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霸權的正當性危機

《國際問題論壇》2004年夏季號

張睿壯

【內容提要】實力與正當性是國際霸權的兩根主要支柱。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中，“良性”霸權具有較高的正當性，能夠被比較廣泛地接受，成為必需的權威與秩序的替代品。“良性”霸權的特點表現為大國間的多邊主義協商機制，國際法規與執法的合理與公正，以及霸權國家為國際社會提供公益。冷戰期間美國霸權在西方世界具有較高的正當性，對第三世界也有兩面性中的積極一面。冷戰后美國霸權性質因其一家獨大而退化，及至反恐攻勢特別是侵伊戰爭后更是全面惡化，以致美國霸權處于正當性消失殆盡的危機之中。

【關鍵詞】美國霸權 正當性 反恐攻勢 伊拉克戰爭 單邊主義 先發制人

首先有必要對本文的題目做一點詮釋。不少讀者或許會對“霸權的正當性”這一提法感到詫異：霸權怎么還可能“正當”？這種困惑主要是由“霸權”一詞在中西語境中的語義差異引起的。關于這點，筆者在去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做過解釋：“‘霸權’這個詞在中文語境里是個貶義詞，在西文語境里卻常作為中性詞使用，純指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具有的壓倒性優勢和影響。在這種意義上，霸權甚至可以是‘良性’的，意思是霸權國家在其勢力范圍內建立并實行具有一定‘正當性’（legitimacy）的秩序，在本來處于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關系中扮演‘世界領袖’甚至‘準政府’的角色。”盡管這種秩序和治理是霸權國家憑借優勢實力強加于世界，但只要不失之蠻橫暴虐（如德、日法西斯試圖建立的“新秩序”），就強似天下大亂的無政府狀態，就會為多數國家所接受乃至認同，這就是“正當性”的由來。或有人問，為什么不遵照中文而要按照西文語境的習慣使用“霸權”一詞？這是因為中文里缺乏一個含義與“霸權”相同而又不一定帶貶義的詞匯，要表示這層意思就只能對其含義略加修正后再借用它，正如本文現在的做法。

順便說一下，筆者使用“正當性”而不用“合法性”（英語中同為legitimacy）來定性一種良性的霸權或霸權秩序，是因為其一，國際政治中的所謂“合法”，當指合乎國際法規，而一個特定時代的國際法規即便不是由那個時代的霸權國家一手制定，也往往帶有它的深深烙印，用霸權主宰下制定的法規來衡量霸權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同義反復；其二，僅僅“合法”的霸權不一定能被視為“良性”，因為“法規”的范圍過窄，不能涵蓋國際關系準則或國家行為規范的內容，況且“合法”的要求過低，不能滿足國際社會對“世界領袖”的道義期待。判定一種霸權秩序是否具有正當性的終極標準就是看它是否為世界上多數主要國家所接受和認同，然而這些國家又是以什么為標準來決定對它的取舍呢？

一、霸權正當性的標志

在較深層次上，霸權正當性的標志應當是國際社會對霸權秩序所體現的價值是否認同。這有兩層含義，一是霸權國家的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是否具有普適性和感召力，一是霸權秩序的規制和治理是否符合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價值準則。但價值是抽象原則，不同的人或國家對普適價值可能會有大相徑庭的理解和詮釋，更不用說在把原則轉換為具體政策和行動時可能出現的歧見了，因此還需要更加具體的操作性指標。

良性霸權秩序的正當性一般來說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國際事務決策過程的多邊而非單邊機制，即在國際事務中盡量通過談判和說服達成共識，而不是過多地將霸權國家的意志強加于人；二是法規與執法的合理與公平，主要表現為國際法規的對各國平等適用及其強制執行必須經由“正當程序”（due process，如安理會授權）等等；三是為國際社會提供“公益”（public good），諸如和平、安全、自由貿易、發展環境（包括發展援助）、生態保護、危機管理等等。一個能為世界提供這種秩序的霸權，即被視為“良性霸權”（benign hegemony）。

