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究竟值不值得美國焦慮？

作者：張睿壯

文章來源：原載《文化縱橫》試刊號（2008年10月），發表時有刪節

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經歷了一場速度之快、范圍之廣在人類歷史上均無前例的經濟增長。這給很多美國人敲響了警鐘，他們擔心有朝一日中國會成長為另一個超級大國，構成對美國的威脅。在這些人看來，中國有可能從兩方面威脅美國：一是可能危害美國的安全或其它重大國家利益，二是可能與美國爭奪對世界的主宰。第一種可能性取決于兩個因素，即中國的實力地位及雙邊關系的敵對（或友好）程度；第二種可能性也取決于兩個因素，一個仍然是中國的實力地位，另一個則是中國挑戰美國霸權的意愿。因此，預期中的“中國威脅”是一個概率事件，其或然性取決于導致它的三個子事件的概率。如果我們把“中國威脅”的概率以p(THR)表示，把三個子事件即中國成長為超級大國、中美之間的高度敵對和中國決心挑戰美國霸權的概率分別表示為p(SP)，p(HOS)，p(CHL), 那么“中國威脅”這個事件的概率與其子事件的概率有如下關系：

p(THR)＝p(SP)·p(HOS)＋p(SP)· p(CHL)

這就是說，“中國威脅”的概率首先取決于中國成長為超級大國的概率，而威脅的一個方面即對美國安全的危害還同時取決于兩國之間的敵對（或友好）程度，威脅的另一方面即對美國霸權的挑戰還同時取決于中國爭霸的意愿，這兩方面的概率之和便是“中國威脅”的總體概率。本文意在對這三個子事件的發生概率做一評估，并且據此對所謂“中國威脅”的可能性做出判斷。在此基礎上，本文指出美國應對中國崛起所能采取的理性選擇，它有可能讓美國避免最壞可能――面對一個強大的、充滿敵意并試圖改變現狀的中國。

本文認為，雖然中國迄今為止成功地保持了經濟增長的勢頭，中國獲得危害美國或與其爭霸的能力的關鍵前提—－持續崛起成為一個超級大國—－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這個國家面臨方方面面的巨大難題及其經濟-社會-政治結構中固有的弱點，令其社會政治穩定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前景不容樂觀。中國的軍力更是不僅遠遠落后于美國，甚至不及二等軍事強國。中國在軟權力方面的缺失使得它成為超級大國的前景更不確定。本文進一步論證，假如在最佳情形下中國克服了一切困難終于成為超級大國，其時中國增長的國力和提升了的國際地位無疑會增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自信和雄心。然而即便如此，中美之間高度敵對和中國企圖顛覆美國治下和平的可能性也將因中國與外部世界打交道時表現出的、植根于其文化、歷史中的國民性特質而大打折扣，除非受到來自外部的挑釁。因此，只要美國處理得當，中國在上述兩種意義上對美國構成威脅的可能性要比多數美國人所相信的低得多。此外，預期中的“中國威脅”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作為崛起的新興大國對現存霸權國及現行世界秩序的態度，而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作為現存霸權國的美國如何處理它與新興大國之間的關系。

中國會是下一個超級大國嗎？

一個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行為以及它與其它國家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國的國力及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實力地位。這就是為什么美國人常會把中國的驚人經濟增長與他們對“中國威脅”的焦慮聯系起來。當然，正如9·11表明的那樣，弱小國家甚至次國家組織都有可能對大國強國造成安全危害，但也正如9·11以后美國反恐攻勢示諸世人的，此類威脅的消除比起由實力相當的大國所引起的安全威脅要相對容易。而且，只有與霸權國達到戰略均勢的大國才有可能挑戰其霸權。

