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聲明：此文轉載《環球時報》原標題為——【美國三大評級機構遭世界抨擊 被質疑幫美實現霸權】）

●本報駐美國、英國、德國、韓國特約記者　黃曉閔　紀雙城　青　木　詹德斌　●王曉雄

在美國國會為調查“金融海嘯”“元兇”究竟是誰的聽證會上，最新的主角竟然是被視為“金融市場看門人”的美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在瘋狂投資、漠視風險的十余年間，三大評級機構不僅沒有中立、客觀地評定債券的信用度，反而在收取了高額評級費后，為“有毒債券”貼上“優質”的標記，與華爾街一起欺詐全世界。曾幾何時，美國政府和企業總是以美國的價值觀和標準衡量世界，而三大評級機構在美國經濟霸權的保護下，以一種“天賦”的優勢地位對全球上至主權國家下至上市公司“評頭論足”。而如今面對自己種下的惡果，就連穆迪的高管也羞愧地承認，“我們將靈魂出賣給了魔鬼”。美國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再次受到全世界的拷問。

“看門人”承認違背職業操守

“在銀行和保險公司之后，輪到評級機構的老板們接受指責了。”法新社稱，在美國眾議院政府改革與監督委員會22日舉行的聽證會上，議員們指責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這三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盲目跟隨華爾街“發狂的暴徒”，未能發現“停留在世界金融航線中的冰山”。三大評級機構則承認，為了保住市場份額，他們曾違背職業操守。

在整個金融體系里，評級機構扮演著金融市場“看門人”的角色，通過“評分”來反映相關資產投資的風險度，他們亮出的“3A”評級被視為安全投資的黃金標準。《紐約時報》23日說，從美國房貸市場的崩塌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大評級機構大大低估了市場資產的風險。2002年到2007年間，三大評級機構將華爾街制造出的數千種創新債券評為最適宜投資的“3A”級別，直到今年春季，各評級機構才開始將新發行次級債的評級調低，7月份后又大范圍調低幾乎全部次級債的評級。美聯社說，降低評級直接導致了全球投資者的恐慌拋售，從而成為金融危機的導火索，而三大評級公司卻早已賺取了大量利潤。

英國《獨立報》披露說，穆迪的一些員工直到一年前還在為單純追求利潤而對已經暴露出問題的證券給予過高評估，尤其是在2004年和2005年，為了爭奪市場份額，穆迪在金融衍生品的評估上不斷幫著客戶往最低的標準看齊。英國《金融時報》23日說，在“降格以求”的原則下，三大評級機構的收入從2002年到2007年翻了一番，達到60億美元。眾議院政府改革與監督委員會主席亨利•瓦克斯曼在聽證會后表示，評級機構的丑聞是美國經濟的一大敗筆，“數以百萬計的投資者依據評級機構的評估作出判斷，可他們卻辜負了投資者的信任，聯邦監管機構忽視了監管，結果就是令我們整個金融體系陷入危機”。共和黨眾議員謝斯不無失望地說：“我認為評級機構一點用處都沒有，毫無品牌可言。如果有錢投資，我不會信任它們。”

盡管三大評級機構標榜“向投資者提供準確情報”，但其“預警”功能卻屢遭質疑。1992年標普及穆迪給予倒閉的一家保險公司過高評級，令投資人損失慘重；1996年加州橘郡指控標普未能對該郡投資的基金風險進行恰當評估，導致該郡擴大舉債終至破產；2001年安然與2002年世通等大公司出現財務欺詐丑聞，評級機構也均未作出預警。被三大機構同樣評定為“A級”的企業，一家健康發展而另一家卻瀕臨倒閉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為了賺錢，我們把靈魂出賣給了魔鬼”

