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浮現詭異面孔

癲狂：油價脫離理性
扭曲：糧價非同尋常暴漲
貪婪：熱錢在操控中“有序流竄”
狂歡：華爾街盛宴依舊
投機機構與美國政府的默契雙簧
歐洲能扛住世界經濟風險嗎
日本：回歸東亞還是繼續騎墻
 

　　2008年，在美國次貸風暴席卷全球后，人們發現，原本熟悉的世界經濟面孔突然變得陌生起來，一些突破了供求關系框架的反常乃至詭異的現象，如幽靈般在世界各地流竄。

　　油價，一個“升”字不足以形容，前面還要加上一個“飆”字，其復雜性讓投資大鱷索羅斯都說“我會遠離這個市場，因為它太詭異了，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市場”。

　　糧價，一漲再漲，而坐大米出口前位的泰國沒有感到自己是最大受益方，“我們是世界糧食中心，卻對糧價方面沒什么影響力，我們進口昂貴的石油，卻低廉地出售大米”。

　　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嚴重的次貸危機、美聯儲的大幅降息，這樣一個“三連套”組合背景下，受傷最重的卻不是美國。

　　而在華爾街，各大投行一邊表情嚴肅地通報世界經濟的高危性，一邊通過投機開始一場面向全世界的強行“征稅”… …

　　在種種令人看不懂的“詭異”現象背后，人們不難發現：沒有利他主義，獵取最弱小的獵物——這是自然法則在特定經濟領域的折射。

癲狂：油價脫離理性

　　《環球》雜志記者/謝黎

　　2008年第一個交易日，國際原油價格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關口，開創了三位數油價的歷史紀錄。

　　6月30日，在紐約商品交易所當天早盤的電子交易中，8月份交貨的輕質原油期貨價格一度上漲到每桶143.6 7美元。

　　然而，在油價飆漲的時期于6月召開八國集團財長會議，作為7月上旬日本洞爺湖八國峰會的預備會，卻顯示出與會各國對油價問題的看法仍存在重大分歧，甚而導致會議推遲了有關穩定原油市場行情的討論。美方認為，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國家對原油需求的增加是導致油價上漲的主要原因，而意大利、法國等歐洲國家則認為投機資金進入原油市場是很重要的原因。

　　與美方觀點相呼應，美國第一大投資銀行高盛公司6月30日發表報告稱，國際原油價格飆升的主要原因是供求失衡。

　　美國期貨價格委員會披露的數據則顯示，截至6月24日的一周里，包括對沖基金在內的主要投機資金在原油期貨市場上大量增持看漲倉位。

　　這樣的數據暗合了部分歐洲國家和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的說法。他們認為，投機行為是推動油價走高的一大“ 幕后黑手”。

　　歐佩克輪值主席哈利勒說，在美國去年夏天爆發次貸危機之前，國際原油市場處于比較平衡的狀態，而次貸危機及美元持續貶值至少將油價每桶拉高了40美元，活躍的投機行為對抬高油價難辭其咎。他說，如果沒有美元貶值等因素，國際市場油價應該在每桶70美元左右。

　　多種說法都在將矛頭指向投機資金，那么不妨來看看對沖基金的狀況。截至2007年6月底，國際上的對沖基金管理的資金達到2.5萬億美元。而少數10億美元俱樂部掌握著全球對沖基金的絕大多數資產，比如全球372家對沖基金管理著達2萬億美元資產，占總資金的75%。而這些對沖基金中，有246家在美國，它們管理著1.5萬億美元資產。

　　次貸危機以來，美元快速貶值，這些對沖基金紛紛進入各類大宗商品市場，特別是石油市場，然后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各大投資銀行率先以研究報告唱多石油，早些時候，高盛公司就向全世界拋出了油價會上升到200美元一桶的預言，隨后國際油價就立即上漲起來。

　　有消息稱，華爾街的玩家們在次貸危機爆發后，通過做多原油及大宗商品期貨，獲利估計高達5萬億美元。

　　最近一個時期，國際油價如過山車一樣起落，由年初100美元一桶上升到133美元一桶，然后又從133美元一桶瞬間下降到121美元一桶，再上升逼近140美元一桶，而之后價格回落，接著又攀升至超過140美元一桶。有分析家認為，這是投機資金的“杰作”。

　　也有人認為投機行為不過是“替罪羊”，美英方面認為油價高企的原因是供應不足。

　　實際上，美國汽油產品消費的減少從去年7月份就已經開始了。耐人尋味的是，也就是從這個時間開始，世界原油期貨價格開始了陡直上升的行情。即使是被指為拉動需求的主要力量的中國，石油需求量的年增長率也從10%下降到了6%。另外，在這段時間里，世界石油剩余產能已從幾年前每天150萬桶上升到每天300萬桶。

　　日前，歐佩克回絕了增加原油供應的呼聲。歐佩克稱已“盡了全力”，他們認為，油價高企是因美元貶值、美國對伊朗施壓等因素造成，市場并不存在供應短缺問題。因此，沒有必要增產。