現在人人都在談論中國崛起，好像中國成為超強國家已經是一個既成事實或無可置疑的前景了。但事實上遠非如此。那些對“中國崛起”過度熱心的人們，不管是出于好意或惡意，都是只看到了一些過分簡單化或片面夸大了的數字，如過去三十年GDP年均增長10％左右或者中國經濟的規模已經居于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等等。然而數字是不可靠的，也很容易誤導。一個很說明問題的例子是最近世界銀行的“國際對比項目”在其新公布的世界經濟統計數據中將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調低了40％，從8.8萬億美元降低至5.3萬億美元，占世界總額的比重也從15％調低為10％。而這還是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數字，如果以傳統的匯率計算，則中國占世界總額的比重只有5％，遠低于美國的28％，也低于日本（10％）和德國（6％）。[1]

第一世界還是第四世界？

當人們為中國增長的數字所震驚時，他們往往會忘記或無視關于中國經濟的一些重要事實。首先是人口龐大構成了對國家進步的嚴重拖累。民間有個說法：再大的成就被13億一除就所剩無幾了。如果我們看看人均GDP的國際比較，中國的位置立刻跌至131位（在230個經濟體中）。

其次是中國經濟起飛的起點之低令人難以置信。僅僅三十年前，中國貧困落后的程度還是超乎想象的。1978年，中國有2.5億人口生活在“絕對貧困線”（每人每日0.25美元）以下，盡管在經濟發展和中國政府的不懈努力下這一情況得到極大的改善，到2006年仍然有2,100萬人口生活在如此悲慘的境地。如果用國際貧困線（每人每日1美元）來衡量，在經濟起飛12年后的1990年中國的貧困人口還有4.9億，直到今天也還有1.3億。[2]中國的貧困人口之多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有誰見過人民如此貧困、窮人如此眾多的超級大國？

再次是中國沿海/城市與內地/農村地區之間的發展極度不平衡。多數去過北京、上海和廣州的外國訪客會得到中國已經與第一世界的發達國家沒有什么區別的印象。然而出了一些大城市不必走很遠就能發現農村中的赤貧令人震驚，那甚至不是第三世界常見的貧困，而是只有在第四世界也就是最不發達國家中才能見到的景象。據中國官方統計，東部沿海的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經濟圈三個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占了全國的一半，所有其它地區的總和才抵另外一半。2003年廣東省的GDP是湖南的三倍，貴州的十倍，青海的35倍，西藏的74倍。[3]經濟學家胡鞍鋼曾經按照世界銀行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基礎的劃分標準把中國分成“四個世界”，只有5％的人口生活在“第一世界”（高于國際上的中等偏上國家），20％生活在“第二世界”（高于中等偏下國家），25％生活在“第三世界”（高于低收入國家），而剩下的50％或6.3億人口生活在“第四世界”（低于低收入國家）。[4]

增長能否持續？

除了這些表面上的困難，還有一些更難解決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很可能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致命傷。首先，迄今為止中國經濟發展主要是量的增加而非質的提高即技術和生產力的進步。中國工業勞動生產率仍然落后多數國家，2004年的全員生產率只是美國的1/9，日本的1/6，韓國的1/4。根據兩個權威統計，同年中國的國際排名分別是57/60和70/78。[5] 盡管中國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但與發達國家差距之大仍難望其項背。這里的一個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國經濟的勞動密集和技術含量低的特征，而技術創新的缺乏也同樣致命。中國頒發的發明專利中有四分之三是外國企業所有，過去五年中中國十大電子信息企業獲得的專利總和只及IBM公司一年的成績。

其次，是能源的過度消耗和環境的過度污染，這是危及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另外兩大致命傷。中國工業能耗的效率特別低，世界排名第51位，每單位產出的能耗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6.6倍。與此同時，中國為經濟增長還付出了極高的生態環境代價。中國的每百萬美元產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日本的12倍，美國的5倍，在世界60個經濟體中排名57。嚴重的空氣污染造成了每年75萬人的非正常死亡。[6]

