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俄美近變 解析世界風云
“俄羅斯政治新思潮、美國金融動蕩和世界格局新動態”研討會側記
□本報記者 王廣 張微 王鵬權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院報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馬克思主義研究院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報》、《環球時報》聯合主辦的“俄羅斯政治新思潮、美國金融動蕩和世界格局新動態”研討會近日在北京召開。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主持,社科院學部主席團秘書長何秉孟、社科院秘書長黃浩濤出席會議。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央編譯局等學術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近40人參加了會議。
李慎明指出,當前世界上出現了很多新問題,究竟世界格局朝哪個方向演進,需要深入研究。歷史是一個碩大的、活生生的生命,學者們的研究要以發現、掌握和利用歷史規律為己任,尤其是在黨和國家、民族需要我們研究問題時更應如此。目前,如何應對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如何保障我們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如何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深入研究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李慎明強調,現在歷史前進步伐日益加快,面對萬花筒般的材料和海量資訊,尤其需要我們提升理論思維,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中準確把握問題的深層根源。
研討會主要圍繞著俄羅斯政治新思潮和美國金融動蕩及其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展開討論,與會學者競相發言,氣氛熱烈。
透過與會學者對俄羅斯、美國近況的剖析,一幕濤奔浪卷、云動風翻的世界格局活劇正展現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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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新版教科書緣何引關注?
研討會集中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俄羅斯新版歷史教科書問題。
2007年夏,俄羅斯杜馬(議會下院)授權俄政府負責中小學校新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工作。之后,《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和《俄羅斯歷史(1900—1945)》分別于2007年9月和2008年夏季推出。兩部教科書一反往常的歷史虛無主義觀點,在蘇聯歷史認識中凸顯辯證法,對斯大林、赫魯曉夫等歷史人物和“大清洗”、大饑荒等歷史事件進行了重新評價。教材因其官方背景和觀點的開創性而在學術界和國際關系領域引起了很大震動。
據了解,此前俄羅斯傳統的歷史教科書體系相當混亂,在觀點上存在諸多偏頗。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國內至少有30多種歷史教科書。但教材并沒有獲得俄羅斯民眾的認可,他們認為這些教材多在西方資助下完成,具有國外背景,且在總體上沿襲歷史虛無主義的基本價值取向,對斯大林和蘇聯歷史進行了全盤否定。
2000年普京就任總統后,多次表達對歷史教材和歷史教育的不滿,反對歷史教科書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和場所,主張應借歷史教學“加強愛國主義教育”。2001年以來,普京數次親自召開或參與歷史教育座談會,并作出明確指示,強調要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歷史虛無主義、媚外思想以及由此導致的思想混亂進行清算,改變把蘇聯看做“一抹黑”的錯誤認識;要重視俄羅斯民族歷史傳統和特性,并把蘇聯看做俄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普京和俄羅斯政府的極力推動下,2003年俄教育部公開取消一部抹黑歷史的教科書資格,2004年對《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進行了重版。一系列的動作引起了俄羅斯國內外政界和學者的關注。
2007年9月1日,《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在新學期推出。據社科院張樹華研究員介紹,該書徹底否定了蘇聯解體前后充斥蘇聯國內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表示應當對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執政理念進行嚴肅反思,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承認蘇聯輝煌顯著的成就,反對把蘇聯歷史簡單說成“肅反”和勞改營。人物評價上,該書認為斯大林作為一個“復雜的領導人”,仍然是蘇聯最偉大的領導人之一;戈爾巴喬夫則應當對蘇聯解體負有重大責任。
即將成為俄國內教科書的《俄羅斯歷史(1900—1945)》貫徹了同樣的歷史觀,在蘇聯體制、“大清洗”、農業機械化等重大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評價等問題上提出了新的觀點。社科院吳恩遠研究員認為,教材對蘇聯在20世紀20—30年代形成的體制給予積極評價,承認工業化、國家管理經濟和社會主義在俄羅斯發展歷史過程中的功績。同時,對30年代“大清洗”的評價也由全盤否定轉為認可其客觀意義,對農業機械化也作出肯定,認為機械化解決了經濟政策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隨著新編歷史教科書的出臺,俄羅斯新的歷史觀初現端倪。新的歷史觀為扭轉蘇聯解體以來的錯誤觀點、引導俄羅斯政治發展和國內學術進步將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對于我們研究俄羅斯國內政治思潮及其外交走向提供了重要參考。尤其令人關注的是,該書大力宣揚愛國主義精神,要求對俄羅斯青少年加強國家意識教育。這是塑造俄青年歷史觀和價值觀、重塑民族意識的重要步驟,也是其加強軟實力的重要手段。
窺一斑而知全豹,對歷史的重新定位關系到俄羅斯的發展方向。作為俄羅斯政治生態的風向標,新版教材成為俄羅斯官方傳達給世界的一個新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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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思潮在俄涌動
不難發現,俄新版教材的背后,實際上正在涌動著新的政治思潮。2000年普京執政以來,“普京主義”在國際社會成為一個“強硬”的代名詞。2008年,雖然任期限制使普京走下總統寶座,但是他在國家中的影響并沒有絲毫減退,背后起作用的正是普京歷經8年塑造的新政治思潮。
從全盤西化的路徑依賴,到今日敢于和西方勢力直面沖突,8年間,普京所改變的不僅是俄羅斯的發展方向與戰略安排,更是俄羅斯的政治生態和政治思潮。同樣,作為普京強國戰略的組成部分,新的政治思潮與政治經濟改革中的破舊立新交相輝映,凝聚著冷戰后俄羅斯社會十余年的變革傷痛,接受了俄羅斯社會8年的考驗。那么在普京卸任的今天,俄羅斯到底有哪些新的政治思潮?