選定這些判定標準是出于兩個角度的考慮。從學理的角度看，政權（國內政治）或霸權（國際政治）的正當性無非來源于程序與績效兩個方面；上述三個標準的前兩個是程序性的，后一個是績效性的。從實際操作的角度看，這三條是維系霸權秩序的必要條件。霸權秩序，如同任何政治秩序一樣，必須為體系內成員同時帶來約束（大棒）和利益（胡蘿卜），沒有約束無以成規矩（秩序），沒有利益就沒有凝聚力，就會導致成員的拒斥和脫離。約束的公平合理將使抗拒約束的心理和行為降至最低，但這還不夠，如果沒有得益，社會成員不會愿意交出部分自主權接受約束。利益驅動機制（也就是霸權對公益的供給）在國際條件下尤顯重要，因為國際社會的封閉程度不象國內社會那么高，成員有較大選擇余地，特別是在兩個霸權體系并存（如冷戰時期）的情況下，各國更可以選擇加入哪個體系或一個也不加入（不結盟），甚至可以利用兩個霸權國家的競爭坐收漁翁之利。

良性霸權之所以享有某種正當性，是因為霸權國家為維持國際秩序提供了兩種必不可少而又無人可以替代的功能。其一是法規的制定和（強制）執行（enforcement）。尤其是后者，少了這條，法規形同虛設，秩序就無從談起；而法規的執行者則非霸權國家莫屬，因為只有它才具備強制的實力。其二是公益的提供。公益具有兩種性質，其一為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或nonappropriability），意為在公益的享用上沒有人能被排除在外；其二為共享性（joint supply或indivisibility），意為任何人對公益的享用不影響或減少其他人的享用。公益的這兩種特性決定了它會引起“搭便車”的難題，即人人都想享用公益的好處而不想承擔其成本，從而造成公益的萎縮和供給不足。這里又是只有霸權國家才能解決這一難題。因為只有霸權國家才有能力和意愿承擔提供公益引起的成本，即使在某一時期或某一領域付出的成本很少有收益甚或完全沒有收益；也只有霸權國家才有能力利用各種有形（法規）或無形（政治經濟壓力）的方式去約束過度的“搭便車”行為，使公益乃至整個秩序得以維持。

這里有必要對有關霸權和霸權秩序的討論做兩點澄清。第一，上面談到的正當性都是對良性霸權而言，但并非所有霸權都是良性的，霸權的良惡取決于霸權國家的戰略和政策。這里，霸權國家還是有一點主觀能動的余地的。這與具有霸權地位的國家是否實行霸權政策不同。在后面這個問題上，如果我們確信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具有指導意義，相信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那么邏輯的結論只能是，一個具有霸權實力/地位的國家必然在客觀上對世界形成霸權，而其行為和政策也會自動地帶上霸權的性質，不管有沒有這種主觀自覺。在這層意義上，類似“不稱霸”的宣言不如在良性/惡性霸權上做區分更令人信服。

第二，即使是良性的霸權秩序，也還是霸權秩序，其本質還是專制的，是強加于人的，不可能象有些人所期望的有真正的民主和平等。我在上面所講的作為良性霸權標志之一的多邊協商機制，充其量也只是“軟性”專制的一種形式，其中霸權國家對其他主要國家的不同利益和意見不采取硬性壓制的粗暴辦法，而是運用其巨大的影響力（包括威脅、利誘）對有關國家進行“強制性說服”（coercive persuasion），以求達到最大限度的國際“共識”，就象美國在第一次對伊戰爭前組建“國際統一戰線”所做的那樣。“強制性說服”與民主的不同在于其他各方對于協商的結果并沒有真正的選擇，它們只能在表面民主的協商過程為自己爭取一點利益或對結果做一些非實質性修正而已；“強制性說服”與專制的不同在于霸權國家無論如何還維持表面上的“協商”，不管用什么手段至少還取得有關各方的同意，至少在形式上避免了一意孤行、強加于人。這里會有一些利益的交換和相互讓步，但其本質還是世界服從霸權國家的領導。事實上，真正的民主和平等在本質上就與國際社會的無政府與自助性質相悖，在國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的特權就是國際間不平等的最好寫照，而實行一國一票民主的聯合國大會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從未超出一個論壇的事實則是對“國際民主”的無情嘲諷。提倡“國際民主”作為一種反對專橫霸權的政治主張是可以的，但我們切不能讓它模糊了自己的視線。

