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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殷弘先生和林治波先生的言路哪個更應‘當廣不當狹’

蔣貞力 · 2011-04-28 · 來源:中華網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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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國務院新聘任了8位國務院參事和5位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溫家寶說:“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我們鼓勵講真話,講真話就要有聽真話的條件。要創造條件讓人民講真話,讓參事、館員講真話,在國家科學民主決策中發揮重要作用”。

    對于有關我國國策特別是對日關系的爭論至今不斷,下面讓我們看看被新聘為國務院參事的時殷弘先生(人大教授,曾獲美國國務院富布萊特基金會資助赴美,在美國哈佛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查帕爾希爾分校從事獨立研究),與沒有被聘為國務院參事的林治波先生(人民大學歷史系畢業,曾任《軍事歷史》雜志編輯、戰史研究員,現任人民日報社甘肅分社社長)的話中,哪一個是更符合事實和更有道理的真話?哪一個賢路更應‘當廣而不當狹’,哪一個言路更應‘當開而不當塞’?我們特別擔心,在未來的一年多內,是否會因急于廣開是非顛倒的言路而使我國的對外環境在此期間受到不可挽回的致命打擊。下面是殷與林之間對對日關系的不同思維。

    一:時殷弘先生的對日關系的新思維(摘自:《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

    中國為謀求中日接近主要需要做什么?主要需要做下列五大方面的事情:

    第一,在一段較長時期內,大致滿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歷史上對華侵略罪行目前已達到的公開反省和致歉程度,除非日本政府方面就此出現非常嚴重的倒退;也就是說,將中日“歷史問題”爭端大致撇出一個較長時期內的對日外交要事議程,也相應地撇出官方和準官方宣傳。為此,對于這一加劇中日敵意和阻礙中日接近的最大問題,需要懷抱一種對于它最終能夠得到解決的歷史信心和耐心,需要具備從中國總體環境和總體利益出發的大戰略全局觀念,連同戰略分寸和輕重緩急次序意識。也就是說,必須念念不忘前面已經強調過的戰略集中原則:集中應對美國,集中致力于臺灣問題上的阻獨促統,為此爭取調動一切可能調動的積極因素,繞開或緩解一切可能如此處理的牽制和障礙。

    第二,從平衡戰略需求與經濟需要、協調中長期實惠與中短期利益的原則出發,依靠積極和強有力的政府政策促進和調控,在可行限度內爭取較大幅度地增加日本對華進口和對華投資,以達到足以使日本政府、財界和公眾深切感到大有助于日本緩解經濟長期衰退的地步。為此,中國或許應該適當地相對減少美國和歐盟國家在中國對外貿易和外國在華投資中所占的比例。與其同時,從爭取中日接近的戰略需要出發,在中日貿易摩擦中采取比較能夠適當地忍讓的態度和策略。中國政府還應當由最高領導人出面,以足夠的力度和頻度,感謝日本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提供的大量對華經援。

    第三,對日本的軍事力量擴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內心適當警惕、外表足夠大度的政策;改變幾乎動輒就日本走“軍事大國道路”的可能性(往往是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開表示擔憂的做法。我們的戰略基點,是不受“中國威脅論”的干擾,在國家大戰略的主導下,以對臺軍事斗爭準備為壓倒性的首要任務,“少說多干”和只爭朝夕地加速中國軍事力量的全面現當代化。在日本軍事力量乃至整個日本問題上,我們說話要有分寸,過頭話有弊無益,做事要講求實效,無效的事堅決不做。還要積極地以各種方式盡可能構建中日兩國間、乃至中國與美日軍事同盟間的一定軍事互信氣氛和機制,對此既不懷抱幻想,也不無所希望和無所作為。與此相關,在堅決大力加強中國軍事力量的全面改善和建設的同時,反復向日本政府、政界精英和公眾輿論說明中國軍事現代化建設絕無擴張主義意圖,說明只要臺灣不獨立就不對臺動武。

