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西方以“人道主義干預”為名顛覆現行國際秩序

作者：張睿壯

文章來源：《現代國際關系》2008年第9期

2008年7月，國際刑事法庭以種族滅絕及反人類等罪名起訴蘇丹總統巴希爾并準備簽發逮捕令，開創了超國家機構超越國家主權對一個主權國家的現任領導人治罪的歷史先例。此舉甫出，便贏得西方政府、媒體，特別是人權組織的一片喝彩，因為這標志著后者過去十數年來不遺余力鼓吹、推動的“人權高于主權”原則終于得以實現。盡管不少非洲國家和阿拉伯國家對此表示擔憂和關切，而中國也表示“嚴重關切和憂慮”，但關切的原因都集中在這一舉動對蘇丹局勢特別是達爾富爾危機造成的直接影響上。事實上，這一事件對國際安全與和平的潛在危險遠遠超出了對蘇丹本身的影響，因為它在顛覆現行國際秩序的方向上又邁出了新的一步。

眾所周知，現行國際秩序是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主權平等原則、不干涉內政原則和禁止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原則。上述各原則中，頭兩條說的是所有國家不分大小主權一律平等，沒有任何國家或國際組織可以凌駕于其他國家的主權之上，對屬于國家主權范疇的各國內部事務橫加干預。這通常被稱為主權不可侵犯原則。為了保證國家主權的不受侵犯，現行國際關系準則禁止在國際爭端中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除非國際社會根據集體安全原則為維護世界安全及和平采取集體制裁行動（這需要安理會一致通過），或國家在遭受侵略時采取自衛行動。

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在國際關系史上是一大進步。盡管民族國家的主權不可侵犯原則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后就得到確立，但直至二次大戰結束乃至非殖民化完成，國家主權僅在歐洲國際體系內部得到尊重和維護，歐洲以外的弱小民族，或尚無現代民族國家的形式，或淪為西方列強侵略、殖民的犧牲，根本沒有主權可言。聯合國秩序從法理上改變了這一狀況，把主權獨立的權利賦予每一個得到國際承認的民族國家。作為政治妥協的產物，聯合國秩序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例如對破壞國際安全與和平的侵略者進行集體制裁前提的安理會共識，在錯綜復雜的國際政治角逐中基本上是不可能達成的，這使得“集體安全”成了一句空話；又如不干涉和非武力原則只對中小國家有效，但對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卻無可奈何，等等。然而盡管聯合國秩序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陷，這一松散疏漏的法制卻遠勝于完全徹底的無法無天。聯合國1991年對薩達姆侵吞科威特的制裁，對潛在的侵略者而言畢竟還是一種威懾。美國每次對外進行侵略或干涉時都想方設法取得聯合國的合法性背書，也說明現行國際關系準則即使對這個無人能夠阻擋的霸權國家也多少構成了一定束縛。

現行國際秩序中最遭西方輿論（主要是人權組織)詬病的是，主權獨立及不干涉原則往往構成對粗暴侵犯本國人民人權的暴政的保護，使得國際社會面對駭人聽聞的人道主義災難時常常束手無策，只能聽之任之。20世紀90年代，鑒于波黑戰爭中國際社會的人道主義干預姍姍來遲造成大量無辜平民慘遭種族清洗，以及西方列強對盧旺達的種族屠殺按兵不動、袖手旁觀導致百萬生靈涂炭，西方人權運動對現行國際秩序的主權獨立及不干涉原則進行了猛烈抨擊，造成了“人權高于主權”的浩大聲勢。及至科索沃危機發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利用日益高漲的“人道主義干預”輿論，對一個主權國家內部的民族動亂，先是挑唆煽動繼而直接出兵干涉，對科索沃既有軍事占領在先，又有策動獨立于后，開創了以“人道主義干預”為名肆意侵犯、肢解主權國家的歷史先例。至此，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以主權平等為核心的現行國際秩序遭到了全新的“人道主義干預”國際機制的顛覆。

以非政府組織的竭力宣傳為輿論準備、以西方列強的經濟制裁和軍事干涉為實力后盾的“人道主義干預”新機制，經歷了十余年的成形和發展過程。及至科索沃危機前后，以英國時任首相布萊爾提出“國際共同體主義”的芝加哥講話（1999年)和半官方的加拿大“干預與國家主權國際委員會”發表“保護的責任”工作報告（2001年)為標志，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基礎和行動綱領。“保護的責任”是作為聯合國改革的藍圖提出的，其主要立場為：其一，以主權獨立和不干涉原則為核心的現行國際秩序是一個“時代錯誤”，必須用以人權為最高價值的“人道主義國際新秩序”取而代之，用“國際正義”取代不合時代精神的國際法；其二，國家主權意味著責任，特別是保護本國人民人權不受侵犯的責任，當一個主權國家不愿或不能盡此責任時，國際社會就有代為保護的責任；其三，國際社會行使保護的責任應當首先通過改革后的聯合國（聯合國必須進行改革以避免在發生人道主義災難時無所作為），但在聯合國不作為的情況下，地區組織或“關切國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應對“嚴重和緊急”局勢。

