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危局和反思

美國當前的這場危機是一場全局的體系性的和體制性危機。只有放在歷史的大背景中，才能理解這場危機的發生和美國政府的對應措施的歷史含義。在人類進入70年代以后，由于多種原因，新自由主義作為經濟實踐在人類歷史上逐步興盛。在前蘇聯垮臺以后，新自由主義作為與政府管制對立而存在的思路，幾乎成了人類唯一有效的一種經濟體制選擇。許多國家先后在自己的土地上進行新自由主義的實驗。美國則不僅積極實踐新自由主義，而且充分利于其龐大的國力和在國際事務中的支配力大力向其他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體制，利用IMF和WTO干預其他國家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在上個世紀即將結束的幾年里，美國更是把世界范圍內的新自由主義化，當成美國在未來一個世紀里能夠獨霸世界的體制性基礎。

一。新自由主義的實質：美國利益

新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國具體的表象不一樣，但是有一個共同的命題。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命題是：市場自由是好的，市場是萬能的。在實踐中追求所謂大市場，小政府。它認為只有市場才能有效的配置資源。而市場之所以能有效的配置資源是因為產權明晰且有保障。所以，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目標對內毫無例外都是私有化，市場化，減少政府管制；對外是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的自由化。如果放在歷史大背景中看，新自由主義是對上世紀三十年代大危機以后興起的大規模政府干預和通過政府干預而達成某種社會公正的“革命”或反動。

美國是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推手。新自由主義是美國從70年代以來的一項國策，和一項持續的外交政策。

新自由主義不是什么”普世價值“，對內是美國強化資本效率和資本不受限制的盈利沖動的途徑，對外是美國在世界范圍內實現國家利益，維護霸權的手段。

對內，美國自上世紀80年代大規模的推行經濟的自由化。1981年8月31日，美國總統里根簽署了”經濟恢復稅收法案“。這個條例大規模的削減個人和公司所得稅，反應了里根的經濟理念，決定了美國未來近30年的經濟命運，是美國走向金融危機所邁出的第一步。史稱該條例開創了美國經濟的“新時期”。這一天被稱為”里根革命“的開始。美國從此進入一個減少政府干預，減少社會福利，將公共職能私有化的過程。這是一個市場原則至上的時期。美國今天的危機的許多根源基本上都起源于上世紀那場“革命”。

對外，美國自70年代中期就大力輸出新自由化經濟模式。尤其在蘇聯垮臺以后，美國更是力圖以新自由主義來改造世界，改造現實的對手和潛在的對手。經濟全球化和金融體系的全球化是美國改造世界的兩大手段和目的。新自由主義通過似乎嚴密的理論體系，向世人證明，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將使每個國家都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使每個國家都能公正平等的走向繁榮。這個理論，在一段時間里讓許多人沉迷，為美國按自己的方式打造新的世界經濟秩序奠定了意識形態的基礎。

在新自由主義風靡的時期，美國理想的世界模型是一個金融貿易按美國愿望自由化的，開放的世界體系，美國的資本貨物財富能在國際間自由流動。在那個世界體系里，民族國家對自己經濟的保護，各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經濟中公共產業的成分都將被壓縮到最低限度；美國在這個體系中將其主導作用，其金融體系作為世界金融體系的中心將在制造財富分配財富的過程中起支配作用。而這個金融體系的中心就是美國。之要稍微回顧一下歷史就知道，目前的世界經濟體系的發展是與美國主導的世界金融體系的自由化和發展相一致的。這個體系里的國際分工有一個巨大的特點，那就是發展中國家向美國出口資源貨物和服務，而美國則向世界各國出口美元和金融產品，和不影響美國安全和競爭力度技術。這是美國為長期霸權的存在，設計的經濟基礎。

在這個體系中，美國為中國設計了一個什么位置呢？美國政府和智囊的許多文件中明白無誤的指出，要把中國納入能保障美國利益的格局里。而要把中國納入這個美國的這個世界經濟框架中就必須：第一使中國經濟依賴美國，至少是美國的市場；第二：就必須使中國經濟在的低技術水平上擴張；第三，就必須在金融上控制中國。美國認識到，鑒于中國巨大的經濟潛力和市場容量，必須把中國融入這個經濟體系。

為了達成這一戰略目的，必需把中國納入各種既存的國際經濟機構中，如WTO。一方面，在WTO入會文件中，中國被迫承若開放銀行，金融，和資本市場；一方面，美國通過開放自己的市場，通過市場力量將中國經濟引導到低水平擴展的軌道上；另一方面通過中國承偌的產業開放打擊乃至摧毀中國的自主技術；第四美國嚴格限制具有競爭力的技術向中國的轉移。只有觀察一下美國對中國經濟政策的走向，就會看出，美國對中國經濟政策的重點從產品市場，到技術知識產權，到金融體系。金融體系的開放是美國對華經濟政策現階段的重點。雖然，這一重點為美國當前的經濟危機所打斷，可以這樣預測，它將是中美間經濟糾紛的焦點。