中國人民大學王正泉教授認為,與20世紀90年代不同,當前俄羅斯國內主要政黨和主流民意,都贊成對蘇聯進行一分為二的評價,其中尤其要強調其積極的一面。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股新興起的主流思潮中,俄社會所反思的內容不僅包含對“70年蘇聯歷史的尊重,更有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戈爾巴喬夫及葉利欽時期‘混亂與失敗的15年’的批判。”社科院張樹華研究員告訴記者。反思的實質是借重評歷史來追求自身重新定位,西方的步步進逼已經使得俄自身定位刻不容緩。
歷史觀的意義永遠不止于歷史本身。張樹華認為,隨著歷史觀的變化,“俄羅斯主流思想中的國家觀、民主觀、主權觀、國際觀等都在發生重要改變。而且,這些變化隨著時間和國內外政局的變化越來越鮮明。”
在對歷史的重新評價中,俄羅斯政治主流開始嚴肅反思和堅決排斥“西化”。冷戰結束后,俄羅斯內部經歷了西化的慘痛教訓,外部則不斷受到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擠壓。在華盛頓共識的主導下,通過“休克療法”實現了國有資產的私人化,促生了資本大亨的壟斷,經濟遭受重創。甚至俄羅斯傳統的軍事工業也走上了下坡路。普京上臺后,通過經濟上打擊金融大亨,加強國家對經濟和社會的控制力,保持了社會穩定,并抓住能源價格不斷走高的時機,實現了經濟的復興和國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在此基礎上,對“普京道路”的認可在國內形成共識。但是要實現國家復興,俄必須尋求充分的意識形態支持,對歷史的重新審視將不僅有助于調動俄國內愛國主義熱潮,而且將為普京式具有俄羅斯特色資本主義的探索提供有力的幫助。
此外,隨著國力的增強,俄羅斯國內大國思潮重新泛起,政府控制能力的增強更加強了這一思潮的影響。歷史反思的背后實際上是普京強國戰略的需要。社科院陳之驊研究員同樣認為,這正是以普京為代表的俄羅斯領袖試圖回復俄羅斯大國地位的強烈目標。
國際觀察家認為,當前在涉及國家利益、國家安全等問題上,俄羅斯各政治黨派取得了一致,為俄實現戰略發展奠定了基礎。社科院劉淑春研究員以俄共為例,指出“俄共雖然是當局的反對派,卻與當局立場一致”,在俄羅斯杜馬承認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獨立的決議上,俄共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這是當前俄羅斯政治發展的需要,也是新的政治思潮推動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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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俄羅斯將走向何方?
正如新版《俄羅斯歷史(1900—1945)》教科書編著者之一亞歷山大·菲利波夫所言,“俄羅斯(指蘇聯之前)并沒有比其他國家發展得慢,它落后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形成自己的文明體系,而僅僅是借鑒別人的”,俄羅斯在蘇聯解體之后仍然在模仿西方,在“西化”的道路上掙扎。如今,新版教科書使俄羅斯人重新審視自己在20世紀的歷史。
那么,問題的關鍵是——在21世紀,俄羅斯將走向何方?