    第四,在有關東亞地區國際安全、政治合作、經濟穩定與繁榮的重大多邊問題上,以實際行動歡迎、甚而主動邀請日本以大國身份參與。中國應當使日本政府和公眾得出一個比較明確和經久的結論:中國將日本當作大國看待——既是今日的世界和區域經濟大國,也是明日的東亞政治大國,并且本著大國協調與合作而非大國權勢爭斗的根本原則,處理中日在東亞國際政治和經濟中的關系。就此,在近期內特別重要的是兩件事:第一,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大大加強雙邊和多邊框架內同日本的協商與合作,以促進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和非核武器化,以防止各大國就朝鮮半島進行權勢競爭和爭斗的悲劇性歷史在任何程度上重演;第二,在與東南亞形成自由貿易關系和經濟較高程度整合的過程中,采取盡可能與日本協調而非競爭的基本政策,防止一位日本政論家最近所說的“東京和北京之間就與東南亞經濟一體化爭奪領導權的斗爭”。[7]這兩個問題同上面第三點合起來,都屬于中日戰略性關系問題,它們應當是急需開始和逐步深入的中日政府首腦級戰略會談和部門性系統磋商的基本內容。

    第五,在聯合國安理會體制改革問題上,從政策聲明和實際態度兩方面“一視同仁”地看待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愿望,即不對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提出中國未對其他同類要求者(如印度、埃及等)提出的特殊條件。或者更進一步,擇時積極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二:林治波先生的對日關系的主要論點(摘自:《“對日關系新思維的再質疑”》)

    關于歷史問題。中日之間的種種矛盾糾葛,大多與歷史問題有關。時教授的意思是不要再計較歷史問題,以免影響了中日接近。面對著沉重且仍散發著血腥的戰爭歷史和一再被刺痛的民族情感,時教授的想法未免過于輕佻和不負責任了。歷史與現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聯系是割不斷的;人是有記憶的,一個民族的痛苦記憶更不可能被抹掉。德國政府和人民坦誠地反省了歷史,承擔了責任,而法國、以色列等納粹受害國人民仍然念念不忘法西斯的罪行。日本沒有像德國那樣反省戰爭,中國人民有什么理由忘記那段歷史?俗話說,好了傷疤也不能忘了痛,時教授卻讓我們傷疤未好就忘掉痛。這是什么道理?中國人民是寬厚大度的,并沒有天生討厭某個國家或某個民族的本能。其實,中國人民對日本的不良印象,主要的還不是來自長達七十年的日本侵華史,而是來自現在主導著日本政壇的右翼力量對侵略戰爭拒不反省,甚至顛倒歷史真相的惡劣態度。在戰后中日兩國的交往中,中國政府以友好大局為重,友善而克制,并沒有在歷史問題上糾纏不放;倒是有些日本政客常常信口雌黃、挑起事端,肆意刺激中國人民的感情。有報道說,今年6 月19日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在柬埔寨接受日本媒體采訪時,敦促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停止參拜靖國神社這種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活動,從而實現中日兩國領導人互訪。但小泉卻對記者說:“我不這樣認為。”重申其繼續參拜靖國神社的意愿,并聲稱,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都尊敬“陣亡軍人”。明明是法西斯戰犯、血腥劊子手,居然成了小泉眼里值得尊敬的“陣亡軍人”。最近,小泉又在美國總統布什的私人農場對記者說:“釣魚島問題將是對中國的一個重大考驗,如果中國執意不在此問題上向日本妥協,日本將讓中國后悔。”這哪像一個首相說的話,簡直就是強盜、流氓對中國的要挾;因為在主人的農場,又像是狗仗人勢,汪汪咬人。在小泉之前,還有一個叫江滕隆美的政客,跳出來胡言亂語,否認南京大屠殺。說完了,既不改口,也不道歉。面對日本右翼勢力歪曲歷史、死不認帳的倒行逆施和面目可憎的惡霸嘴臉,中國人民怎能沉默不語、無動于衷?在這個是非分明的問題上,時教授和那些“新思維”論者,不去要求日本右翼分子閉上臭嘴,反過來要求中國人民不要吭聲;不去要求日本政客收斂惡行,反而要求中國政府寬容大度。時教授和那些新思維論者很遷就日本某些人的所作所為,倒把十三億中國人民的感情忽略不計了。這于情于理,哪一樣能說得過去?中國政府如果按照時教授主張的那樣,把這一切都忽略不計了,會怎么樣呢?只會鼓勵日本右翼勢力對歷史的歪曲,只會鼓勵他們對中國人民感情的傷害,他們會暗自作樂:“看,中國人都接受了,我們做對了,以后大膽地干吧!”