再次，中國經濟增長成就還為其迅速擴展、程度極高的外貿依存率所扭曲。中國的外貿依存率從1978年的9.8％猛增至2005年的76％，高于世界主要貿易大國如美國（28％），日本（31％），印度（40％），俄國（56％），英國（64％），僅次于德國（85％）。[7]不僅外貿依存率高，而且貿易順差也年復一年地居高不下。外貿依存率過高使中國經濟完全受制于動蕩的國際市場，這個市場不僅因經濟因素而且也因政治外交等因素充滿變數，而像目前中國享有的超額貿易順差也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一個健康而且可持續增長的經濟必須以強健的國內需求為基礎，而這恰恰是中國缺乏的。因為有住房和汽車兩大產業的支撐，目前這個問題還不是太突出，但一旦這些耐用消費品市場達到飽和，疲弱的內需就將凸現成為持續增長的瓶頸。

由于上述種種原因，盡管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國的國際競爭力排名卻在逐年下降。根據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對120個經濟體的評估，中國的位置從2002年的第33位降至2003年的第44位和2006年的第54位。[8]這對想要保持經濟奇跡的國家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另一個關鍵是與經濟相關但又不是單純經濟性質的問題――能否維持社會穩定。過去30年中國的國民財富增加了12倍。不幸的是，由于財富分配的高度不均，中國社會相當一部分人口沒有或很少享受到經濟增長的好處，因而對現行經濟社會體制心存芥蒂。據多種統計資料，中國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16猛增至2006年的0.496，早在2000年就已經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成為世界上除部分拉美國家外最高的國家。今日中國20％最富有的人口獲得50％的國民收入，而最貧困的20％只得到4.7%。0.4%最富有的家庭占有全部國民財富的70％。[9]數以千萬計的工人下崗失業或半失業，1.5億農民背井離鄉、四方漂流成了飽受歧視、剝削的農民工。人口中的這兩部分，加上留守村莊的最貧困農民，構成了中國社會的最底層。他們沒有穩定的工作，沒有社會保障，也沒有醫療保險，可以說是一無所有，掙扎在生存線上，只要經濟稍有閃失他們就會首當其沖地受到沖擊。他們作為勞動力的巨大儲備固然為降低勞動力成本、促進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但也是可能動搖經濟社會穩定的一顆定時炸彈。

必須明確指出，以上對中國經濟的描述是片面的，突出強調了它的消極方面，作者是故意這樣做的，為的是給那些只看光明面并過分吹噓中國崛起的盲目樂觀情緒澆盆冷水降降溫。然而，上面列舉的事實和數據卻無疑都是真實可靠的，意在提醒人們中國崛起之路還很漫長，而且布滿了路障。中國成為超級大國的前景充滿了不確定因素，因此其成功概率不得不大打折扣。

要成為超級大國不僅需要硬實力也需要軟實力。硬實力除了包括國家稟賦如人口、領土和自然資源等還包括經濟、軍事力量。在所有這些變量中，經濟是最重要也是最活躍的因素，這也是本文集中討論經濟的原因。本文不討論中國的軍事力量，理由有二：其一，由局外人來評估中國軍事力量其實并無太大意義，因為無法從公開途徑得到有關中國軍力的可靠數據；其二，軍事力量在正常情況下是經濟力量的函數，我們只要大致知道它會隨經濟力量變化而起落就可以了。硬實力之外還有另一種實力即軟實力，是任何強國必不可少的資質。下面就將討論中國在軟實力方面的主要缺失，它們將是中國崛起路上必須克服的障礙。

軟實力的軟肋

如果說中國在硬實力上離超級大國還相距甚遠，那么在軟實力上就更遙不可及了。首先，中國沒有全民認同的意識形態，而這是超級大國不可或缺的秉性。誠如法國總統薩科奇所說，一個沒有意識形態可供對外輸出的國家成不了超級大國。中國不僅沒有可供出口的意識形態，甚至連可供本國人民信奉的意識形態都沒有。