如果說葉利欽執政的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還在迷霧中探索前行,那么2000年普京上臺后大刀闊斧的改革則成為將俄羅斯帶到陽光地的“福祉”。社科院文獻信息中心副主任張樹華認為:“時至今日,俄羅斯仍在延續著‘普京道路’,貫徹著‘普京計劃’和普京的治國思想。”
冷戰結束后,俄羅斯的民主政治建設雖然花了不少力氣,但是并沒有獲得西方的認可。2007年,西方主流雜志《經濟學家》進行的民主國家排名中,俄羅斯被排在100名開外。面對西方對“俄羅斯民主”越來越激烈的指責,俄羅斯正在探索“有管理的民主”、“主權民主”、“發展式民主”等俄式民主之路。特別是2003年俄羅斯周邊國家爆發有西方背景的“顏色革命”以后,普京當局開始更加認真思考俄羅斯的政治道路。
俄羅斯在經濟領域的改革思路同樣清晰。2005年左右,俄羅斯政府舍去了包含自由主義傾向的“福利貨幣化”改革方案,并接連出臺一系列重新國有化和加強國家經濟調控的政策,支持國有企業擴張,尤其注重石油企業的國有化。設立政府穩定基金,支持對外重組和并購。面對世界能源和金融危機,俄羅斯加快資本和產業集中,把能源資本轉化為金融資本,開始對外擴張。俄羅斯學者將此概括為與“主權民主”并行的“一條主權經濟發展之路”。
同樣,俄羅斯的國際戰略也越來越明顯。8月8日俄格沖突的爆發,說明俄羅斯為阻止美國利益擴張已不惜使用武力。社科院歐亞所副所長董曉陽研究員認為:“這是俄羅斯順勢而為的戰略抉擇,而非逼不得已的舉措。”張樹華也認為,“俄羅斯對外安全戰略的轉變,從2007年2月10日普京在慕尼黑國際安全會議上的講話中已經初見端倪,這也可以概括為要走一條‘主權外交和實力軍事’的道路。”在政治方向明確、經濟實力上升的基礎上,俄羅斯的大國戰略越來越清晰。
董曉陽認為,伴隨著俄國內自由主義力量的減弱,俄羅斯的發展將“回歸傳統”,沿著近代以來的強國脈絡重新崛起。張樹華認為,俄羅斯經歷了戈爾巴喬夫時期“民主社會主義改革道路”的災難,葉利欽8年多 “野蠻的、貪腐的、寡頭的、強盜式的資本主義”,至普京上臺先是宣稱要走“歐洲道路”,最近幾年開始嘗試俄式國家資本主義。梅德韋杰夫繼任之后,俄羅斯學者稱,俄羅斯開始傾向一種“法治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無論如何命名,俄羅斯當前都會避免西方自由主義的迷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各個方面加強國家和政府的控制力,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平衡各方力量,尋求國家復興之道。
冷戰后曾因倡導“歷史終結論”而名噪一時的福山,面對資本主義的挫折,也不得不承認制度發展的多元性。當下美國金融危機更讓世界質疑美國式資本主義。正像人們打破自由選舉一定是民主政治的迷信一樣,俄羅斯也將擺脫西方的束縛,依據自身特點,重思自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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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與美國:一場“硬”沖突?
7月,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在八國峰會上指出,由于經濟處于嚴重的衰退狀態,美國不應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也“沒有資格”主導或干預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向。如果說這還僅限于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言語批評,那么8月俄格沖突的爆發則使雙方的沖突走向了公開。在核心利益邊界明顯的前提下,雙方似乎陷入了“硬”沖突的博弈。
社科院歐亞所董曉陽研究員認為,格魯吉亞事件的意義遠遠超出俄羅斯和格魯吉亞雙邊關系的范疇,它將對國際關系準則帶來巨大挑戰,影響世界格局的變化,甚至影響全球發展。俄總統梅德韋杰夫更直截了當地說:“對于俄羅斯而言, 2008年8月8日就如同美國的2001年9月11日。”
通過軍事沖突,俄羅斯試圖告訴美國:武裝干涉的權利并不僅僅屬于美國。在俄羅斯捍衛國家利益的方式更加多樣化的前提下,美國的不確定感和不適應感將遠遠超出人們的預期,因為俄羅斯對格魯吉亞的“教訓”有可能從“例外”轉而成為“常規”。
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不斷壓縮俄羅斯的生存空間,在俄羅斯“眼皮子底下”迅速擴張。8月20日,美國和波蘭導彈防御系統簽訂協議。至此,以波蘭、烏克蘭、格魯吉亞和波羅的海三國為主的親西方國家將在俄羅斯的西部邊境建立前所未有的“圍墻”格局。不難想象,面對核心利益的侵害,俄羅斯已經忍無可忍。普京的強國戰略和加強國家控制力的政策之所以能夠獲得俄國民的支持,與此客觀條件休戚相關。
核心利益關系到一個國家的生存。美國的軍事外交政策將軍事設施架設在俄羅斯的門口,對俄羅斯國家安全的核心利益產生了直接威脅。而對于美國而言,似乎只要觸動其在國際體系中的霸主地位,試圖改變國際關系的規則,哪怕是國家自身發展模式的選擇,都可能構成對美核心利益的挑戰。原因很簡單,美國的霸權建立在對世界的剝削基礎上,建立在當前既定的國際機制和地緣政治格局上。
