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公司在拉丁美洲的擴張遭遇抵抗

    
                   引言
    新自由主義時期的標志是跨國公司在拉丁美洲有目共睹的擴張。其結果是這些公司現在控制著拉丁美洲經濟的重要部門，這促使這些國家在生產環節和世界金融鏈條中更多地結成一體。跨國公司在拉美國家日前增加的存在有什么后果？在委內瑞拉、玻利維亞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在阿根廷和厄瓜多爾，為試圖結束跨國公司的賭博提出的新政策的具體內容是什么？這是本文將要論述的主要問題。
    在指出跨國公司大規模進入拉丁美洲的中心以后，我們將提出對拉美有利的政策。第三部分論述外國直接投資在主要的拉美國家對宏觀經濟和社會的沖擊。我們也指出抵抗跨國公司的干涉的例子和跨國公司造成的社會和生態的災害。最后第四部分介紹委內瑞拉、玻利維亞、阿根廷的政府采取的措施，這些國家的政府在與跨國公司推行的新自由主義邏輯的關系破裂的廣度。
    中心的跨國公司為什么在拉丁美洲大規模投資？
    一，外國直接投資在拉丁美洲有目共睹的發展
    外國直接投資的爆炸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最顯著的一個方面。從1980年到2005年，世界上外國直接投資增加了18倍，在拉丁美洲增加了24倍。2005年在拉美的外國直接投資占世界總量的10%（1990年占5%）.到2006年在拉丁美洲的外國直接投資累計達到8350億美元，比2000年增加了3560億美元。除了加勒比國家的“財政天堂”，跨國公司在拉丁美洲最重要的活動集中在墨西哥和巴西，其次在智利、阿根廷、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大部分來自富國。2002年拉美的外國直接投資27%來自美國，40%來自歐洲國家。到90年代末西班牙在拉美投資進展的廣度和迅速特別令人吃驚，以至使人想到“一次重新征服”。其他的外國直接投資也增加了，但在拉美主要表現為地區內的資金流動，主要是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的資金流動。至少到2005年中國在本地區的投資還是有限的。
    控制自然資源是跨國公司在拉丁美洲出現的主要目標之一。至于爭奪過去由農業食品工業和汽車業主宰的市場的戰略在90年代發生轉變，表現為在服務業的投資爆炸性增加，現在已占外國直接投資的半壁江山。特別是在基礎設施的活動中發展，如水、電力、煤氣和電信的分配，在銀行和金融活動以及在商業部門投資。因為客戶加工業（紡織、裝配等）和其他出口部門的發展，最后所謂“有效的戰略”是重要的，如墨西哥的自動化，這是發展沒有局限服務出口的一個開端，如呼叫中心、數據的處理、后勤工業等。
    二，對外國直接投資有利的環境
    在外國直接投資發展的進程中出自“華盛頓共識”的政策發揮了關鍵的作用。首先在國際交易中感受到的限制性預算和貨幣政策被當成宏觀經濟穩定的一種擔保，特別是成為提高工資的限制。另一方面，貿易交流的自由化允許跨國公司充分利用在不同的國家設廠的優勢，特別有利于生產環節的國際聯系。最后，在90年代下半期公共的壟斷部門大規模私有化政策為跨國公司提供了交易的良機。社會政治沖突和和解對投資者是另一個寶貴的因素：獨裁的結束至少提供了一段時間，有利于新的統治集團采納的市場規則民主的合法化，這些統治者主要是在美國培訓的。
    外國直接投資制度的自由化和加強國際的擔保
    和以前發生的情況相反，領導階級認為跨國公司的投資對于發展是不可缺少的機制。這種轉變一個明顯的象征是80年代初過去常見的征收完全消失了。受到國際機構的誘惑，外圍國家的政府在數十個多邊、地區和雙邊的貿易協議中承諾包括保障投資者權利的條款。提出了間接征收的法律觀念; 在與美國的投資協議中特別推行這種特別有害的法律條款，它允許受到經濟活動條件變化損害的外國公司獲得補償。這種超國家的有利于外國直接投資的法律演變由于對外國投資的國內法律的自由化成倍增加。在跨國公司入境時，政府取消了多數限制，采取措施加強所有者的權利。這樣，從90年代初對有關外國直接投資的規章修改本質上對投資者有利。2005年由于在拉丁美洲出現了具有活力的政策，那里出現了一個相反的運動：在當年世界上對有關外國直接投資的控制的修改80%對跨國公司有利的時候，在拉丁美洲情況卻相反，三分之二新列入的條文增加了控制，或是增加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限制。