共產主義早已從中國公共生活甚至共產黨的語匯中淡出。然而盡管中國社會實際上已經變得比西方國家更資本主義了（例如在勞資關系中資方占盡優勢，勞工成為無力維護自身權益的弱勢群體；又如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醫療保障遠不如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完善，等等），中國卻并沒有也不打算張開雙臂無保留地擁抱西方的意識形態――資本主義、民主和人權。這樣一來，過去三十年里十三億中國人基本上生活在精神世界的真空中，既沒有一種全民服膺的意識形態，也沒有一套以社會主流共識為基礎的信仰體系。中國的傳統價值已經在中共執政的頭三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毀殆盡，而新的全民價值觀卻一直未能成功樹立。今天的中國人除了“迅速致富”以外沒有別的信仰，這也是中國社會何以陷入了“道德和倫理的真空”[10]，成了類似當年美國西部那樣的“化外之地”或“冒險家的樂園”。

缺乏具有號召力的意識形態不僅讓中國喪失了成為超級大國的資格，還有更糟更嚴重的后果，那就是對國家凝聚力形成威脅――國家凝聚力也是國力的一個組成部分。像中國這樣一個國土廣袤、民族多樣的國家，特別需要某種共同的理念把國家凝聚在一起，就像美國人有所謂“美國信條”(American Creed)作為全國的精神維系一樣。沒有這樣的維系，國家的團結甚至生存就岌岌可危，遑論成為強國。缺乏具有號召力的意識形態，一個新興大國就難以讓世界信服其優越性并接受它的主宰，也無法為它的領導角色找到追隨者。

中國不僅缺乏有生命力的意識形態，而且還缺乏國際戰略，而那也是超級大國不可或缺的資質之一。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政府推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主題”的綱領，經過多年的修改完善現已成為“和諧世界論”。這一外交哲學理念主張和平、發展及合作已經成為當代世界的主題，為了促進以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為特征的“和諧世界”，中國應當在國際事務中積極推動政治領域的平等、民主、法制，安全領域的互信、對話、合作，經濟領域的互利雙贏以及文化領域的多樣、寬容。顯然，這樣的綱領只是用理想主義辭令點綴起來的一廂情愿而已，與當今現實世界并無太大關系，因而對一個大國的全球戰略而言也沒有什么價值。難怪一位知名學者要撰文呼吁為中國外交制訂大戰略，指出自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以來中國一直缺乏一幅全面系統的國際戰略藍圖。[11]

正因為“和諧世界”的圖景過于崇高，距離現實世界太遠，因而對中國外交缺乏實際指導的意義，所以在過去的三十年里中國在處理對外關系時一直是在遵循鄧小平的兩個“永不”（“永遠不當頭”，“永遠不抗旗”）和“韜光養晦”的實用主義教誨。結果，中國實際上放棄了過去在毛的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外交路線下堅持的幾乎所有原則，放棄了曾經在反帝反殖反霸大旗下進行的種種斗爭，也放棄了中國在第三世界的領導角色及盟友。只要不直接涉及它的國家利益，中國一心想要避免麻煩和沖突，以致過去三十年里中國在五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是投棄權票最多、否決票最少的一個。中國奉行的這種缺乏原則、缺乏遠見、既無雄圖大略亦無盟友追隨者的外交政策，加上在全世界竭盡全力追逐經濟利益，在世界各國眼中留下了一個惟利是圖的暴發戶的印象。這樣的形象對于中國想要讓世界把它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來接受是背道而馳的。

總之，盡管中國以其奇跡般的經濟成就震驚了世界，其社會經濟結構的內在弱點使得它在最近的將來成為超級大國的前景變得難以逆料；而軟實力的缺失――在一定意義上要比硬實力更難彌補――使之更加渺茫。然而可能性低不等于不可能。為了說明問題，讓我們假設哪天有人將魔杖一揮，唰！超級大國中國這個新生的巨人突然聳立在世界面前。隨后將會怎樣？

