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主導權博弈 一場前景難料的改革

2009年12月09日 來源： 《當代金融家》

 
　　觀察2009年世界范圍內的大變革，其實才剛剛開始。美國經濟、金融、貨幣霸權的根基未被動搖；IMF改革未對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金融事務起到積極作用；發達國家金融監管改革矛盾重重，未有定數；G20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平臺”也剛剛搭建。短時期內，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依然是世界經濟的主導者，但世界經濟、貨幣多元化已是大勢所趨。發展中國家依然要不懈努力，爭取話語權，積極融入到世界經濟的改革中。

　　中國是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則需再接再厲，將越來越多的東方元素融入到新的秩序中。

　　G20：勾畫世界新版圖

　　2009年9月，二十國集團（G20）首腦第三次金融峰會在美國匹茲堡舉行，并發布了《領導人聲明》，首次明確指定G20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平臺”。20082009年，全球金融海嘯從狂虐漸漸轉向平息，面對經濟的狼藉，全球經濟合作已然成為國際經濟發展的新支點，G20亦將成為未來全球經濟事務的新主導，開始繪制世界經濟新版圖。

　　G20隨危機應運而生，又隨危機走上前臺。1999年，為防止再出現類似亞洲金融危機的困境，西方7國集團（G7）提出成立G20。G20的經濟總量，占全球經濟總量的85％，所代表的人口約占全球的一半，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載體。

　　全球金融海嘯肆虐了兩個月之后，2008年11月15日，在歐盟輪值主席國法國總統薩科齊的四處奔波活動下，歐盟成員國組成統一戰線，力推國際金融改革，促成第一次G20首腦金融峰會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翻開了G20新篇章。2009年4月，正值世界努力平息金融海嘯的關鍵期，G20首腦再次齊聚倫敦，舉行第二次峰會。峰會前夕，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于3月14日在英國霍舍姆召開，在英國的斡旋之下達成了兩項共識——全球采取共同行動刺激經濟盡快走出危機，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最終，峰會推出了1.1萬億美元資金計劃以應對危機的實質性措施；做出了刺激經濟恢復的6項承諾；發布了《增強金融體系宣言》，形成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共識和基本框架，有力地推動了G20合作邁向新臺階。

　　2009年9月，全球經濟初露曙光，可持續均衡增長成了新焦點，在此背景下，匹茲堡峰會召開。《領導人聲明》作為更廣泛和更高層次共識的標志推出，讓G20走到了未來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的聚光燈下。

　　G20繪制著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合作、共同致力于國際經濟平衡與增長的新藍圖。過去，G7、G8討論和決策全球性國際經濟事務的出發點是“富人俱樂部”的利益，達成的協議也是俱樂部內部博弈的結果。G20讓主要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以與G8平等的身份出現，盡管新來者要分擔的責任與分攤的利益并不匹配，但意義深遠。

　　匹茲堡峰會上，領導人承諾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份額提高至少5％以上；決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在世界銀行將至少增加3％的投票權；《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框架》在協調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利益之后推出。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逐步提升，其在世界經濟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正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

　　與此同時，“G2”（中美）亦成焦點。2009年3月6日，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和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在《華盛頓郵報》聯名發表文章《世界經濟復蘇取決“G2”》，文章稱，中國經濟增長率2009年將會下跌，美國正處于嚴重的衰退之中，世界經濟要想復蘇，這兩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必須合作，并成為20國集團的引擎；沒有“G2”的強勁發展，20國集團將會令人失望。

　　國際輿論也頻談“G2”，夸大之詞不時出現。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坦提出，中美應“共享經濟領導權，并使中國部分取代歐洲地位”，此番說辭令歐洲和日本等國望而生畏。哈佛大學弗格森造出新詞“Chimerica”，并稱中美已走入共生時代。

　　中美關系確是21世紀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美國總統奧巴馬就職后在與胡錦濤主席的首次電話談話中講到，“沒有哪兩個國家之間的關系能像美中關系這樣重要”。在4月的倫敦峰會上，奧巴馬再次表態，“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2009年11月17日，奧巴馬訪華，并同中國領導人在北京發表了《中美聯合聲明》，重申致力于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系，并將采取切實行動穩步建立應對共同挑戰的伙伴關系。

　　但正如溫總理所講，“一兩個國家或大國集團不可能解決全球的問題，多極化和多邊主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有人說，世界將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這是毫無根據的，也是錯誤的”。

