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世紀”真的玩兒完了嗎？

作者：張睿壯

文章來源：《外交評論》2009年第三期

美國人又開始反省自己、自我批評了。這可是久違了近二十年的新鮮事兒。

美國印第安納州巴特勒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梅森今年在美國出版了一部新書，叫做《美國世紀的終結》。就像教授給自己的學生打分一樣，梅森的書是給自己的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觀念、外交等各個方面開出的一份成績報告單，其中各項成績均為不及格，總體評語：美國世紀的終結。用學生的術語來說，美國在梅森教授手下各科全掛了。

這本書最重要的表征意義在于，與以往從未間斷卻很少為人理睬的來自邊緣的批評不同，梅森本人是美國主流學界的一分子，他的觀點在美國主流社會、至少在主流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中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在美國政治-社會光譜的邊緣，一些激進人物和團體對美國社會及政府的批判從未停息過，而且內容往往極其尖銳、激烈。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諾姆·喬姆斯基就是最突出的代表。盡管作為語言學家他是世界級的大師（這也是麻省理工學院一直容忍他的緣故），但作為政治-社會評論家他卻是毫無希望地被整個社會邊緣化了：他盡可以大聲疾呼去告訴人們皇帝其實沒穿衣服，但根本就沒有什么人聽他的，就是少數聽到的也只是寬容地一笑置之。

如今，稀罕的是美國主流社會開始反省了（還可以參見，布熱津斯基著《第二次機會：三位總統與美利堅超級大國的危機》，New York: Basic Books, 2007；柯霍特與斯托克合著《美國對世界：我們如何不同以及為何遭人討厭》，New York: Times Books, 2006等）。上一次類似的反省發生在大約三十年前，那時美國剛剛輸掉越戰，全國士氣極度低沉，又加上經濟因戰爭消耗大傷元氣，陷入“滯漲”泥潭不可自拔，這對接連打贏了兩次世界大戰、以救世主自居的美國人來說不啻兜頭一瓢涼水。于是美國社會在自由派知識精英的帶領下對過去被奉為成功圭臬的美國傳統價值加以反省和批判。及至八十年代初期，美國的經濟霸權遭受日本的挑戰：美國這個傳統汽車王國的汽車市場居然讓日本這個昔日的手下敗將占去了四分之一；為了抵擋日本半導體芯片的凌厲攻勢，自由貿易的棋手美國不得不訴諸貿易保護壁壘；日本用對美貿易高額順差賺得的美元在美國置產購地，讓美國媒體一片驚呼：日本要把美國買下了！一時間，美國人對本國本民族的自信心降到了美國世紀（1941）以來的最低點，哈佛商學院居然在教授日本公司的“人性化”管理模式；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不失時機地推出了他的名著《大國的興衰》，總結起歷史上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國興衰歷史經驗；而國際關系理論家羅伯特·基歐漢則以其名著《霸權之后》討論美國霸權衰落之后世界經濟體制的命運。那時美國人多半以為美國的衰落已是不可避免之定局，在與外國人的交流中至少是暫時戒除了好為人師的惡習而對善意的批評顯出少有的謙虛，難得地成了令人愉快的談伴。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蘇聯出了個巴爾戈喬夫。一夜之間，蘇聯解體，美國忽然成了世界上僅存的超級大國。一時間，美國舉國上下歡欣鼓舞、彈冠相慶，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本來，蘇聯的厄運主要是內因在起作用，與美國沒有太大關系。但美國人可不這么看，他們非把蘇聯的崩潰說成是美國對蘇進行冷戰的結果，說成是美國戰勝了對手的輝煌勝利—它無可爭辯地證明了美國價值、美國制度和美國實力的優越性。美國人的自信心不但被找了回來，而且一下膨脹到了極點。在他們看來，正是憑借這種全面優勢，美國才在20世紀的兩次熱戰、一次冷戰中拯救了世界，使世界免遭極權主義的荼毒；也正是憑借這種優勢，美國才贏得了天下，“終結了”（意識形態斗爭的）“歷史”（福山語，后又反悔），從此可以“讓世界重新開始”（“to begin the world over again”，美國國父之一潘恩語，曾為里根引用）。美國不僅儼然成了世界的救主，而且還是帶領世界開創全新未來的領袖和希望。一度黯淡的“美國世紀”不僅沒有結束，反而迎來了第二春。如此偉大的一個國家和民族，難道還有什么可以反省、可以批判的嗎？

這就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直到世紀之交美國人的心態：躊躇滿志，得意忘形，不可一世。正是在這種心態的影響下，美國的外交內政發生了走向帝國的迅速蛻變：在國際上，美國擺脫了一切外部權力制衡，盡可以像霸主那樣一意孤行、為所欲為。世界各國，特別是那些弱小國家和與美國有著不同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國家，都成了美國教訓、改造的對象，從巴拿馬到索馬里到海地到科索沃，美國以從民主、人權到世界秩序等種種借口進行了一系列帝國征伐，把二次戰后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和國家關系準則踐踏無遺。在國內，美國保守勢力籍蘇聯解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左翼政治力量陷入低潮之機，對美國自六十年代民權運動和“偉大社會”以來在反種族歧視、減少貧富差距、提供社會公正與保障等各個方面取得的進步進行全面的反攻倒算，成功地讓美國社會搭上了歷史倒車。