超級大國中國：對美國的威脅？

許多對中美關系懷有良好愿望的人們總是竭力爭辯說，中國即使變成超級大國也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中國即使與美國取得戰略均勢也不會同美國爭奪地區乃至全球霸權。確實，從毛澤東開始，一代又一代的中國領導人無不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宣示“中國永遠不稱霸”，也以此向美國表白永不挑戰美國霸權的善意。然而，善意歸善意，愿望卻不能代替現實。

安全兩難

現實是，只要中國變成超級大國，它就自動對美國構成威脅，不管它的主觀愿望如何。根據為歷史反復驗證的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一個國家的外部行為及其與其它國家的關系主要由其國力，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由其國際實力地位而不是由其主觀愿望決定。這就是所謂“安全兩難”的精髓所在。不管新自由主義或建構主義推出多少理論，也不管世界各國建立了多少國際機制，這個歷經千年而不得其解的安全兩難直到今天還是一道解不開的難題，否則軍備競賽何以屢禁不止？

去年五月美國公共電視臺播出一場題為“繁榮的中國會不會給美國帶來麻煩？”的辯論會。盡管希望中美關系良性發展的人會自然傾向反方論點，然而任何服膺理性思維的人都不得不承認正方米爾斯海默教授的觀點更具說服力，雖然隨后他在正確診斷的基礎上開出了錯誤的藥方。米氏的觀點對現實主義者而言只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頭號強國與次等強國之間的實力差距越小，前者越感到不安全。他舉例說，加拿大或墨西哥危害美國安全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但像前蘇聯或未來中國這樣的大國對美國造成傷害的可能性不僅存在而且很大。道理很簡單：對后者而言，造成傷害的能力是現成的，只要加上意愿就會變成現實。

說到意愿，米氏認為誰都說不準十年或三十年后中國的意愿是什么，但只要看看美國強盛之后的所作所為，就不難推測中國會如何行事。他的話不無道理。正如本文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經說過，中國領導人反復宣稱中國即使強大也決不稱霸的誓言其實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它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和國際關系現實主義的基本原理，前者強調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包括意識形態、政法制度以及施政方針等等），后者則指出國家的實力地位制約其外部行為。正常情況下，不稱霸只是因為國力還不夠。實力之水一到，霸權之渠即成。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一個超級大國行使霸權可能是蓄意的，也可能是無意的；它可能采取“天授神命”或“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形式，也可能采取“和諧世界”的形式。中國領導人過于急切地向世界表明中國沒有稱霸地區或世界的意圖，反而引起世界各國的猜疑，因為這實在是一張不太可能兌現的支票。

錯誤處方

米爾斯海默的診斷雖然不錯，卻開出了錯誤的處方。如果中國無論如何也會成為對美國的威脅，美國應當如何應對？“最好的辦法就是確保美國在國際體系中實力超群。”或者用他生動的語言來說，就是“確保自己是街頭混混中最壯實、最兇狠的那位。”可是如何才能做到呢？就像美國歷史上應對意欲挑戰美國霸權的新興大國如德意志帝國、日本帝國、納粹德國和前蘇聯一樣，“盡其所能制止它們”。然而這一處方有個問題。不錯，當中國成為超級大國時它確實會對美國構成威脅（同樣的道理，美國作為世界頭號強國一直以來都是對世界各國的和平安全最大的威脅）。然而威脅只是潛在的危害而不是現實的危害。要讓潛在的危害變成現實的危害還需要一個條件――那就是兩強間的敵對沖突。“制止它們”，如果能做成是一碼事，如果做了卻不成可就是另一碼事了。那時，美國就必須面對最壞的可能－－一個充滿敵意的新興強國。