出于危機中的美國在尋求出路時，必將導致中美國經濟糾紛的加劇。而在這場未來的糾紛中，中國市場進一步開放和金融開放將成為美國重要的籌碼。中國在WTO的承若將成為美國的有力武器。

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另一個更具有戰略意義的目的是推動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制的全面市場化和私有化。

新自由主義不是普市法則。甚至在美國也不是。把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當作普世法則的人大概不了解美國發展的歷史。

美國立國以后，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奉行的貿易上的保守主義和外交上的孤立主義。從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到“美國體制”，到林肯，到三十年代大危機這100多年里，保護主義是美國貿易政策的主線。為了保護美國的民族工業，美國的關稅在相當長的世界里高達44%！

“在自由貿易體系里，商人是主人而生產者是奴隸主。保護主義不是別的，是自然的法則，是自我保存的法則，是自我發展的法則，是人類得以保全最高和最好的前景的法則。。。。為什么？如果保護主義能有益和增進6300萬人民的利益，這6300萬人民的影響將會增進世界上其他人口的利益。我們不能在前進的道路上不考慮整個人類的利益。是的，那些人士說“在你能買到最便宜的地方去買”。當然，這一原則(在那些人士看來)也適用于勞動力。讓我給你一條比那些人士所說的的好一千倍的信條，那就是保護主義的信條：“在你能獲得最高支付力的地方去買”。而且，那個地方就是勞動者的報酬最高的地方。(William McKinley speech, Oct. 4, 1892 in Boston, MA William McKinley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

這不是什么左派人士對自由貿易的牢騷，是美國第25屆總統麥肯力1892年在波斯頓的講演中的一段話。這段話概括了美國共和黨政府的貿易政策。共和黨在內戰到1912年的幾十年里，贏得了幾乎每屆總統選舉。

只是到了二戰以后，美國為了打開海外市場，把自由貿易作為長期外交政策。這種變化反應了美國實力的變化，推動這種變化的還是美國利益。

二。自由貿易的不對稱格局：開放和保護

美國追求世界范圍內的自由貿易的目的不是出于對自由貿易意識形態的偏好，而是美國建立和維持經濟強權的途徑和手段。

依靠自由貿易為美國打開國際市場，是美國自二戰以后的持續國策，是二戰以后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的一個重要支柱。二戰以后，美國制成品展世界的2/3。當時的財政部長公開指出，美國以不到世界人口的))，而生產了2/3的制造品，美國必須打開海外市場。美國就是在自由貿易的旗幟下，讓大英帝國無可奈何的為美國產品打開了廣大的殖民的，托管地，和英聯邦。到今天，這依然是美國推行自由貿易的根本目的。美國總統布什在2008年的國情咨文中指出“保持美國的競爭力要求我們為美國制造的所有(產品和服務)打開更多的市場。---我們想一切地方的人都購買美國產品。一旦市場開放和競爭公平，(世界上)無人能比美國生產得更多，更具有競爭力”。

所以，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的核心之一是其他國家的市場開放，尤其是金融市場的開放。其中當然包括美國市場的開放。但是，這種開放必須符合并推動美國利益。

縱觀“里根革命”以后的28年，美國對世界范圍的市場開放和自由貿易的謀篇布局無不反應了美國長遠的戰略意圖。所以美國在推行自由貿易的同時，十分注意保護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因為這些核心競爭力是美國長期強盛的基礎。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實行的是貿易上的現實主義。美國對外開放的是低端產業。而對高端產業則倍加保護。

美國近30年的世界貿易歷史表面，美國力圖通過讓對手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方式，保確保美國在高科技和其他關鍵產業上的壟斷地位。套用尼克松在別的場所講的話：”美國必需是第一，美國必需不遜于任何人“。所以，在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體系里是不對稱的自由貿易。這個體系必須確保美國在關鍵領域里面的主導地位。美國新自由主義的全面實踐始于里根。從里根以降，美國歷屆政府奉行的都是這種貿易上的現實主義。一方面用自由貿易，國際條約，國際組織撬開其他國家的市場，打擊潛在的產業和技術的競爭對手；一方面嚴格保護核心產業。

美國在這方面的成功例子比比皆是。美國同過壓迫別人實施市場開放的手段，有效的摧毀了美國高科技的競爭對手；并成功的限制了核心技術向其他國家的轉移，尤其是中國。

以2005年中國聯想花了17。5億美元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為例。美國有個”外國對美投資委員會“。這是一個高層次的委員會，由許多關鍵的聯邦機構組成，包括國防部，財政部，商業部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該委員會專門調查外國公司對美國公司的收購案，并授權提建議總統在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阻止這類收購案。雖然，收購案最終獲得政府批準。但是，聯想沒有獲得任何核心技術。美國為了有效的防止高科技的外流，實施了鐵腕一般的行政控制。其慣常手法就是將許多技術，產業，和企業列為國家安全的范圍。

