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巖:狼終于來了!—五年前關于美國金融產品的警告!
因國際貨幣制度的不確定性而生的全球外匯和衍生金融產品經濟(八)
【摘要】外匯市場、衍生貨幣金融產品現階段已經成為風險巨大的國際貨幣金融市場動蕩之源,而現階段理論上唯一能控制這個市場的,是在最后關頭為維護自己的國家最高利益必然會違反市場制度規則的美國政府。在中國沒有能力直接影響各種國際衍生金融貨幣產品和國際期貨商品價格之前,所有參與之類交易的中國機構最終都是注定的輸家,因為規則和交易都是最終可以由西方莊家,也就是最高端的西方政治決定的,平時西方商業玩家愿意遵守的規則,到最后涉及西方核心利益時是可以被西方政府隨時推翻的。
一、 反客為主、制造數字財富的大買賣:外匯交易
現行國際貨幣制度給我們帶來的一個巨大變化就是全球經濟的實物性大大降低。由于國際金融制度的開放,原本應該從屬于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的國際貨幣買賣既外匯交易、目前已經成為全球經濟活動中最重要的商品買賣。全球市場上利潤最大的交易是外匯交易,同時也是目前全球大銀行的利潤中心 ,這實際上意味著非生產性和非實物性的金融經濟,已經成為目前全球經濟的主角,而能夠為全球所有居民和不發達區域改換生活命運的實物經濟,已經被放在次級的地位。
這種變化從根本上解釋了為什么全球目前大部分地區和國家都還處于一種不發達的狀態,而就是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為什么仍有部分地區衰落和基礎設施全面落后的現象,因為在以實物為基礎的商業社會里,金融資本認為在這些國家、區域和產業內無法實現利潤,因此減少、放緩或干脆拒絕在實物領域內投資。
2004年全球市場上每一個外匯交易日的成交量超過1.9萬億美元 ,這是同一天全球的所有國家貿易總量的48倍,而且全球外匯交易量還以20%至25%的速度逐年增長,而與此同時全球的貿易增張速度僅為5%。在以實物為基礎的商業社會里,如果一個小商店的老板每天只有100元的營業額,卻要每天拿一萬塊錢去打麻將,想以此贏錢但由于概率的原因絕對有可能輸,那么這個人就不是商人而是賭徒,而全球經濟尤其是圍繞著西方金融中心的各個經濟區域,目前在不穩定的國際貨幣制度的驅動下,就已經變成了一個賭場經濟,在這種經濟制度之下,人們期望能從貨幣自身數字的各種變化中,比如股票升降、外匯價格的變化和各種金融資產價格的升降中實現利潤,而不是從真實的實物經濟增長中得到利潤。
其實與實物經濟比如說農業和工業生產相比,外匯資產實在是一種理想的贏利工具,與其它的資產種類相比,今天的外匯交易市場提供了許多非常有用的特征:
一、24小時運作具有的高度流動性的市場:外匯是所有的資產種類中最具流動性、比交易被限制在當地市場的交易時間的債券和股票均具有更強流動性,也比房地產資產有更高的流動性。
二、非常低的交易成本:大量購買一種貨幣要遠比購買股票、債券或者房地產便宜,惟一的成本是在外匯交易中買入價和賣出價之間的差額,這變成了銀行的利潤。
三、外匯市場的深度:當證券市場的投資經理有大量貨幣需要處理時,買股票將會使股價上漲。同樣的當他們賣出這些股票的時候,他們自己的交易再一次使得市場向相反的方向運動。在外匯交易中就沒有這樣的問題:外匯貨幣市場的深度使數十億美元的交易在這里顯得微不足道 。
這樣的賭博性的經濟活動對金融資本來說的確是一種良好的經濟活動,只是這樣的經濟活動無法為整個社會帶來充分就業、帶來基礎設施建設、科學技術進步,更不要說解決目前全球的貧窮和生態環境危機。而人類本來是有力量完成這些目標的,這一切都因為我們巨大的社會整體力量被導入了賭博經濟。
目前,全球所有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加在一起大概有1萬4千億美元 ,如果進入外匯市場,這些錢可以在不到一天的時間內被市場消化,也就是說在目前的外匯市場上,各國中央銀行都已經沒有足夠的力量去保證干預外匯市場朝自己所希望的方向發展,這其中僅僅擁有美元貨幣主權的美國政府是唯一的例外。如果各國中央銀行都無法控制外匯市場的波動并以此來保護自己的經濟體系, 那么一但外匯市場的波動而引發金融危機,其強度足以在數天內完全破壞一個原本穩定的國內經濟次序,屆時普通人和金融風暴中的國家就只有著眼看著外匯市場的波動在短期毀掉自己多少年的辛勤勞動,這就是一系列金融風暴中無數家庭和國家的遭遇 。前些年亞洲各國在1997年外匯金融風暴中的經歷,僅僅是重復了歷史上已經被反復證明的金融危機的破壞力。
二、有可能一夜輸凈的賭場資本主義:衍生貨幣金融產品