　　更令美英尷尬的是，6月22日，世界第一大產油國沙特表示，如果市場需要，將增加其原油產量，并將增加投資擴大其原油產能。繼5月份將其原油日產量增加30萬桶之后，沙特決定從7月份開始再增產20萬桶，使其原油日產量達到9 70萬桶。而沙特的這一舉動并未使油價回落。

　　此外，近段時間，西方媒體多次報道有關以色列計劃襲擊伊朗的“流言”。美國前駐聯合國代表約翰·博爾頓日前在接受英國《每日電訊報》采訪時“預言”：以色列將在美國下任總統就職前對伊朗發動襲擊。

　　哈利勒對此警告說，伊朗局勢將對油價產生重要影響，西方與伊朗關系緩和及美元止跌是穩定油價的關鍵。如果今年夏天“針對伊朗的威脅增加”，油價會進一步攀升。若發生大的危機，導致伊朗石油生產停止，油價“可能會升至每桶200 美元、300美元甚至400美元”。

扭曲：糧價非同尋常暴漲

　　《環球》雜志記者/謝黎

　　高企的油價已經夠讓人吃不消，而對于那些把石油期貨當作資本增值工具的玩家們來說，卻意味著每天大筆的“石油紅利”進賬。而猛漲的糧價，則直接意味著普通民眾的“口中食”日甚一日地趨緊。

　　最近一輪的糧食價格上漲，在期貨市場體現得尤為明顯。在美國芝加哥，明年3月交割的小麥和糙米期貨價格均躍升至歷史最高水平，大豆期貨價格創下34年新高，玉米價格也升至11年高點。

　　糧價持續快速上漲，也影響到美國，一些美國人開始調整飲食習慣。更多的人選擇在家吃飯而不是到飯館就餐，他們用土豆等價格較便宜的食物來代替大米或面包等。而對于貧困人口來說，糧價飛漲則意味著可能挨餓。但是，美國農業部世界農業展望局負責人杰里·班格排除了美國出現糧食短缺的可能性。的確，美國當局也許不必為此擔心。

　　今年世界糧食危機的成因，在西方輿論界已近乎成教科書式語言：發展中國家糧食需求量增大、氣候變化、耕地減少等等。而事實上，這些因素并不是突然存在的，何以引發糧價一輪又一輪的上漲行情？也許，有一些事實被國際輿論“忽略” 了。

　　有學者認為，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食品巨頭正在形成“糧食帝國”。美國大型食品公司首先控制了全美大部分糧食，而后獲得國際影響力。

　　它們采用兩大“法寶”操縱糧價：一是推行糧食自由貿易，美國政府對糧食生產予以高額補貼，因此糧價比一般國家低，食品公司想盡辦法推動各國實現糧食自由貿易，以便順利出口牟取利潤；二是通過糧食援助控制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糧食援助是食品帝國常用的“毒品”：在諸多非洲國家，接受糧食援助的條件之一就是要為美國生產香蕉、可可等經濟作物，這些國家的糧食生產因此荒廢，淪為附庸。

　　不僅如此，近年來，美國食品業的結盟，大大加強了其市場壟斷力度。在北美，康納格拉冷凍食品公司與杜邦公司，谷物巨頭嘉吉與種子公司孟山都，諾華公司與糧油公司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已經形成了三個食物聯合體，控制了北美的整條食物鏈，影響力擴張到全球。

　　例如，控制全球谷物與蔬菜種子23%到41%份額的孟山都公司，與谷物巨頭嘉吉結盟后，如果農民需要貸款購買孟山都種子，就得去嘉吉旗下的埃爾斯沃思銀行。無論糧價漲跌，它們都可旱澇保收：漲價會使糧食初級產品受益增加；跌價時食品加工貿易則可受惠。受糧食短缺之苦的，則是發展中國家的國民。

　　2007年12月至2008年2月的3個月間，孟山都公司凈收入11.2億美元，比去年同期收入5.43億美元翻了一番多，利潤幾乎成倍增長。嘉吉公司也不甘落后，同期凈收入從去年的5.53億美元增至10.3億美元，上漲8 6%。

　　此外，美國農田長期有1/3處于休耕狀態，以便調節糧價。據日本《選擇》月刊透露，去年美國有意將小麥產量減少到7000萬噸，從而維持小麥價格高位。

　　不僅如此，前些年國際市場石油價格的波動與糧食價格的波動基本上呈現“油熱糧冷”的局面，但近期，隨著美元流動性過剩加劇，國際投機資本開始“兼顧”炒作石油和糧食，國際市場石油與糧食之間在價格波動上不再是“蹺蹺板”關系，相互的聯動性日益強化。

　　據美國《紐約時報》近日報道，除投入數十億美元購買小麥、玉米和大豆外，一些大型投資機構開始進行更加大膽和長期的博弈。它們認為全球糧食需求還會大幅增加，因此開始大量購買耕地、化肥、谷倉和運輸設備。