二、美國霸權正當性的歷史遺產

二戰后美國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即所謂“西方世界”中建立了霸權體系，其核心為北約國家和日本等美國的盟國，其外圍為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在美國的盟國中，冷戰期間的美國霸權具有典型的良性特征，因為第一，這些國家都基本認同美國的價值體系和社會制度，承認美國意識形態的普適性和感召力；第二，美國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及其后續國際機制（regime）為各國所提供了自由貿易、貨幣流通、金融信貸和發展援助等經濟公益，又通過針對體系外的軍事保護傘和在體系內行使警察職能提供了穩定與秩序等安全公益；第三，當時面對強敵蘇聯的武力威懾和外交分化，美國對盟國間的分歧盡量采取妥協、安撫的方式而避免用高壓手段解決，基本上成功地維持了聯盟的團結。在幫助樹立美國霸權的良性地位的事件中有兩樁比較突出：一是戰后初期美國花費巨資幫助西歐盟國經濟復興的馬歇爾計劃，一是美國對西德和日本兩個被占領國沒有象歷史慣例那樣壓迫、掠奪，反而幫助它們從廢墟上站起來躋身于世界最富強的經濟大國之列。這兩件事加上美國為所有盟國提供的安全保護使美國霸權或“領導地位”在西方民眾中享有較佳口碑，至今還有不少西方國家特別是德、日兩國的民眾對美國的幫助心存感激，心甘情愿地接受美國的霸主地位。美國的西方盟國對美國霸權甘愿追隨而未有挑戰者，除了美國無可匹敵的實力外，這種合法性的作用也不容低估。

在冷戰的“舊日好時光”里，由于存在著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的制約，美國在其霸權體系的外圍即大部分處于其影響控制之下的第三世界中的霸權具有雙重性。一方面，盡管遠不如在其核心范圍內的程度，美國在第三世界的霸權也帶有某些“良性”特征，例如上面提到的為“西方世界”提供的種種經濟公益和安全公益，第三世界也在某種程度上受益，特別是在一些貿易優惠和發展援助的國際安排上。然而，美國在第三世界的霸權還帶有不少“惡性”特征，例如它作為霸主常對其他國家頤指氣使，發號施令，肆意侵犯它們的主權，甚至不惜通過暗中破壞或武力入侵的方式在一系列第三世界國家顛覆合法政府、扶植親美的軍人獨裁政權。這就決定了當時第三世界國家對美國霸權既有接受服從的一面，也有反抗斗爭的另一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時世界的另一超級大國蘇聯的霸權雖無“良性”可言，但其存在本身就足以構成對美國的有效制約，是促使美國霸權“良性”化的關鍵因素。

具體而言，前蘇聯的存在通過兩種途徑為美國霸權合法性的樹立提供了客觀上的幫助。其一是通過競爭的途徑。當時美蘇兩強為了爭奪世界霸權而卷入了針鋒相對的競爭，雙方為爭取世界各國的民心而競相為世界提供“公益”，尤其是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貿易優惠和發展援助。這種競爭迫使美國極大地加強了其霸權的公益方面，而它也憑借雄厚的經濟實力在這場競爭中占據明顯上風，使它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成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認同的正統。其二是通過對比的途徑。前蘇聯高壓專制的政治制度和僵硬教條的意識形態使美國盡管有限的民主自由格外具有吸引力，前蘇聯低效拮據的經濟使它在國際經濟交往上遠不如繁榮富足的美國出手大方（如在開放市場和提供援助方面），而它對盟國的粗暴控制（如對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裝干涉）又與美國與其盟國較為寬松的伙伴關系（如任由法國退出北約軍事機構）形成鮮明對照，所有這些都從反面襯托出本來也有很多問題的美國霸權的相對優越，提高了美國的威望和美國霸權的正當性。最后，前蘇聯用自己的解體給美國霸權的正當性注入了一針終極強壯劑，讓美國可以向全世界炫耀自己從觀念到實力的一切都在與“邪惡帝國”的較量中分出了優勝劣敗，也讓更多的世人相信了美國霸權的“良性”性質。