公平而論，梅森教授在《美國世紀的終結》中以各章標題總結的美國所處之困境，如“富足與平等的終結”、“被撕裂的社會結構”、“境況不佳的美國民主”、“拋棄國際秩序”、“帝國的過度擴張”以及“美國讓世界反感”等等，并非只是小布什政府和他的新保守派哥兒們一伙惹下的禍害，其禍根其實早在小布什執政前的十多年時間就已牢牢埋下。這一事實，是從來無法脫出黨派政治局限的美國自由派（保守派也一樣）所不愿承認的，因為這十幾年里面就有一多半（八年）是在他們心愛的克林頓總統治下。梅森作為自由派主流的一員當然也不能脫俗，他得按照黨派立場堅持把美國的全面衰落歸咎于共和黨的布什政府；然而同時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者，他也不得不承認美國的一些劣跡如“藐視國際法體系”的發生，是早在“布什就職之前”。然而這一輕描淡寫的批評來得太遲了，惡果已經釀成。事實上，美國的自由派及其支持者在克林頓執政期間對美國在海外濫用權力和武力熱情歡呼，對保守派在國內廢除社會改良的歷史成果拱手相讓，對社會喪失監督與批評政府、維護民權的功能聽之任之，所有這些，都是自由派難辭其咎的。美國的蛻變，他們絕非無辜的旁觀者。

就好像美國在九十年代的墮落還不夠快、不過癮似的，美國的新保守派早在小布什上臺前的1997年組建了“新美國世紀工程” 智庫，并在“原則聲明”中闡述了其施政綱領。在新保守派看來，美國綜合實力獨步世界之巔“一覽眾山小”，正是千載難逢的天賜良機，可以隨心所欲地在一張白紙上勾繪最新最美的“美國世紀”再生藍圖。為了確保“美國治下的太平盛世”（Pax Americana），“聲明”提出了后來成為布什主義內容的幾點政策主張：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任何有可能挑戰美國霸權的大國崛起；在國際事務中摒棄多邊協商機制，奉行單邊主義；在國際沖突中使用武力絕不手軟，必要時采取先發制人的攻擊。這些政策不僅全然無視現存的國際組織、國際法和國際關系準則，而且也完全背離了過去半個世紀美國兩黨一致的外交政策理念。如此激烈的變革，沒有驚天動地的突發事件做導火索是無法為美國和世界公眾所接受的。新保守派的謀士們深諳此道，因此在“新美國世紀工程”于2000年發表的《重建美國國防》政策報告中表示，美國需要一個像“珍珠港事變”那樣的“大災禍”（catastrophe）來促成他們主張的變革。

歷史沒讓他們等待太久。僅僅一年過后，本·拉登就給布什及其新保守派謀臣策士們送去了他們期待的大災禍。切尼們、拉姆斯菲爾德們、沃爾福威茲們頓時擺開陣勢，大展拳腳，對全世界（包括美國）發起了大掃蕩。后來發生的事，因為剛過去不久，大家應當記憶猶新：在國外，美國籍反恐為名行稱霸之實，恃強凌弱、順昌逆亡、窮兵黷武、濫殺無辜，讓美國在世人眼中儼然成了一個惡霸；在國內，布什政府籍反恐為名行綏靖之實，通過類似戰時緊急法令的《愛國者法》等一系列法規和與此相應的政治高壓，對美國人的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加以剝奪和限制，令美國人引以自豪而且也為“美國世紀”所標榜的民主自由大打折扣，常使人們產生回到了麥卡錫年代的錯覺。令人詫異的是，那些一貫在維護國際正義與別國人民的自由、民主和人權上慷慨激昂、嫉惡如仇的美國自由派人士，特別是自由派知識精英，在外國主權和安全受到美國威脅、外國平民遭受美國殺戮以及本國民權和民主面臨侵犯的時刻卻三緘其口、噤若寒蟬。9·11以后的七、八年里，我向我遇見的不少美國知名學者（多為自由派）一再提出一個相同的問題：“美國的自由派到哪里去了？”我得到的回答，或者是一臉嚴肅的點頭默認，或者是一臉無奈的搖頭苦笑。沒有一個人曾理直氣壯地為自己辯護。

美國自由派在布什暴政下保持緘默不僅是因為膽怯懦弱，更重要的是他們不知道說什么好。小布什這么一個既無才又缺德的牛仔，居然能兩次贏得總統選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人民別無本質不同的選擇。長期以來，民主黨根本就沒有膽識和遠見能提出一個從根本上有別于共和黨的政綱。當新保守派把原來是自由派專長的意識形態把戲玩得比他們還神的時候，自由派陷入了深度的迷惘和失落。他們既無力批評，更無力領導。

美國政治舞臺的大幕落了又升，奧巴馬粉墨登場。奧巴馬是以批評布什、批評美國現狀起家的，但他的批評仍局限于技術性的枝節，而未能或不敢從原則上與主流共識決裂。例如，他對伊拉克戰爭有諸多批評，既有戰略的也有戰術的，但他從來沒有公開承認那是一場非法的侵略戰爭。從根本上說，美國的制度不允許對主流價值的歧見與批判，哪怕你貴如總統。這也是梅森何以在他的書中對美國的現狀進行了全面批評，卻只停留在表面而絕口不談價值批判。任何真正了解美國的人都知道，美國的社會政治制度遠不如表面看上去那么民主，用托克維爾的話來說，那其實是一種“多數的暴政”。

從硬實力的角度看，美國依然是一個龐然大物。“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美國的國土人口、自然資源、國家機器、基礎設施、財產資金、科學技術等等不會一夜間蒸發，即使衰落，也有一個漫長的過程。美國真正的危機所在，是它的軟實力、它的價值觀，也就是說，對外如何與國際社會相處（事關“霸權正當性”），對內如何實現公正均衡的發展（事關“治權正當性”）。這些問題得不到根本解決，“美國世紀”的謝幕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美國世紀的終結》
[美]戴維·梅森 著
倪樂雄 孫運峰等譯
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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