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30年祭

劉炎

    2008年，由投機金融市場引爆的這場全球性經濟危機，迫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政府，顧不上新自由主義關于政府只充當“守夜人”的教義，不得不相繼出手救市。
    這嚴峻的現實，無情地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等待它的命運將悄然走上歷史的祭壇。
    回望新自由主義30年來，走過的足跡可謂一路風光。它成功地搶占了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改變了轉型國家的社會制度，把資本的邏輯推向了極至，從戰略上對社會主義進行一次大的反撲，這一切是發人深省的。

                                     （一）

    新自由主義的崛起，看似上個世紀70年代一場石油危機，導致凱恩斯主義失靈為其提供了契機。其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張的內在沖動，需要尋找一個更有利推手的必然邏輯。
    二戰結束后，蘇聯的強大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如日中天；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解放的斗爭蓬勃興起；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工人階級的維權斗爭不斷發展，這讓資本主義世界感到了嚴重威脅。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為了維系生存時空緩解勞資矛盾，他們在奉行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經濟的框架內，加大了公益性事業的投入，改善了勞動階級的生產生活條件，建立了相應的醫療和勞動保險制度，同時對市場行為也做了某些規范。這些舉措，從分配上讓有產者向勞動階級做出必要的妥協，自然也刺激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促進了經濟發展。70年代中期一場石油危機引發的滯脹，導致資本利潤大幅下滑，讓資產階級蒙受了損失。這使他們再也不愿意繼續忍受在國家干預經濟的框架內，為解決勞動階級的生活福利承擔相對高額的稅賦。于是掀起一股反凱思斯主義、反福利政策的思潮，矛頭所向意在排出制度性障礙，重建一個失去的自由資本主義的天堂。站在前面引領這股思潮的，是英美兩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當政的撒切爾和里根。在他們的強力推動下，長期處于邊緣狀態的新自由主義，一躍成為主導英美兩國經濟政策的新寵。這個新寵，從此便登上了影響西方國家經濟政策的主流經濟學的寶座。
    西方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的代表人物，看重新自由主義并非偶然。新自由主義的全部理念，集中反映了資本邏輯的增殖、擴張、榨取的內在要求，迎合了壟斷資本集團搶占發展中國家市場、向全球深度擴張的需要。正是在這個契合點上，新自由主義為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戰略提供了政策思想基礎。以華盛頓共識為標志，新自由主義完成了從學派向意識形態化、政治化、工具化的變身，淪為美國全球化戰略的推手。
    所謂“華盛頓共識”，是美國操縱國際金融組織與拉美一些發展中國家訂立的“城下之盟”。十條共識的內容，可以概括為在經濟上接受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在政治上引進西方的民主制度。這個共識的泡制，是美國推行全球化戰略的重大舉措，意在通過一場實驗為全面推廣樹立一個樣板。當然，這些戰略意圖都是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這件外衣包裹著的，這正是新自由主義的欺騙性所在。這突出表現為用所謂的經濟理念，掩飾著資本全球擴張包括制度價值輸出這個實質，讓人們對當代版的叢林法則失去警覺，誤認為是通向未來美好彼岸的唯一選擇。