    投資者的競賽
    各國和聯邦國家的州為了吸引外國投資者也投入相互競爭：免稅、基礎設施建設、采用適合其要求的法律……對外國投資者來說沒有任何過分的。90年代末法國雷諾公司在巴西巴拉那州建廠，當地政府提供了很大的優惠：建設適當的基礎設施，免費提供平整的土地，折價提供資金，各項免稅，時間長達10年。對外國生產資本提供的這些優惠顯然有一項成本：優惠積累得越多接受資本的國家的純利益就失去越多。并不是所有的國家的態度都是一樣的，比如中國可以用它的巨大的市場施加壓力，在許多情況下要求跨國公司轉讓技術。但是在拉丁美洲，一般來說消極引資的態度其結果是在很多方面帶來災難。
    三，跨國公司的影響
    在宏觀層面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一些經濟學家和決策中心以為拉丁美洲正在開始一個新的穩定的經濟增長周期。阿根廷的經濟在恢復，從2003年以來國內生產總值每年8%左右，是個最好的例子。從2004年以來巴西和墨西哥分別增長3.8%和3.7%.90年代和21世紀第一個10年初期經濟發展確實相對緩慢，因為存在巨大的社會問題。首先是大規模的失業，與前幾十年相比，失業率從90年代的5.8%上升到2000年的11%.2006年下降到8.6%.這只是接近的數字，因為各種形式的非正規勞動影響到近一半的拉丁美洲經濟活動人口。與過去相比，貧困人口有所減少，但是貧困和極端貧困仍然影響到次大陸40%的人口，也就是說與1980年的水平相當。在向跨國公司全面開放20年以后，拉丁美洲的現實是有2.05億窮人和7900萬人處于極端貧困狀態。此外，拉丁美洲是世界上更不平等的地區。
    拉丁美洲的血管總是開放的
    除了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從微觀層面說一些象征性的事例表明跨國公司到達拉丁美洲以后提出的特殊問題：這些公司競爭優勢的開發是以本地競爭者、供應商、工資、消費者的付出為代價; 與社會上最反動的階層結成聯盟; 由于相關的公共服務私有化使勞工關系不牢固; 環境的長期污染，印第安社區的結構受到破壞……跨國公司活動的黑皮書已經很厚，并繼續在書寫。
    對墨西哥銀行和分配的掠奪
    可憐的墨西哥是接受美國跨國公司擴張的第一線。90年代初華爾街巨人越過格蘭德河，挑戰民主的抵抗，如民眾旨在阻止在德奧蒂華坎（印第安太陽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所在地-譯者注）考古遺址附近建設一個超級市場的運動，那家跨國公司變成了頭號銷售商，將本地的競爭者邊緣化。這種在墨西哥經濟的心臟粗暴和強有力的滲透對這個國家的經濟造成雙重損害：首先是該部門的工資從1994年到2000年下降了20%，即比其他部門的變化更加糟糕; 另一方面，進口大量增加，對本地的產品控制越來越多，削弱了本國的生產。墨西哥銀行部門是另一個典型的例子。在90年代外國直接投資的自由化允許外國銀行主要是西班牙、英國和美國的銀行呑并了墨西哥本地的銀行，從2002年開始90%以上的銀行資產被外國公司控制，而在1994年還沒有一家外國銀行。結果是在10年中對經濟提供的信貸很少，對經濟的發展帶來消極的影響;銀行向墨西哥消費者收取的服務費用（信用卡的成本、手續費等）是外國銀行在本國收取的費用的幾倍; 外國銀行獲得創紀錄的利潤，職員的情況被破壞了。2007年4月，墨西哥國民銀行（被美國花旗銀行兼并的公共銀行）宣布一項管理費用的計劃，同時它剛宣布一項創紀錄的結果，2006年它的利潤達到近20億美元; 這項計劃包括裁員4000人，3.1萬職員的工資損失30%，削減他們的社會保險。
    社會的缺失和不負責任
    2006年西班牙電話公司變成為世界上電信業贏利最多第一個企業（62億歐元）。它在拉丁美洲擴張的突出特點從工資實踐的反社會特性來說是無可比擬的：在提出培訓青年成為將來電話公司的代表的計劃10年以后，公司對青年的承諾只簽署了很少的合同，系統的非法超額工作時間，工資很低，對于爭取權利的企圖工會進行鎮壓。首先是公司從私有化中獲利，跨國公司第一個取消最低限度的過去公共服務中存在的社會擔保。