　　報道說，通過購買耕地和部分農業設施，這些投資機構已經不再受規避風險的投機原則約束。谷倉的設立可以讓這些投資者參與實際的糧食買賣，而不是與糧食掛鉤的金融衍生品。在糧價攀升的時候，囤積居奇能夠令其獲利更多。如果世界各地的糧食價格高低不一，它們還可以把存貨運往更有利可圖的市場。

　　再者，歐美國家一再提及的“發展中國家對糧食的需求量增大”這一理由并不足以造成糧價的如此漲勢。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在于生物能源計劃。因此，聯合國糧食署對歐美使用生物能源計劃抨擊力度最大，認為該計劃是一個“有意識的謀殺” 。

貪婪：熱錢在操控中“有序流竄”

　　《環球》雜志記者/謝黎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國際間流竄的熱錢，不僅參與炒高了油價、糧價、金價，甚至能夠令一個國家經濟突然興旺起來，也能讓其一夜之間突然冷卻下去。

　　風云突變似乎只在倏忽之間，而歷史又總是驚人的相似。

　　過去幾年，越南一直被視為亞洲“雁行”隊列的重要成員。從經濟改革到政治革新，在東南亞新興市場國家中，越南曝光率居高不下。

　　但最近，越南經濟卻正在遭遇高速通脹、貨幣貶值、股市崩盤、樓市暴跌等系列負面沖擊。有專家擔心越南危機引發的金融動蕩可能蔓延至其他東盟國家，甚至成為第二次“亞洲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從一般經濟規律來看，并不是每一次蝴蝶扇動翅膀都足以引發風暴，即使引發風暴，也并不一定就是上次那一只蝴蝶。

　　話雖如此，但為什么最近兩次全球性的金融動蕩，受傷的總是亞洲經濟體？難道應驗了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所稱的：東南亞經濟是一只“紙老虎”？

　　來看看越南發生了什么吧。該國股市2006~2007年連續兩年暴漲后，市值曾從10多億美元暴增至150億美元；作為一個并不算富裕的發展中國家，越南的房地產市場卻創造出令世界瞠目的資產價格，胡志明市濱城市場最高曾賣到 17萬美元/平方米……

　　有分析家認為，由于越南國民資本積累有限，推動資產價格上漲的被認為主要是外來資本，熱錢也充分享受到經濟成長為其帶來的暴利。而在此次危機中，前期介入的外來資本不僅從容脫身，還利用后期通脹惡化的局面，在外匯市場反手做空越南盾來放大利潤。

　　越南改革開放至今已22個年頭，這次是這個年輕的市場經濟國家第一次在國際經濟動蕩環境中處理自身經濟危局。

　　在動蕩中，人們開始發現：一方面，高額外匯儲備并不可靠。目前的高儲備造成發展中國家財富向發達國家的轉移，而這些發展中國家后勁不足，便是下一輪危機的根源所在；另一方面，資本不可靠。資本是逐利的。從越南開始，全球性投機資本有可能暫時從新興市場國家撤回，造成這些國家嚴重的金融風險。

狂歡：華爾街盛宴依舊

《環球》雜志記者/謝黎

　　次級債危機是全球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就在越南乃至全世界都為它頭疼不已的時候，華爾街在上演什么呢？

　　美國次級住房貸款目前幾成全球金融市場的“瘟神”，但它對于一些投資者來說，卻意味著“寶藏”。

　　的確，誰也不會想到，美國次級債是全球最“暴利”行業，而其秘訣是做空。

　　美國有一家名為“LahdeCapital”的對沖基金通過大舉做空的美國次級債，獲得了1000%的驚人年收益率，使其成為有史以來全球表現最佳的基金之一。

　　事實上，一些對沖基金利用衍生品做空質量低下的美國住房貸款，取得了遠超過200億美元的利潤。這樣的“成功 ”正應了一句老話——“最危險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賣空次級債可能是此次金融危機中最安全的投資方式。

　　華爾街金融機構因次級債總共虧損的500億美元中，有很大一部分落入了少數精明機構投資者的口袋里。甚至有對沖基金專門成立專注于賣空商業房產按揭支持證券的基金。專家稱，這種大舉賣空的行為更加劇了金融市場的動蕩形勢。

　　此外，美國的IPO(首次公開募股)市場似乎也不若人們想像的那樣疲軟。

　　2008年3月19日，VISA董事局主席兼CEO桑德斯敲響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的開市鈴，場內交易員對鈴聲回以波瀾不驚的幾聲口哨和掌聲后，便各自忙碌開來，仿佛這只是個普通交易日里的普通IPO。

　　然而本次VISA的IPO共募集資金高達179億美元，不僅打破了美國過往的IPO紀錄，還如神賜般拯救了深陷次貸危機的銀行和投行們，給華爾街透入了一縷陽光。

　　VISA公開發行的股票規模為4.06億股A類普通股，每股44美元，上市首日，股價最高達到每股69美元，當日以每股56.5美元報收，高于發行價28%。

　　此前在Visa決定上市時，西方媒體紛紛以“反常現象”、“豪賭”、“罕見”、“挑戰”等詞匯來形容。但事實上，投行們賭對了。其近6億美元的上市費用由JP摩根、高盛領頭的豪華承銷團成員瓜分，包括美國銀行、花旗銀行、匯豐證券(美國)、美林、瑞銀等12家華爾街投行。