就核心技術而言，美國不僅不承認市場，而且不承認私有。技術所有者不能在市場范圍內最大限度的用其謀利。為什么？為了國家的安全和核心競爭力。在美國，企業，學校，政府都在從事科技研究。但是，一旦有了技術突破，政府就要介入。如果是設涉及國家安全的技術，將被列入保密技術。任何人包括發明者都不能隨便轉移。

反思中國，三十年來，中國不是開放少了，而是保護少了。沒有在開放中保護自己。中國開放三十年，能開放的幾乎都開放了和即將被開放。中國在出口導向的政策下，建立了2。9萬億的外匯儲備。中國市場的開放為中國引入了核心技術了嗎？中國能用巨額的外匯儲備買到核心技術嗎？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我們客觀的分析一下，在所有開放的領域，中國曾經已經建立的自有技術幾乎全面喪失。而且都是在“引進，合作”的口號下喪失的。而那些受到保護的領域，我們還能在原有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我們今天那些真正確定中國戰略實力的技術和產業，那一樣不是在當年“閉關自守”的情況下從無到有發展起來的，并在三十年來的開放過程中受到保護的情況下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回顧歷史，我們真要感謝，我們沒有開放以航天核武為代表的核心工業。中國在建國初期從無到有在極短的時間內建立了獨立的工業體系，有了自己的氣車，電子工業。今天，我們的國土成了世界汽車博覽會。

美國的這種保護不只是政府的行為，也是企業的自覺行為。這三十年里，我們在開放市場的同時，把技術轉讓作為市場進入的一個條件。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開了不少的研究中心。但是，為什么這些研究中心沒有什么研究突破？為什么各公司的技術突破都不是在設立在中國的研究中心產生的？ 對此，我長期不解。但是，在一次某大公司頂級人物的談話中我發現了答案。許多人都知道，美國企業把技術分幾代：將淘汰的，成熟的，新興的，和正在研制的。這些大公司在中國研究中心從事的都是即將被淘汰的技術。這位明星人物很自信的說“(研究中心的)中國人研究的永遠是我們要淘汰的技術。他們不可能形成獨立的創新能力，不可能挑戰我們”！

讓別人研究即將淘汰的技術而獲得市場進入，并不是什么精明的商業策略，確能輕易的撬開中國的市場。

與中國許多人希望通過開放提升技術相反，美國政府和企業似乎不把技術進步的希望寄托在開放上。美國政府從立國之初就把政府資助科技研究當作一項長期的國策。美國立國之初，科技遠遠落后于歐州。但是，美國從沒有過通過開放獲得技術的國策。如果你對美國企業建議，通過開放引進先進技術，對方要么認為你在懷疑他的創新能力，要么認為你缺乏商業常識。美國企業在國內外為了爭奪某些技術的專利而不惜耗費巨資長期大官司。現在你要他寄望于開放而獲得先進技術。在他的眼里，這不是天方夜譚就是商業無知。市場如同戰場，有誰會武裝競爭對手？

依靠開放提升技術是認知上的誤區。必需獨立自主。有人動輒于國際接軌，向美國學習。要知道美國在技術上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有一個政府企業資助的龐大研究體系，是一個在許多方面瞄準世界前沿并尋求突破的國家。政府和企業資助的許多研究并不直接源于商業動機和盈利動機。如果真要向美國學習，就必需重新高舉“獨立自主，自立更生”的旗幟。通過開放而提升技術，是想走捷徑，怕吃苦。然而在國家競爭中無捷徑可走。在這方面，我們必需要有毛澤東的勇氣智慧和遠見，要“自立更生”加自我保護。當然，只要條件允許，通過開放引進設備技術無疑是惠國利民的好事。問題是不能寄望于他人。

三。新自由主義的推動手段：漸變和危機

美國的經濟霸權于歷史上的其他一切霸權不一樣，與其取而代之的大英帝國也不一樣。他不是通過殖民的統治，而是通過國際條約，國際組織和機構為自己的霸權建立了一個堅實的法律和機構框架。

這個世界經濟模型的機構體現就是WTO框架，IMF和世界銀行，在加上華爾街。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美國充分利用其在現存國際體系中的規則制定者的地位和作用。前三大機構的原型是按凱恩斯主義設計戰后國際經濟機構。是布雷頓體系的支持機構。美國在這三大機構中居于主導地位。尤其是IMF和世界銀行。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WTO，IMF和世界銀行逐漸演變為美國干預別國經濟和在世界范圍內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工具。