董曉陽認為,普京上臺后俄在社會發展模式的新探索構成兩國核心利益沖突的深層次根源。此次沖突表面上是俄羅斯在教訓格魯吉亞總統薩卡什維利,本質則是俄美矛盾的公開化。在美國看來,俄羅斯的國家戰略所導致的將是俄羅斯在歐亞大陸影響力的重新回升,而俄羅斯在國際石油等重點問題上的發言權無疑意味著美國控制力的下降。所以,美國極力壓制俄羅斯是要保住顫巍巍的霸權地位,而俄羅斯的反擊則是在力爭堅持自身的發展道路。
同時,俄美在意識形態上的對抗也初現端倪,集中體現在雙方對國際秩序認識的歧義上。在八國峰會上,梅德韋杰夫毫不客氣地說,美國經濟已陷入了一種“抑郁癥”式的蕭條狀態,去年發生的金融危機已從實質上動搖了世界各國對美國信貸體制的信任。而此次美國經濟衰退傳達給世界的信號正是:全球經濟結構需要改革。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必須告別一國中心,建立在“多貨幣”的基礎上,減少對美國和美元的依賴性。言外之意,美國已經沒有資格主導國際經濟體系。而歷史告訴我們,失去經濟霸權的國家是不可能掌握世界霸主地位的。
相關專家認為,在這場“硬”沖突中,俄羅斯會表現得更加堅決。因為與美國相比,俄要維護的是實實在在的核心利益,它的妥協余地更小。而美國只是要“滿足貪欲”、保住“不合理的收益”。9月16日,俄總理普京正式宣布,俄羅斯2009年的軍費將增長27%,達到2.4萬億盧布(941億美元)。這一決定得到了俄杜馬議員的廣泛支持,再次表明了俄羅斯的戰略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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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國際格局:“動蕩的跳躍”期
2008年8月,一個讓世界注目的時間。奧運會期間中國所展示的新形象,和俄格沖突中俄羅斯不惜戰爭的氣勢,都在使世界反思。
無怪乎某些西方媒體竟以“8月8日改變了世界”為題,對當今國際格局提出新的疑問。
緊隨其后,9月15日,美國雷曼公司倒閉,美林銀行被收購,金融危機隨之而來。一時間,“金融危機重創英美模式”、“金融危機將迫使美國重整霸權”、“世界質疑美國式資本主義”的報道紛至沓來。人們對美國的霸權地位、對新自由主義思潮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的懷疑已經不是什么新聞,但是像今天這樣人們拿著眼前的事情重新對美國霸權進行反思之時,世界格局醞釀已久的改變或許又將前進一步。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認為,當前國際格局正處于“動蕩的跳躍”期,世界格局有可能打破原有的平衡,經過動蕩建立新的平衡。
與以往不同,俄羅斯在此番國際格局變革中開始以強硬的姿態面對西方,面對美國,給了西方當頭一棒。10月7日,中國空軍上校戴旭在《環球時報》撰文指出,此次沖突,“美國嚴重低估了俄羅斯的戰略決心,終于在今天遭到俄羅斯的猛烈反擊,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他斷言“俄羅斯將取得這一戰略回合勝利,并將乘勝追擊,將美國逐出中亞地區。”并爭取“將美國的反導系統‘趕出’東歐”。
與此同時,俄羅斯在其他地區的影響也在不斷加強。長期以來,武器銷售領域一直是俄羅斯與美國競爭相當激烈的領域。在中東,俄羅斯依然保持著和伊朗、敘利亞等國家的武器出售。最近,俄對外軍售計劃使以色列國內驚懼一片,以總理奧爾默特甚至準備將耶路撒冷市中心的一塊地產移交給俄羅斯以示誠意。此外,俄羅斯也在不斷加大對非洲和拉美地區的武器關注。
近來,俄羅斯在拉美這個“美國后院”的活動使美國更加不安。除了軍事領域的交流,俄羅斯還在能源、經貿等領域建立自己在拉美的全面影響。9月16日,俄空軍兩架圖—160型戰略轟炸機在委內瑞拉受到委總統查韋斯的接見。兩國還達成一致將于11月在加勒比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同時,俄還將加強與委能源合作。7月,俄總統梅德韋杰夫與查韋斯簽署三項能源合作協議。9月17日,俄羅斯副總理伊戈爾·謝欽在加拉加斯宣布,俄羅斯幾家油氣公司將首次在委內瑞拉組成財團,在委及第三國開展能源合作李慎明。此外,俄格沖突發生后,謝欽兩次訪問古巴,并答應協助古巴成立航天中心。
其實,俄羅斯與拉美國家的接近,世界對中國模式的認可,其原因不止于俄羅斯或者中國的發展戰略,更多的是各國出于發展需要而進行的戰略抉擇。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世界各國對以美國為首的霸權體系的深刻反思,對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美國在世界政治軍事安排的抵制,希望在全球化發展的新時期發掘新的國家關系模式,重新定位自身的發展戰略。所以,世界格局變革的主角遠不止美、俄,而是對國際關系新秩序的一種調整。
也許20年后人們會發現,當前或許正是各國適應新的世界格局的過程。在這一格局中,發展模式的多樣化使西方模式的光環逐漸消弭,而世界格局多種勢力的競爭逐漸走向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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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有意引爆的危機:剪美國人民的“羊毛”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余斌副研究員認為,這場金融危機不是意外發生的,而是有意引爆的。在這次美國次貸危機中損失慘重的是美國的養老基金。因此,這次金融危機首先是對美國人民的一次“剪羊毛”行為。蘇聯解體前,美國為了與蘇聯爭奪人心,不得不對工人階級做了較大的讓步,使得工人階級以養老基金和儲蓄的形式積累了一部分財富。蘇聯解體后,美國無須再爭奪人心了,不僅打壓了工人的工資,而且還削減了福利。但這還不夠,美國的金融大亨們還盯上了美國工人階級積累的那點財富,通過這次美國次貸危機,他們不僅使工人階級失去了儲蓄,還失去了積累起來的養老基金。