　　據稱，JP摩根在Visa的IPO中至少賺取了13.6億美元，而美國銀行賺得6.753億美元，花旗集團賺得3.24億美元，美國合眾銀行賺得2.987億美元，富國銀行賺得了2.95億美元。

　　而幾乎在同一時期，美聯儲出面，將身陷次貸危機、瀕臨破產的抵押貸款證券業務最大的“玩家”之一貝爾斯登推入了JP摩根的懷抱。似乎，華爾街上永遠有興奮點，永遠不愁新故事。

投機機構與美國政府的默契雙簧

《環球》雜志記者/陳昕曄

　　2008年的世界經濟之所以可以用“詭異”二字來形容，是因為人們已經無法依據常規的經驗和知識來解釋這些現象，也無法依據規律性對未來進行判斷和把握。然而，世界上并沒有無緣無故發生的事，也許在當下無法透過時間的水晶球清晰地看到事件的本來面目，但還是可以嘗試著回到問題的源頭，看到事件發生背后的因素。

　　好消息、壞消息

　　從6月份開始，人們聽到美國市場不斷傳來好消息：消費支出好于預期，零售額好于預期，核心通脹上漲好于預期，二手房銷售開始上升，制造業指數好于預期，一季度GDP的增長率上調到0.9%，而二季度的預期也在0.9%到1.6 %之間……

　　數據組成的好消息表明，按照傳統的衰退定義，美國經濟在2008年并沒有陷入衰退，而且有的經濟學家還認為，次貸危機已經開始有見底跡象：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報告，次貸造成的壞賬接近1萬億美元。美國經濟將進入一個調整時期。而一些經濟學家的預期是將在今年年底觸底，而是否會反彈，目前還有一些不確定因素。

　　也有壞消息傳來：7月1日IMF表示，糧食和石油價格上漲可能“嚴重削弱”多達75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包括巴基斯坦和印尼。這是IMF首次對這場危機做出廣泛的估計。八國集團(G8)財長會議發表的公報稱：“高漲的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油價和糧食價格，對全球穩定增長構成嚴重挑戰，對最為脆弱的國家造成嚴重影響，并可能加劇全球通脹壓力。 ”

　　糧食和石油的價格依然在攀升：7月1日，大豆價格達到歷史新高，石油期貨價格盤中突破143美元。有分析家認為，這波197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通脹，令發達國家在控制通脹與經濟增長之間為難，而令許多中低收入國家的宏觀經濟穩定面臨風險，與之相伴的可能還包括政治上的不穩定，印度、馬來西亞、泰國等紛紛因汽油價格上漲而引發大規模示威游行。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新興經濟體的抗風險能力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大大加強，但是面對海嘯般席卷而來的通脹，這些國家已經消耗了大量的外匯儲備：擴大燃油和糧食補貼，或者削減農產品進口關稅。這些措施有可能減輕國民所受的影響，但要犧牲本就不多的財政資源。

　　渾水摸魚者

　　原來最擔心衰退的美國經濟好于預期，而原本樂觀的某些新興經濟體卻出現了令人擔憂的局面。

　　美國的問題本來是因次貸危機而引起，現在可以判斷出華盛頓錯誤經濟政策與華爾街的貪婪交織，共同釀制了“金融創新”標牌下的房地產大泡沫，當這個泡沫破裂的時候，美國的次級房貸貸款人、投行和金融機構承擔了一部分后果，而那些買了美國次貸的歐洲、亞洲的金融機構則幫助美國承擔了相當一部分債務，僅歐洲各國銀行購買的美國次級債就有4000億美元。

　　目前全球范圍的通脹根源何在？可以聽到兩種截然相反的聲音。一種是華爾街和倫敦的聲音，通過美國財長保爾森和高盛、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師以及《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發出：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國和印度持續增長的對糧食、石油的需求，導致了糧價和油價的飆升。而另一種聲音則來自新興經濟體、歐佩克：投機和炒作是價格非理性上漲的罪魁禍首。

　　這樣針鋒相對的判斷使世界經濟的種種詭異現象顯得更加令人費解。是誰攪渾了世界經濟的水、又在渾水中借機摸到了魚？

　　可以試著回答一下“為何美國經濟比預期的好”這個問題。這其中當然有美國刺激性的經濟政策的作用，比如減稅、降息，然而美國更為鋒利的武器是美元，是其在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的霸權杠桿。美國2007年的GDP占世界總量的25 .7%，美元是世界儲備貨幣，決定美元升值或者貶值，美國可以任意抉擇。因此，當它在面臨自身嚴重的經濟困難的時候，美國自然會選擇也有能力選擇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做法，任由美元貶值。這是一個返璞歸真的簡單道理。