舒緩因素：中國特色

從美國角度來看，能夠防止中國崛起成為對美國的威脅當然是上上大吉，但卻不容易做到。美國兩次制止德國一次制止日本崛起靠的都是世界大戰，但如今卻很難想象兩個核大國之間的戰爭可以成為理性決策的選擇。蘇聯其實不是被美國制止的，而是自毀于內亂。美國很希望看到中國也不戰自亂，這就是它從未放棄與西方列強一起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緣故。可是如果把未來美國安全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可能威脅的自行瓦解上未免過于機會主義，有失謹慎。那么，這是否意味著美國安全的前景十分黯淡了呢？

倒也未必。正如本文開篇所說，在實力地位之外，還需要兩個因素才能決定潛在的威脅是否變成現實的威脅：一個是中美兩國的雙邊關系是好還是壞，另一個是中國與美國爭霸的愿望有多強烈。前面講的一個國家的實力地位急劇上升必然構成對其它國家的安全威脅是個一般規律，但在具體個案中這一規律的應用還要結合涉及國家的具體國情――就是說，影響一個國家外部行為的除了結構層次上的規律性之外，還有單元層次上的國家屬性。即使中國真能繼續崛起并最終成為一個超級大國，中國的國情特色也還是給舒緩“中國威脅”留下了很大余地。

中美關系歷史最佳？

一般來說，雙邊關系取決于兩個國家的交流互動。然而在中美關系中，美國卻一直是引領關系發展方向的主導方面。三十多年來中美關系從未脫出下列模式：其一，美國總是采取主動提出問題、設置日程、挑起事端的一方，而中國卻總是被動因應、安撫妥協的一方；其二，美國總是咄咄逼人以高壓手段逼迫中國政府讓步，而中國則往往采取守勢，多以息事寧人、委曲求全應對。在中美經常發生摩擦的人權和貿易（包括知識產權）問題上，總是美國先發制人提出指責和要求，而中國官員則急忙尋找解釋和辯護，最后往往以滿足美方部分要求收場，從而避免關系破裂。在另一個主要分歧臺灣問題上，也總是美方率先制造麻煩（比如售臺武器或允許臺灣領導人訪美等），導致中國政府抗議、譴責，美方卻不為所動，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因此，如果說中美關系的多數麻煩都是由美國引起的，應當不會失之不公。中國不僅不惹麻煩，而且它對美國挑釁的忍耐是異乎尋常的。美國對中國采取的許多行動已經遠遠超出了正常國際關系所能容忍的限度。美國對臺灣的政治支持和軍事保護不僅侵犯了中國的主權而且公然違反了中美之間具有條約效力的三個聯合公報，美國不僅本身對中國實施嚴厲的高科技和軍品封鎖，而且還不遺余力地阻止第三國對中國出售武器。它甚至不惜強迫以色列取消已和中國簽訂的出售AWACS機載預警系統合同，并采用無賴手段強行扣壓中國已經購買使用后送回以色列維修的獵鷹式偵察機。美國對所有反中國政府勢力提供庇護和支持，從民運到臺獨、藏獨、疆獨直到法輪功，甚至連東突這樣的恐怖組織也不例外。在經貿方面，美國有關當局多次對中國企業收購美國公司或其股權的正常市場行為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橫加阻撓，把中國當作敵國對待。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如果膽敢用美國對待中國的方式對待美國，哪怕只干其中一件，美國必將把它看作戰爭行為而加以反擊。然而中國卻不。正相反，近年來不少中國要員還跟著美國高官一起高唱“中美關系歷史最佳”的贊歌，非但毫無憤懣之情，反倒顯露滿足之意。

是的，中國對美軟弱可以用中國不具備“實力地位”來解釋。然而看看近三十年來中國漁船在中國南海海域作業時不斷遭到鄰國海軍的騷擾、炮擊，漁民經常遭受殺害或拘押的事實，就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這里的法則不是國際關系中常見的大欺小，強凌弱，而是恰恰相反。這一反常現象發人深省，促使人們去發掘實力表象下還有什么更深層次的因素在幫助形成中國的外部行為。