不僅如此,金融危機還是對世界人民的掠奪。美國中央銀行——美聯儲是美國金融大亨的私有機構,它要向社會提供美元,只能用購買美國政府債券和向商業銀行貼現兩種辦法,尤其是前者。余斌說,如果只是購買美國政府債券的話,美聯儲就只是美國政府的印鈔機,那么美國金融大亨也沒有必要費力控制美聯儲,因此,美聯儲還要采用其他渠道注入貨幣。而救市就是一個很好的渠道,它能使控制美聯儲的金融大亨們獲得濫發美元的機會而又不受人質疑,同時獲取大量鑄幣稅,這實質上就是對世界人民的掠奪。
余斌認為,美國這次金融危機也給了美國銀行家很好的控制產業資本的機會。這也是這次金融危機的目的之一。
金融危機的深層根源
李慎明對金融危機的深層根源作了深刻剖析。他指出,只有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才能解釋清楚這件大事的根本原因。這也是馬克思的《資本論》近來在西方重新獲得青睞的根本緣由。
李慎明談到,早在1867年,馬克思就指出:“昨天,資產者還被繁榮所陶醉,懷著啟蒙的驕傲,宣稱貨幣是空虛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貨幣。今天,他們在市場到處叫嚷:只有貨幣才是商品!他們的靈魂渴求貨幣這一唯一的財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樣。”馬克思還指出,金融危機“就像一個比普通危機問題本身還要難解的謎,難住了那些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人”。1889年,恩格斯也指出:“金融市場也會有自己的危機,工業中的直接的紊亂對這種危機只起從屬的作用,或者甚至根本不起作用。”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說:“帝國主義的特點,恰好不是工業資本而是金融資本。”他還說:“金融資本是一種存在于一切經濟關系和一切國際關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說是起決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夠支配而且實際上已經支配著一些政治上完全獨立的國家。”重讀這些論述,可以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并未過時,并且有著無比強大的生命力和歷史穿透力。這對我們認識當前美國甚至全球的金融危機和預見世界格局的變化,會有醍醐灌頂般的感悟。
蘇東劇變、蘇聯解體、蘇共垮臺,使社會主義運動處于空前的低潮,資本主義則處于二戰之后的峰巔。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正利用其在經濟、政治、文化、科技和軍事諸方面的優勢,竭力推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極大地拓展資本主義的發展空間。以信息技術為先導、主導的高新科技革命也極大地推動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的迅猛發展。從此也帶來了一系列的世界性問題,其中包括當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機。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在當今世界,美國領銜的新的信息技術革命,使資本所雇傭的人數愈來愈少,而產品價格和質量卻愈具競爭力,因而產品的市場便愈具全球性。從現代化交通通訊工具、計算機軟件等高科技產品到牙膏、洗衣粉等簡單的生活必需品,在全球處于壟斷地位的大都是那幾家國際知名品牌。這就使得國際壟斷資本在世界各地源源不斷地獲得超額壟斷利潤。
第二,因特網的廣泛使用,使國際資本流動速度以幾何級數加快。國際資本可以脫離實物經濟和生產環節,在金融及其大量的金融衍生品領域,僅僅通過小小的鼠標輕輕一點,在瞬間就能掠奪別國和他人的大量財富,從而實現自己價值的呈幾何級數的增長。
正是主要基于以上兩點,產品市場的全球化和國際金融的高度壟斷,吮吸窮國、窮人的“雙管齊下”,使得當今經濟全球化時代里,在全球范圍內,與其說必然,不如說已經出現這樣一個最基本的經濟現象:窮國、窮人愈來愈窮,富國、富人愈來愈富。
現在,無論富國、窮國,貧富差距基本上都在急遽拉大。換句通俗的話講,窮國、窮人,已經沒有多少錢可供發達資本主義再來榨取。這就是生產的全球化其中包括金融產品的全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矛盾帶來的必然結果。