在這個框架下，美國依靠漸變和危機兩種方式推動新自由主義。

漸變的方式主要是通過WTO來實施的。美國對有些可能成為潛在對手的國家，和可能成為潛在對手的經濟體制，在進入WTO的過程中設立了很高的門檻。申請國不僅必須對自己的國家利益作出最大的讓步，還必須對自己的經濟體制作出最大的讓步；不僅入會前必須進行大部分改造，還必須承偌入會后還會有根深刻更廣泛的改造。入會的過程變成了一個被美國用來獲取戰略利益，重塑別國經濟體制的過程，重塑別國決策者價值趨向的過程。美國常常有選擇性的為某些人會申請國貼上非市場經濟的標簽。這是美國貫用的戰術手段。被貼上標簽的國家往往因此而自覺的站在被告席上，拼命的證明自己。這個證明的過程往往就成了一個自我放棄的過程。這些國家要想加入WTO就必須按市場經濟的要求實行徹底的改造。美國為其成為市場經濟設定的標準和衡量其改造是否合格的表準，不外乎是那套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私有化，市場化，減少政府干預，開放民族市場，開放金融體系。于是標簽國紛紛將這些藥方作為改革的目標。能短期實現的被列為短期目標，不能在短期實行的被列為長期目標。這是一個通過WTO將新自由主義推行到世界各國的和平演進戰略。

進入WTO不僅取決于申請國是否達到WTO定義的“市場經濟原則”，而且還取決于申請國是否給于其他會員國的產品和服務的市場準入條件。1986年中國申請恢復關貿總協定席位。到2000年正式加入WTO化了差不多14年時間。在這一過程的開始，中國被定義為非市場國家。實質上由美國主導的WTO中國入會“工作委員會”，和雙邊會談中的對手為中國入會訂立了很高的門檻，不僅要求中國開放市場，還要中國大規模的私有化，還要中國大幅度的減少政府干預。中國被要求訂立改革的時間表。在每次“工作委員會”的年會上，中國像被告一樣被嚴厲的檢查和質詢。

僅就市場開放而言，對方的價碼越加越高。從最初的產品市場，到服務市場；從一般產業，到金融產業，到知識產權。市場開放的要求直指中國的核心產業，保擴中國的金融體系和技術進步。要價的領域從單純的關稅同盟，擴展到非關稅手段法律甚至中國國內經濟體制的改革。力圖通過市場開放達到控制中國關鍵產業和經濟命脈的目的，達到把中國改造成市場經濟的目的。這漫長的十四年是中國大批國有企業通過各種方式私營化的十四年，是政府干預大幅度削減的十四年，是社會福利開支相對降低的十四年，是傳統社會服務功能被產業化市場化的十四年。在這十四年中大批國營企業職工被迫提前退休和下崗，大批的社會成會員失去醫療退休保險，大批的貧困家庭不堪教育的負重。幾千萬的失業下崗工人和巨大的社會代價是中國WTO的入場券。

中國在WTO的入會文件中承若了超過既存會員國和其他入會國所承若的責任。從這個意義上，中國WTO文件是一個不公平的文件。這些過度的讓步，將給未來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外部隱患。我每次讀到有關文件，都不得不扼腕嘆息。這個文件，立下了撤除中國經濟保護的一個時間表。

在重溫中國入會歷史時，我發現美國中國的有些人之間有一種驚人的相似：都希望通過開放，通過WTO推動中國內部的市場導向的改革和私有化。這一點令我十分不解。中美當然有許多的共同利益，但是也有自己獨特的彼此矛盾的國家利益。在不同的國家利益下面，在事關中國經濟體制和長遠經濟利益方面居然有如此相同的里外一致的共識！

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研究這個問題時，我有時候會突發奇想的認為，也許正是這種共識導致了(中國)有些人自覺的作出了關于巨大利益讓步和放棄自我保護的承偌；也許有人認為這種不平等的責任是推動中國跳上市場改革的快車道的唯一途徑；也許有人認為這種通過簽署國際文件的方式是強制性克服內部市場改革阻力的最佳方法。我堅決的認為，我的妄測是錯的。因為，那是在把“？？？重”的標簽往別人身上貼。在此我慎重的聲明，那種奇想只是非理性的奇想，是極端錯誤的奇想。

不過這種讓步帶給中國的危害將是長遠的。閱讀美國歷史，我還沒發現，美國在什么時候在非戰的情況下，這樣大量的放棄國家利益。這一紙文件，會給今天的中國對付世界金融危機帶來許多困難。

后來在俄羅斯入會的過程中，對方打算復制俄版的中國過程，企圖壓迫俄國開放石油和金融等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允許外資進入。這新要求顯然不符合普金的治國理念。于是雙方爭執不下。最后俄羅斯發現以對方開出的條件加入WTO不符合國家的長遠利益，決定將加入WTO從國家的政策優先選項上刪掉。縱觀俄羅斯的戰略思路和歷史教訓，她的這種選擇不是以退為進的戰術手段，而是看穿對方底牌的戰略調整。俄羅斯要改革世界經濟秩序。