    歷史問題猶如一扇繞不過去的鐵門,門上那把鎖,只有拿著正確的鑰匙才能夠打開它,這把鑰匙就是對侵華戰爭歷史的正確認識。這個問題關涉大是大非,也關涉民族感情。任何人都無權要求中國人民放棄對日本右翼勢力否認歷史、猖狂翻案進行批評譴責的正義權利,如果有人硬要這樣做,也要問問十三億中國人民答應不答應,還要問問那些被日本法西斯殺害的千千萬萬中國死難者的冤魂答應不應。

    關于經濟合作。時教授主張多和日本做生意,大家是贊成的。貿易與經濟合作是雙贏的事情,誰也不會嫌錢多。但時教授“適當地相對減少美國和歐盟國家在中國對外貿易和外國在華投資中所占的比例”的主張,卻讓人困惑不解。中國的對外開放是全方位的,誰來做生意都是好事,生意越大越好,投資多多益善,何以要“適當地相對減少美國和歐盟國家在中國對外貿易和外國在華投資中所占的比例”?看來,時教授接近日本的心情實在是太強烈了,以致不惜揚此抑彼,減少和歐美的經濟往來。時教授常常說“爭取中國利益最大化”,只是不知時教授盤算過沒有,這是爭取中國利益最大化,還是爭取日本利益最大化?關于日本擴充軍備問題。時教授的觀點是,“對日本的軍事力量擴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內心適當警惕、外表足夠大度的政策;改變幾乎動輒就日本走軍事大國道路的可能性(往往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開表示擔憂的做法”。

    通常說來,一個主權國家有權建立和發展自己的國防力量;但對于日本來說,情況不完全如此。原因有二:第一、日本在歷史上多次發動侵略戰爭,為禍極深,為害極大,但至今仍對侵略歷史不認罪、不反省,對這樣一個國家來說,竭力擴張軍事力量,就很難視為正常訴求,就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受害國人民的關注和警惕。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世界上沒有人對德國的軍事力量和海外維和表示擔憂,原因就在于德國比較徹底地反省了侵略戰爭,成為一個讓人放心的正常國家。第二、日本的軍事力量已經超越了防御需要,其對外安全政策也日漸突破專守防衛的界限。日本每年的軍費投入平均大約500億美元,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其遠洋軍事力量和遠程作戰能力的發展尤其引人關注。至于日本的維和行動,實際上名多實少,借維和之名發展遠洋軍力、謀求地區霸權才更具實質意義。在安全政策上,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海外派兵法、自衛隊法修改案、有事法制等一系列法案的出臺,已使日本的基本國策之一“專守防衛”形同虛設。可以預見,日本的重新武裝必將進一步助長右翼勢力的氣焰,進一步強化日本對華強硬立場,進一步增加日本對中國統一進行干涉阻撓的危險性,進一步強化日本右翼勢力否定歷史、美化侵略的惡劣態度。對于這樣一個不反省侵略戰爭、大肆發展軍事力量、拋棄“專守防衛”且正在醞釀篡改和平憲法的日本,中國能夠不警惕、不憂慮、不反對嗎?如果采取時教授主張的那種態度,會實現中國利益的最大化嗎?

    關于政治大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問題。時教授很強調要尊重日本,這并不錯。但現在的問題不是中國不尊重日本,而是有些日本政客和右翼分子在歷史問題、臺灣問題和釣魚島問題上,一再信口雌黃,挑釁生事,對中國相當不尊重甚至懷有敵意。中國對日本的尊重,需要以日本對中國的尊重為條件,尊重只能是相互的,而不能是單方面的。至于中國同意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也絕不應像時教授主張的那樣作為免費午餐送給日本。以筆者之見,中國政府不妨提出下列條件:一、關于歷史問題:像日本對韓國那樣,簽署正式的謝罪道歉聲明,從此中國不再要求日方謝罪道歉;日本首相不再參拜靖國神社,或另建不包括戰犯靈位的祭奠設施;承認侵華歷史事實,不再篡改教科書;約束右翼勢力歪曲歷史、刺激中國人民感情的行為;合理解決細菌戰、毒氣戰、勞工、慰安婦等中國民間賠償等戰爭遺留問題。二、關于臺灣問題:承諾不干涉中國統一,中斷與臺獨勢力的往來。三、關于釣魚島問題:不再單方面控制釣魚島,尊重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以談判解決該島主權爭端。