然而好景不長，蘇聯帶著它一度對美國構成的制約一起消失了。美國從此一家獨大，可以為所欲為而無所顧忌。隨著美國實力地位的相對提升，美國霸權的正當性日益削弱；隨著美國霸權的覆蓋范圍向全世界擴展，其性質也在迅速“惡性”化。沒有了蘇聯的競爭，美國不再熱衷于向世界提供“公益”，反而可以為了狹隘的國家利益犧牲諸如軍備控制、打擊犯罪、環境保護、自由貿易和貨幣金融等方面的國際機制，如美國撕毀反導條約、退出國際刑事法庭、取消京都協定、對鋼鐵等產品采取貿易保護措施、（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亞洲金融危機先是袖手旁觀而后又在援助時附加苛刻條件等等，就都是具體事例。此外，美國國際發展援助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美國對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組織的態度愈來愈消極，其實質可以概括為：要美國出錢出力就必須服從美國的意志、為美國利益服務，不然美國就什么也不給，連會費都不付，甚至干脆撤出了事。

與此同時，美國還加強了對外干涉的選擇性，在無利可圖時放棄作為霸權國家維持世界秩序的責任，對發生在波斯尼亞、盧旺達和巴勒斯坦等地的種族清洗罪行無動于衷，或是直至太遲才有所動作，或是至今還在縱容助長犯罪。反過來，當美國認為符合本國利益或意識形態的需要時，它可以罔顧全世界的反對去進行那些完全沒有任何國際法理正當性的海外干涉，如它在巴拿馬、海地、科索沃以及伊拉克（1991年以后）所做的那樣。如今，多邊主義于美國外交已成昨日黃花，最后通諜式的號令已取代協商談判成為美國外交的常規，最近的例子就是布什在反恐之初對世界各國的警告——“不同我們站在一起，就是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

除了實力地位是首要決定因素外，美國霸權性質還受到美國國內政治、外交思潮的影響。上世紀80年代里根執政時期，主張強硬路線的新保守主義得勢，已經開始使美國霸權呈現種種“惡性”癥狀，如到處支持搞恐怖活動的“自由戰士”（包括前蘇聯侵阿戰爭期間的本·拉登等）、無視國際法庭對美國在尼加拉瓜犯罪的裁決、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等。但受當時實力地位的制約（兩極均勢而非單極獨霸），美國還不能完全無法無天。及至冷戰結束，盡管克林頓政府信奉的自由主義原則主張國際合作和多邊主義，但畢竟形勢比人強，美國單極獨霸的實力地位還是使美國霸權走上了“惡性”化的道路，例如在對海地和科索沃的入侵中美國就全然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而一意孤行。到了小布什上臺后，保守派控制了政府，強硬路線大行其道，美國霸權開始了全面而急劇的“惡性”化，而“9·11”后的反恐攻勢則使美國霸權秩序的正當性消失殆盡。

三、美國霸權的正當性危機

“9·11”以后，美國在全世界范圍內發動了一場反恐攻勢。本來美國以受害者的身份去討公道，以世界最強國的地位去維持世界秩序，是滿可以占領道德高地而大興正義之師、博得世界各國的擁護和支持的。然而由于美國在這場反恐斗爭中獨斷獨行、肆意妄為，無視國際法和國際關系準則，全不把其他國家的利益和意見放在眼里，反而把別國無辜平民的生命財產視若草芥、隨意摧殘，還假借反恐之名行一己之私，趁機在全球鏟除異己并實現其地緣戰略部署，再加上美國的反恐攻勢從一開始就存在法理上和程序上的嚴重缺陷，從而完全瓦解了這場攻勢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使之成為美國從霸權向暴政邁出的一大步。