                                    （二）

    我們不妨對它強調的幾個命題，略加剖析，以辯真偽。
    其一，新自由主義強調，經濟自由是個人自由的基礎，是政治自由的前提條件。這個命題是經不起考問的。在階級存在的社會，不是每個社會成員都具備取得經濟自由的社會條件。這一點，新自由主義者是心知肚明的。就資本主義社會而言，從規則程序層面看，似乎所有社會成員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但這只是一個不具實際意義的抽象自由。實際上，經濟自由從來就是少數人的自由，而政治自由更是同財產關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新自由主義者強調這個命題的實質，是用抽象的個人自由，掩蓋現實社會中人們在經濟自由上的實際不平等、不公正，藉以把這種受階級地位制約的實際不平等，轉移為個人能力的差異問題，消解無產者的階級意識。
    其二，新自由主義強調，私有制是保證個人自由的合理制度安排。這一命題，同樣是背離客觀現實的悖論。在這里，新自由主義者是用抽象個人自由的概念，回避了人作為社會關系綜合這個實質。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在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的條件下，所謂經濟自由，只是那些在生產、交換、分配關系中處于一定支配地位的個人經濟自由，而佃農、雇工、學徒等勞動民眾是與這種經濟自由無緣的。可見，私有制保證的是有產者權貴的個人經濟自由，新自由主義強調這個命題，無非是為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做合理性的辯護。
    其三，新自由主義強調個人目的至上原則，認為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是對這一原則的反動。這一命題的荒誕，就在于把個人價值（利益）凌駕于社會價值（利益）之上。這實際是推崇極端個人拜金主義的所謂個人“價值實現”，籍以排斥人類社會賴以維系存在發展的人文關懷和道德準則，為強者在經濟領域不擇手段地追求“價值實現”提供辯護。假如按著新自由主義個人目的至上的邏輯推演下去，人類社會有可能出現古羅馬較斗場的情景，變成自然界適者生存法則的翻版。可見，新自由主義者反社會集體價值、反社會主義的實質。
    其四，新自由主義強調經濟自由——自由市場，是促進經濟效益和社會整體利益的保證。這一命題，是被客觀現實已經證偽的騙人面紗。所謂經濟自由，在現實市場條件下，并不完全真實，自由市場與自由競爭也不完全存在。正如西方學者沃勒斯坦•喬姆斯基等人指出的那樣，不能簡單地把經濟自由等同于自由競爭，現實中壟斷大資本是反市場、反自由競爭的。大壟斷資本通過影響公共政策，壟斷重要資源商品，操控價格，扭曲了市場供求關系，破壞了自由競爭機制，中小企業面對資本大鱷，所謂公平競爭，無異于玩一場老鷹抓小雞的游戲。其次，市場競爭對于促進經濟效益，固然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但這畢竟是第二位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是生產工具的改進。離開了生產工具的革新，單憑自由競爭是不能從根本上提升效益的。而且，還要看到，任由那支“看不見的手”無序活動必然導致周期性危機，每重復一次都是對社會經濟效益的嚴重沖擊和破壞，這是歷史和現實都證明了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至于說自由市場經濟能保證社會整體利益，也是對客觀現實的有意歪曲。社會整體利益這個概念，自然應當涵蓋社會所有成員，但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并非如此。真正受益的是擁有資本以及達官權貴等少數人，而占人口比例大多數的勞動民眾是得不到真正實惠的。按照新自由主義的邏輯，連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緩解勞資矛盾實行的福利政策，也被視為培養懶漢的萬惡之源，對體現在勞動民眾身上這點好處大加殺砍，這同它為資本自流動實現逐利最大化竭力排除制度性障礙，形成了強烈反差。在新自由主義邏輯的肆虐下，現實社會富者越來越富，貧者越來越貧，加劇了社會分化，一極積累著空前巨大的財富，一極只能在不斷惡化的貧困中煎熬，隨著公益性的教育、衛生、醫療的市場化，更加重了一般民眾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生活負擔，哪里還有社會整體利益可言！新自由主義強調這個命題，無非是在為自由市場經濟為富不仁的排他性，提供辯護。
    其五，新自由主義強調，其經濟理念是具有普適價值的發展模式。這一命題，無論從哲學視角還是從實踐層面看，都是已經被證偽的騙局。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在有階級社會，人們依據在生產關系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分成不同的利益群體。不同利益群體對客體有不同的價值判斷和取舍，除了自然科學、文字、語言等領域，所謂普適價值并不存在。就經濟學而言，無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都是不同意識形態的學理反映，背后都有鮮明的階級性，而新自由主義在這點上就更加突出。只是它不具備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揭示真理的理論勇氣，不敢公開承認罷了。分明是具有階級性為一定階級利益服務的經濟理念，又何談普適價值。再從實踐層面看，《華盛頓共識》是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大成的經濟模式，也是美國推行全球化戰略的重要手段，目的在于把美國式的自由資本主義價值取向，強加給一些國家和地區，讓其接受，照此辦理。而實踐的結果，世界并沒有因此迎來普適之光，人們看到的是接受這種主張的國家和地區，并沒有取得真正意義上的發展，相反卻出現了經濟衰退和社會矛盾的加劇。以拉美地區的阿根廷為例，上個世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8000美元，受害于新自由主義之后，2002年降至2665美元，失業率高達23%，失業人口上升53%。巴西里約熱內盧600萬居民，就有100萬住在沒有下水設施骯臟不堪的貧民窯，貧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數高達0.6，社會治安惡化，兇殺搶劫不斷發生。而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拉美地區，經濟整體上一直處于低迷狀態，用巴西一位學者的話說，是失去的十年。蘇東劇變后，引進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實行“休克療法”，物價以五位數飛漲，人民生活水平急速下降，民國經濟陷入衰退的泥潭，數年之久不能自拔。可見，新自由主義強調的具有普適價值的命題，其實是在為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戰略這一目的進行包裝。
    綜上剖析，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性的認識：新自由主義是為資產階級、大壟斷資本集團服務的典型“富人經濟學”。只是一直披著一件普適價值濟世良方的外衣，裝出一付救世主的面孔，誘人失迷。

