并使人民政權變成多余的了。國家意識形態的水平與居民提高了的受教育水平不相適應了。總之，非斯大林化是俄國共產主義成熟即已經過渡到一種墨守陳規的成熟狀態時發生的自然過程。
赫魯曉夫的被撤職和勃列日涅夫的取而代之，是作為一出平庸劇在黨的執政上層發生的，不過是一伙人取代了另一伙人而已。赫魯曉夫的“政變”首先是社會政變，勃列日涅夫的政變則僅僅是發生在政權的高層領域的政變。他的矛頭所指不是針對在赫魯曉夫年代形成的那種生活狀況，而是針對赫魯曉夫領導層中不合理的地方，針對赫魯曉夫本人，針對赫魯曉夫的唯意志論（已發展為冒險主義）。從社會學角度說，勃列日涅夫時期是赫魯曉夫時期的繼續，但沒有發生過渡時期的極端化。
非斯大林化的結果是赫魯曉夫及后來的勃列日涅夫的共產主義民主取代了斯大林時期的共產主義專政。我把這一時期與勃列日涅夫的名字而不是與赫魯曉夫的名字連在一起，是因為赫魯曉夫時期只是向勃列日涅夫時期的過渡。而勃列日涅夫時期才是對斯大林主義的替代，而且是在共產主義框架內最激進的替代。斯大林的領導風格是唯意志論的，上級政權竭力強迫下級按照它的意愿生活和工作。勃列日涅夫的領導風格是適應型的，上級政權本身要適應客觀形成的現狀。勃列日涅夫主義的另一特點是，斯大林的人民政權體系讓位給行政官僚體系。第三個特點是，黨的機關變成了整個政權和管理體系的基礎和核心。
斯大林主義并不是像反斯大林分子、反共分子以及反蘇維埃分子所斷言的那樣遭到了破產，它只是在發揮了自己的偉大作用并在戰后年代消耗殆盡以后，退出了歷史舞臺。它是在嘲笑和譴責聲中離開的，甚至在蘇聯時期都沒有被理解。而如今，在赤裸裸地反共和毫無顧忌地偽造蘇聯歷史的情況下，指望人們能夠客觀地理解它，那是根本辦不到的。那些彈冠相慶的后蘇聯的侏儒們，由于摧毀了俄國（蘇聯）共產主義，竭盡全力詆毀和歪曲蘇聯歷史上的巨人們的事業，或者為自己背叛這一歷史而辯護，他們因此而在受到欺騙的現代人眼中成了巨人。
（刊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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