    另一個社會災害是在全球范圍內經營的公司與工人、在當地定居的社區之間根本的不對稱。這種不對稱在于跨國公司有權突然擺脫交易，而不理采工人、當地的居民，有時不尊重當地的法律。德國大陸公司在墨西哥哈里斯科州埃斯卡迪輪胎廠非法關閉就是這個邏輯的一個事例。2001年12月16日大陸公司的負責人關閉了工廠，絲毫不尊重公司的內部協定，也不尊重墨西哥的勞工法律。工人們斗爭了3年多，但是一無所獲。他們罷工，到歐洲去向公司的總部施加壓力，號召社會運動提供國際的支持。最后到2005年2月，工人們獲勝了，使工廠重新開工，由多數合作方式進行控制。
    礦業計劃中的生態破壞和社會結構的破壞
    在跨國公司控制的拉丁美洲經濟的網絡中礦業是首先要的投資的部門之一。這沒有任何新奇的東西：在征服以后繼續掠奪，主要目標是開采和出口黃金和白銀。這種掠奪是大規模地盜竊財富，也是一個可怕的破壞生態和人類的進程，現在仍在繼續。現在最有象征性的沖突之一是布蘭科河的銅礦，這是地球上尚未開發的最重要的銅礦之一，位于秘魯的北部。英國蒙特里科冶金公司（其負責人是前英國駐秘魯大使）企圖非法征收印第安社區的土地。這些印第安人有了礦業城市奧羅約和亞納科查悲慘命運的教訓，害怕開礦污染他們的水源和土地，對健康帶來不良后果，對社區凝聚力的破壞性結果：不平等、消滅本地的計劃和腐敗等。
    嚴肅處理哥倫比亞的準軍事人員
    世界上發生的謀殺案件90%集中在南美洲的哥倫比亞，從1991年以來準軍事人員至少殺害了2245人。其中許多人是跨國公司食品企業、汽車廠、礦業公司、大銀行的工會領導人。受到哥倫比亞司法機構沉默的保護，這些公司與極右的準軍事人員合謀，目前在美國它們已經成為幾起司法程序的中心。2007年3月奇基塔公司（美國前聯合果品公司）承認它為極右的準軍事人員提供的“安全”服務支付了170萬美元。
    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客戶加工業：超級勞工剝削
    墨西哥的發展從裝配工業（客戶加工業）起步，在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貿易條約時成為國家經濟問題的一項解決辦法。這類工廠雇傭技術不高的勞動力，其中很多是女性，其數量在墨美邊界地區迅速增加。這種現象增加了出口，但是沒有對國家生產機構的發展產生效果; 相反它促使社會經濟的兩極分化。中國和中美洲國家在這類活動中競爭力的上升表明這種專業化短暫的特點。墨西哥繼續被迫向投資者提供更多的優惠，以便吸引第二代從事更尖端的經濟活動的客戶加工業。最后是工人為這種競爭付出代價，因為競爭降低了工人的工資和勞動條件。
    四，與新自由主義決裂的政策的進展和局限
    （1）委內瑞拉：重新獲得能源財富與玻利瓦爾革命的傳播  玻利瓦爾革命承諾走“21世紀的社會主義”的道路，2007年發生一個重要的轉折，對一系列外國的戰略資產實行國有化：電信的主要企業和加拉加斯電力公司，原來分別被美國的兩家公司（維里松和阿埃斯）控制。但是國家最大的交易是石油和天然氣。從2005年政府修改石油立法。不僅增加石油收入在國家收入中的比例，而且強迫企業修改90年代簽署的通過合資公司生產分配的協議，使國家在其中持有多數股份。2007年5月這項計劃擴大到奧利諾科石油帶的開發； 國家石油公司重新購買外國公司的股份至少達到60%.這些關于重油的計劃不是那么被看好，多數外國公司接受委內瑞拉政府的新要求，只有美國的科諾科菲利浦和埃克森美孚是例外。
    委內瑞拉通過提出美洲玻利瓦爾替代計劃，發揮了一種重要的作用。這項計劃試圖在地區范圍內建立經濟一體化的模式，與對中心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它們的大公司的屈從決裂。玻利維亞、委內瑞拉和尼加拉瓜2007年4月在美洲玻利瓦爾替代計劃首腦會議上宣布退出世界銀行進行仲裁的國際機構“區分不同投資的國際規章中心”，這是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那次首腦會議上簽署了一項能源條約，保障今后25年內有關國家得到委內瑞拉的某些石油儲備，同時在每個國家準備提高石油天然氣的開采和煉油能力。為了根據“團結和互補”的原則協調在能源領域采取的所有政策與行動，將建立一個 “大國家”企業，包括已經建立的雙邊的公共企業，將啟動由成員國的能源部長組成一個能源理事會。這些建議還有待落實。