這里的關鍵問題是，誰是“國際社會”？ 誰又是“地區組織”和“關切國家”？ 有沒有“人道主義災難”，需不需要“人道主義干預”，究竟是誰說了算？對于西方人權運動而言，答案都是不言而喻的：國際社會就是西方世界及其追隨者，地區組織就是北約，關切國家就是西方列強，特別是美國。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西方人權運動主干的自由鷹派已經不再顧及“政治正確”的忌諱而公然重彈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主權不平等”老調：國家主權本不應該平等，西方發達國家可以享受完整的主權，而一些“落后國家”缺乏自治能力，不配享受充分主權，即使其內政也需要接受西方文明國家的指導、干預。一些人權理論家甚至重祭種族主義“白人負擔”的亡靈，把“人道主義干預”說成是文明國家對“法律和道德上無能”民族的拯救。

與“保護的責任”出籠幾乎同時，“9·11事件”發生了，隨之而來的反恐占據了國際舞臺的中心，西方人權運動在列強政府支持下策劃了十年之久的一臺“人道主義干預”大戲剛開鑼就被攪了局，只得暫時退居二線。如今，西方反恐深陷阿富汗、伊拉克困局，已成強弩之末；而美國又面臨改朝換代，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狂熱可能重新影響美國外交；“人權斗士”們正在蠢蠢欲動，企圖重整旗鼓、卷土重來，完成以“人道主義干預”的名義顛覆現行國際秩序的“大業”，以建立美國霸權下西方主導的“國際新秩序”。中國作為第三世界主要大國和西方人權運動的攻擊目標，對于此種形勢發展應未雨綢繆，早作準備，特別是如何應對西方以“保護的責任”為藍圖提出的聯合國改革方案，更應及早策劃，以免被動。

我們為什么不能接受中美關系“歷史最好”的說法？

文章來源：香港文匯報2005年9月7日

美國國務卿賴斯日前在北京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稱，近年來美中兩國關系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經貿合作“健康而富有活力”，兩國在反恐、聯合國改革等方面也開展了“非常好”的合作。這是繼她的前任鮑威爾國務卿在此前兩年里多次公開表示中美關系處于近三十年來“最好時期”之后美國官方對中美關系給予高度正面評價的繼續。這種評價也得到中方部分資深學者和高層官員的響應。然而，中美關系果真像美方所粉飾的那樣，處于兩國關系正?；詠淼摹皻v史最好時期”嗎？或者退一步說，中美之間果真像許多人津津樂道的那樣，存在著一種“建設性合作關系”嗎？

當然，如果努力搜尋，在中美兩國之間多少總能找到若干差強人意的“發光點”，例如互為對方的主要貿易伙伴；雙方高層保持溝通互動；中方在反恐、朝核等問題上與美方積極合作；美方對臺灣急獨勢力的約束，等等?？墒牵绻麑χ忻狸P系進行全面、準確和實事求是的評價，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對中國的所作所為恐怕無論如何也不能用“合作”兩字形容，“建設性”更是無從談起。事實上，按照國際關系的一般準則衡量，中美關系遠非正常。美國對中國的多方圍堵和鉗制已經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包括某些重大利益乃至根本利益；美方的許多做法已遠遠超出了正常國家關系的范圍，如果有任何國家膽敢對美國采取類似的行動，肯定會被美國視為戰爭行為無疑。

謂予不信，請看事實。首先，美國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或“潛在威脅”已經是路人皆知的秘密。有人以為這只是美國“右翼反華勢力”和新保守主義強硬派的主張，并不代表官方或外交決策主流的立場。其實不然。早在克林頓時代，這樣的提法就已見諸美國政府有關國防和國家安全戰略的報告中，只是由于當時克林頓政府決定對中國采取以和平演變為主的“接觸”戰略，才沒有將中國正式定位為戰略對手，反而打出了“戰略合作伙伴”的幌子。及至布什政府上臺，認為原先對中國的定位與現實南轅北轍，于是說出了“戰略競爭對手”的大實話，公然準備對中國實行遏制或接觸加遏制政策。只是到9·11后因為反恐有求于中國，才暫且放棄這一公開立場，轉而采取了謀求中國合作的權宜之計，并改口把中美稱作“建設性合作伙伴”。然而，如果我們不僅聽其言，而且觀其行，就不難發現在美國對華政策決策者的內心深處，中國作為“戰略對手”和“潛在威脅”的定位從來就沒有改變過。