　　糧價上漲拯救了美國農業

　　美元貶值對美國的好處在于：可以增加美國的制造業出口；還可以使美國債務大量縮水，有一種說法是美國“借而無債”，2006年美國經常賬戶逆差為2.2萬億美元，而實際的債務只增長了2000萬美元，債務就這樣被美元貶值揮散掉了；美元貶值可以使美國的國外資產漲價，在國外的投資利潤增長。

　　反過來，美元貶值使持有美元外匯儲備的國家財富縮水；本國貨幣對美元升值的強烈預期，使人們拋售美元，儲蓄本幣，大量游資也通過這一渠道進入這些國家；美元貶值、美國降息形成他國貨幣對美元的利差，使國際資本流入其他國家尋求獲取利差形成的利潤；油價、糧價、金屬礦產資源的價格飆升的一個無法否認的原因也在于美元貶值，使以美元結算的商品價格上升。

　　在當今詭異的世界經濟中，隨處可見美元貶值的幽靈，在這灘渾水中華爾街獲利頗豐。

　　“糧價上漲使美國受益匪淺。”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李向陽向《環球》雜志記者強調了這一點。美國“種糧食喂汽車”，每年生產出來的生物乙醇燃料不到300億升，卻消耗掉5%的糧食產量，間接導致了世界糧食價格的不穩定。但這對美國來說卻是一個非常理性的選擇，因為糧價上漲合乎美國的國家利益。

　　在歷史上，美國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糧食出口國，而糧食市場一直呈現供大于求的局面，因此人們一直以來聽到的是美國要求各國開放農產品市場，以便使美國的糧食可以傾銷出去。但結果卻一直沒法與美國的理想合轍，而美國通過的新能源法案，使糧食可以轉化為能源，進而打亂并改變了世界糧食市場的供需格局，由此美國農業成為了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美國加速發展生物能源的趨勢目前看來是不可逆轉的，美國政府在鼓勵，甚至是執意發展生物能源，意味著美國將有更多的耕地、更多的糧食用于生產燃料，這必然會減少世界糧食的供給，進而會推動國際糧價的持續上漲。”李向陽說。

　　多年來，國際糧食市場形成了以庫存為杠桿的市場調節功能，當庫存減少到最低的時候，農民會增加糧食種植面積，投入更多的農業成本，使國際糧食產量回升，價格就會下降。但是美國作為世界糧食第一大出口國改變了傳統的糧食供求—— 生產更多的糧食卻是供給汽車的，當車的發動機與人的肚子開始搶糧食，而且越搶越多的時候，美國卻在指責中國和印度的人吃肉太多了。

　　事實上，不少研究都表明，隨著中國科技的進步，飼料轉化率的提高和中國人食物的多樣化，在過去20年，中國的人均糧食消費量在降低。

　　此外，美國鼓勵生物能源開發還隱藏著另一個難以察覺的危機——美國將逐步減少對進口能源的依賴，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目前，歐佩克之所以在油價高企的時期還不增加產量，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擔心中長期的供給風險，就是說，他們考慮到了替代能源對他們可能形成的沖擊，歐佩克國家認為替代能源將在未來使石油的供求關系發生變化，世界將不再需要那么多石油。

　　英國《衛報》近日報道，世界銀行一份未經公開的報告認為，從2002年2月到2008年2月，美國與歐盟大力開發生物燃料對糧價上漲的“貢獻”最大，相當于推動糧價同期上漲75％。世行報告的這一結論與一些國家將糧食危機主因歸咎未新興市場經濟體不斷增長的糧食需求的觀點形成鮮明反差，在各方爭論高糧價成因之時，世行的報告為還原世界糧食危機真相提供了佐證。

　　美元貶值和用玉米造乙醇，使國際糧價和油價發生了聯動，華爾街不僅因糧價上漲獲利也因油價飆升而彌補了次貸的損失——投行和石油公司獲利頗豐。

　　石油價格崩盤，比次貸還可怕

　　美英一直否認投機因素是油價上漲的重要原因。中銀香港經濟研究員應堅表示，英美認為基金及投機者的行為放大了市場敏感因素對油價的影響，并不能左右油價的走勢，最基本的因素仍是供求關系。

　　但事實與他們的描述可謂大相徑庭。“石油價格現在不是由供求決定的。目前全球每天的石油產出大于需求，而且今年的需求還將出現下降，”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認為，“供需關系不可能把油價推高到每桶140 美元。”

　　李向陽說：“中國和印度今年以來的石油進口并沒有大幅增加，而且全球經濟增長率在放緩，無論如何都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支持油價達到每桶140美元。”

　　事實上，沙特阿拉伯宣布增產以及中國提高國內油價后，沒有對國際油價產生多大的影響，油價繼續上升。

　　關于油價上漲的諸多分析從去年持續到現在，美元貶值、新興經濟的需求增加、歐佩克拒絕增產和投機性因素的炒作，都曾被人列為油價上漲的原因。然而，油價在如此短的時期內出現暴漲，最直接的原因只能是投機性因素。