   （2）在玻利維亞抵抗替代計劃的艱難步伐
    自從莫拉萊斯當選玻利維亞總統以后，玻利維亞與委內瑞拉的接近成為10多年前開展的民眾運動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反對飲用水和石油天然氣私有化與跨國公司的成功對抗。盡管這些運動取得明顯的社會和政治上的勝利，但是還沒有全部落實。
    飲用水的戰爭
    2000年玻利維亞科恰班巴不同的社會階層在“保衛飲用水和生命協調機構”的組織下，動員起來反對水價大幅度上漲，美國跨國公司貝切爾簽署的一項合同規定40年的轉讓期。6個月的斗爭遭到殘酷鎮壓，造成1人死亡和76人受傷。這個運動贏得了“飲用水的戰爭”：班塞爾省長打破了轉讓合同，廢除了允許飲用水商業化的法律。但6年以后沒有收到任何補償，貝切爾公司放棄了在國際仲裁機構反對玻利維亞政府的行動。貝切爾公司沒有補償走了，但是所有的問題遠沒有解決：實施參與制的管理受到挑戰，2006年底玻利維亞居民一半多的窮人繼續不能得到自來水網絡，被迫付高價買運水車拉來的水。
    2005年1月，在拉巴斯附近的埃拉多市爆發了第二次飲用水戰爭，伊利馬尼的蘇埃斯飲用水分公司投資少，水價上漲，而公司獲取13%的利潤。蘇埃斯公司宣布撤走，但是拖到2007年1月3日才撤，此前莫拉萊斯政府承受了公司欠下的債務，支付補償作為對投資的承認。除了這些象征性的事件，玻利維亞新政府不僅在本國的法律中將飲用水排除在市場之外，而且在國際上發動攻勢。
    沒有結束的石油天然氣國有化
    玻利維亞在2003年的尖銳沖突中造成67人死亡。2005年天然氣的問題使兩位總統下臺，莫拉萊斯就任以后承諾和執行他的計劃，2006年5月1日宣布將石油天然氣國有化，正如莫拉萊斯總結的，“玻利維亞已沒有主子，而是伙伴”。由于玻利維亞自己沒有開采天然氣的設備，國有化措施導致新的與跨國公司（巴西石油公司、西班牙雷普索爾公司、法國的托公司和英國的加斯公司）談判合同，使交給國家的稅收由50%增加到82%.跨國公司從接受資源轉讓的地位變成為公共企業和玻利維亞國家石油公司服務的提供者。實際上實施國有化也表明政府技術-政治上的弱點：自從莫拉萊斯總統就職以來，玻利維亞國家石油公司已經換了4位總裁。此外在合同的談判中也有失誤，在很多方面繼續對跨國公司有利，沒有與過去的情況做出決裂。但是國家正在超越一個重要的階段，收回了兩家原來由巴西國家石油公司控制的煉油廠，與巴西的談判歷時一年，達成支付1.12億美元的協議。但是這個部門的重組和為滿足國內需求投資的滯后，對國內市場供應的影響至少將歷時3年。
    莫拉萊斯政府遇到的困難明顯地表現在正在實施的進程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它應當向跨國公司讓步以便開發資源，因為玻利維亞既然沒有技術手段也沒有資金自己運營。2007年7月政府簽署了一項新的開發一個鐵礦的協議，所承諾的外國投資在國內是從來沒有過的。另一方面，政府繼續明確表明與新自由主義和外國資本的統治決裂的意愿，國家開展一個強大的收回國家對經濟的控制的運動。2005年國家只控制國內生產總值的8%，2007年1月上升到18%，到今年底的目標是25%。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正在進行新的一系列國有化，特別是在冶金、電信和電力部門。
   （3）阿根廷：投資者的權利受到責難目的正是為了應對危機
    在90年代忠于前總統梅內姆的內斯托爾•基什內爾成為總統，被迫大幅度修改經濟政策以便應對危機。對跨國公司如殼牌、想提高水價的蘇埃斯阿根廷自來水公司施加壓力，首先表明這是一場政治賭博。其他的決策對經濟有更重大的影響：新的債務談判，檢查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協議，在梅內姆時期私有化的企業的收費或對與委內瑞拉、玻利維亞承諾建立一個拉丁美洲的石油天然氣公共組織承諾的進程，以對抗1999年出售雷斯波爾公司的阿根廷石油公司的影響。