美國反恐攻勢的問題究竟出在哪里？首先出在對打擊對象的界定上。反恐攻勢的打擊對象自然是恐怖分子或恐怖組織。然而誰是恐怖分子？奇怪的是，盡管聯合國已經通過了數以十計的譴責、制裁恐怖主義的決議、公約，它卻迄今為止未能對“恐怖主義”下一個國際公認的定義。倒不是因為這個定義真有這么難下，而是因為有人從中作梗，堅決不讓達成共識。這個阻撓者不是別人，正是以反恐領袖自居的美國。多年來，第三世界國家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不斷提議要對“恐怖主義”制定一個公認的、權威的、明確的定義，以使國際反恐法規和行動有一個統一不變的尺度而確保公正。然而這些努力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美國及其少數追隨者的反對而未果。美國擔心，一旦有了一個統一而明確的定義，美國及其盟友的某些作為就有可能被認定為恐怖活動，而他們自己就成了恐怖分子。反之，如果不存在這一標準，那么美國就可憑借其在世界范圍內的政治、傳媒、輿論等方面的壓倒優勢成為事實上的標準制定者。那樣，它就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好惡把一些人定性為“恐怖分子”，而把另一些人稱作“自由戰士”，盡管他們的行為在本質上相似。

問題的癥結在于目的與手段的關系上。為了正當的目的能不能不擇手段？正當的目的能否使恐怖手段正當化？對這一問題美國采用了雙重標準：只要目的是它支持的事業，答案就是肯定的，反之則不然。例如，包括基地組織在內的一大批伊斯蘭圣戰組織，過去在阿富汗同蘇軍及親蘇政權作戰時，美國把它們奉為“自由戰士”，給予大量武器彈藥和后勤支援，還為它們提供恐怖活動的訓練和器材；但是到冷戰結束后，當這些組織把斗爭矛頭轉向美國及其在阿拉伯世界的盟友時，便立刻成了“恐怖組織”和美國清剿的對象。又如在過去40年中，美國處心積慮想要推翻古巴的“極權政權”，并為此庇護、資助、裝備和訓練了大批古巴流亡分子對古巴進行常年不斷的破壞、騷擾，包括劫持飛機和船只、暗殺和綁架、對民用特別是旅游設施縱火和制造爆炸，以及對農作物和牲畜投毒等典型的恐怖活動，可是美國卻把這些地地道道的恐怖分子稱為“自由戰士”。反之，對于從薩爾瓦多到危地馬拉到哥倫比亞等許多拉美國家的左翼游擊隊，美國卻一律定性為“恐怖分子”，不惜伙同那些國家中比“恐怖分子”還殘暴百倍的親美右翼政權進行圍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出于同樣的雙重標準，美國曾經一方面煽動并支持經聯合國認定為恐怖組織的“科索沃民族解放軍”和車臣叛軍進行“爭取民族自決”的恐怖叛亂活動，另一方面卻支持它的盟友英國和西班牙分別對爭取獨立的北愛爾蘭共和軍和巴斯克分離組織進行殘酷鎮壓。然而，反差最強烈的莫過于美國對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區別對待。如果有任何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當化的話，那么沒有什么目的能比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更正義的了。他們的土地被強占、家園被摧毀、自由被剝奪、人民遭屠殺，他們有一切理由去反抗、去爭取民族生存的權利。可是美國及其主宰下的西方傳媒卻把“恐怖分子”這頂帽子牢牢地扣在巴勒斯坦人的頭上，把受害者變成了罪犯。