　　實際上，自歐美等國實施原油戰略儲備開始，石油就已經被賦予資產保值及儲藏功能。最近幾年出現美元匯率與油價背道而馳現象，說明投資者已經把原油作為美元的對沖工具；退休基金等傳統基金大量投資于商品指數基金，其實也是把以原油為主的商品作為抵御通脹的一種工具。因此，供求關系不再是決定油價的唯一因素，資金、信息、信心等市場因素都成為價格波動的依據。這種分析是具有說服力的。

　　次貸危機造成美國經濟拖累世界經濟減速，造成國際投資市場環境惡化，在房市和股市無利可圖的國際資本不太可能閑置，為規避風險、賺取最大利潤，進入期貨市場，炒高油價，在邏輯上是成立的。

　　投行是國際資本的最大持有者，如高盛的總資產超過3000億美元。因為投行的投資性質，它也是投機行為的主體，投行是紐約和倫敦兩大商品期貨交易市場中的大玩家。2005年，一名英石油(BP)的頂級交易員拿到的報酬是160 0萬美元；而巴克萊銀行和瑞銀(UBS)等都設立了自己的交易部門，并且從資歷更老的摩根斯坦利和高盛那里挖走人才。有消息說，荷蘭一行投資公司、美林證券公司都在積極擴大石油交易員隊伍和資金投入。倫敦一家專門在能源期貨領域里開展業務的獵頭公司則披露，現在“一位優秀的中等水平交易員就能賺到100萬到300萬美元。而從前，只有頂級交易員才能拿到這個數。”

　　高盛會一次又一次預言石油價格上漲：5月15日，紐約商交所6月份交貨的輕質原油合約盤中報126.10美元。當天，高盛公司就再度發布報告，將今年下半年紐約平均油價的預期上調至141美元。而在油價剛剛突破120美元時，高盛的分析師穆爾蒂就拋出油價很可能在未來兩年內沖擊200美元的“高論”。更早的預言則是3年前，高盛預言油價將破百，也真“湊巧”就是在那時，美國的生物能源開發開始大發展。投行的預言，推著投機家向一個又一個的油價新高發起造勢沖擊，誘導市場發酵巨大泡沫。

　　高盛還有一個不是秘密的秘密：高盛是美國養老基金的持有公司之一，和其他掌握美國養老基金的公司一樣，高盛也將養老基金大量投資原油期貨。且這種養老基金購買商品期貨的持倉量沒有任何限制，是不受到監督的。

　　于是，當人們聽到作為美國財長的保爾森說：投機不是油價暴漲的主要因素的時候，背后的潛臺詞是“養老金是在期貨市場處于高位的時候入市的，如果泡沫遽然破裂，價格突降，其結果比次貸還要嚴重。”中國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陳寶森對《環球》雜志闡明了油價與美國經濟之間利益攸關。

　　保爾森是高盛走出來的，他對投行的運作再熟悉不過了。現在，他身為美國財長，面對飛漲的石油那么“從容不迫” ，這做何解釋呢？看來，他心里有底——投行的行為符合美國的治世利益。他在營造投行與美國的雙贏。當然，是泡沫就必定會破裂。但只有當這場博弈走到油價上漲對美國的害處大于好處的時候，才可能是油價回落的時候。

　　搬起石頭砸了誰的腳？

　　簡單地把美國看成鐵板一塊過于籠統。實際上，有兩個美國：一個是跨國巨頭、華爾街投行、與石油資本糾纏在一起的政客的美國；而另一個美國則是美國中的“發展中國家”，那些本來買不起房子的次級貸款者，那些受次貸影響改變了生活方式的“中產階級”，那些因為汽油漲價不堪重負的普通人。

　　美國的普通家庭現在已經深感油價上漲之苦，中產階級的生活質量由于次貸和通脹大大降低，這樣長期下去，減稅帶來的刺激消費的作用將因油價上漲而沖銷，必然影響到美國的消費。

　　油價的持續上漲將加大美國經濟陷入“滯脹”的危險。美聯儲也顯然意識到這一點，在最近一次會議上，降息周期宣布結束，而經濟學家普遍預期在8月美聯儲有可能開始加息，對抗通脹。

　　把美國經濟的好消息和全球通脹加劇的壞消息放在一起，可以做出這樣一個判斷：美國的次貸危機發展已經進入開始從第二階段轉入第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次貸危機爆發，問題逐漸暴露，恐慌心理蔓延；第二階段，恐慌得到了遏制，人們開始對美國經濟在今年年底出現反彈有了一點信心；而第三個階段，美聯儲的首要目標將轉向抑制通脹，開始加息，這就可能意味著美元升值，世界經濟格局也就可能出現新的調整。