    本世紀初的阿根廷經濟和社會的恐慌表明跨國公司的破壞性。2002年1月的“比索化”承認本國貨幣作為唯一流通和使用的貨幣; 按照1美元兌換比索的匯率將債務轉換為美元，私人的儲蓄的匯率則是1美元兌換4比索，這就使本國貨幣浮動。這項措施結束了過去實施的1美元兌換1阿根廷比索的兌換法。許多跨國公司購買了公共服務企業，它們只按1美元兌換1比索收費。“比索化”嚴重破壞了這些跨國公司的收益，盡管它們在90年代獲得大量的利潤，它們不接受虧損。法國的電話公司、蘇埃斯公司出售了它們的資產，這對阿根廷的大財團有利，因而有助于恢復阿根廷本國的資本主義的堅實基礎。
    面對經濟危機，社會運動沒有停止。工廠和企業恢復了。2007年一些收回的工廠采用自我管理的經驗，在很多情況下雖然遇到基什內爾政府設置的障礙。實際上，危機發生以后，政府立即支持這些措施，但在收回以后試圖恢復阿根廷資本主義的秩序，這意味著與自我管理的力量的破裂。
    結論：為了外圍國家進入國際的另一個制度
    在外國直接投資在拉丁美洲極度擴張20年以后，跨國公司利用非常有利和政治環境控制了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除了傳統的礦業、石油天然氣和農業的產品，跨國公司組織了工業網絡的大部分，經常發揮在服務業的統治作用，特別是在銀行、基礎設施的服務行業（電力、電信等）和分配領域。這種日益增加的存在改變了拉丁美洲的城市面貌，但是沒有導致一種發展的活力：經濟的增長繼續處于很弱的水平，盡管近年來開始恢復; 特別是社會的不平等、失業和貧困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
    跨國公司促成拉美國家社會經濟的兩極分化，在宏觀經濟領域它的表現是真正的破壞者。它的運營總是為了增加利潤，使利潤保持很高的水平，蔑視任何其他的想法：可憐的工資、法規的不穩定、環境被破壞、支持最反動的階層，領土之間的競爭下降……
    面對這種攻勢，拉美國家進行了大張旗鼓的抵抗，其出發點是三項邏輯：首先是在經濟災難和強大的社會動員的壓力之下，政府做出部分反應，如基什內爾執政時期的阿根廷。此后，出現反對跨國公司具體的動員（玻利維亞發生的飲用水戰爭和天然氣戰爭，反對礦業計劃的運動……）最后，一些在政治上承諾明確與新自由主義決裂，支持“21世紀的社會主義”的領導人在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以及厄瓜多爾上臺執政。這些新的政府以或多或少的優勢，實現重新控制原來被跨國公司控制的財富的流動。國有化的實現沒有打破法律，也就是說，通過談判達成有關補償的協議，或是通過國際仲裁的進程。恢復對財富的控制旨在通過重新分配的政策和進行生產性的投資或人力資本的投資（衛生和教育），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政府被迫與跨國公司達成協議，因為跨國公司確實擁有技術能力、資本或銷售網絡，有關國家不可能放棄眼前嚴酷的必要付款。
    為了拉美國家的解放，面對外國資本的這種局限可以在中期內通過地區一體化的活力被部分抵消：查韋斯和他的盟友的計劃正是為了在地區范圍內互相支配手段（資本、技術、網絡等），實施政治的一體化擴大行動的范圍。通過這一途徑整個次大陸將沿著利用資源滿足居民需求，而不是滿足國際金融不可控制的利潤胃口的方向前進。但是，還存在兩個重要的問題。一方面，面對跨國公司重新獲得的國家主權或地區的主權繼續是脆弱的，如果還是依靠本地的資產階級，那將不是真正的決裂：從上個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拉丁美洲已經熟悉這類運動，它確實有助于一定的發展，但是沒有打破資本主義的邏輯，也沒有經常地減少這些國家社會經濟的兩極分化。另一方面，因為各國經濟之間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有力地互相依存，與跨國公司的對立不應當是這些國家和一個集團的責任，說到外圍的國家就更是如此。在北方和南方的政治力量和社會運動之間建立反對跨國公司和跨國公司試圖繼續執行的政策的聯盟，為了向一個鞏固的國際一體化前進，這仍然是一項義務性的工作。
    （《環球視野》摘譯自2009年3月6日西班牙《起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