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的令一手戰略就是危機介入。在這方面IMF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義作為人類經濟體制的一種實踐，盡管曾創造個短暫的繁榮，迄今為止還沒有成功的例子。那些不余遺力和被迫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都先后陷入經濟危機。其中影響深遠的有拉丁危機，亞洲金融危機，日本金融危機和長期的經濟停滯。美國作為當代新自由主義的堅定推行者，將每一此危機當成進一步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絕好機會。作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宣言的”華盛頓共識“就是針對拉丁危機而提出的。在過去三十幾年里人類發生了許多金融經濟危機。這些危機的發生根源各異，而美國和IMF為危機國開出的藥方卻千篇一律：進一步的市場化，進一步減少政府干預，徹底的私有化，大力削減降低公共支出，削減政府開支。這是一個通過讓危機國進一步新自由主義化來處理經濟危機的戰略選擇。雖然這些藥方方往往不是緩解而是加深了危機，甚至導致社會動蕩政權更替，危機國迫于經濟的政治的壓力而別無選擇。對美國來說，這些國家的經濟動蕩對世界經濟金融體系并不帶來體系性威脅。經濟的動蕩為外力介入的經濟改革創造了條件，使新自由主義得以加速植入。

四。 新自由主義下的國際分工

和平漸進戰略和危機介入戰略使新自由主義在世界范圍內迅速擴張，成為一種世界性浪潮。美國在這一浪潮中的戰略利益是顯而易見的。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挾新自由主義的浪潮在兩霸對抗種不戰而勝，在與許多潛在對手的交往中巧妙的將對手納入自己的戰略體系并讓其為自己的戰略買單。

在新自由主義鼎盛時期，美國最具競爭力的是美國的金融產品和高科技。一方面，美國將美元和美國制造的金融產品輸往世界各國；另一方面實施選擇性的市場開放，大量輸入世界的廉價產品。

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追逐利潤和回報。美國以其獨步世界的金融體系和創新能力不斷向世界推出層出不窮的新產品以滿足世界各地的這種逐利的沖動。作為這些產品的制造中心美國和華爾街得以吸引大量的世界資本。這些金融產品作為優質產品進入了世界各國的金融血液里。這些產品帶有極大的癮性作用。在進口了這些金融產品后，世界各地對這些產品產生了更多的需求。世界的資本就這樣源源不斷的流進美國。美國的金融制造業就這樣為世界編造了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金融網絡。世界各國的貨物通過這個網絡源源不斷的輸往美國而獲得美元，而這些美元和其他資本又通過這個網絡源源不斷的流回了美國。美國當初為了進口而支付的美元在世界周游了一圈后又回到了美國。美國的金融體系像變戲法一樣使美國免費獲得了世界的貨物。在這段時期美國通過這種體系吸引了世界外貿盈余國70%的儲蓄！通過出口金融產品而獲得這些國家70%的儲蓄！我們中國就是這樣的國家之一。這就是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為美國帶來的競爭力。如果你不了解這種競爭力的威力，你就應當看看發展中國家是如何得到外資的。有些國家為了吸引外資不得不作出許多讓步，出讓許多經濟利益，甚至不惜損害民族產業以換取外資。往往是引進一筆外資，倒了一批民族工業。外資進入，民資退卻。我們中國以個種方式在近30年里引進了幾千億美元的外資，而我們卻以極其低廉的價格為美國提供了19000億美元的儲蓄。

到了21世紀，美國的這種金融出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以債務證券化為例，美國依靠其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推出了大量的金融創新產品。它通過將消費者債務和房屋貸款捆綁在一起實行證券化。這種證券化產業成了21世紀美國最大的出口產業。根據美國“證券產業金融市場協會(Securities Industry Financial Markets Association)”公布的材料，從2001年以來大約27萬億美元的這內債券被出口到世界各地。美國去年GDP約13。7萬億美元。這項輸送相當于美國去年GDP的2倍。相當于中國GDP的三倍多。那是多少個玩具，多少件成衣，多少雙鞋？

這是新自由主義為美國帶來的體制新好處。

五。新自由主義世界體系下的國際金融體系和信用霸權

自由貿易的擴張帶來的一個巨大變化就是經濟的貨幣化或信用化。以中國而言，市場經濟推動的結果就是許多以前不通過市場交換的物品和服務現在都要推到市場上流通。而流動的媒介和手段是貨幣。這個貨幣可以是廣義的貨幣。市場經濟發展的越深刻廣泛這種貨幣化的過程越廣泛。中國是這樣，自由貿易擴張迅速的世界經濟也是這樣。經濟貨幣化導致了經濟的信用化或債務化。到了最后，經濟的增長必須依靠貨幣和信用來推動。就世界而言，有人估計，GDP每增長1美元，信用必須增長4-5美元。以中國為例，在1978年以前，政府對貨幣發行，信貸增長有嚴格控制，而且經濟的主體不是市場。在那樣的條件下，經濟增長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依賴貨幣和信用增長，但是遠遠沒有達到今天的程度。2007年為例，中國經濟增長11。3%，而M2的增長得達16。7%。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每增長1%，M2要增長1。48%。M2的增長速度比GDP的增長速度高48%。M3的數量則遠遠大于這個數目。可見貨幣信用對GDP的重要性達到什么程度。