    如果日本同意或基本同意上述條件,中國可以尊重日本的政治大國地位,同意乃至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如果不是這樣,中國又何必一廂情愿地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當然,中國必須具有一旦日本不同意上述全部或大部分條件,就斷然行使否決權的堅強決心,并將之公示于日方,才有可能促使日本切實考慮并同意中國的條件;否則,中國將很難有所收獲。關于“對日關系新思維”。由時教授和馬先生的文章,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認識:所謂對日關系新思維,其實質就是要求中國以單方面的寬容大度和妥協讓步求得中日友好。

 

    其實,中國對日本的寬容大度、妥協讓步早有前例。日本侵華戰爭結束后,中國人民不計前嫌,以德報怨,扶養日本孤兒,善待日軍俘虜,后來又放棄了對日本政府間賠償要求。這不是一般的以德報怨,而是古今中外無與倫比的以德報怨。但日本對于中國的恩德和大度并未給以善意的回應,日本右翼分子甚至連侵略戰爭的基本史實都不承認了。這個教訓告訴我們,不要以國內的倫理道德準則處理國際問題。對于國際問題,要本著國際規則,該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而所謂“新思維”,漠視歷史的教訓,放棄應有的原則,不問是非,一廂情愿,降格以求,矯枉過正,實在不足為訓。以這種“新思維”既換不來真正的中日友好,也換不來真正的戰略利益。

 

    我們注意到,所謂“新思維”,是打著“務實”的旗號出臺的。“務實”本來是一個很好的詞匯,但有人已經將這個詞庸俗化了,在他們那里,“務實”已經變成為了實惠可以放棄原則的實用主義。但可悲的后果很可能是,你放棄了原則卻得不到你想要的實惠。還可能會有一個附加后果:在你雞飛蛋打、賠了夫人又折兵的時候,當你的對手發出鄙夷的竊笑的時候,你連原有的一點尊嚴都失去了。

 

    在某種意義上說,新思維來源于一種危機感。正如時教授所說的:“中國大陸經不起在一個往往敵對的美國、敵對的臺灣以及可能敵對的印度之外,還面對一個敵對的日本。”他還特別強調指出:“完全可以認為中日兩國多數人民之間近年迅速增長著的互厭和敵意不受制止地發展下去,對中國的中長期未來相當危險。講穿了,這危險之一就在于惡性發展下去,石原慎太郎之類反華、排外、極端民族主義和政治、軍事擴張主義的極右勢力就有可能有朝一日控制日本政治和對外政策方向。”讓人困惑的是,時教授一邊替日方辯解,聲稱日本的軍備擴張的危險性往往被中方夸大了,要求中國不要動不動就對日本走“軍事大國道路”的可能性公開表示擔憂;一邊又畫鬼嚇人,說什么中日關系再這樣緊張下去,極右勢力就有可能控制日本,“對中國的中長期未來相當危險”。這種說法前后矛盾,難以自圓其說。實際上,右翼勢力掌控日本已不是一種可能,而是一種現實。正因為如此,才要求我們保持警惕并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而時教授卻主張以讓步妥協乞求友好、換取平安,這實際上是一種茍安政策、鴕鳥政策,不但求不來安全,還丟了尊嚴。

 

    一些人主張“新思維”的一個根據是“無力改變的現狀”:既然中日歷史問題已成了死結,總不能這樣僵持下去吧?既然日本的右傾化和重新武裝“終究根本擋不住”,總不能硬頂吧?為了現實利益,我們還是務實一點,繞一繞、放一放、讓一讓吧。這便是“新思維”放棄原則的邏輯。當年,英國首相張伯倫等綏靖主義者就是循著這一套邏輯對希特勒一讓再讓,茍且偷安,結果自取其辱,損失慘重。如果當年中國人面對日寇的侵略,也采取這套邏輯,都跑到“低調俱樂部”中跟著汪精衛鼓噪亡國論,只怕中國早就滅亡了。而真實的歷史是,千千萬萬中華優秀兒女挺身而出,奮起抗戰,最終打敗了日寇,取得了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第一次全面勝利,捍衛了國家獨立和民族尊嚴,并由此奠定了中國的國際地位。這個了不起的勝利昭示我們:對于日本今天的右傾化趨向和右翼勢力的反華行徑,我們應取的態度,不是懦弱地退讓,而是堅決地反對。即使不能完全扭轉日本的右傾化,至少對他們也是一個制約,至少也可以表明我們的嚴正立場,并借此提示國人保持警惕。

 