不管美國嘴上怎么說，冷戰后美國對中國的防范和遏制就從來沒有懈怠過，近年來隨著中國實力的迅速攀升更是變本加厲。美國鉗制中國的一張王牌就是為臺灣當局的漸進式臺獨輸血打氣。近年來，美國公然背棄其在中美關系三個公報特別是8.17公報中的鄭重承諾，大幅提升對臺武器銷售的數量和質量，在加強美臺軍事交流（包括制度化的高層互訪對話、臺軍人員的培訓和美軍專家、顧問重駐臺灣等）以及協臺聯合作戰準備（包括美軍在臺周邊的戰略部署、雙方情報互換和觀摩軍演等）方面，美方卷入已超出美《與臺灣關系法》的要求，甚至達到準軍事同盟程度，使得美臺“《共同防御協定》除了名稱之外一切都在恢復之中”（美情報人士語）。毋庸置疑，沒有美國的慫恿和支持，絕無臺獨勢力今日之囂張。臺灣問題是美國一手造成的。美國對臺灣島內分裂叛國勢力的支持已經構成對中國核心國家利益的嚴重侵犯。

不僅如此，美國還從地緣政治出發積極構筑對中國的軍事包圍圈，除了在中國東面的日、韓保持基地駐軍外，還利用反恐把美軍的前哨陣地推進到中國西面的阿富汗和一些中亞獨聯體國家，利用基地租賃方式讓美軍遠程投射能力重返東南亞，拉攏印度并鼓勵其大力擴展軍備。尤其嚴重的是美國最近加強、提升了美日軍事同盟，矛頭直指中國、特別是臺海。在高科技和武器貿易方面，美國不僅帶頭對中國進行封鎖禁運，而且不遺余力地阻撓歐盟對中國解禁，還軟硬兼施地逼迫烏克蘭、以色列等國拒賣武器給中國，甚至連已經成交的合同都要撕毀，已經賣出、送回維修的裝備都要扣押，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即使在一般經貿關系上，盡管美國標榜自由貿易并要求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但當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進行投資、并購等正常經貿活動時，美國政府卻將之提到戰略競爭和國家安全的高度百般阻撓，對中國嚴加防范。最后，美國堅持冷戰思維，不顧中國改革開放后翻天覆地的變化仍以意識形態標簽劃線，把中國列為政治異己，必欲通過和平演變按美國藍圖改造而后快。為此，美國罔顧兩國正常關系，不惜為從政治反對派到民族分裂運動甚至邪教等一切反政府流亡勢力提供政治庇護和活動經費。像這樣一面同一個國家保持“建設性合作”關系，一面鼓勵、支持對該國政府的顛覆活動，是只有美國才能做得出來的霸道行徑。

盡管我們現在還無力阻止美國的霸道行徑，盡管我們還無力改變中美關系的扭曲狀態，也大可不必跟著美國對中美關系唱贊歌。如果我們這樣做，就會讓人誤以為我們滿足并接受現狀，誤以為我們認可美國對中國的所作所為，誤以為我們的國家利益嚴重受損還懵懂不知，誤以為我們不懂得維護國家利益。美國在中美關系中占盡上風，自有它得意的道理；中國是吃虧受氣的一方，憑什么也要跟著滿意？恰恰相反，作為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第一步，我們應該對美國損害中國重大國家利益的行徑大聲抗議，直至采取必要的措施，要讓美國乃至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不是好欺負的。

中國外交哲學的理想主義傾向

文章來源：《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7年2月號　總第九十九期

一

1980年代以來，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一方面，國際體系由兩極變成了單極，由此顛覆了整個國際體系的結構，帶來了嶄新的國際格局；一方面，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與時俱進，全面嬗變。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外交面臨全面審視、重新構筑其指導思想即外交哲學的巨大挑戰：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看待當前這個變化中的世界？我們又應當如何與這個世界打交道？