在這種情況下，信用萎縮導致經濟萎縮。充足的信用是經濟發展的基礎。

在這樣一個貨幣化信用化的經濟體系里，勞動和自有資本本身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急劇下降。那些能夠籌措資金，運作資本，運作信貸的個人，企業和國家在社會財富的分配重越來越高，更重要的那些能夠制造信用的人團體和國家則出于財富金字塔的頂端。創造信用，擁有創造信用的權力是支配社會和世界財富分配的最佳手段。如果一個人，一個階層，一個國家占有了創造信用的壟斷地位則該個人，該階層，該國家將會在財富分配中基于主導地位。有鑒與此，世界經濟的競爭最激烈的部分就是信用壟斷和信用霸權的爭奪。

例如在美國一個勞動者可以依靠勞動賺取40000美國元，而有1000000資本的人，認購年息1000000I年息5%的債券可以拿到50000的利息；而一個用有1000000的人，能以較低的信用成本通過杠桿運作買到10000000的同類債券，則可賺到遠遠高于80000美元的回報。這個能創造信用的人，能創造巨大信用的人，在社會財富的分配制造信用的人中則出于最優越的地位。

就美國國內而言，為了成為信用創造者通過提供信用而在社會財富分配中占有越來越大的份額，美國的金融體現走上了極度信用擴張，極度杠桿運作的道路。而自80年代以來的銀行改革，金融自由化，華爾街的自由化為這種信用擴張提供了體制性條件。

就世界范圍而言，并不是任何國家都可以獲得信用霸權成為信用帝國的。只有有自己貨幣成為世界貨幣的國家才有可能成為信用帝國。關鍵是世界貨幣。不管你有多先進的技術，多先進的管理，多周到的服務，只要你的貨幣不是世界貨幣，你不可能成為信用帝國。美國是信用帝國，應為美元是世界貨幣；而中國只要人們幣不是世界貨幣，中國永遠不可能成為信用強權。信用一方面是資產，一方面是債務。對世界貨幣國如美國而言他的制造的信用是美元是美元貸款，美元資產，其回報也是美元。而美元是世界上當“硬通貨”。其實美元本身就是一種債務或者一種信用。

比如中國擁有幾乎兩萬億的美元儲備，實質上是美國欠了中國2萬億美元的債務。美國在布雷頓體制下也是世界信用帝國。但是，由于金本位和固定匯率，那種信用帝國必須以黃金來支撐。到了56-65年美元面臨極度的危機。最后，美國廢棄了黃金本位，為美國無限制的制造信用創造了條件。

布雷頓體制是重生產輕金融的體系。它的特點是固定匯率，美元中心，政府間對外匯，國際資本流動實施嚴格的管理。但是到了70年代美國不再是生產上居于壟斷地位。日本，西德，其他歐洲國際通過重建逐漸成為美國制造業的對手。這時候美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開始轉向世界金融，認為通過金融壟斷，通過開放世界金融體系，是在新條件下延續美國霸權的重要條件。在二戰結束后，美國生產了2/3的世界制造品，而通過布雷頓條約打開歐洲和日本的物品市場。現在美國通過美元與黃金脫鉤，而自由化國際貿易，為美國當信用產品打開世界市場。而與黃金脫鉤了的美元使美國得以無限制的創造信用。

石油美元。美國雖然與黃金脫鉤但是卻獲得了石油的支撐。這種以他人的石油來支撐美元對美國而言是免費的。從某種意義上石油的支撐不黃金更具有戰略意義。

市場化，信用化的結果使一個開放的自由的全球性世界金融體系居于這個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使控制世界金融的一方和取追大的利益。

顯而易見正如經濟貨幣化的結果在一個國家內是財富的分配導向于善于運作信用運作資產的人一樣，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現使財富的分配傾向于在資本信用等方面居于支配地位的國家。同樣在資本信用等方面居于支配地位的國家將在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中操作財富的分配。

這就是為什么，一方面美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竭力推動自由貿易，令一方面美國在推動自由貿易的同時竭力通過世界金融體系的自由化維護自己的金融中心地位。

美國改造戰后國際經濟秩序的第一步就是對世界金融體系的改造。1971年的“尼克松震蕩”開啟了國際金融自由化過程。而”里根“則開啟了美國金融體系的自由化，以因應并進一步推動國際金融的自由化。在這一過程中，美國不僅逐步放開了既有的銀行金融體系，而且還以放任自流和積極鼓勵的方式發展起了一個“影子銀行體系”。

美國作為世界金融輸出中心涌現了大量的廉價資本。廉價資本加上金融體系的自由化，極大的加劇了美國消費者和金融企業的金融杠桿運作，急劇的推動了資產規模，吹大了美國的資產泡沫。為了在世界財富的分配中占據更大的份額，美國金融資本加劇了杠桿運作和信用擴張。以化爾街為例，在鼎盛時期，化爾街五大銀行運作的總資產高達3萬億，幾乎是自有資本的30-40倍。這些泡沫化的資產被出口到世界各地，為美國吸引了更大規模的資本，成為美國進一步加工新產品的廉價的原材料。這樣循環往回，美國出現了信用擴張，資產泡沫，經濟虛擬化。作為這場信用擴張的市場基礎是不受政府管制政府十分放任的影子銀行體系。這個影子銀行為美國的證券化產業提供了資金渠道，為美國金融機構，消費者個人的杠桿運提供了融資渠道。發展中國家提供的廉價資產，沒有政府干預的融資市場--影子銀行，導致投資者過度樂觀，低估風險。在一段時間內，美國金融體系的這種高度杠桿運作導致了巨大的超額利潤。巨大的超額利潤對世界各地的資本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應。世界各國金融街紛紛效仿或試圖效仿美國的金融體系。紛紛自由化自己的金融體系，放松政府管制，紛紛走上了過度擴張的模式。