“為了賺錢，我們把靈魂出賣給了魔鬼。”這是２２日聽證會上披露的最具震撼力的一句證詞。此話出自穆迪一位經理級人士。三大評級機構的不光彩行為，連日來不斷被媒體揭露。《紐約時報》轉述曾在標普擔任按揭評級業務總經理的弗蘭克•瑞特的話說，公司犯錯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利益驅使了行為”。瑞特在2005年從標普離職，他說，其實早在2001年標普就擁有了一套更新且詳盡的按揭貸款評審模式，卻沒有將其運用到隨后的250萬宗貸款案例中，因為“這種新模式不能為標普增加利潤”。２２日聽證會上公布的標普內部的電子郵件記錄顯示，一次，瑞特被要求對某個抵押債券進行評級，他請總裁提供詳細資料，但總裁的回復卻是：“任何對貸款信息的要求都是不合理的。提供信用預測是你的責任，你應該找到某種方法來完成它。”瑞特說：“這是我職業生涯里收到的最令人震驚的備忘錄。”《加拿大環球郵報》披露了2007年4月標普高級分析師穆尼與同事的一次網絡聊天記錄。穆尼的同事薩哈說：“這樁交易太離譜了。”穆尼說：“我知道，咱們的評級忽略了一半的風險。”薩哈說：“那我們就不該對它進行評級。”穆尼回復說：“我們對什么都可以評級，哪怕它是一頭母牛。”《國際先驅論壇報》的報道稱，評級機構的工作人員早就知道為這些金融衍生品“涂脂抹粉”會出事，一位標準普爾的雇員2006年曾對同事說：“希望這座紙牌搭成的大廈傾倒時，我們已經賺夠錢退休回家了。”

表面上看，銀行、企業似乎是評級機構的“衣食父母”，但實際上，卻是后者掌握著前者的命運。有這樣一個例子。德國再保險業巨頭漢諾威再保險公司本不是穆迪的客戶。有一天，該公司收到穆迪寄來的商業信函，信中說，穆迪愿意為該公司提供免費的評級服務，并希望未來能為其提供收費服務。當時漢諾威已經是其他兩家評級公司的客戶，便拒絕了穆迪。但穆迪還是開始為漢諾威評級，并連續兩年給出了很低的級別，予以公布。漢諾威仍堅持不予付費。2003年，在其他評級公司都認為其財務狀況良好的情況下，穆迪突然把漢諾威的債券級別降至垃圾一級，結果引起拋售潮，幾小時內就損失了近兩億美元。漢諾威最終不得不向穆迪投降。

美國《商業周刊》23日題為“找出信貸市場最弱一環”的文章質疑說，標準普爾綜合指數中被評為最有價值的181家企業和機構，實際背負著3880億美元的債務，這樣的信譽指標究竟從何而來？讓我們看看三大評級機構的收入構成吧。向客戶收取年費以及對每項評級收費是評級機構的主要收入。也就是說，他們一邊從受評級的上市公司那里收取費用，一邊又要向投資者提供有關上市公司的情況。而一些投資銀行為了拿到好的評級，往往“貨比三家”，挑選能給自己最高評級的機構。2001年以前，評級機構為企業評級所得到的收入占其收入的絕大部分，但隨著近年來美國房地產市場的膨脹，為房貸相關的抵押貸款證券評級的收入大大超過了主業收入。去年8月，標準普爾對外發言人克里斯•阿特金斯在《時代》雜志上撰文稱，他們為次級債評級的收費是為公司債券評級收費的3倍，價值10億美元的次級債可以給評級公司帶來120萬美元的收入。從2002年至今，與次級債相關的證券已發行了１萬多億美元，初步估算，這給三大評級機構帶來了１２億美元的收入。在利益驅動下，評級機構不再客觀。以往，美國非金融企業發行的證券能得到最高的“３A”級的比例很小，但近年來幾乎90%的次級債被評為這一等級。

擁有“可以摧毀一個國家的權勢”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曾說，“我們生活在兩個超級大國的世界里，一個是美國，一個是穆迪。美國可以用炸彈摧毀一個國家，穆迪可以用債券降級毀滅一個國家；有時候，兩者的力量說不上誰更大”。弗里德曼甚至說，在上世紀９０年代，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領導人來說，最重要的訪客也許不是其他國家的首腦，而是來自穆迪的職員。

據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報道，1975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建立了“國家認可的統計評級組織”，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三家評級機構成為第一批會員。從此，就只有這三家機構在受保護的市場中蓬勃發展，后來僥幸加入的評估機構也被它們吸納吞并，其他的信用評級機構則根本得不到證交委的批準。可以說，三大評級機構的特權是美國政府賦予的。韓國《每日經濟》說，為了幫助美國的金融資本進行海外擴張，三大評級機構不僅對別國企業進行評級，還將國家列入評級對象，國際金融資本依據它們的評級決定是否對該國投資，一個國家如果受到低級別信用評價，不僅不能吸引到足夠的投資，還會導致已有投資的撤離。資料顯示，1975年標普和穆迪承接的主權評級國家只有5個，而2002年就已達到202個國家和地區。