資本的本性是貪婪的,目光是短淺的。它們根本看不到這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消費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科技革命特別是信息革命又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發生很大變化,這些國家把那些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而信息技術所需要的巨額資金和尖端的科學技術研發條件,又只有發達國家才可能擁有,而發展中國家卻只能被迫遵守經濟全球化的分工,這樣不僅使二者之間的差距進一步加大,也使二者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深。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GDP在上升,但是其GNP卻在下降。并且,其產業主要是一些高耗能和原材料高污染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利潤極低。比如,在我國生產的價格為200美元的耐克鞋,外國設計者可得100美元,品牌商可得90美元,我國工人和企業僅能得10美元。我國出口一臺DVD,交給外國的專利費是18美元,企業只賺1美元。不少第三世界國家成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車間和相關生產線;外資企業在有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對外出口中占其出口額的50%以上,從而使第三世界國家的可持續發展遇到嚴峻的挑戰,發達國家還反過來指責第三世界國家威脅了他們。這決不符合事實,更不公道。與此相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結構也發生了變化,由于高耗能高污染企業轉向國外,加上生產與管理的信息化,使這些國家中藍領工人的需求量大為減少,失業人數相應增加,其國內的社會矛盾隨之加深。近幾年以來,英國、法國等動輒幾十萬上百萬工人罷工、移民騷亂和發達國家內部反全球化浪潮的出現便是其深層次社會矛盾的顯現。
2000年美國股市破滅,為挽救其經濟頹勢,美國將美元利息降到1%,并規定可以把房屋增值部分到銀行進行再抵押。因此,美房市大漲,此后5年上漲60%以上,美新增GDP中有50%以上來自房地產。近年來,美居民每年從房地產增值中獲利近萬億美元。所以美居民消費旺盛,儲蓄率到2006年7月已跌破-1.5%。這就是美巨大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由于財政和對外貿易連續數年的高額的雙赤字,美國急需引入外資填充。而外資進入,需要提高利率,所以從2004年6月28日到2006年兩年中,美聯儲共17次提息,從1%升為5.25%。長期房地產抵押貸款利率現已上升為6.8%。利率高調直接打擊了房地產。房地產投資放緩,新房銷售量急劇下降,房屋抵押貸款申請也連續下降。這又直接打擊了美國GDP的增長。這就是美國次貸危機暴發的直接原因。
1929年美國等西方強國的經濟大蕭條,本質上是信貸擴張引起實體經濟生產過剩的危機。而這次美國的次貸危機,則是信貸擴張而引起的消費領域特別是房地產領域的生產過剩危機。1929年與2008年的金融危機表現形式雖然不同,但說到底,依然是美國普通老百姓收入少,消費不足的根本制約與結果。這仍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個人所有的根本矛盾所引起、所決定的。
李慎明由此指出,經濟全球化和高新科技革命,對于國際壟斷資產階級而言,無疑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并在一段時日內,可以使得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基本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另一方面,我們在充分估計資本主義生命力的同時,也必須看到: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高新科技革命的進一步深入發展,不但不可能消弭反而會在全球范圍內進一步加劇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矛盾。隨著這一矛盾的進一步加劇,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壟斷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西方發達國家與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矛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以及全球范圍內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等世界性難題,也將進一步趨向激化。這些矛盾與難題,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解決的。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的進一步強化,只會使這些矛盾與難題進一步加劇。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主席團秘書長何秉孟認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中心、血脈,金融危機就是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前幾年,曾有人認為美國式的“新經濟”使資本主義跳出了周期性經濟危機規律的支配,這種說法沒有任何依據。經濟危機是對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破壞,是對社會資源的最大浪費,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必然被社會主義取代。