反過來，以色列是中東地區所有恐怖活動的始作俑者，也是最嚴重的恐怖罪行的制造者。從上世紀40年代起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就使用恐怖手段打擊當時統治巴勒斯坦的英國當局，首開了使用信件炸彈暗殺官員和在鬧市制造強力爆炸殺傷眾多平民的先例。后來成為以色列總理的沙米爾當時是一個主要恐怖組織的領袖，他曾直言不諱地著文鼓吹“拋棄一切反對恐怖活動的禁忌和廢話，”宣稱“沒有任何道德準則或傳統不允許把恐怖作為戰爭手段”，“當涉及民族斗爭時我們沒有絲毫道德上的遲疑”去把“恐怖作為政治戰爭的一部分”，去進行“反對占領者的戰爭”。以色列建國后又對阿拉伯鄰國進行了一系列首開先例的恐怖襲擊，包括劫持和擊落民航飛機、綁架人質、使用郵包炸彈和汽車炸彈等等。現任總理沙龍在1982年一手策劃的沙巴難民營大屠殺（3500人遇害）和以色列及美、英情報機關共同制造的1985年貝魯特市場大爆炸（300余人傷亡）都是臭名昭著的恐怖主義案例。近年來，以色列更是有恃無恐地對巴勒斯坦進行恐怖攻擊，用導彈屠殺無辜平民，用推土機夷平民居，用昔日德、日法西斯占領軍慣用的“連保連坐”的野蠻方法對巴勒斯坦極端分子的家人、鄰居和同事進行報復。以色列的恐怖主義同巴勒斯坦極端分子的恐怖主義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是政府行為，比之后者的個人行為更令人發指、更不可容忍；前者是藉先進強大的軍事機器實施的國家恐怖主義，比起人體炸彈式的原始恐怖主義來殺人更多、效率更高。然而正是對于這么一個甚至不屑遮掩自己的恐怖主義罪行的國家，美國卻傾全力相助。離開了美國在道義和外交上的堅決支持和每年40億美元的軍、經援助，以色列的所有這些暴行是難以為繼的。

美國與恐怖主義的瓜葛并不止于上述種種對恐怖活動的支持，它本身的國家恐怖主義記錄比起其盟友來甚至有過之無不及。一個教科書式的案例就是三年前美國率領北約對南聯盟的野蠻轟炸。簡言之，美國為了迫使南政府接受強加于它的科索沃危機解決方案，不惜對包括電廠、水廠、鐵道、公路、橋梁、電臺、電視臺、學校、醫院、居民住宅區在內的民用目標進行了事先預謀的狂轟濫炸，造成大量無辜平民的傷亡和基礎設施的破壞。尤為惡劣的是美國還大量使用了專為增加對平民殺傷力的貧鈾彈和子母彈。美國的目標無非是通過轟炸在南聯盟公眾中制造恐怖以對南政府進行訛詐，從而迫使其屈服。盡管在國際上堅決反對對恐怖主義下定義，美國政府在本國內卻對恐怖主義有明確的界定：“恐怖主義是指為制造恐怖而有預謀的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目的在于恐嚇或脅迫政府或社會以實現某種政治、宗教或意識形態的企圖。”如果把美國在南聯盟的所作所為與美國政府對恐怖主義的定義作一對比，其相符的程度令人吃驚。當然，有著雙重標準的法寶，美國一貫正確的地位不會有絲毫動搖。

如果說對恐怖主義的雙重標準是美國反恐攻勢在法理上的漏洞，那么不經審判即行定罪和懲罰就是對“正當程序”的破壞。美國攻打阿富汗的理由是，本·拉登和基地組織是制造“9·11”的元兇，對此，美國通告天下“我們有證據，但不能讓你們知道”。盡管基于后來逐漸浮現的蛛絲馬跡這一判斷為許多人接受，美國對正當程序的破壞仍不能不引起世人的焦慮。因為沒有正當程序的保證，單方面的判斷有可能正確也有可能失誤，后者正如美國侵占伊拉克后所有的證據都表明戰前它對薩達姆的指控無一成立。美國在反恐行動中集警察、檢察官、法官和行刑隊的職能于一身，完全破壞了對司法公正至關重要的分權制約原則，嚴重削弱了反恐攻勢的正當性。如果世界上誰是恐怖分子、哪個是恐怖組織或國家、該對它們進行什么樣的懲罰等等都由美國一家“欽定”，那么其他國家還有什么權利和安全可言？

