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圍的反新自由主義浪潮

◎ 鄭 彪

紅旗文稿

 
    一、新自由主義已成為西方的國際政治工具
    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起點是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它的理論和政策形成形態分別是“里根經濟學”和“里根改革”與“撒切爾主義”和“撒切爾革命”，其完成形態是“華盛頓共識”。美英新自由主義包括經濟理論、經濟政策和國際政治經濟戰略（政策體系）三個不同層次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內容。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自始至終所涉及的主要理論都屬于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范疇，例如所有制、國家和市場的關系，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等等，所以它從來就是具有明確價值取向和政治立場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反社會主義立場是眾所周知的），而不是所謂純客觀的、中立的“經濟學”。美國憑借其西方霸主地位，由英國“助霸”，并共同把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使新自由主義完成于“華盛頓共識”形態。“華盛頓共識”作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在實踐中成為推行全球“美國化”的理論和政策工具，在全世界興風作浪。所以，新自由主義一經走出象牙塔就不是一種學術理論。當新自由主義采取了“華盛頓共識”的形態以后，它就徹底暴露了其西方國際政治工具的實質。這時候如果再以“學術理論”論之，就不免失于天真了。
　　二、世界范圍的反新自由主義浪潮
　　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行動，首先來自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集團和國際金融機構內部。金融大鱷索羅斯早就對金融衍生工具頗有微詞，5年前“股神”巴菲特更是直言不諱地稱之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認為其潛在的威脅是“致命的”。但是美國國會竟然永久性地廢除了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權，為巨量金融投機資本開綠燈，終于引爆金融海嘯，釀成巨禍。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前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發表了大量文章和著作揭露美國暗中操縱國際金融機構，強制推行“華盛頓共識”，在拉美、蘇聯東歐國家和亞洲蓄意引爆和加劇金融危機，制造經濟社會災難和政治動蕩。斯蒂格利茨在《我從世界經濟危機中學到了什么》一文中，對美國在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過程中采用“第五縱隊”的做法予以揭露。他還揭露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些內幕。該組織是把新自由主義當作包治百病的藥方，根本不管各國的情況，也不想了解這些情況，只是強迫有關國家接受。　　
　　拉美國家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華盛頓共識”的重災區，所以近年來興起的全球性反對主義新自由主義浪潮以那里為最激烈，并引發了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為代表的“21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美國《紐約時報》評論家費拉羅寫道：“持續20年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試驗，正在越來越多的拉美國家遭到反對，無論從秘魯到巴拉圭，從巴西到玻利維亞，還是從厄瓜多爾到委內瑞拉，我們正在目睹一個時代的終結，90年代正統的經濟改革宣告失敗。”在這一政治背景下，近年來在巴西、厄瓜多爾、玻利維亞、阿根廷等國，新興的左翼政黨紛紛贏得大選而執政。
　　最具深意的動向在歐洲，法國成為歐盟的領頭羊。前任法國總統希拉克與美國的離心傾向是不加掩飾的，2003年八國峰會期間，他專門邀集巴西、中國、印度等國領導人舉行具有戰略性質的南北高峰對話；2003年“非典”期間更是親率龐大的法國政府代表團訪問北京，其“挺中”的態度和做法很不尋常；特別是他極力提倡以文化多樣性與“全球美國化”相對抗。他對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所表現出的尊重和景仰，不是作秀。事實上，“老歐洲”與美國在政治上分道揚鑣，在于歐洲早已看透在美國新自由主義國際戰略中，沒有自由歐洲應有的利益。美國金融海嘯發生后，最富戲劇性變化的是薩科奇，他一反緊跟布什的常態，大聲疾呼改革世界金融體制，這明顯是在挺歐（元）壓美（元）。俄羅斯更是認為這是“展示肌肉”的好機會。
　　奧巴馬在大選獲勝后對支持者宣布：“美國的變革時代已經到來。”奧巴馬以絕對壓倒優勢當選總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共和黨推行多年的新自由主義不得人心。法國《費加羅報》的評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該評論說：“奧巴馬當選標志著美國歷史上的一次決裂，而不是交替。2008年美國大選可與1932年和1980年的大選相比，那兩次大選分別因為羅斯福和里根的獲勝，促成了美國模式的重新創造。它超出了一場政治轉變，記錄下一場革命。奧巴馬獲勝的決定性因素就是一個世界的結束和代表一個新政來臨。麥凱恩失敗和奧巴馬當選標志著三個周期結束：一個是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圍繞減稅、放寬管制和貿易開放的經濟周期；一個是新保守主義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周期；還有一個就是美國自20世紀以來在世界上絕對至高無上的歷史周期。”日本學者山口二郎指出：“美國發生金融危機，恰逢2008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和日本大選，意義非同尋常。它預示著世界政治的大循環已進入新的階段。二戰后發達國家的政治以30年為一個大的循環周期。”他認為，第一次循環是從二戰結束到上個世紀70年代，這是世界經濟的擴張時期，是凱恩斯主義和大政府時代。政府為提高人民的生活而積極推行社會保障和就業政策，成為不言自明的模式。到上世紀70年代后半葉，這一體制發生了大的動搖。1979年英國撒切爾夫人政府上臺，1980年里根當選美國總統，標志著發達國家進入第二次循環。這是小政府時代，更加注重的是自由競爭而非再分配和生產、平等等原則；鼓勵追求利潤，財富集中的合法化，對一般民眾政策性服務減少，成為這個時代政策的主旋律。這一政策建立在新自由主義理念之上。新自由主義認為不應由政府來解決社會經濟問題，而政府本身是造成問題的根源。山口二郎指出，“在小政府路線指導下，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服務水平下降，使得一般民眾深受其害。2008年9月爆發的世界金融危機告訴我們，過去30年一直持續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已經無法繼續維持下去。”