    一些人提出“新思維”的另一個主要理由,就是不要讓歷史問題影響了現實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而實際上,幾十年來中日經貿關系不斷發展,去年雙邊貿易額已突破1000億美元,創造了新的歷史紀錄。與此相反的情況是,我們與有的國家政治關系良好,而經濟合作卻不盡人意。這說明,政治有政治的法則,經濟有經濟的規律,兩者不完全是一回事,關鍵是你這里有無利益可圖:如有,資本家會不請自來;沒有,請他也不會來。這個道理告訴我們,即便出于功利的考慮,也沒有必要放棄我們的政治原則和對歷史問題的立場。

 

    “對日關系新思維”已讓日方產生了這樣的錯覺:中國有求于日本。關于這一點,時教授表達得明明白白:“中國對于中日關系大為改善的實際需求應當認為超過日本在這方面的需求。”這個論點不符合事實,至少不是事實的全部。中日友好關系符合雙方利益,中日互有需求,中國沒有必要以單方面的妥協讓步求得中日友好。事實上,如果我們認真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得出的恰恰應該是和時教授相反的結論:日本對于日中關系改善的實際需求超過中國在這方面的需求。日本以貿易和技術立國,它需要中國這樣潛力巨大而又相距甚近的投資和貿易市場;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需要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中國如果失去日本的資金和技術,其損失的大部分可以從歐美尋求替代,而一旦日本失去中國大市場,在世界其他市場接近飽和的情況下,其損失是無可彌補的。此其一。其二,日本經濟十多年來持續低迷,至今看不到重振的跡象,而中國經濟蓬勃發展、蒸蒸日上,成為世界經濟的新引擎,這種鮮明對比決定了日本必須搭乘中國快車以尋求經濟重振的外力和契機。(當然,如果日本的反華勢力不愿如此而導致日本受損,那是他們的事。)第三,從外交和政治關系方面看,在全球視野里,如果我們處理好中美關系;在亞洲范圍內,如果我們處理好與東南亞、韓國的關系;在國內建設上,如果我們能夠保持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不斷增強綜合國力,那么急于改善中日關系的,恐怕不是中國,而是日本。

 

    “對日關系新思維”已給日方提供了這樣的口實:中日關系不好的癥結在中方。中國目前實行的對日政策是有問題的,甚至是不正確的,必須改弦更張。事實上,任何一個尊重事實的人都不難看出,中日關系的癥結在日方而不在中方,在改善中日關系方面,日本要做的事情比中國多得多。“新思維”論者猶如一位庸醫,還沒搞清患者是誰,病癥為何,就胡亂開藥,結果如何,可想而知。 “對日關系新思維”還導致了另一個后果:使日本左翼力量和主張中日友好的人士更加孤立無助。多少年來,許許多多日本友人和有識之士如東史郎、內山完造、小川武滿、本多勝一、家永三郎、宇都宮德馬、尾村太一郎、大江健三郎、小野寺利孝等等,還有中歸聯、日本婦聯、日本工會總評、日本煤炭工會、日本反戰運動等團體組織,都在為維護中日友好、推動日本反省戰爭而不懈地奮斗。中國民間受害者向日本索賠的一系列案件,也都是日本律師義務擔任辯護。這些正直的日本人是真正的愛國者,是日本的良心。遺憾的是,他們的陣容還不夠強大,他們的聲音還相當微弱,也正因如此,他們的斗爭和努力需要我們的援助。所謂“對日關系新思維”出臺后,讓日本右翼興高彩烈,卻讓左翼人士陷入了被動。他們感到困惑和痛心:我們同右翼勢力的斗爭需要中國的堅定支持,你們何以放棄了原則立場?借此機會,筆者要對日本友人說,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并未放棄原則,也不可能放棄原則,中國人民對于那些為中日友好、為捍衛良知而奔走的日本友人懷有深切的好感和敬意。

 

    在十屆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后的記者招待會上,剛剛當選上任的溫家寶總理特別指出:“正確對待和處理日本侵華的那段歷史,始終是發展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我們希望日本政府恪守中日之間的三個文件,以史為鑒,面向未來。”“以史為鑒,面向未來”,這一方針兼顧了歷史與未來,既強調了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又指明了中日關系的發展方向;既堅持了自己的政治原則,又推動了中日經濟合作的發展。誠然,中國在處理中日關系的過程中,需要注意方式方法,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作某些策略的調整,但決不是實行什么“新思維”。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筆者不認為會有比“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更加高明的方針。對于這樣一個正確的方針,我們應當堅持它,而不是放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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