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與轉軌國家私有化的教訓

楊斌

摘 要：俄羅斯改革的教訓充分說明選擇改革方向的重要性。必須把握好事關成敗的改革方向和道路的選擇問題，否則越是不問方向、不計代價地堅持改革，就越是可能給國家、民眾帶來深重的災難。新自由主義不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與時俱進”的規范改革方案，而是已被各國長期實踐證明為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返古復辟”。改革方向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問方向的改革很可能像鄧小平同志批評的那樣讓“改革走上邪路”，導致國企改革偏離社會主義的大方向，進而使黨中央制定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難以實現。

2005年俄羅斯總統大選期間，普京在回顧俄羅斯的經濟改革并闡明政治綱領時，再三表示與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時期的“改革”徹底劃清界線。他對葉利欽時期的經濟政策進行了嚴厲抨擊，指責當年的政治家打著改革的旗號出賣俄羅斯利益，不顧百姓的疾苦，厚顏無恥、瘋狂斂財。普京稱，“10年前，政治投機者控制了聯邦會議和政府的關鍵席位，高官們為了迎合寡頭而不惜損害俄羅斯的社會和國家的利益，把國家財產揮霍殆盡，腐敗是他們進行政治和經濟競爭的手段，導致我們負債累累，經濟崩潰，人民生活水平成倍地下降。”
俄羅斯改革的悲劇值得中國人引以為鑒。當年俄羅斯的許多經濟學家和官員，也是懷著滿腔熱情和美好愿望投身改革的，他們希望拋棄教條主義束縛，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最新成果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在國際權威組織推薦的“華盛頓共識”改革方案指導下，進行全面、系統的改革并建立規范化的市場經濟，但卻由于對西方推薦的改革方案缺乏警惕，沒有深入思考并把握好經濟改革的方向，結果造成了經濟衰敗和腐敗泛濫，給國家、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社會災難。當年名聲顯赫的改革家如今聲譽掃地，甚至被普京嚴詞指責為“人民的敵人”。
俄羅斯改革的教訓充分說明選擇改革方向的重要性，說明僅僅有推進改革的決心和勇氣是不夠的，還必須把握好事關成敗的改革方向和道路的選擇問題，否則越是不問方向、不計代價地堅持改革，就越是可能給國家、民眾帶來深重的災難，最終給改革家帶來的不是歷史功績而是歷史污點。俄羅斯推行大規模國企私有化改革的初期，就曾因出現嚴重腐敗激起人民的強烈不滿，但是，當年的改革家們受掠奪國有資產利益的誘惑，對社會成本代價和民眾的不滿情緒漠不關心，終于讓改革事業變成了歷史悲劇，自己也因給國家造成的深重災難而成為歷史罪人。
俄羅斯領導人對葉利欽時期改革政策的反思，可能令某些中國經濟學家感到不可思議，他們似乎覺得“改革”無論其方向和性質如何，都是正確的、不容置疑的和必須加以堅持的。某學者對質疑俄羅斯改革的觀點非常反感，甚至稱否定俄羅斯的改革就意味著否定中國的改革。有位經濟學家曾在《中國經濟時報》撰文，主張借鑒俄羅斯經驗，特別是借鑒俄羅斯通過管理層收購推進、規范產權改革的經驗，加速中國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步伐。有些經濟學家明明知道眾多的經濟轉軌國家在推行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付出了重大代價，但是他們不愿深入研究這些國家產權改革代價沉重，是否同新自由主義政策和私有化之間存在聯系，反而認為國企產權改革的代價是不可避免的，中國也只能追隨眾多轉軌國家走痛苦的改革道路。在引起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大辯論的“郎旋風”中，這些經濟學家表現出的不問方向、不計代價，也不顧前車之鑒，一味地強調堅持改革的觀點尤為突出。
“郎旋風”起因于郎咸平撰文指責顧雛軍在國企產權改革中侵吞了巨額國有資產，“郎顧之爭”后來很快擴大成為了一場關于國企產權改革方向和國有資產流失的全國大辯論。郎咸平在爭論中將批評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表明他更為關心的是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大方向問題，而不僅僅是顧雛軍是否涉嫌侵吞國有資產的問題。郎成平指出，“在這次產權改革中，新自由主義學派的觀點就是國有企業、政府全面退出經濟舞臺，他們所希望的經濟是自由經濟、民營經濟，更可以向美國靠攏的經濟體系。政府的角色應該是一個小政府的角色”，“在這一輪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改革，也就是所謂的國退民進，會再度把生產資料交給資本家……。這次產權改革有兩大特點，第一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買賣雙方自定價格的交易”。郎咸平還指出，新自由主義學派認為只要實行自由經濟、民營經濟，就能像美國一樣富強只能是幻想，這種誤區將會把中國像前蘇聯那樣帶入災難的深淵，形成少數經濟寡頭控制整個經濟的局面。