新時期中國外交哲學于1990年代初中共十四大前后初具雛形，經過十多年的辯論、反思、豐富、完善，到本世紀初十六大前后臻于成熟。及至2005年，胡錦濤主席在4月亞非峰會上首次提出，又于10月在聯合國大會上全面闡述的「和諧世界」外交理念，對現階段中國外交哲學和國際戰略做了綱領式的總結。根據中共十四大以來各次代表大會政治報告和一年多以來公開發表的相關政府文件、領導人講話、官方媒體文章以及學界言論[1]，以「和諧世界」為旗幟的新時期中國外交哲學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首先，在對當前國際社會實然狀況的判斷方面，「和諧世界」外交哲學認為「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給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有利條件」，「要和平、促發展、謀合作已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其次，在國際社會應然狀況的理念方面，「和諧世界」外交哲學提出了以政治上平等、民主、法制，安全上互信、對話、合作，經濟上互利、共贏，文化和社會制度上多樣、包容為主要特征的理想模式或者說追求目標。最后，在中國外交的行動綱領方面，「和諧世界」外交哲學提出了「順應歷史潮流，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積極促進世界多極化，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構建和諧世界的努力方向。

熟悉近代國際關系史和國際關系理論文獻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新時期中國外交哲學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溉祟惱妗?、「持久和平」、「普遍繁榮」、「共同安全」等等都是一戰后盛極一時的理想主義思潮的標志性關鍵詞。然而，這些美好的愿望、崇高的理想不久便在國聯失敗、二戰爆發等嚴酷現實面前破滅，理想主義思潮也很快偃旗息鼓。冷戰的結束曾經帶給世界一線希望，國際社會期冀在沒有大國對抗的形勢下可以重建和平、公正的世界秩序。尤其是1991年的海灣戰爭，令相當一部分理想主義／自由主義者們慶幸人類追求了近一個世紀而不可得的「集體安全」原則終獲實現。可是，隨之而來的單邊主義強權政治卻讓這一前景又一次成了轉瞬即逝的海市蜃樓。理想主義這次短暫的復燃，除了給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的自由主義思潮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引發了建構主義的興起外，在中國以外的各國外交思想與實踐中并未留下多少痕跡。

在西方動靜不大的理想主義復燃在中國卻引起了巨大而深遠的反響。中國學界的大部分學者以極大的熱情擁抱具有為理想主義還魂成分的自由主義／建構主義之西方國際關系理念。一時間，贊美、推崇全球化、一體化、地球村、相互依賴、全球治理、非國家行為體、非政府組織、超國家超主權跨國界行動網絡、國際機制、互利共贏、觀念共享、認同重構、安全共同體、乃至世界政府的言論文章鋪天蓋地而來，充斥??國內的學術論壇和大眾傳媒，為中國外交哲學向理想主義偏轉在觀念和輿論上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礎。

在世界各國都遭遇冷淡的理想主義復燃為甚么唯獨在中國成了氣？這當然離不開中國的特殊國情，其中兩個因素是主要的：其一，到1980年代重新恢復為止，本來就未曾充分發展的中國國際關系學已經中斷了三十年，剛起步的國際關系／外交政策學界尚欠成熟，才會重新祭起在國際學界早有定論的理想主義亡靈，將其奉為至寶；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中國當時正處在與「世界革命」外交路線決裂的意識形態轉型期，對過去幾十年盛行的「斗爭哲學」、「革命路線」深惡痛絕的知識／政策精英很容易矯枉過正，才會敞開胸懷毫無保留地擁抱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大同」、「中庸」、「和為貴」等理念一拍即合的理想主義立場。

中國外交在新時期外交哲學的指引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中國從1980年代末的極度孤立中艱難走出，直到今天與世界各國普遍改善了關系，在全世界特別是周邊國家享有較好的口碑，尤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化解了「中國威脅論」所引起的不必要憂慮。這些與中國外交高舉和平發展旗幟、奉行忍讓合作、親善睦鄰政策是分不開的。然而，在肯定新時期外交哲學的積極作用的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其問題所在。其一是中國外交哲學中的理想主義成分脫離了當前的國際現實，也違背了主流國際關系理論（主要是現實主義）早已確立的一些基本規律，引起國人對國際政治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乃至滋生和平麻痹思想，造成國家安全隱患；其二是對和平、合作的過份強調導致中國外交實踐在一些問題上不能理直氣壯地為維護國家利益和主持國際正義而斗爭，導致中國國家利益和國際聲望受損；最后，中國外交宣傳說辭（diplomatic rhetoric）對一些完全脫離現實的理想主義信念的強調，使自己處于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窘境，反而引起別國的猜疑。在國內有關文獻中，支持、論證新時期中國外交哲學和贊揚中國外交成就的著述車載斗量，而對其進行實事求是的批評檢討之作卻寥若晨星。有鑒于此，本文將不再為前者錦上添花，而將重點放在探討新時期外交哲學的偏向和缺失方面。