　　G2無疑夸大了中國的地位。中國不具備與美國平起平坐的經濟影響力，人民幣也不具備美元的影響力。G2更多的是一種政治策略，是美國借以向外界宣揚其與中國平起平坐的假象，希望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

　　然而，中國應當抓住機遇，利用G20平臺提高國際地位。胡錦濤主席代表中國政府3次親自出席G20金融峰會，致力于恢復和穩定全球走出危機的信心，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保護發展中國家利益，促進世界經濟平衡穩定增長，為中國提升國際影響力和地位奠定了良好基礎。胡主席在G20峰會提出“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新秩序；要全面、均衡、漸進、有效地推進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的倡議，更是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重視。

　　2009年中國經濟快速走出衰退，恢復強勁的增長勢頭，為中國之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雖然G2不切實際，但中國正努力更多地參與國際事務，以改革者和建設者的身份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利益，制衡美國及美元的霸權主義，為國際貨幣體系朝著有序、多元的發展方向貢獻自己的力量。

　　金融主導權博弈：歐美監管改革競賽

　　次貸危機演變為全球金融海嘯，充分暴露出各國金融監管普遍存在的4個問題，一是系統性風險事前預警與事后控制不夠；二是金融監管交叉重復與真空地帶同在；三是投資者和消費者利益保障機制缺失；四是金融監管以金融競爭力為核心，國際合作不到位。

　　針對上述問題，G20峰會已達成金融監管改革共識，確立金融監管新框架。這包括成立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加強金融監管；擴大監管范圍；合理化薪酬制度；改進會計準則；打擊避稅天堂。

　　新框架下，發達國家爭先恐后大舉改革金融監管政策，以奪取金融主導權。面對危機，“改過自新”無疑是重塑形象，爭奪權力的最佳態度。6月17日，奧巴馬政府公布了《金融監管改革新框架：重建金融監管》的金融監管改革計劃白皮書，旨在加強美國金融市場的安全、穩定性，提振美國金融全球的吸引力、競爭力。兩天后，歐盟理事會則通過了以《德拉羅西埃報告》為基礎的《歐盟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的泛歐監管改革計劃，旨在加強歐洲金融體系的穩定與協調，推進歐盟金融一體化，提升歐盟金融在全球中的地位。而歐洲各國內部各項措施也不斷出臺，跟進改革步伐。

　　美國、歐盟此次金融監管改革都采用集中權力、強化監管的策略，營造改革的大聲勢。奧巴馬改革計劃中，聯邦政府（財政）大力介入和聯儲集中管理權力為一大特點。例如，聯邦財政部和主要監管機構負責人新成立金融服務管理理事會，識別新興風險，向美聯儲建議一級金融控股公司的確定標準；再由美聯儲對一級金融控股公司進行并表監管；同時，財政部設立全國保險辦公室，彌補保險業監管在聯邦層面的真空，規范大型保險公司經營。

　　歐盟改革計劃藍圖更是宏偉，包含宏觀和微觀審慎監管及跨國監管合作在內的清晰泛歐金融監管體制框架，致力于統一加強并協調歐盟內的金融監管，提升歐洲金融地位。

　　同步提高國際監管標準，防止監管套利則是各國“公平”改革競爭的戰術。美國強化規則導向的監管有利于提振投資者信心，穩定美國金融市場；但同時也會提高美國金融業成本，降低其國際競爭力，有損其國際金融霸主地位。因此，敦促國際監管標準同步提高是美國監管改革方案的一個核心。內容包括：在全球范圍內，改進新資本協議的框架，加強協作，加強監管國際金融機構及評級機構，加強金融穩定委員會能力建設，審慎監管，擴大監管范圍，完善投資者補償機制，改進會計標準，加大反金融恐怖、反洗錢力度等。法、德等國亦積極致力于歐盟提高各國監管的一致性，通過設立監管團和建立歐盟單一規則守則來強化對跨境機構的監督。

　　歐美金融監管改革氣勢磅礴，但收效如何，各自存在的不確定性還很多。

　　美國監管改革步履維艱。針對各項提案，美國參眾兩院的分歧頗多。美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主席多德近期公布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草案，更是引起了美國國內廣泛爭議。草案支持更大刀闊斧的改革，但與奧巴馬的改革初衷有所背離。這讓美國監管改革最終方案的出爐充滿了不確定性。