世界各國紛紛效仿美國的債務文化。中國也不例外。反應在體制上就是迷信美國的金融體系，試圖模仿美國的金融體系；反應在金融運作上就是擴張信貸，尤其是消費者信貸。有人，甚至認為擴張消費者信貸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之一。

這種過度的信用擴張最后導致了了危機。這場危機起源于美國。導致這場危機加深的原因之一，表面上看，是美國當初出口的那些優質金融產品露出了原型：原來都是假冒偽劣產品。由于這種假產品已經流入了世界金融體系的血液里，并通過自由的世界金融體系而循環到全世界。在這種危機面前，投資者不知道誰被傳染了誰沒傳染，干脆罷市并凍結所有的信用。這就導致了流通性萎縮，信用萎縮和信用凍結。就如你面前有十個人，你被告知其中有一個染上了艾滋病，但是不知道是誰。你一定會回避所有十人，對十個人都不相信。在金融市場里，這種回避行為的結果就是信用危機，就是信任危機，就是誠信危機。所有金融體系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一旦這種信任喪失，金融體系的基礎就受到了威脅。信用是經濟潤滑劑。特別是在信用發達的經濟體系里面，經濟幾乎就建立在信用上。信用的崩潰往往會導致經濟的崩潰。這就是這場危機的嚴重性。

不良資產還損害了世界金融體系的償付能力。金融機構的性質是杠桿運作。不良資產導致資產減損。資產的減損導致自有資本的減少。

導致這場危機的深層原因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體系和金融自由化，是資本在自由放任的情況下，過份逐利的結果，是資本于勞動間分配不公平的結果。

第六節。新自由主義衰退

新自由主義的內外經濟體系，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終于導致了這場危機。這場危機本身揭示了由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的世界經濟金融體系的深層次矛盾。而美國政府當反危機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拋棄了新自由主義的做法。

美國政府雖然開始時對這場危機估計不足反應有些緩慢。但是隨著危機的發展，美國采取了現實主義的態度。

迄今為止，美國政府在解決危機時完全有別于它曾經為面臨危機發展中國家所開出的藥方，也完全有別于新自由主義。美國政府的拯救措施就有鮮明的政府強勢干預的特點：部分國有化，加強政府直接干預，增加政府開支，抑制市場力量。更重要的是，這些政策源于信守新自由主義的布什政府。新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是美國當前經濟危機的主要根源。美國的決策者知道，繼續新自由主義的政府不干涉政策，美國將滑如類似與30年代大危機那樣的深淵。

其實，美國政府處理危機的過程中，也不是一開始就確定要放棄新自由主義的教條。美國最初是力圖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框架內來解決危機。危機爆發時，決策者不認為這是新自由主義的體制性危機，認為這不過是一般經濟周期中的衰退，從而選擇了新自由主義的傳統反危機政策。退稅，降息，增加貨幣供應量等。和任何正統的新自由主義劇本一樣，其中以貨幣政策為主。。布什政府一開始就讓貨幣當局在反危機中扮演主角。隨著危機的深化并開始，信用萎縮進一步惡化，短期資本市場進一步凍結，出現體制性危機的征兆。這時，政府，尤其是貨幣當局，加深了干預的程度，開始啟用一些非傳統的貨幣政策手段，期望解決信用萎縮的問題。這個時期，政府對危機的判斷既然停留在傳統的流通性危機上。出發點是如何幫助企業和世界金融體系度過流通性危機。從這個角度出發，聯儲會創新了一些非傳統的政策手段，極度增加了美元的供應量，目的是解決金融體系內的流通性困難。這個時期雖然有行政當局的微觀干預，和部分金融企業的國有化，但是政策的主要目的還是如何增加流通性，政策的主要框架還是新自由主義，依然停留在貨幣主義范圍內。在這一時期，政府還依然幻想市場機制的自愈能力，還力圖在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下解決為機。這就是為什么政府決定讓里曼兄弟破產的原因。里曼兄弟破產是市場法則的選擇。曼兄弟破產是一個標志性事件。這種放任的市場行為急劇惡化了危機。里曼兄弟不僅為美國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也給其余世界帶來近3000億美元的損失。更重要的是，里曼兄弟摧毀了當代市場原則的基本信條--互信。在經濟危機和任何社會危機中一樣，當市場自身無法解決自己的問題時，人們把政府當成最終的依賴。隨著里曼兄弟的倒塌，投資者的種信心被徹底摧毀了。投資者發現，沒有任何力量會保障其投資的安全，市場不會，政府也不會。于是，信用進一步收縮，銀行間的不信任進一步增加，資本市場幾乎全面凍結。聯邦數以萬億計的增發貨幣進入不了真實經濟里。為了對付急劇惡化的危機。貨幣當局加大了流通性注入，行政當局也開始進一步走到了前臺，宣布了拯救計劃，決定政府出資購買金融企業的不良資產。但是，這項購買不良資產為主的拯救計劃雖然開始突破新自由主義的框架，其本質依然是一個解決流通性危機的計劃。目的是解決流通性問題。然而這次危機的根源是金融體系的支付能力的問題，是市場體系本身脫節的問題。當這個計劃最終在國會通過后，人們已經看到了這項計劃背后的錯誤判斷。人們開始恐慌，危機進一步深化，信用進一步萎縮，銀行間的信用也進步凍結，美國股市連續8天下跌。在這個時候，決策者才發現，必須跳出新自由主義的框架。這個時候，G7和G20開會，尋求國際間的合作。在這個時候，英國率先宣布將部分實施銀行的國有化。英國首相宣稱“在不確定和不穩定時期，我們必須是人民可以依賴的堅定磐石”。到此，美國決策者終于認識到，國有化，哪怕是暫時的國有化才是出路。美國宣布將部分銀行部分國有化的政策。新自由主義開始在美國退卻。美國新自由主義始于里根，所以美國有人稱這是里根主義的“死亡”，亦即新自由主義的死亡。