二

「和諧世界」是繼「和諧社會」之后提出的。有人認為，這只是把國內社會發展的目標運用到國際社會的擴展。然而，問題恰恰就出在國內國際的差別上面。如所周知，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有??本質的差別，那就是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不像國內社會，國際社會不存在壟斷合法暴力使用權的中央權威——政府，也不存在以合法強制力為后盾的可執行法律。盡管有國際組織和國際法的種種粉飾，我們所處的國際社會從本質上說仍是一個叢林世界，其中各國的利益、安全乃至生存得不到法律秩序的保護，弱肉強食仍然是通行的生存法則，權力／實力（power）成為決定一切國家之命運的「國際政治通貨」，也因此成為各國追求的國家利益的定義要素（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語）。

政治學理論告訴我們，政治就是「對價值的權威性分配」[2]，或者說是以權力對利益進行分配。權力則是影響乃至控制他人行為的能力，或者更直白地說是「讓別人去做本來不愿做的事」[3]的能力?？梢姡侮P系中一方權力的增長必然意味著對方權力的削弱。權力的這種相對性質決定了一切政治博弈都是零和游戲，其中一方所得必為另一方所失；同時也決定了追求權力的世界各國（特別是大國）之間的利益（特別是政治利益）在本質上必然沖突，不可能共贏，也不可能真正和諧。

在國際政治現實中，國家間的利益和國際事務的決定權都是按照國家權力／實力分配的。只要權力／實力是決定一切的訴求手段，擁有不同權力／實力的國家就不會有真正的平等，而國際事務也不可能按一國一票的民主原則去裁決。現行國際法和國際準則所說的「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是指主權平等，并非政治權利平等。在政治權利特別是對世界事務的發言權上，大國、強國和小國、弱國不可能也不應該平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所享受的大國特權，尤其是一票否決的特權，就體現出國際社會對這種等級制度和非民主決策程序的認可。事實上，這種制度安排本身就是權力政治的明確體現。面對這樣的國際現實去提倡「國際關系民主化」未免過于空想。

在無政府狀態下，當一個國家的安全以至生存受到威脅時，說到底，除了自身以外沒有任何國家或國際組織可被指望提供可靠的救助，國際社會因此被稱為「自助體系」（self-help system）。在自助體系中，一國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的增強意味著其它國家安全的自動削弱。這里的「自動削弱」與實力增強國家的意圖或動機無關。這樣，一國如果坐視其它國家實力增長，就會危及本國安全；如果提升本國實力，同樣會被別國視為安全隱患而做出相同反應，各國由此陷入競相升級的軍備競賽中去，這就是國際關中著名的「安全兩難」?！赴踩珒呻y」不可能通過「建立互信」而消弭，因為在無政府的結構制約下，缺乏強制保證的「誠信」沒有任何意義，背信棄義的例子在國際關系史上比比皆是。把國家安全寄托在別國的「善意」上不啻自取滅亡，也正因為如此，在事關國家生死存亡而且一旦失誤不再有第二次機會的國家安全問題上，沒有國家敢依賴「互信」而放棄加強軍備，因為風險實在太高、賭注實在太大。只要國際無政府狀態不變，想靠「互信」解決國際安全問題是不現實的。

如果說國家之間在政治上利益必然沖突、在安全上必然相互戒備，那么至少在經濟上可以互利共贏吧？的確，以財富定義的經濟利益與以權力定義的政治利益不同，有其絕對價值而非只存在于相對關系之中。從單純經濟學角度出發，擁有不同比較優勢的各國進行國際合作，實現全球經濟資源的最佳配置，有可能實現對各方都有益處的互利共贏游戲。然而現實世界中從來就沒有單純經濟性質的經濟問題。從政治角度看，問題就不那么簡單，還存在相對收益的問題：在國際經濟合作中獲益相對較少的一方擔心獲益較多的一方的國力增長較快，造成本國在權力博弈中的地位遭到削弱。這種對相對收益不平衡的擔憂便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一大障礙。所以，不能簡單地認為只要能夠互利共贏，國際經濟合作就一定能實現。近年來中國企業在西方特別是美國進行企業并購，遭遇這些國家設置的種種政治屏障，就是很有說服力的證據。