除了法理和程序上的弊端，美國在阿富汗“執法”時濫捕濫殺的行為也早已超過了自衛的正當界限，進一步削弱了它的反恐攻勢的正當性。同轟炸南聯盟時一樣，為了把美國軍人的傷亡減至最小，美國空軍不惜以阿富汗平民的生命為代價從高空以巨型炸彈對地面進行狂轟濫炸，造成大量不必要的平民傷亡，而且事后既不認錯，更不道歉。美國還公然違反國際公約剝奪戰俘的一切權利甚至虐殺戰俘，并以“不承認其戰俘身份”的狡辯去搪塞國際輿論的關注。通過這一切美國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它的傲慢與偏見：生命和權利之可貴是對美國人而言的，至于對別人，那是可以視若草芥的。

及至伊拉克戰爭，美國霸權的合法性已經喪失殆盡。美國發動侵伊戰爭使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戰后國際法體系和當代國際關系準則遭到了徹底破壞。聯合國憲章規定國際間使用武力只有在自衛和對侵略者實行集體制裁兩種情況下才具有合法性，美國對伊動武既談不上自衛，更算不得集體制裁（缺乏國際共識和安理會授權兩項要素），而是赤裸裸地恃強凌弱，為今后大大小小的侵略者以各式各樣的借口發動“預防性戰爭”開了一個極危險的先例。美國對伊動武也是對聯合國威信的沉重打擊：伊拉克的下場向世界各國昭示，服從聯合國決議、與聯合國合作自行解除武裝的結果是遭受入侵，是自取滅亡；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就是不理睬聯合國和一切軍控壓力，全力發展大規模殺傷武器以盡早獲得有效威懾能力。這將導致惡性軍備競賽和武器擴散。美國的行為也是對和平解決國際沖突的多邊協商機制的嘲弄，因為一切多邊協商的努力在美國的單邊霸權面前都顯得如此徒勞、無奈。美國的行徑是如此蠻橫霸道，以至它的親密盟友德、法兩國都不惜公開與之決裂，使美國霸權的正當性在北約盟國中降到越戰以來的最低點，更不用說對俄、中這些原本就對美國霸權心存疑慮的大國了。美國侵伊戰爭把世界推回了“強權即公理”的叢林，而一個暴力取代理性的世界秩序毫無正當性可言，恰恰是恐怖主義的溫床。美國想用暴力為自己建立“絕對安全”，結果卻很可能是適得其反。

攻占伊拉克后，美英兩家彈冠相慶，布什儼然以征服者的神氣傲視全球：瞧，這就是與美國作對的下場。不過，美國的鷹派們未免高興得太早了——美國贏得了一場戰爭，卻輸掉了全世界的民心，輸掉了美國霸權秩序的正當性。不管美國如何強詞奪理，也無法掩蓋這次戰爭的非正義、不道德、甚至侵略的性質。美國為發動戰爭羅列的三條理由，以事實和邏輯進行檢驗，沒有一條能站得住腳。首先，美國說發動戰爭是因為伊拉克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武器（WMD）對美國安全構成了威脅。在任何明眼人看來這都是十分可笑的借口。從1991年第一次對伊戰爭結束至1998年的七年里，聯合國武檢人員象篦頭發一樣把伊拉克查了一遍又一遍，加上去年安理會1441號決議后的數月強化搜查，伊拉克還藏有WMD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事實上，伊拉克既沒有在戰爭中使用WMD，美英聯軍攻占伊拉克后也未能發現任何WMD，就已經使這一借口不攻自破。何況要是美國真的擔心伊拉克擁有WMD，它就不會一再破壞聯合國對伊武器核查了——先是在聯合國武檢人員中安插間諜為美國和以色列非法收集情報，導致與伊拉克摩擦不斷；后來又發動“沙漠之狐”行動中斷了核查；最后更是不顧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反對以戰爭迫使核查停止。其實美國真正害怕的是如果讓核查繼續下去，查出伊拉克沒有WMD，那么它就沒有借口發動戰爭了。