　　在美國的壓力下，《歐盟金融監管體系改革》順利通過，但歐洲內部金融主導權的爭奪讓歐洲改革也存在變數。

　　首先，德國和法國積極推動歐盟金融監管改革與全球監管合作，力求贏得歐洲和國際重頭話語權。而不屬于歐元區的英國，對歐盟改革計劃持有懷疑態度，因為歐盟超主權的監管不利于倫敦金融中心的自主發展和競爭力保持。雖然作為對英國的妥協，歐洲系統性風險委員會改變最初由歐洲央行行長兼任主席的設計，而是通過歐洲央行常務理事會選舉產生，但其根本性矛盾未得到解決。

　　其次，歐盟加強規則導向的金融監管理念與英國沖突。英國金融監管模式為原則導向，倫敦金融監管的特色就是建立在自由市場體系之上的以風險評估為基礎的自我監管，富有彈性，鼓勵金融創新。歐盟統一監管的加強對遭受危機重創的英國無疑是雪上加霜。“限薪令”事件即是英國與德法嚴格監管主張相沖突的佐證。倫敦自由市場理念之中，高管的薪酬自然也由市場來決定，“限薪令”無疑會降低倫敦對高級金融人才的吸引力和倫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對此，法國總統薩科奇表示，“限薪令”不通過，其將罷會G20匹茲堡峰會。英國被迫加入盟友改革之列，與歐盟其他各國統一口徑，將力推匹茲堡峰會限制銀行家獎金，結束現行的金融薪酬制度。

　　有批評指出，美國和英國并未對金融監管體制進行徹底改革，只是修修補補。

　　超主權貨幣與人民幣國際化：國際貨幣格局重塑

　　倫敦金融峰會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超主權儲備貨幣構想，引起國際社會的軒然大波。

　　美國極力反對超主權貨幣構想。但超主權貨幣構想得到了國際組織及新興市場國家的廣泛支持。IMF總裁斯特勞斯·卡恩3月25日表示，“對可以替代美元的儲備貨幣進行討論完全合理，在幾個月之內就可以全面開始討論”。俄羅斯對超主權貨幣的主張尤為推崇。早在3月15日倫敦金融峰會籌劃中，克里姆林宮就已經建議由國際金融機構發行“超國家”的“超級儲備貨幣”。周小川行長提出該構想后，梅德韋杰夫旋即表示贊同，并在G20峰會落幕后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演講中指出，“特別提款權是一個現成、可利用的選擇”。

　　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超主權貨幣構想并非要以新儲備貨幣替代美元，而在于遏制美元霸權，約束美國作為國際貨幣發行國的行為，以防止其無限制地以鄰為壑，轉嫁危機成本，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朝著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發展。

　　在超主權貨幣沖擊波下，美元霸權需要得到制衡的呼聲已此起彼伏。

　　10月份，英國《獨立報》稱，海灣國家、俄羅斯、巴西和法國秘密磋商，討論在石油定價中用日元、歐元、人民幣、海灣合作委員會統一貨幣或黃金在內的一籃子貨幣代替美元。雖消息不確鑿，但反映了世界對美元的擔憂。伊朗政府近日也表示，將徹底放棄美元作為外匯儲備貨幣，并準備成立伊朗商品交易所，以便為伊朗在石油和天然氣領域使用非美元貨幣結算提供可能。10月底，全球最大的石油輸出國沙特阿拉伯宣布，從明年1月開始，將放棄以美元計價的西德州中級原油（WTI）作為原油銷售指標，改以一籃子貨幣計價的阿格斯含硫原油做為指標。阿根廷為減少外匯儲備損失，也欲在外匯儲備中適當增加歐元和黃金，并買入澳元、加元和挪威克朗等升值趨勢明顯的貨幣。

　　人民幣國際化則恰逢契機。超主權儲備貨幣現階段只是構想，美元在中短期內依然是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但國際貨幣多元化則是大勢所趨，是國際貨幣體系現實的矯正器。這為有國際化能力的貨幣走向前臺提供了機會。人民幣存在這樣的基礎和潛能。