經濟合作有可能互利共贏并不等于一定互利共贏。事實上，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北方的富國強國往往利用自己的實力優勢將損人利己的不公平交易強加于南方的窮國弱國，以此繼續擴大國際貧富差別，又用擴大了的實力優勢謀取更加不公平的貿易條件，如此惡性循環，造成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愈陷愈深的發展困境。即使有些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經濟合作贏得了發展的機會，那也往往是以國家主權、經濟安全、環境安全、勞工福利等方面付出高昂代價換取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經濟合作只是有關各國利益交換的權宜之計，并不必然導致國際關系的和諧。同樣的道理，被自由主義／建構主義者當作世界和平希望的相互依賴其實也是一柄雙刃劍，緊密的經濟聯系可以讓有關各方利益交織，休戚相關、得失與共，卻也可以帶來利害沖突甚至激烈爭端。在相互依賴和經濟全球化的認識上普遍存在兩個誤區：一是以為這是近二、三十年來出現的一種新現象，二是認為它會導致世界和平。歷史告訴我們，兩者都是錯覺。正如國關理論大師沃爾茲（Kenneth N. Waltz）指出，當今世界以貿易和海外投資占世界生產總額比例衡量的相互依賴／全球化程度并未超出一次大戰前的水平，而盡管那時的理想主義者也以同樣的熱情歡呼世界經濟一體化將為世界帶來持久和平，結果卻恰恰相反[4]。把世界和平乃至和諧的希望寄托在國際經濟合作、相互依賴、一體化、全球化上是不可靠的，把這些國際經濟進程不加區分地作為政策目標去推動也未免失之盲目。

中國新時期外交哲學的理想主義傾向不僅表現在對國際體系屬性的理解和對國際關系規范的應然設定上，而且表現在對當前國際形勢的實然判斷上。通過理想主義的樂觀視角產生的這些判斷與現實世界存在很大差距。關于多極世界或世界多極化的判斷就是一例。十余年來，中國學界對世界的極數問題進行了冗長而不得要領的爭論，卻始終未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事實上，冷戰結束后美國成為僅存的超級大國，國際體系由兩極變為單極。這一判斷的論據很簡單：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可以制衡最大的霸權國美國，而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也不會有這樣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出現。所謂「制衡」就是能夠在重大實質問題上以實力為后盾影響甚至改變霸權國的決定。以此作為衡量國際政治極數的唯一標準是因為它反映出國際力量對比的本質，是研究極數這個問題的本來意義所在。國際實力分布決定國際體系結構，國際體系結構決定國際政治的結果，有單極結構就注定有霸權秩序，對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國內政學兩界熱衷談論的多極世界和多極化純屬幻覺，而「一超多強」的提法雖然可以說比較符合實際，卻錯失了事物的本質，有誤導之弊。事實上，單極就是單極，除非有聯盟制衡出現（而這在當前世界極少可能），否則「多強」在「一超」面前只能是無效數字，改變不了單極世界的本質特征。

對多極和多極化也存有兩個認識誤區，其一是多極世界比單極世界太平，其二是多極化可以是政策推動的結果。事實上，多極均勢遠不如單極或兩極結構來得穩定，兩次世界大戰就是在多極結構下爆發的；而失去均勢的多極世界中的動蕩和混亂足可匹敵霸權秩序下的諸多弊病。另一方面，多極化作為國際實力分布的變化只能是次等大國實力增長的自然結果，而不可能是政策推動的結果，除非與其它強國結成政治—軍事同盟，而這與中國外交的既定方針相悖。當前的霸權秩序是我們無法改變的現實，不管喜歡與否都必須面對，因此我們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應對霸權，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或把精力浪費在談論毫無現實意義的多極世界上。

「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主題」是又一誤判形勢的命題。這個命題如何違背了鄧小平「兩大問題」論斷的本意以及提出「時代主題」這個范疇的列寧主義理論范式的「硬核」，是如何不符合從冷戰后國際體系的結構變化推導出的國際秩序特征，又是如何不符合冷戰結束以來的國際現實，作者已有另文專論[5]，在此不再重復。限于篇幅，本文只想就拙作發表后出現的一些觀點補充兩點意見：第一，為該命題辯護的人士稱，之所以稱之為「時代主題」是因為和平與發展是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愿望與訴求。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那么人類歷史特別是近代以來就沒有不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因為和平與發展從來都是人類不懈的追求。第二，如果從「主題」的本意出發把「和平時代」理解為和平是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和外交活動的中心議程的話，那么熟悉現代國際關系史的人都應該同意，兩次大戰之間的二十年才稱得上真正的「和平年代」，因為一戰的慘痛經驗讓世界各國，除了少數法西斯軍國主義國家外，都把世界和平放在追求目標的首位，甚至一些主要大國為了維持和平不惜對侵略惡勢力采取綏靖政策。與那個時代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今世界上除了中國，沒有任何主要國家把和平當成國家追求的至高無上的目標，而是把國家安全甚至一些次要的國家利益放在和平之前。正如美國出于其真實的或虛構的國家安全利益，并且在后一種情況下不顧全世界的反對，肆無忌憚地發動了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面對這樣的霸權和霸權護持戰爭，奢談「和平時代」還有甚么意義呢？