在這場辯論中，一位經濟學家反駁郎咸平、為各地產權改革的辯護格外引人注意。他承認國企產權改革帶來了痛苦的代價，造成了國有資產的流失和大量腐敗現象，但是，他認為國企產權改革的痛苦代價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是適合于世界各國改革的普遍規律，他在會議發言中說，“無論在哪個國家，國企改革都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不僅僅會引來國資賤賣的爭議，而且極有可能帶來社會動蕩。英國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由撒切爾夫人主導的國企改革引起了巨大的社會震蕩，工會與政府對峙長達數年，罷工浪潮綿延不斷，可是撒氏絕不在根本問題上做出讓步，從而被稱為‘鐵娘子’。90年代兩德合并后，德國對原東德國企進行改革，也引起了嚴重失業、貧富差距驟然拉大、犯罪增加等嚴重問題，而且政府不但沒有將國資賣出多少錢卻反而貼進去很多錢。”國企產權改革雖然會付出這些痛苦的代價，但是，當前國企產權改革絕對不應該停止，為實現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因為，當前國有企業的舊體制是難以持續的，即使產權改革最終導致了國有企業的消亡，也并非拍腦袋而是自然而然出現的結果。
這位經濟學家雖然表達了不惜代價堅持改革的強烈決心，但是，他將不同國家的國有企業改革混為一談，沒有區分這些國家的國企改革具有的完全不同的性質，以及它們在改革大方向和最終目標上的根本區別。他顯然非常佩服英國的“鐵娘子”撒切爾夫人，希望效仿她在堅持改革的“根本問題上”絕不讓步，即使這種改革“極有可能帶來社會動蕩”。但是，撒切爾夫人代表保守黨右翼政治勢力，她開宗明義地宣稱信奉新自由主義，推行的國有企業改革就是大規模私有化。她公開主張廢除二戰后西方的社會改良，回歸亞當•斯密時代的資本主義。由于撒切爾夫人代表的是大壟斷財團的利益，她自然不怕改革導致政府與工會的激烈對峙，不惜造成大批工人失業、貧困和罷工抗議浪潮。相比之下，中國推行的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改革開放，目的是堅持公有制和搞活大中型國有企業，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兩種改革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和最終目標，將其混為一談將會導致改革大方向的迷失，確實“極有可能帶來社會動蕩”和嚴重的政治惡果，甚至像前蘇聯那樣導致黨的垮臺和國家分裂。
這位學者雖然知道東德、俄羅斯等國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造成了嚴重失業、社會兩極分化，甚至“極有可能帶來社會動蕩”，但他認為這種代價對于改革來說是不可避免、而且值得付出的。他似乎并不在意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應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以及反復強調的衡量改革的“三個有利于”標準——改革應該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倘若改革導致了兩極分化和人民貧困，那么就意味著改革“走上了邪路”。當前世界各國正普遍反思新自由主義倡導的產權改革，獲諾貝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尖銳指出，美國通過大規模私有化、改變前蘇聯陣營28個經濟轉軌國家的經濟模式，已經使一億多民眾陷入了赤貧境地，人均壽命減少了4年或更多，唯一成功的例外就是走不同改革道路的中國。某些經濟學家為支持管理層收購經常引用的一個典型例證，即烏克蘭在推行管理層收購等形式的私有化過程中，雖然僅以一個美元的價格就把國有企業廉價出售了，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卻把企業搞活并且盈利了。而事實上，烏克蘭雖然有不少私有化企業暴發的例子，但是，它在推行10年私有化改革之后，國民經濟整體上倒退了60％，只有10年前的40％，這樣的國家不能當成一個成功范例來引證。某些經濟學家認為，在市場條件下國有企業無法搞好，只能像俄羅斯、東歐等眾多市場轉軌國家一樣，忍受痛苦代價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任由管理層收購導致國有企業蛻變為私人家族企業，其實，這不僅拋棄了被實踐證明是成功的中國改革經驗，也嚴重偏離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目標，不是繼承而是拋棄了前人歷盡艱辛開創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中國因走自己的改革道路受到舉世贊揚，海外學者還將中國的成功經驗總結為“北京共識”，作為反對美國倡導的“華盛頓共識”的例證。令人遺憾的是，某些經濟學家卻無視中國改革的成功經驗。
目前，在美國次貸危機和人民幣浮動升值的影響下，我國廣東珠江三角洲和浙江的許多民營、外商企業正陷入困境。某些經濟學家認為，民營企業屬于明晰的私有產權，效率高、市場競爭力強，因而是國企改制效仿的對象，不少地方因此對通過改革搞好國有企業喪失了信心，將希望完全寄托于發展私營企業和引進外資企業。但是，這些競爭力強的私營、外資企業也出現停產倒閉風潮，說明私有產權并非萬能，也有易受宏觀因素影響的脆弱性。在美國次貸危機導致全球經濟陷入疲軟的情況下，私營、外資企業單純追求盈利，必然紛紛跟風撤資，各地出臺的放寬信貸條件和減免電費等優惠措施，雖能暫時緩和企業資金緊張，卻難以根本解決困難，企業即使能夠堅持出口也難以收回不斷貶值的美元貨款（美國拖欠中國出口企業貨款已達上千億美元）。