　　在次貸的第二個階段，美國采取了美元貶值政策，搞亂糧價、油價，搞亂新興經濟體的經濟發展節奏的渾水摸魚的辦法。事實上，大家都在為美國次貸埋單，除了直接購買了次級債產品的國家直接埋單之外，美元貶值還讓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間接埋單。美國是一個經常賬戶逆差、民眾負債消費的國家，這種負債反映到國家是逆差，反映到家庭就是借債消費，美元貶值使世界為美國家庭負債消費埋單。而現在，美國經濟如果因通脹出現滯脹，看來似乎是美國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但是，恐怕美國也許會搬起石頭砸向別人的腳。如果美元開始升值，國際資本利用利差套利的空間將減小，新興市場國家將面臨熱錢外逃的考驗；美元升值，糧食和石油價格將出現回落，同樣的問題是熱錢將奔向哪里去，聯系到投行們大肆“ 唱空”亞洲國家股市的同時，向印度等地調兵遣將，這些國家不能不對熱錢高度警惕。

　　經歷了次貸之痛的美國，也在重新調整自己，加強監管，擠出泡沫。美國歷史上的每次創新總是伴隨著監管落后于創新，產生漏洞，形成泡沫，然后是泡沫破裂，加強監管。而在每個利益關頭，美國都在憑借金融手段的強勢，瀟灑地操控美元升貶，現在又要到美國需要重拾美元強勢的時候了。

　　這一切是不是“陰謀”？人們還難以判斷，因為危機和經濟減速也是美國不愿意發生的，但是一旦危機發生，美國的一些投機機構總能根據自己的利益，轉嫁危機。當然，人們也看到歐洲國家的聯合，使歐元正在具有與美元抗衡的力量；而能源價格上漲，使資源國力量加強。“冷戰”之后的世界似乎曾經是一個單邊主義的世界，而現在越來越多地需要協商解決問題。多元化，什么時候，世界經濟的電門不是掌握在美國一家手里？

歐洲能扛住世界經濟風險嗎

　　孫立堅 彭述濤

　　7月3日，歐洲央行宣布加息25個基點至4.25%這個7年以來最高點，以應對當前4%的高通脹率。按理說，歐元會隨著加息的政策實施而出現增值的行情，然而，當天沒等行長特里謝解釋完加息的原因，歐元市場上反而出現了看似“ 異常”的大跌局面。

　　出現這樣的“反常”現象，原因是什么？是人們擔心加息會把歐洲經濟帶入低谷，還是這次加息份量不夠，無法遏止現在席卷全球的通脹走勢？更令人疑惑的是，7月3日的這波行情，表明投資者選擇了去“青睞”同樣面臨通脹壓力而遲遲沒有對之采取加息措施的美元資產。

　　次貸危機，歐洲“陷”得有多深？

　　歐洲經濟從2004年開始步入一個穩健的經濟恢復和增長時期，但是，誰也沒有料到美國房地產市場會爆發危機，歐洲很多大型金融機構被美國信用評級公司的信用評級蒙蔽了“識別風險”的眼睛，參與了次貸機構的融資業務，致使事后所遭遇的直接損失達952.8億美元(據高盛2007年12月報告)，比美國本土金融機構的受損規模(708.1億美元 )還要大。當然，由于歐洲銀行業的優勢在于現貨的零售市場，而美國銀行業則擅長于一級和衍生市場，所以，歐洲銀行業在次貸風波中所受到的總損失(1640億美元)要小于美國(2225億美元)。

　　盡管如此，次貸風波的潛在風險依然很嚴重，沒有暴露出來的風險，隨時有可能受到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而被激化和放大，這也是為什么歐洲央行不得不隨同美聯儲一起持續積極注資“救市”的原因之一。

　　歐洲經濟一體化啟動后，加速了金融體系的建設，但是，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的比例，與美國相比，還是缺乏內在平衡，較大地偏重間接金融。因此，歐洲的銀行業一旦出現紕漏，就會影響到國內金融資源配置的效果，比如，歐洲銀行業一旦處于保護自己運作的安全性，對動蕩時期的貸款行為持有謹慎的姿態，那么企業即使有好的項目和合理的抵押資產，也得不到銀行的貸款，不得不縮小投資規模，而不像在美國很容易找到其他的融資渠道，解決動蕩期暫時貸款難的問題。

　　歐洲央行注意到自己的薄弱之處，積極救市，以免金融體系發展到癱瘓的局面。就目前看來，次貸風波給歐洲經濟直接構成的威脅至少比對美國要小多了。

　　滯脹風險挑戰單一貨幣政策目標

　　美國次貸危機徹底改變了原來國際金融市場的投資環境，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環境中，它很容易將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擴展到生產要素市場的價格波動，從而間接影響到每一個開放經濟的國家。由此帶來的美元疲軟的加劇、股票市場的巨大波動，刺激了大量投機資本進入了規模有限的工業要素市場，于是石油價格不斷高企，工業原材料價格日益飛漲，這種突變不僅影響了這兩年歐洲好不容易贏來的健康的基本面，也嚴重影響了歐洲投資者和消費群體還不夠穩定的心理。