三

新時期外交哲學的理想主義傾向不可避免地對中國國家戰略以及外交和國防政策產生影響。在「和平發展主題論」的方針指引下，在二十世紀的最后二十年中，中國國家戰略突出強調鄧小平提出的「國防建設要服從、服務于經濟建設」，而對同樣也是鄧提出的「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6]的思想未給予足夠重視，其直接結果之一便是在那二十年里國防建設的嚴重滯后。1986年開始的「七五」期間，中國國防開支占GDP的1.73%，到「八五」期間降為1.29%，「九五」期間更降至1.19%[7]，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也從1979年的17.37%降至1999年的8.16%[8]。1980-2000年間，中國國防資本增長速度僅為日本的三分之一，印度的六分之一，國防開支占GDP比重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值3%，而且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2.6%[9]。在一個充滿戰亂、動蕩的世界中，如此單方面地減緩國防投入，對國家安全而言是十分危險的。值得慶幸的是，有象表明中央決策層對此已有警覺，從2001年起中國國防開支開始加大投入增幅，多年來的國防建設欠賬有望得到彌補。更重要的是，2002年召開的十六大已經把國防建設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調整為「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方針，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10]。

新時期外交哲學對和平與合作（以及對中國「和合文化」）的強調，使得中國外交在一些本來應當也可以理直氣壯地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利益的問題上，刻意回避沖突和斗爭，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致未能有效地維護國家利益和威望。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是對中美關系的處理。冷戰結束后特別是小布什（George W. Bush）執政后，美國對中國采取了事實上敵視的立場。美國通過軍售升級和戰略承諾對臺灣島內分裂叛國勢力的支持，對從達賴喇嘛到東突恐怖組織到法輪功等所有反中國勢力的庇護縱容，對中國實施高科技和精密武器的封鎖禁運，在中國周邊精心構筑戰略包圍圈等等，已經構成對中國核心或重大國家利益的嚴重侵犯。任何國家如果對美國做了這些事中任何一件，都會被美國視為戰爭行動而進行反擊，但是中國非但沒有采取任何實質性的抗議行動，甚至還跟美國一起津津樂道兩國間的「建設性合作關系」處于近三十年來的「歷史最好時期」[11]，從而默許了美國的這些損害中國利益和尊嚴的霸道行徑。另一個例子是釣魚島。當日本出動軍艦對中國民間保釣人士的小破漁船進行攻擊時，中國的海軍在哪里？中國領土主權不可侵犯的誓言和職責又在哪？有人會用中國國力不夠為這種軟弱辯護，卻難以令人信服。毛澤東時代的國力遠不如現在，卻奉行了一條敢于硬碰的外交政策，不但維護了國家利益，也給中國贏得了世界包括對手的尊重。今天我們不再需要毛澤東外交路線中鼓吹世界革命的激進成分，但也不能把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優良傳統一并拋棄。國際政治中一條頗具諷刺意味的規律是，怯懦忍讓、委曲求全往往招致欺侮和沖突，而敢于犧牲的無畏氣概和充分的戰爭準備反而能遏制挑釁與戰爭。

新時期外交哲學的理想主義傾向也反映在中國外交語言和對外宣傳中。大量遠離現實的理想主義表述非但不能起到占領道義高地的作用，反而會造成自己言行不一的被動，招致別國對「高調」背后動機的懷疑，甚至難脫「偽善」干系。例如，據外電報導，兩年前中國高官勸說歐盟取消對華武器禁運時說，對華武器禁運是冷戰的產物，現在都已經是和平發展時代了，為甚么還要繼續？歐方反問，既然已是和平發展時代，中國為甚么還如此急切想要購買武器？中方無言以對。又如，中國一面享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大國特權，一面大談「國無論大小一律平等」、「世界上的事務應由各國協商解決」，試想有朝一日若有中小國家要求中國踐行其「國際關系民主化」的主張支持取消常任理事國的特權，中國又將何以對之？再如，中國一再對外聲稱中國永遠不稱霸。其實這樣的誓言毫無實際意義（約束力），因為凡是相信物質基礎決定意識形態的歷史唯物主義者（或者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現實主義者）都知道，霸權（政策、行為）只是超強國力的一種表現。不稱霸是因為實力沒到那一步，實力之水一到，霸權之渠就成。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只不過霸權有良性惡性之分[12]，而稱霸也有自覺不自覺之分（有的稱之為推行全球民主化的「神授天命」，如美國；有的稱之為「無產階級國際義務」，如前蘇聯）而已。成天信誓旦旦地保證自己永不稱霸，就像到處給人開空頭支票，除了令人生疑外不會有別的效果。