何秉孟指出,新自由主義及其模式問題重重,市場至上、政府在市場中不起任何作用的時代早已結束。美國金融市場過度的自由化,金融衍生產品泛濫,金融衍生創新交易花樣百出,重創新而輕監管。因此,“國家的復權”現象已在歐美國家紛紛出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谷源洋認為,這種現象的出現意味著金融風暴的“風力中心”已不再局限于美國華爾街,意味著里根—撒切爾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即“市場至上主義”受到質疑甚至否定。然而,金融自由化在西方發達國家不會發生根本性的逆轉。
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先由政府接管五大投資公司之二的房地美、房利美兩大公司,接著又實施由政府出資7000億美元的巨額資金,拯救華爾街一批瀕于破產的金融大亨,足見政府干預力度之大。這種做法被西方媒體譏諷為“社會主義式救市”。何秉孟認為,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即將走向衰落。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陳寶森認為,監管的缺失,法律的漏洞,華爾街的貪婪以及美相關政策是此次危機的根源所在。雷曼轟然倒塌是美國金融體系重創新、輕監管和制度漏洞的明顯例證。雷曼垮臺就垮在吃了劇毒的“高杠桿率衍生產品”。第一,這些衍生產品是經過包裝的爛蘋果,如MBS、CDO和CDS。從第三季度財報看,雷曼在投資銀行業務和投資管理業務上都有6億多的盈利,就是在自營固定利率債券上虧損了45億,衍生品的問題集中反映了監管的缺失。第二,雷曼之所以巨虧又是因為它的20多倍的高杠桿率,把它的虧損極大地放大了。這反映了制度問題。陳寶森說,美國金融危機不僅損害了美國經濟和美國老百姓的利益,也損害了世界經濟和全球人民的利益。所以糾正美國金融制度的問題已經不僅是美國自己的事,也是國際大家庭的事。
致命的缺陷:美國發展模式
中國人民大學汪亭友教授認為,美國依靠本國的資源很難實現可持續的增長。美國要維持自己的經濟狀態、生活水平、消費方式,必須建立在資本的國際剝削并掠奪別國資源的基礎上,世界經濟秩序乃至政治秩序必須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為實現這個目標,美國在意識形態領域大肆推行美國的價值觀,鼓吹美國模式。在經濟領域推行新自由主義,允許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資本可以自由進入別國經濟的一切領域,特別是擁有龐大市場的發展中國家,而不受所在國政府的監控。
據統計,美國從1945—2008年這63年時間里,共參加了全球30場戰爭。美國發動的對外戰爭,都是服從服務于對外搞霸權的戰略利益。搞霸權的目的,就是要維護壟斷資本的對外擴張,就是要實現資本對全球資源的控制與掠奪,從而延續所謂的美國模式。布什政府所能用的“招”幾乎用盡了。在美國歷史上,還沒有哪屆政府能像布什這樣使用這么多樣化的對外措施。這表明美國在進入新世紀后國內隱藏著巨大的危機。盡管外在的力量能夠幫助美國緩解或轉嫁國內危機,但目前世界上可資美國利用的這種外力可能有限了。比如俄羅斯對美國的態度越來越強硬,發展中國家越來越注意防范美國。
汪亭友說,在這樣的新背景下,美國依靠對外政策不足以轉移或掩蓋美國國內矛盾了,這樣,美國自身的問題必然就凸顯出來。這次金融危機就是這個背景下的產物。而且,這次金融危機暴露的,可能只是美國暗藏的諸多問題的冰山一角。
來自危機的警示
很多學者談到,美國金融危機帶給我們很多警示,需要認真汲取。
——加強監管
美國推出的許多創新的金融衍生產品,對繁榮金融市場和市場經濟發揮過重要作用。陳寶森認為,創新應當鼓勵,但有創新而放松監管等于玩火,在機構投資者已經壟斷金融資本的條件下,對其追求利潤的動機不加約束就會扭曲資源配置,在各個領域制造泡沫,最后泡沫崩破,導致危機和災難。所以政府和市場這兩手,必須是兩手都要硬,而不能一軟一硬。當然又必須各司其職,不能越位。此次危機還暴露出美國的經濟體制、金融體制及經濟、金融運行機制并非像美國金融寡頭們吹噓的那么健全,而是極度腐朽和脆弱的。何秉孟認為,這并不是美國人想不到,而是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使然。
——勿過度透支未來
谷源洋認為,“美國信用體系越來越‘廉價’,不斷放寬貸款條件,沒有信用記錄或信用記錄很低的人可以申請到貸款,使透支未來的消費習慣愈演愈盛,最終成為這場悲劇的導火索。”
——退而結網
“美國金融危機導致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已經大大增長。在此情況下,我們要做最壞的打算,準備美國經濟的復蘇要有1—2年的時間。要防止因國際環境惡化而引起國內經濟的大起大落,要繼續調整產業結構,促進內需。對外界要中國救美國的說法,頭腦要清醒。”陳寶森說。
同時,不僅要看到當前的金融危機,還要看到潛在的石油和糧食危機,要抓住當前的好機會,充實石油庫存,購買稀有金屬,增強糧食儲備,促進農業生產,確保國家的經濟安全。