遠自孔夫子起，中國賢哲就強調“和”與“合”的價值，這也是中國文化有時被叫做“和合文化”的緣故。中國傳統哲理推崇的價值觀與西方主流價值觀有很大不同。例如，在西方價值和行為準則中，競爭是有利于經濟/社會進步的好事，而“適者生存”則是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但“和合文化”卻以和諧、合作為世間最高境界，提倡均貧富、共進退的平均主義。又如美國的“硬漢文化”贊許強悍、尚武的英雄，而“和合文化”卻同情弱者、提倡溫文爾雅。前者推崇對權力、斗爭和優勢的追求，后者卻鼓吹忍讓、妥協與和解；前者認為沖突是社會生活的正常現象，是人們維護自身利益和價值的必要手段，后者卻把它視為應當不惜代價去避免的禍害。因此，中國古典文獻中有大量教導人們避免沖突的箴言，比如“委曲求全”、“忍氣吞聲”、“逆來順受”等等。在這種價值觀世世代代的灌輸和熏陶下，避免沖突、以和為貴的理念已經深深刻在中國的國民性里。這大概是中國雖然面對美國的長期打壓和羞辱卻仍然笑臉相迎的最好解釋。從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經驗來看，很難想象日后中美關系的敵對會由中國引起，除非受到蓄意挑釁。美國只要對中國國家主權稍加尊重，在平等而非居高臨下的基礎上處理兩國關系，中美關系就一定會不斷改善。而中美雙邊關系越好，美國就越不會感到中國崛起的威脅，就像美國不太感到來自西歐盟國的威脅一樣。

母鵝之所愛亦即公鵝之所愛嗎？

在推測中國成為超級大國后的戰略目標時米爾斯海默教授用了他兒時從母親那里學到的一句諺語來說明問題：母鵝之所愛亦即公鵝之所愛，可見中國以后也會步美國后塵，先是追求（亞太）地區霸權，而后是全球霸權，從而構成對美國的挑戰和威脅。前面已經說過，在現實主義看來，這樣的推斷完全合乎國際政治一般規律。然而只要有規律就有例外。當我們把這個一般規律應用于中國這個個案時，讓我們來看看美國要的是否也是中國想要的。

正如不是每個人都想爭第一一樣，也不是每個國家都有稱霸野心的。中國歷史上就有這么一段神秘的反常經歷，直接挑戰人類本性都想稱雄這一一般規律。十五世紀初葉當中國還是世界頭號強國時，鄭和率領一支以當時最先進的造船技術和航海知識武裝起來的龐大艦隊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進行了八次探索世界的遠航，航程遠至東非，遍及幾十個今日國家的土地。然而就在中國可以將其統治擴張到如此廣袤的地域以建立一個龐大帝國的最佳時機，中國皇帝做出了一個尤其令西方歷史學家大惑不解的決定：燒毀一切遠洋船只，禁止出海遠航。中國由此開始了連續數世紀的閉關鎖國，直到三百年后國門被西方的炮艦轟開為止。除此之外，中國對稱霸世界不感興趣的另一事例可見于中國歷史上的另一特殊現象，即東亞特有的朝貢體系。與表面平等其實大國不斷干涉小國的西方國際關系體系不同，朝貢體系是表面等級分明其實互不干涉的一種制度。中國皇帝作為這個體系的最高統治者，只要求周邊國家表面上的“臣服”、“進貢”，卻不企求對各國的實際控制。