三大評級機構對美國本土企業和債券網開一面，對美國以外的國家和企業卻飛揚跋扈。德國金融監管機構前總裁曾不滿地表示，美國三大評級機構成為“不受約束的世界霸權”，并“主宰著全球市場”。從加拿大到多米尼加，從俄羅斯到韓國，都對這些評級公司頗為不滿。1995年2月，加拿大準備宣布削減開支、增加稅收以支持加元，就在政策公布前，穆迪擅自宣布將加拿大債券降級，使市場出現了加元和債券的拋售潮。亞洲金融危機時，三大評級公司經常急劇下調受影響的東南亞國家的評級，嚴重加劇了市場恐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在2002年的工作文件中嚴厲批評三大評級公司“倉促下調評級，致使局面惡化”。最近的例子則是，在標普、惠譽連續下調冰島主權評級后，冰島銀行業幾乎崩潰，面臨整個國家破產的險境。本月，標普將韓國7家主要銀行的信貸評級列入負面觀察名單，引發了韓元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最大跌幅。韓國《國民日報》16日援引該國證券市場一位高級人士的話說，這些評級公司似乎是有意從亞洲金融市場淘金。

“雙重標準”受質疑

鑒于體制上的差異，三大評級機構對中國主權及中國企業的評級一直較低。直到2003年年底，標普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都停留在“適宜投資”的最低限。去年7月，穆迪雖然調高了中國政府長期外匯債券評級，但仍低于美國政府國債。而中國大多數銀行即使在金融危機后，評級仍停留在較低級別。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金融風暴之下，中國成了世界經濟的穩定器，而被三大評級機構唱高的華爾街投行卻倒下了。韓國《金融新聞》3日在題為“全球評級公司的‘雙重標準’”的文章中稱，評級機構對美國投行的金融衍生品作出了錯誤的信用評價，從而招致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卻唯獨對韓國的金融界強化標準，非常不公平。《國民日報》也批評說，亞洲市場與發達國家的市場有差異，但這些評級機構只知道按照自己的標準行事。

更有甚者，三大評級機構有時還會配合美國政府，對他國政策橫加干涉。2004年，當布什總統在爭取連任的選舉中表示要通過國際壓力迫使人民幣匯率升值時，穆迪立即跟風，表示將會降低中國債券的評級。據德國《明鏡》周刊報道，2003年，標準普爾將包括德國最大的鋼鐵制造商蒂森克虜伯公司在內的一些德國企業信貸評級降至垃圾級，蒂森克虜伯的股價因此跌至有史以來的最低點。這令德國人憤怒不已。社民黨經濟委員會領導人溫德稱，“不排除德美緊張的外交關系影響了評級結果的可能”。當時，施羅德政府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不斷說“不”。而“巧合”的是，澳大利亞全力支持美對伊動武，標準普爾將澳外匯債券評級升至最高級。事后，蒂森克虜伯委任了一個獨立調查小組評估標準普爾的決定是否公正，德國郵政等9家企業也聯手反擊。最后，標準普爾又上調了對蒂森克虜伯的評級。《明鏡》周刊形容說，美國評級機構仿佛是一個手持“魔針”的巫師，投資者唯其馬首是瞻，這是冷戰后美國的另一個強權工具。

其實，美各界近年來也曾不斷呼吁對三大評級機構進行改革、加強監管、引進新的競爭者，但由于它們在美國實施全球經濟霸權中扮演的特殊角色，政府監管部門一直沒有對其采取嚴格的監管措施。倫敦金融城的衍生品市場分析師懷恩斯特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認為，一直以來，這三大評級機構凝聚著美國資本市場的力量和美國的國家力量，因此其市場權力得到極度膨脹，甚至于幾乎充當了國際金融市場的調節大師，美國也借助于它們在全球推銷其標準和價值觀。然而，國際社會卻缺乏一個機構來監督這些評級機構，它們錯誤的判斷被原封不動地轉嫁到投資者身上，三大評級機構神話的破滅，再次印證了美國價值觀霸權的衰落。但也有美國的分析人士認為，美國將是最先從金融海嘯中站起來的國家，只要華爾街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還在，三大評級機構就仍能以“白武士”的身份，幫助美國完成其全球金融掠奪及經濟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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