在這次反危機過程中，美國體現了有限私有權而不是私有權神圣不可侵犯。在救市的過程中，政府考慮的是體制性風險，而不是部分股東的利益。例如美國財政部為了防止房貸市場的崩潰，決定為每個家EGS注入1000以資本，而占有公司79。9%的股份。兩家股票應聲而跌了90%。這一決定不是股東的決定，也沒有通過股東大會。是政府強制性的贖買。為例防止AIG危機的擴散，財政部決定強制性的為AIG提供850億美元貸款而占有AIG79。9%股票。AIG股票一天跌落79。9%。AIG的大股東們剛開始時反對政府的這種強制性貸款，決定聯合起了，自行籌資以取代政府貸款。鑒于AIG的體制性風險，政府堅持要發放貸款。華盛頓互助銀行當零售銀行部分被FDIC以1。5美元的價格賣掉，而且賣掉的收入進入FDIC。財政部的7000億拯救基金中有2500億被用于為銀行注資。其思路已經明顯。就是通過對問題較少的銀行注資，注資銀行再在政府的幫助下以低于市價的價格收購不良銀行。

為了尋求危機的出路，美國選擇了新的總統。這一選擇開啟了美國的一個新的時代。三十年代的大危機使美國和西方放棄了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傳而實施政府干預的市場經濟。這次經濟危機會給美國帶來什么變化呢？

第六節。中國的機會和挑戰

新自由主義在70年代于美國復興，在短短的幾十年后的今天在美國結束。美國向世界各國竭力推銷的經濟體制，在美國遇到了危機。美國欲借以在這個世紀內獨步世界的戰略和體制遇到了挫折。國際金融的自由化道路已經中斷，可以預見，國際金融體系將有更多的規范更多的管制。國際金融體系的這些變革，必然會導致國際貿易的變革。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不可能也不能再由新自由主義任意揮灑。人類歷史的浪潮在這里改變了方向。自蘇聯失敗以來，人類第一次有了可以重新選擇國際經濟體系的機會，許多變革中的國家也第一此有了可以理性反思改革方向的機會，第一次有了重新思考自己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的機會。我們雖然不知到未來國際經濟秩序是什么樣子，但是我們知道了它會不是什么樣之，應當不是什么樣子，我們看到了參與構架未來新秩序的機會。

這是一個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所未見的大變革時代，是一個給中國帶來了60年來未有之機會的年代，給中國帶來三十年來未有之挑戰的年代。這個年代給中國提供了倔起的歷史性機會，也給中國帶來歷史性挑戰。新自由主義在它的故鄉破產后的今天，那些將市場，私有制，自由貿易，金融開放絕對化的理論和方向理所當然的受到了質疑和挑戰。自今以后，中國應當全方位的反思自己的經濟改革；全方位的反思自己在國際經濟種地地位；積極介入新的世界經濟秩序的建立。中國的選擇應當為中國人民帶來最大的福祉；中國的選擇應當是中國人民自己創造的結果；中國的選擇應當成為中國倔起道路。在新自由主義破產的今天，一個偉大的民族是不會報別人體制之殘，守別人體制之缺的。

我中國對內應當認真反思私有制，市場，政府干預，金融體制改革；對外應當認真反思國際經濟金融秩序。

然而中國面臨的挑戰是嚴重的。

危機終究會過去，機會和挑戰也會稍縱即逝。中國的現狀如何？戰略選擇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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