此類“內向”心態和對領土及勢力的擴張缺乏興趣的“反常”，仍然可以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中找到根源。與提倡外向開拓和探險精神的西方價值不同，中國古代賢哲推崇的美德之一便是“知足”。老子曾教導說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12]漢朝的劉向也告誡說“富在知足，貴在求退”[13]還有無數民間諺語熟語都在灌輸同一個道理：知足常樂，隨遇而安。除了“知足”，還要“求退”，因為出人頭地實在是太過危險的一件事。這方面警句的也不計其數，如“槍打出頭鳥”，“樹大招風”，“人怕出名豬怕壯”等等，不一而足。還記得鄧小平為中國外交開出的處方嗎？“決不當頭”，這話聽起來是不是很像古代圣賢的教誨？或許中國人根本就不像美國人那么熱衷于稱雄四方，或者不像美國人想象的那么熱衷。畢竟，母鵝喜歡的東西公鵝不一定也都喜歡。

現在沒人能夠確切知道當中國成為超級大國時中國人會有什么樣的心態――究竟是安逸地固守他們的文化傳統還是棄舊圖新、轉而信奉現代西方的進取精神。考慮到謙和中庸的處世哲學已經根深蒂固地融入中華民族的基因，中國有可能選擇不對國際現狀和美國霸權發起挑戰而保持目前美國期待于它，而它也正努力踐行的現行國際秩序“利益攸關方”的角色，至多也只會在將來時機成熟時做一個漸進的改革者。可是所有這些預測都有一個前提假設，那就是現存霸權國美國要保持當今國際體系的相對公正或起碼的正當性。如果美國一味操縱規則以阻止中國崛起，則中國很可能被迫負起挑戰者的重任。

結束語

中國正在崛起。它很可能成為超級大國并因此對美國構成威脅。這一威脅有多嚴重將取決于兩個變量：一是中美關系的狀況，二是中國對于現行國際秩序的態度。美國當然可以選擇去阻止中國崛起，但那樣做的風險實在太高：萬一失敗美國就將面對一個決心挑戰現狀的敵對強國。美國也可以選擇任由中國崛起的事態自行發展，與此同時設法與中國搞好關系并讓美國霸權保持公正、正當，那么即使有朝一日中國真的成了超級大國，它對美國的威脅也會減至最小。（完）

注釋：

[1] 世界銀行：《2005年國際比較項目初步結果》，2007年12月，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CPINT/Resources/ICPreportprelim.pdf (最后訪問6/11/08)

[2]見于多種中國官方統計數據。

[3] 佚名：“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分析”，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1595945.html?fr=qrl，(最后訪問6/11/08)

[4] 胡鞍鋼：“中國：走向區域協調發展”，http://www.drcnet.com.cn/DRCNet.Channel.Web/expert/showdoc.asp?doc_id=199234，(最后訪問6/11/08)

[5] 一是OECD和世界銀行的統計，另一是IMD世界競爭力年鑒（2004），據段小華和柳卸林“2004中國國際競爭力評價”，http://www.sts.org.cn/fxyj/zcfx/documents/20050822.htm， (最后訪問6/11/08)

[6] 維基百科：“中國的環境”，http://en.wikipedia.org/wiki/Environment_of_China#Carbon_emissions_and_global_warming (最后訪問 6/11/08)

[7] 世界銀行：《世界貿易指標2007》，http://info.worldbank.org/etools/tradeindicators/3a.asp(最后訪問3/2/08)

[8] 《國際先驅導報》：“中國競爭力排名為何下滑”，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5-09/29/content_3561488.htm；《新華網》：“2006全球競爭力排名”，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9/27/content_5141643.htm，（最后訪問3/2/08）

[9] 何婭：“近年系數：城鄉歷史政策的解構”，www.stats.gov.cn/tjshujia/zggqgl/t20070411_402398097.htm；王遠鴻：“中國基尼系數逼近0.47”，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3/13/content_4298060.htm；丁冰：“中國兩極分化的原因分析及解決出路”，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1053，（最后訪問3/2/08）

[10] 這是《中國新聞周刊》2008年1月18日一期中一篇文章的副標題。

[11] 王輯思：“關于構筑中國國際戰略的幾點看法”，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研究》，2007年第四期。

[12] 老子：《道德經》，第四十四章。

[13] [漢]劉向：《說苑·談叢》，第三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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