而與外匯交易帶來的巨大投機性相比,目前的國際貨幣制度所產生的另一個危險是著名的貨幣金融衍生市場,貨幣金融衍生品本身就是國際貨幣制度不確定性的直接后果;從本意上來說,當國際貨幣體制轉向浮動匯率時,為了防御各種金融風險,各種套期保值對沖的衍生工具被設計出來、并在美英兩國的金融資本圈內開始流行 。而金融衍生工具本身能夠產生利潤的事實,使眾多不僅僅滿足于常規金融產品的投機資金開始轉向衍生產品,從而把衍生金融產品推向一種事實上的金融賭博品種。
從事衍生金融資產管理的機構一方面通過各種方式在合適的地點和地區造市,使市場按自己贏利的方向發展,而不顧給實物經濟和常規金融造成的損害,從而獲得巨大的金融贏利 ,這正是眾多的西方從事衍生金融產品交易的機構在東南亞金融危機時所起的作用。而另一方面,由于充滿巨大不確定性、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同樣會使從事衍生金融產品的金融資本遭受巨大的損失。
由于衍生金融合同本身是一種杠桿式的金融交易,以有限的自有資金從銀行取得超過本身資本數十倍、甚至數百倍的信用,因此,任何市場運動方向的微妙變化,都會使從事衍生產品交易的機構獲得利潤和遭受損失 。就像在賭場里賭徒可以在一夜間賭掉所有的個人財富欠下巨債破產一樣,衍生金融工具同樣能使從事這種活動的金融機構瞬間破產。英國霸菱銀行的外匯交易員幾天之內就在新加坡外匯衍生品市場上虧損了八億英鎊,這相當于巴林銀行股本的兩倍,從而導致這宗歐洲歷史上最有名的銀行之一破產 。
由于衍生金融產品網絡性的交易和變動,只要一家對沖基金的衍生金融工具合同由于市場的變化無法兌現而破產,便會引發整個直接或間接卷入此類交易的金融機構之間產生債務連鎖反應而相繼破產。1998年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破產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由于無法掌握市場方向的變化,這家號稱最優秀、擁有數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專業從事衍生金融和貨幣產品交易的美國金融投機機構在一夜之間輸掉了自己的所有資本,并制造了巨大的無法賠償的債務。 而這些債務又涉及到更多核心的西方金融機構, 如果不是美國貨幣主管當局出面組織搶救,那么絕對有可能引發一場全球性相關的金融機構連鎖破產,從而顛覆現行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所以衍生金融產品是當今國際貨幣金融機制中的重大危機爆發點。
1987年以來,衍生交易市場大概每兩年翻一番。不受控制的衍生交易所達到的規模在金融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根據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在11個國家的67家銀行和12家證券公司所進行的調查,這些機構手中持有的衍生合同總值在1995年末已高達63.6萬億美元。這是全球GNP總和的兩倍多。1997年初僅美國商業銀行就持有名義價值為25.7萬億美元的衍生合同,這是美國GDP的三倍以上。歐美日許多主要銀行所擁有的衍生合同都5~10倍于它們的資產,100~500倍于它們的凈值 。也就是說衍生金融交易中任何一個重大的市場趨勢變化如果突破了復雜的交易合同的預期,而這是完全有可能的、就像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和英國霸菱銀行所經歷的那樣,都有可能引起從事此類交易的金融機構連環性的破產從而重創世界貨幣金融體系。
目前全球性貨幣和金融的不確定性以及其中包括的巨大風險已被所有國家認識到,但為什么國際社會始終缺乏動力,從國家和國際合作的層次上來解決這些問題,真正的答案在于目前主導著全球金融貨幣的資本主要集中在美英兩國的國際金融資本集團 ,這些機構本身就是這些不確定性制造者,而且正從這些不確定性中為國際金融資本獲得巨大的利益。
由于這些國際金融資本集團在規模和實力上都是英美西方國家體系內最強大的勢力集團,在目前階段主導著美英的深層國內政治,所以代表著實物經濟的美國其它資本集團,在目前尚無可能主導美國的政治走向,從而首先在美國國內結束這種大規模的金融投機和金融泡沫現象,同時也全球推動重建一個穩定的國際貨幣合作機制,為全球經濟的均衡發展創造一個主導性的有利貨幣金融制度。所以我們看到當今國際社會無法解決這個在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層面,都已經威脅到全球體系的重大國際金融問題。
三、美國政府是全球金融不穩定的推動者和獲利者