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依靠出口和房地產業，這兩方面最終需求的疲軟正對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產生不利的影響。當前我國對外出口貿易依存度已經高達70％，這成為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和金融自由化的借口；房地產價格高漲嚴重脫離廣大民眾的收入水平，說明這種增長方式存在局限性，迫切需要調整。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迫切需要將振興和發展大中型國有企業放在戰略高度，因為只有國有企業才能密切配合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進行反周期操作，擴大內需，彌補國際市場需求疲軟的損失，防止私營外資企業大批停產倒閉引起連鎖反應，防止國民經濟的增速大幅度下降甚至陷入經濟危機。新加坡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損失較輕，同房地產業發展主要依靠政府和國有企業，價格合理，不存在泡沫炒作機制有密切關系。房地產業主要依靠私營企業存在許多弊端，房地產價格暴漲容易成為各行業發展的包袱、瓶頸，私營房地產商獲得的暴利其實不體現經濟效率，還容易誘發泡沫經濟和金融危機等宏觀負外部效應。20世紀30年代爆發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世界各國普遍通過國有化挽救瀕臨破產的私營企業，羅斯福新政也通過大力發展公共工程擺脫經濟危機。俄羅斯、拉美國家在受新自由主義誤導推行大規模私有化、最終爆發嚴重金融危機并蒙受慘痛的損失之后，都重新把振興和發展國有企業放在戰略高度，在能源、電訊、金融等戰略產業領域重新推行國有化，取得了不同程度上改善經濟狀況的明顯效果。
二戰后西方盛行國有化和社會改良的潮流，右翼政黨迫于“冷戰”壓力也不得不妥協讓步，資本主義才改變了舊自由主義時代的一貫丑陋形象，出現了經濟增長和社會分配改善的罕見“黃金時期”。值得指出的是，撒切爾夫人最為推崇的新自由主義鼻祖哈耶克，一貫持極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立場，同時也反對二戰后西方國家的社會改良，甚至激烈攻擊瑞典的社會福利國家制度，即使在西方國家也曾長期被認為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極右學者。哈耶克自己也承認當年鼓吹新自由主義極為不得人心，他因撰寫《通向奴役之路》一書而在西方知識界身敗名裂。20世紀80年代，美、英右翼政治勢力出于謀求全球霸權戰略目的，重新在全球范圍內竭力宣揚新自由主義，并將其具體化為“華盛頓共識”的所謂規范改革方案，用于反對西方的社會改良并維護壟斷資本利益，誤導經濟轉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改革。二十多年來，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浪潮在全球泛濫，造成了貧富分化和社會經濟動蕩的嚴重惡果，不僅西方發達國家的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也普遍陷入停滯狀態，眾多轉軌國家更是遭受了嚴重程度超過大蕭條的經濟衰退，因而正受到世界各國民眾越來越強烈的抵制和反對。根據世界銀行2006年的統計數據，從1980年至2005年，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私有化潮流風靡全球的時期，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0.8%，遠遠低于二戰后發展中國家推行國有化、促進民族工業發展的年代，與中國這一時期8．l％的經濟增長率不可同日而語。由此可見，國際權威組織在全球推行的“華盛頓共識”政策，不僅不是推動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規范改革，而是已被各國長期實踐證明了的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返古復辟”。有些經濟學家稱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新自由主義，但表示贊成“華盛頓共識”倡導的非國有化、自由化和全球化，認為“華盛頓共識”及相關政策“是為了幫助世界各國搞改革的”，反映了“現代經濟學各方面的新成果”，由此可見，“華盛頓共識”的確對中國改革開放構成了威脅，倘若中國也受它的規范改革方案誤導，效仿眾多經濟轉軌國家推行大規模國企私有化，也遲早會步其后塵落入巨大社會災難的陷阱。
中國出現“郎旋風”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它可以看作是全球反思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的浪潮在中國的延續和擴展。新自由主義在西方歷來都只是一個邊緣學派，它的崛起與風靡全球是依賴右翼保守政黨和資本力量的推動而非學術界的共識，現在正在日益遭到西方學術界越來越強烈的質疑和批判。美國獲諾貝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代表的是保守的意識形態，它不是推動進步的社會改良或改革政策，而是恢復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返古倒退，“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有時也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政策，它建立在‘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基礎上，是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種復興，這些政策在十九世紀曾為當時的統治階層所竭力推動”。