——爭取國際話語權
“這次危機后,美國的金融體系一定要動大手術,但由于利益集團的作祟,美國不可能靠自己完全搞好,我們要爭取在國際組織中對美國金融體系改革的話語權和監督權。”陳寶森說。
金融危機影響國際問題
美國金融危機對拉美經濟形勢的影響主要表現為這些國家的股市行情大幅下跌,初級產品出口價格呈現跌勢,但總體看影響不是很大。
中國社科院拉美所副所長宋曉平認為,拉美國家不會像20世紀90年代那樣弱不禁風,輕易地卷入金融危機,今年拉美地區經濟有望保持中速增長。由于前幾年這些國家經濟受世界市場需求旺盛拉動,初級產品出口活力大增,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財政收支改善,外匯儲備增加,公共外債壓力緩解,金融和銀行系統免疫力得到增強。拉美國家正在積極采取措施,應對金融風暴,調整公共開支,增強對生產和出口部門的信貸支持,保持投資水平,加大貨幣政策力度,降低通貨膨脹預期,加強社會政策等。但是這些國家的經濟前景仍存在不確定性。若國際社會聯合救市行動遲遲難以奏效,金融危機全面沖擊實體經濟,國際市場需求銳減,依賴初級產品出口的拉美國家很難獨善其身。
此次危機還對拉美產生了深層次的影響,美國模式在拉美地區威風不再,處境尷尬。巴西總統盧拉揚眉吐氣地說:“對拉丁美洲指手畫腳的那些銀行現在破產了。”他還揶揄說:“以前我們這些國家十分脆弱,當美國打噴嚏時,巴西和委內瑞拉就感冒。而今,發生危機的是美國,增長出現問題的是歐洲,而我們處于一種更加平靜的狀況下。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沒有風險。”話語間流露出實現自己發展理念的自信心。
美國金融危機甚至對伊朗核問題都產生了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所余國慶認為,隨著大選形勢的明朗,外交問題隨時會成為雙方辯論的主題,伊朗核問題遲早會成為考驗對壘雙方智慧的選題,奧巴馬當選為美國新一任總統后,中東問題,尤其是伊朗核問題,都將是擺在其面前的難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王立強認為,美元的霸權是依靠軍事霸權和話語霸權支撐起來的,美國用美元交換別國的實物財富,以債務人的身份形成它的霸權,所以,美元貶值,我們的資產也要相應縮水。隨著美元信譽的垮臺,美國在歐洲的資本主義伙伴國家已經出現動搖,歐盟國家很早就感受到美國利用匯率來剝奪和壓制歐洲發展,因此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勢在必行。
此前,法國總統薩科齊就在向全國的電視講話中,認為此次美國金融危機是資本帝國終結的象征。薩科齊認為20世紀管理經濟的方法以及全球化的觀點很多都已過時,他號召世界主要國家舉行高峰論壇建立一個新的金融秩序,并將金融危機幕后的黑手繩之以法。
居安思危,科學應對
百年不遇的金融風暴橫掃整個華爾街,加劇了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導致全球股市在波動中下跌。在全球化的金融市場環境下,金融危機是全球性的危機,將使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我國必須居安思危,科學應對。
這些年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存在巨額的逆差,過去的傳統是逆差要用黃金交易來彌補,但是美國只拿出印上美元符號的紙幣來彌補。這些紙幣在交換了我國的商品后,即使中國政府買美國國債將這些紙幣又投入美國金融體系,也不會導致美元貶值,因為這些美元的價值由中國的商品支撐。而中國在得到這些美元進行外匯儲備時要印制相應的人民幣。這些人民幣所對應的商品在美國,如果它們大量進入中國市場,會導致巨額的通貨膨脹。因此,中國的央行采取央行票據和提高準備金率等手段,把它們控制在銀行里,限制貸款。
余斌認為,這些年來,中國的貨幣發行是一種外匯儲備發行方式,每儲備1美元外匯就發行數元人民幣。這種發行方式要改變。貨幣不是生產資料,即使將美元儲備改為歐元儲備,也還是貨幣儲備,不能用于再生產。中國應當儲備那些用于再生產的生產資料,這樣無論金融市場如何動蕩,我們的再生產過程可以不受影響,人民的消費需求能夠從生產中得到滿足。
汪亭友認為,我們的出發點,首要的是維護我國的利益,保護我國企業的利益和正當權益,而顯然不是要去救美國的市。我們在過去幾十年里積累的外匯來之不易。在美元持續貶值的情況下,對是否購買美國的新債券更要謹慎。對美國國內的輿論高調希望中國伸出援助之手,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而對于這次危機對中國的影響,要辯證地看。美國經濟衰退肯定對我國不利。但從長遠和根本上看,美國經濟衰退對我國來說,利遠大于弊。因為這更有利于我國振興與強大,有利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復興。
毫無疑問,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將面臨更加復雜甚至更加嚴峻的國際環境。這愈加需要我們居安思危,科學應對,密切關注美國以及國際形勢的走向,因勢利導,化險為夷,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燦爛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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