　　危機以來，中國站在發展中國家乃至世界利益的高度提出主張和利益訴求，贏得了良好的國際聲譽，并逐漸增大話語權。

　　人民幣國際化不是中國謀求霸權，而是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負起大國責任，這也贏得了國際支持。俄羅斯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庫德林表示，可能會增加人民幣成為其儲備貨幣一員，雖然以美元和歐元為主的外匯儲備結構在中期不會發生重大變化。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11月11日表示，如果美國不能很好地處理貿易和財政“雙赤字”問題，美元就有可能喪失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而人民幣有可能在未來15年內成為替代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之一。IMF總裁卡恩11月17日也表示，人民幣未來可能加入確定特別提款權（SDR）價值的一籃子貨幣中。

　　2009年，人民幣自身國際化進程邁開了關鍵一步。

　　2008年12月到2009年3月，央行先后同韓國、印度尼西亞等6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總額6500億元人民幣的貨幣互換協議。在外、中資銀行相繼獲準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權后，2009年7月2日，中國人民銀行等6部門下發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7月6日，中國銀行（601988）、交通銀行（601328）、工商銀行（601398）、建設銀行（601939）以及招商銀行（600036）分別與其境外合作銀行，完成了其首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這標志著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從“計價貨幣”提升至“結算貨幣”，邁開了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步伐。

　　人民幣國際化前路還很漫長，但意義重大。充當國際貨幣，責任與利益相伴。當前國際形勢紛繁復雜，區域化為人民幣的崛起提供裝備和緩沖路徑。而人民幣在亞洲的崛起，有助于區內擺脫對美元的依賴，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形成對美元霸權的制衡，幫助推進完成國際貨幣體系朝著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發展。

　　肇事者、失職者、受益者：美國與IMF

　　美國和IMF作為此次危機的肇事者和失職者，都難辭其咎。美國作為危機的源頭，任其國內道德風險泛濫，導致危機之火蔓延全球。而IMF肩負著維護國際金融穩定的使命，未能及時就經濟情況的惡化提出預警，任火勢向世界各個角落蔓延。

　　美國作為危機的肇事者，卻不是危機最大的受害者。歐洲、日本及一些新興國家受到了比美國更嚴重的經濟創傷。美國的損失只不過是維持美國經濟金融霸權的一個手段罷了。美國用于鞏固霸權的金融手段已被揭曉，未來將不再如危機前般奏效。

　　美國損失了金融手段，依然還有“可持續平衡增長”殺手锏。為維持經濟金融霸權，美國做了調整策略。《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框架》作為金融手段的替代被美國在匹茲堡峰會上推出。

　　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薩默斯在7月份的一個演講中指出，“美國必須成為一個以出口而不是消費為基礎的經濟體，必須振興制造業而不是金融手段”。奧巴馬更是在匹茲堡峰會前夕先聲奪人，“現在是重新平衡全球經濟的時候了，我們不能再回到只有中國、德國等賣給我們東西，而我們沒東西可賣，只生產信用卡和房貸的時代了”。而“可持續平衡增長”的背后是危機責任的推卸和調整成本的轉嫁。

　　在此次危機中失職的IMF，卻成了危機最大的受益者。危機過后，有關改革的建議不斷被拋出，特別是IMF被寄予未來起到更重要和更良好作用的厚望。IMF的地位也在無形中被重視和抬高。倫敦金融峰會上，各國承諾對IMF增資5000億美元，其中中國將出資400億美元。7月1日，IMF還正式通過決議將發行1500億美元以特別提款權(SDR)定價的IMF債券。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已承諾購買。5月末，俄羅斯宣布計劃購買100億美元IMF債券；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于6月5日表示，愿在安全、收益合理的范圍內購買不超過500億美元的IMF新債券。這在IMF的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

　　目前，中國在IMF中所占基金份額為3.72％，位居美國、日本、德國、英國及法國之后，但投票權僅為3.66％。而美國在IMF中依舊擁有16.77％的投票權，即“一票否決權”，因為IMF重要提案的通過需要85％的投票。

　　IMF的改革只動皮毛，未動筋骨。G20倫敦金融峰會上，作為經濟刺激計劃的一部分，2500億美元特別提款權將增發并分配給IMF各成員，以增強流動性，同時強化自身在國際社會中的危機治理和金融監管角色。由于此次按照成員國基金所占份額進行分配，各成員國在IMF中的基金份額依舊未變，因此即便有接近半數的特別提款權分配給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仍未得到絲毫改變。

　　（作者丁志杰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院長，孫小娟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2009級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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