斯蒂格利茨強烈地批評了“華盛頓共識”，稱其“往壞里說是誤導”，現在應進入“后華盛頓共識”時代，還說“無論新的共識是什么，都不能基于華盛頓”，直接點出了從華盛頓的立場出發，不可能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中國有些經濟學家對郎咸平批判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腐敗，竟然激起社會廣大民眾如此強烈的認可感到難以理解，其實，這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而是遍及全球的新興潮流的反映。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在全球范圍遭到越來越強烈的反對，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也不得人心，倡導新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在美國和西歐開會時都經常引發社會民眾的抗議浪潮，參加抗議示威游行的人經常高達數萬甚至十多萬。經過了十幾年的經濟轉型后，波蘭人民對經濟轉型的評價反而比改革初期更差，波蘭發行量最大的《選舉報》2002年所作的民意調查顯示，波蘭民眾對私有化持否定態度的人占87％，持肯定態度的人占7％，當被問及“你用什么詞匯描述私有化最合適”時，74％的人填寫的是“盜竊”，18％的人填寫的是“銷售”。俄羅斯人民飽嘗了私有化的苦果，對私有化產生的暴富階層極為反感，據調查統計，有88％的民眾否定私有化，70％的民眾認為應改變私有化的現狀。
拉丁美洲抗議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的社會運動不斷掀起新高潮。秘魯曾因推行私有化引發大規模抗議和社會騷亂，政府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并調集軍隊也無法平息抗議，最后被迫撤換了引起群眾強烈不滿的經濟部長。玻利維亞的社會民眾運動已從抗議私有化，發展到強烈要求政府實行石油資源的國有化，一位中間派前總統主張對西方石油公司征收高額稅收，仍然不能滿足社會民眾要求將石油資源國有化的強烈愿望，在聲勢浩大的社會民眾抗議浪潮中被迫下臺。2005年12月18日，玻利維亞爭取社會主義運動總統候選人埃沃•莫拉萊斯以超過半數的高得票率直接當選，之后宣布將實施一系列社會改革，徹底摒棄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的經濟政策，把天然氣等能源工業企業收歸國有。委內瑞拉也正積極在能源、電訊和制造業領域推行國有化，先后將一批跨國公司擁有的企業重新收歸國有。阿根廷金融危機中大量倒閉的私營、外資企業，有許多被工人接管并被成功改造成集體所有的合作企業。美國歷來將拉丁美洲視為自己的后院和勢力范圍，曾采取從策劃政變到經濟利誘等種種手段推行新自由主義，近年來拉丁美洲左翼政黨崛起和親美政權紛紛下臺，充分表明了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政策不得人心和日趨衰敗的趨勢。
中國某些經濟學家對批判新自由主義非常反感，質疑新自由主義是否真的在俄羅斯、拉美造成了災難，對中國眾多資深學者通過長期研究俄羅斯、拉美經濟后撰寫的批判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科研成果不屑一顧。他們對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范圍內實踐情況的認識，還不如某些態度比較客觀的美國政府右翼智囊人士。同美國政府的右翼智囊團聯系頗為密切的經濟專欄作家安德魯，坦率承認美國倡導的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和削弱政府作用的政策，在拉丁美洲正變得越來越不得人心，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大多數拉美國家政府，其民意調查支持率已跌落到嚴重危及政治穩定的程度，拉美甚至可能變成孕育左翼政權的肥沃土壤。美國主流媒體《紐約時報》的評論家費拉羅，也撰文認為“持續二十年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試驗，正在越來越多的拉美國家遭到反彈，無論從秘魯到巴拉圭，從巴西到玻利維亞，還是從厄瓜多爾到委內瑞拉，我們或許正在目睹一個時代的終結，90年代末正統的經濟改革終告失敗”。由拉美社會各界人士組織的“社會論壇”，明確提出了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的口號，以及建立新社會模式的目標，積極參與“社會論壇”活動的拉美左翼政黨，正在一個接著一個的拉美國家贏得大選勝利，從被西方貶低為“極端派”的反全球化民間勢力，成長為執政的社會中堅力量。在美國操縱的國際經濟組織誘迫下，新自由主義潮流風行世界的二十多年來，所造成的各種社會惡果經過了長期的積累，終于引爆了遍及全球的抗議活動，反對和批判新自由主義正成為新的歷史潮流。
（《環球視野》摘自2008年第10期《高校理論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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