　　英國學者菲力普·斯蒂芬斯指出，金融危機是美國的慘敗，而“美國的慘敗就是西方的慘敗”，因為“震中在西方，這還是第一次”。以前金融危機都是發生在發展中國家，拉美、東南亞，俄羅斯等地，而發達國家做出指示。“指示是以名副其實的華盛頓共識的形式發出的，發出的指令是令人痛苦的，其中包括放松市場管制和整頓財政。但這一次，危機是從華爾街開始的，新興國家成為受害者而不是始作俑者。這種角色轉換的原因何在？西方的藥他們已經吃夠了”。他預言，這一切將改變地緣政治，“重要的教訓是，西方不能再認為全球秩序將根據他自己的想象重新確立。兩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和歐洲輕而易舉地行使經濟、政治和文化霸權。那個時代正在結束”。
　　由于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美國和日本的輿論已開始發生變化。美國輿論調查專家馬克·默爾曼說，最近美國民眾的意識已經發生變化。在2008年的一次調查中，60%的人感到聯邦政府沒有為解決普通民眾的問題充分發揮作用。可見，美國政治所依賴的價值觀正在迅速發生變化。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說：“美國需要重建國家戰略。”山口教授說：“我本人在2007年底做了一項民意調查，其要點是：日本國民對小泉執政以來推行的結構改革普遍表示否定，對將來的生活感到悲觀，希望日本能變成北歐型的福利社會。”他說：“默爾曼就美國輿論指出的問題，與我們在對日本輿論進行調查后發現的問題基本相同。換言之，在進入21世紀后，日美在新自由主義的行列中走在了最前列。因此，人們現在已經感到其中的弊病，開始尋求其它的社會模式。”在法國，薩科奇正在策劃一個全球論壇來“反思資本主義”，向世界宣告：“動用國家力量來干預金融體系運作的合法性已經毋庸質疑。”普京說：“這場美國的傳染病給俄羅斯帶來了麻煩。”拉美領導人紛紛宣布新自由主義“不過是曇花一現”。厄瓜多爾總統拉斐爾·科雷亞表示：“美國經濟模式已經病入膏肓”。當然，對上述這些評論和觀點，也需要有一個現實的判斷，就是反對新自由主義將會是一個充滿矛盾和斗爭的過程，不可能一帆風順，而且美國無論內政和外交都不會出現實質性變化。然而，新總統接手的畢竟是一個爛攤子，變化是可以預期的，也是有重要意義的。
　　三、幾點結論
　　從世界范圍內新自由主義發展演變的過程及其后果看，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簡要結論：
    第一，凱恩斯主義作為西方經濟學的“革命”，尚且不能從根本上扭轉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危機趨勢，新自由主義在理論上了無新意，這就注定了它們必然破產的命運。凱恩斯把“有效需求”不足看作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實際是倒因為果，這表明他避開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抓住次要問題做文章，只能是治標不治本，最終在理論上破產是勢所必然的。但是凱恩斯主義的“有效需求”理論和羅斯福新政畢竟有所創新，并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需求不足的矛盾，使得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熬過了大蕭條的世紀性災難，贏得了長達幾十年的相對繁榮。而新自由主義名新而實舊。凱恩斯“革命”的失敗是由其自身決定的，而不在于新自由主義理論上如何“正確”。新自由主義的全部價值在于政治上對于維護和擴張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利益有用，它不但沒有緩解反而激化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政策實施以來，美國財政金融和內政外交形勢的持續惡化所導致的金融海嘯和這次大選的政治變局，拉美地區、原蘇聯東歐地區和東南亞國家經濟形勢的惡化所引發的反美浪潮，全世界對遭受美國金融海嘯的拖累怨聲載道，都是明證。
　　第二，新自由主義是代表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利益的當代經濟思潮，在政治上具有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性質。新自由主義“右翼經濟學”作為美英等發達國家的“主流經濟學”適應了國際壟斷資本的利益，將美英等國的政策拉向右轉，激化了國內外矛盾，這是90年代以來世界局勢更加動蕩和復雜的理論根源，也是這次美國金融海嘯的理論根源。新自由主義在俄羅斯等轉型國家泛濫，則是這些國家經濟惡化和政治變局的一個理論根源。
　　第三，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包括“華盛頓共識”在內的一系列政策，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扭曲了其經濟結構。這一政策在全世界范圍內受到了質疑、批判和反思，也激起了廣大民眾反抗的浪潮和各國政府對內外政策的整合治理。長期以來西方國家一些有官方背景且不乏正義感的學者、左翼學者和中間派學者對新自由主義一直在進行抵制、揭露和批判。在俄羅斯，無論是前蘇聯領導人還是持不同政見者（包括索爾仁尼琴），以及整個政界、知識界都在進行反思，其中包含著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拉美國家更是受害深重，義憤填膺。這是世界范圍內代表大多數民族國家利益和大多數人民利益的進步思潮和歷史潮流，不僅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歷史進步意義。撥開新自由主義的迷霧，認清這個世界歷史發展的進步趨勢，我們可以發現，世界的政治大氣候正在發生明顯的有利于世界多極化發展的變化。有智不如乘勢。世界多極化趨勢的新發展，給予了中國進一步和諧發展和推進民族復興的有利時機。
                              （作者：杭州師范大學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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