其次，美國聲稱對伊作戰是因為薩達姆政權支持伊斯蘭恐怖組織，美國為了自身安全必須切斷這一恐怖主義源泉。然而與大規模殺傷武器一樣，美國在占領伊拉克、掌握該國全部檔案資料后還是找不到一點可以把兩者聯系起來的證據。現在，越來越多的西方公眾甚至美國公眾都不再相信這一莫須有的罪名了。

美國發動戰爭的第三條理由是為把伊拉克人民從薩達姆的獨裁暴政下“解放”出來。這也同樣令人難以置信。薩達姆的“暴政”最甚的是在1980年代后期，也就是伊軍使用化學武器對本國庫爾德族進行屠殺的時候，而那也恰恰是美伊關系最好的時期，美國政府不但為薩達姆政府提供貸款等經濟援助，還準許美國公司向伊出口可用于制造生化武器的技術和原料。難怪世界聞名的語言學家和政治評論家、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喬姆斯基要說，每當美國人義正詞嚴地譴責薩達姆的暴行時，他們都不應忘記在“暴行”的前面加三個字——“with our help”（在我們幫助下的）。如果說那是過去的歷史了，那么看看今日美國在中東的親密盟國，其中不乏人權記錄同樣糟糕的獨裁政權和公然罔顧聯合國多次決議堅持霸占異族領土的侵略者。如果美國真的關心伊拉克人民的福祉，它就不會不顧聯合國多數會員國的要求，拒不撤銷對伊拉克實行長達十余年的經濟制裁，造成一百五十萬無辜平民因得不到基本生活用品和醫療保障而喪生，其中多數為兒童。如果美國真的關心伊拉克人民的福祉，它就不會在美軍占領后任由暴民在許多城市縱火劫掠，讓飽受戰禍的伊拉克人民雪上加霜，再遭蹂躪。一個這樣的國家居然以伊拉克人民的解放者自居，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其實，征服伊拉克是美國建立單極獨霸秩序的一個重要戰略步驟。冷戰以后，美國利用世界轉入單極結構的千載難逢的時機力圖建立“美國治下和平”的霸權秩序。建立任何秩序的關鍵在于確立統治者的絕對權威，而不允許針對權威的任何挑戰。于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便在更大程度上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操作性指針。從巴拿馬的諾列加到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維奇，從阿富汗的塔利班到伊拉克的薩達姆，凡是敢于公然同美國叫板、與美國對著干的國家，必以武力征服之；對其領導人，光是垮臺下野還不解恨，非得以罪犯身份加以審判才能過癮。用當年里根總統在回答記者問美國何時才會停止對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的支持時的一句話來說，就是“打到他們叫大爺(say uncle)為止”。通過這一系列征伐美國向全世界送出了一個明白無誤的信號，就是“反美絕無好下場”。這一“殺雞儆猴”戰術已經產生了相當的成效：“9·11”后一些與美國關系緊張、甚至被美國列為“無賴”的國家都不得不向美國表示同情或譴責恐怖主義，就是明顯的例證。這次的侵伊戰爭，既拔掉了一顆反美的釘子，又讓世界重溫了“反美必誅”的教訓，達成了美國的戰略意圖。

然而，物極必反。權威過了頭就成為暴政，秩序過了頭就成為枷鎖，這些是不受世界歡迎的。美國在使用蠻橫暴力清除異己的同時，也在把自己多年積累下來的霸權正當性遺產消耗殆盡，把自己放到了世界的對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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