                                     （三）

    30年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產階級統治集團，起用新自由主義充當戰略推手的初衷，正是利用它的偽裝欺騙性為其在全球范圍拓展廣闊的時空，試圖通過和平演變徹底撲滅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世界資本主義一體化這一目的。不過，現實是最好的教員，當越來越多的人們看清了事物的真實面目，那件偽裝的外衣就失去了作用，原來被包裹著的戰略意圖，也逐漸失去了市場。
    近百年來，資本主義隨著形勢的變化，在交替使用自由主義和干預主義的兩手，來維系生存發展的時空，并試圖擺脫周期震蕩這個固疾，但都沒能湊效。究其原因，就在于私人占有生產資料與生產社會化這一根本矛盾，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所無法克服的。資本的邏輯，就是增殖、擴張、榨取，但這個邏輯是盲目的。它就像逐臭的蒼蠅，哪里有利可圖就扎到哪里，這種自發的盲目性就必然導致社會生產過剩與有效需求不足，孕育著周期性震蕩。干預主義可以做某些規范和監管，但它解決不了資本邏輯逐利的盲目性，一旦限制資本邏輯的運轉，統治者就會把它棄之一旁，再拾起自由主義。當自由主義把資本邏輯本性放縱到一定程度，就會激發新的矛盾，引起新的震蕩，2008年在新自由主義推演下爆發的這次嚴重危機，就是絕好的證明。
    30年來，新自由主義通過策動蘇東劇變、搶占發展中國家市場，雖然為資本的擴張開拓了時空，但并沒有使資本主義擺脫自身的困局。相反，隨著資本邏輯的擴張性，榨取性乃至投機性的被無限放大，不斷激發和積累著社會矛盾。那些直接受害于全球化的群體，數年前就掀起了反全球化的聲浪，每當八國集團召開年會，世界各地包括不同階層的數萬民眾，就匯集到開會地點游行示威，抗議富國俱樂部主宰世界命運，以強凌弱制定不公平的游戲規則，充分顯示了民眾覺醒的力量。近期，希臘出現的反政府騷亂，實際是一代人積怨的爆發，那里青年人看不到希望，工作報酬低下，失業率高達28%，政府腐敗。這場騷亂，集中反映了哪里不平哪里就有斗爭，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資本主義中心地帶，隨著勞資矛盾的突顯，勞動階級的維權斗爭，此起彼伏。從幾年前美國西海岸碼頭工人包括教師、航空員工在內的維權斗爭，到近年來英國、日本、俄羅斯工人相繼走上街頭抗議不公，再到法國250萬人的大罷工，這些星星之火，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形成燎原之勢。而資本主義的道德倫喪、誠信缺失，更是讓人觸目驚心，從2000年爆出的安然等諸多大公司的假帳丑聞，到近期麥道夫、斯坦福的金融騙局，就像瘟疫的病毒在傳染蔓延，侵蝕著社會的機體。
    這些矛盾的存在和發展，對資本主義社會是潛在的嚴重威脅。一旦量的積累達到臨界，就會構成消解資本主義制度強大的異化力量，這是不以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的意志為轉移的。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正是以美國為首的資產階級統治集團，手中用來為其 “攻城略地”的新自由主義這把雙刃劍，催生了金融資本的極度投機，撕裂那個虛擬資本的巨大泡沫，使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體系正遭受一場空前的洗劫，進而累及實體經濟受到重創，同時嚴重沖擊了其他地區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這場與1929年大蕭條相類似波及全球的嚴重危機，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性，沒落性，和歷史局限性。
    災難也是一種教育，它喚醒了人類的良知。現在，世界各國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重新審視資本主義制度的缺失，重新審視社會主義價值取向的合理性，在進行認真比較，嚴肅思考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道路。
    英國學者伯思德•德布斯曼說：“隨著整個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們過去熟悉的資本主義正瀕臨末日，馬克思當年的預言也得到了證實。”
    新加坡學者譚中說：“市場原教旨主義與華盛頓共識搞苦了東歐國家和拉美國家，美國自己也惡有惡報了。市場規律和為富不仁一直狼狽為奸，它與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是水火不相容的”。
    委內瑞拉拉總統查韋斯和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更明確指出，真正的出路是轉向社會主義。
    這些聲音，是正義的呼喊，是對未來選擇的嚴肅思考。
    此刻，當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的新寵——新自由主義，在歷史祭壇上形影相吊之際，這無法擺脫的困局，預示著資本主義體系開始滑向西風末路。
    （《環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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