前面已經說過，中國外交哲學中的理想主義傾向其實是戰略思想不夠成熟和誤讀形勢的結果，并沒有深厚的理論基礎或可靠的科學依據，卻帶有很強的機會主義成分，其結果就是根基不牢，常會左右搖擺，甚至從一個極端即理想主義擺到另一極端即實用主義。正如有關方面對鄧小平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提出「韜光養晦」和「決不當頭」策略的片面強調，導致中國外交在國際交往中只求合作、不敢斗爭，很大程度上放棄了作為發展中大國主持國際正義的道義責任和原則立場，這在中國經濟和國際經濟交往迅猛發展的背景下，給外人留下中國只顧賺錢致富、不知理想道德的消極形象。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中國作為常任理事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大量棄權的投票紀錄。其實撇開道義原則不說，單從計算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一味退縮、躲避也絕非上策?！覆豢钙?、不當頭、不樹敵、不對抗」固然能節省成本，但也會引起很可能更高的機會成本。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的「不表態」政策，不但平白浪費了否決權這一至關重要的大國權力，而且也放棄了作為廣大發展中國家代言人這一巨大政治資源。

理想主義的初衷是高尚的、美好的，惟其脫離現實、無法實現，便可能誤事、誤國，反倒成了危險的東西。中國的外交哲學，從改革開放前的革命激進主義到改革開放后的自由理想主義，都是在意識和意志的自由王國中翱翔，境界自是清高邃遠。然而，要在這世界民族之林的塵世間站穩腳跟，發展壯大，中國的外交哲學恐怕還得向叢林世界的現實主義回歸才行。

注釋：

[1]胡錦濤：〈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2005年9月15日在聯合國成立六十周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國務院新聞辦：《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2005年12月22日；〈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強調堅持推動建設和諧世界〉，中國新聞網（www.chinanews.com.cn），2006年8月22日電；〈堅持和平發展道路　推動建設和諧世界〉，《人民日報》社論，2006年8月24日；〈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夢與和諧世界」研討會上的講話〉，中國新聞社，2006年4月2日；楊中旭：〈「和而不同」錨定中國外交思想〉，《中國新聞周刊》，2006年5月2日；李曉明、劉新宇：〈中國夢的國際表達〉，《環球》，2006年4月16日；〈上?！附ㄔO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學術討論會綜述〉，《解放日報》，2006年3月28日。

[2]伊斯頓（David Easton）語，見Robert E. 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Political Science: The Discipline”, in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n.11.

[3]達爾（Robert A. Dahl）以韋伯為基礎給出的定義，同上，頁7。

[4] Kenneth N. Waltz, “Globalization and American Power”,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59 (Spring 2000): 48.　

[5]張睿壯：〈重估中國外交所處之國際環境——和平與發展并非當代世界主題〉，《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1期，頁20-30。

[6]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347-49。

[7]曾華國：〈中美日印軍力比較〉，《瞭望東方周刊》，2004年1月15日，頁66。

[8]〈中國的軍控、裁軍與防擴散努力（四）：致力與國家和區域裁軍〉，中國外交部網站，2005年9月。

[9]張睿壯：〈重估中國外交所處之國際環境——和平與發展并非當代世界主題〉，《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1期，頁20-30。

[10]轉引自程瑛、賈葭：〈政治局探求富國強兵戰略〉，《瞭望東方周刊》，2004年8月5日，頁18。

[11]唐家璇：〈努力推進新世紀中美建設性合作關系〉，人民網（華盛頓）（www.people.com.cn），2005年7月27日電；〈我駐美大使周文重稱合作為中美關系的主流〉，中國新聞網（紐約），2005年9月24日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王光亞大使在美國經濟委員會年會美－中關系論壇上的演講〉，中國外交部網站（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wjb/zwjg/zwbd/t118454.htm），2004年5月20日。

[12]見張睿壯：〈美國霸權的正當性危機〉，《國際問題論壇》，2004年夏季號，頁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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