在全球范圍內出現一個強大的足以與美國對抗的經濟中心以及隨之而來的國際貨幣制度改革之前,美國事實上利用目前它在國際貨幣和金融優勢領域的優勢維持今天的美國全球霸權。華盛頓控制美元價格的能力、以及充分利用美元——華爾街體系在國際金融事務中的主宰地位的能力,使美國當局能夠有效地通過貨幣金融手段控制一系列重大經濟問題;各國在其現代經濟的運作過程中都必須高度重視和管理一系列問題,諸如國際收支平衡,調整國內經濟,確保國內高水平的儲蓄和投資;關心公共和私人債務水平;建立高效的國內金融中介體系,確保國內生產部門的良好發展,確保穩健的公共開支,尤其是不在軍備和戰爭上浪費資源,等等。
對其它沒有貨幣金融霸權國家而言,這些問題都是必須通過宏觀和微觀經濟手段得到處理的,但是美元——華爾街體系則向美國政府提供了一種宏觀貨幣金融手段來應付上述問題,使其無須具體解決上述需要改變美國內外政策才能解決的問題,而同時又能保持美國經濟和社會的運轉,但而由此帶來的結果是,按照資本主義國家會計國民核算體系的所有正常尺度來衡量,美國經濟已經高度扭曲,并且非常不穩定:公共和私人債務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國際收支存在巨大的結構性逆差,而經濟周期又依賴于資產泡沫 。
這種貨幣金融結構模式意味著美國政府愿意維持一種特定的國際貨幣金融關系格局,這種格局下國際市場極為多變,極為不穩定,容易導致危機的產生,但是國際經濟體系的這些特點卻能使巨大的資金持續流入美國尋找安全可靠的回報,從而為美國經濟和美國社會提供巨大的資本支撐。在這種背景之下,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美國眾多專業從事衍生金融交易的大型對沖基金并非是完全沒有政治理性的金融投機商,而是一群直接或間接、有意或無意但最終均為了美國國家利益(已高度金融化的國家利益)而進行運作的金融機構。
對沖基金在世界任何一個地區進行的金融沖擊中,所實施的行動都是為了推動美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為了施加足夠的壓力,使利率維持較低的水平,并促進股票市場的繁榮,從而為自己實現贏利,同時使美國始終成為世界金融的中心。但衍生金融工具巨大的市場風險,是美國政府同樣難以控制的,美國同樣有可能被衍生金融工具壓跨,除非在最后關頭使用超過金融力量的國家軍事力量或推翻市場規則,而這一切都是美國未來的可能選擇。
正是美國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在自己面臨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危機時,為了保護美元的利益而完全推翻了既定的國際貨幣制度,因此事實上對其他國家強行取消了美國對它們的黃金貨幣債務,如果衍生金融工具市場始終能為美國利益服務,則美國政府完全不會理會它對其它國家和地區造成的損害,正如在東南亞、墨西哥、和俄羅斯金融危機中, 美國政府寧愿放手讓金融市場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去收拾由美英衍生金融機構制造的亂局,而一但國際貨幣衍生金融工具將危害美國國家利益時,正如前些年美國衍生金融機構將破產時美國聯邦金融機構一反常態直接動員美國金融機構救助所表現出的那樣, 美國一定會徹底推翻現有的規則來保護其金融體系。
僅此一點,國際金融衍生品市場就是一個缺乏嚴格法律基礎的欺騙性的市場,因為其中的主導者美英核心金融投資者與美國政府一道,構成了即制訂規則又直接利用規則進行博弈賭博的一方,而且是隨時可能強行修改規則來保護自己利益的賭者。這種終極的不公平將決定除美英核心金融利益集團外的任何其它金融衍生資本,都是這個高度投機和高度混亂,而且是最終被人為操控的巨大金融市場上的最終輸家。許多新興的工業化國家都已經在過去的歷次金融風暴中成為輸家,其中同樣包括幼稚地貿然參加國際金融衍生金融和商品交易的中國國家機構、公司和個人。
在中國沒有能力直接影響各種國際衍生金融貨幣產品和國際期貨商品價格之前,所有參與之類交易的中國機構最終都是注定的輸家,因為規則和交易都是最終可以由西方莊家,也就是最高端的西方政治決定的,平時西方玩家愿意遵守的規則,到最后涉及西方核心利益時是可以隨時推翻的,我們從美國推翻布雷頓國際貨幣制度,和違反巴賽爾銀行協議出面挽救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破產案中,因該可以完全認識到西方的變更國際貨幣制度和金融規則的能力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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