　　例如，德國6月IFO商業信心指數下跌至101.3，為2005年以來最低；德國Gfk7月消費者信心指數下降至3.9，也是兩年多來最低水平。對正在東擴的歐盟而言，未來必將接受越來越嚴峻的考驗。至少今后增長的減速、就業的壓力、貧富差距的惡化等問題，在通脹的環境下將變得越來越嚴重，從而會直接威脅到歐洲央行實行的只盯住通貨膨脹的單一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強調，不會像美聯儲以前的做法那樣使加息成為一個長期的趨勢，也是考慮到除了穩定通脹以外，還得要在目前這個非常時期，考慮經濟是否會出現下滑。從這個意義上講，滯脹的風險不僅給歐洲央行帶來政策操作上的麻煩，更對歐洲經濟增添了不確定性。所以，這次宣布歐元加息，非但沒有使它增值，反而因為加息所造成的負擔越來越大而使它成為遏制通脹利器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于是，市場很自然就拋棄了這個短期內收益上沒有“將來性”的資產，而急不可待地去選擇流動性好的美元資產。

　　另一方面，我們不得不看到，在通脹攀升的壓力面前，如果歐洲央行貨幣政策態度不強硬，繼續延遲升息的話，就可能會出現歐洲央行所擔心的“更壞的結果”，即歐元區通脹預期失控，進而引發新一輪“加薪潮”(這是歐洲區域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特征)，這又將再次推高通脹，可能導致歐元區經濟更受傷害。一旦歐元區經濟復蘇進程受阻，那么，歐盟政治一體化的進程必將遭受更大挫折。

　　歐洲經濟的抵抗力

　　盡管對突然爆發的金融危機尚未做好充分準備，歐洲央行等決策部門確實感到擺脫危機困難重重，但是，經過這幾年 “歐元區一體化”的陣痛之后，歐元的流通刺激了歐洲區域內部貿易的自由化，保持了較為穩定的增長態勢。

　　德國作為歐洲第一大經濟體，受益最為明顯。此外，這幾年德國推行養老、社保制度改革，重新激活就業市場，失業率大幅下降，并與中、東歐一起形成了強大的歐洲生產網絡，這增強了歐洲經濟發展的韌性，因此到目前為止，次貸危機對這個地區的影響比預期要小得多。

　　需要指出的是，歐盟持續的東擴，不僅帶來了東歐地區廉價的勞動力供給，提高了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同時也因為大量閑置的勞動力進入了生產領域，直接分享到企業效益給他們帶來的生活上的改善，這就擴大了歐洲內部的內需市場；另外，德國等老牌市場經濟國家的技術優勢也可以在東擴中充分體現出來。

　　因此，雖然歐元兌美元大幅升值，但并沒有影響德國在東擴中的經濟效益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市場的繁榮。在德國這種經濟領頭羊的帶動下，歐洲經濟整體表現還是比較好的。

　　另外，歐洲的發達國家還注重國際化戰略，把產品推銷到經濟最活躍、最具有發展潛力的新興市場國家中，中國、俄羅斯和印度就是歐洲國際化戰略的首選市場。歐洲國家的國際化戰略取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很好地分散了本地區經濟周期波動的風險。而且，由于歐洲對新興市場出口的產品都是高附加價值的工業半成品，所以，歐元這一輪的增值反而是改善了歐元區出口國的交易條件，帶來了收益的增長。

　　當然，貧富分化、地區差異、社會政治意識的背離等棘手的問題，在受到外部沖擊的情況下，會表面化和激烈化，歐洲一體化進程將面臨很多新挑戰。而且，原來已經得到解決或緩解的問題，比如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的問題，又因為減稅(刺激經濟)和歐元的大幅升值而重新浮出水面。如何發揮歐盟東擴的規模優勢，來克服全球高通脹和弱增長的共同挑戰，這將決定歐洲經濟體未來幾年的發展活力和國際競爭力。

　　(作者單位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日本：回歸東亞還是繼續騎墻

　　《環球》雜志記者/劉新宇

　　喬治·索羅斯曾多次大叫“狼來了”，結果都被證明是假警報。不過這一次，他說“事不過三”，狼真的來了。

　　在最近剛剛完成的新書《金融市場新典范》中，這位金融投機大鱷不但預言過去25年來已經形成的超級泡沫即將破滅，而且還特別“提醒”日本，“失去的十年”可能重演。

　　在美國財長保爾森拼命宣稱次貸危機已近尾聲的今天，索羅斯的言論又讓日本嗅到了“廣場協議”的腥風。

　　1985年，美歐聯手發動那場戰役，迫使日元大幅升值，抵消了日本經濟的不可一世，從而將美國從80年代的衰退中解救了出來。

　　如今，次貸危機后美國金融機構急于回收資金，而日本金融體系又被“外國投資者”滲透并操控著。華盛頓是否會“ 和平”、“合法”地卷走日本市場的金融資本，去填堵那個巨大的風洞？

　　在密歇根大學羅斯商學院，一位名為若杉孝昭的學者將日本的擔憂比作二戰后的恐懼，當時流言紛飛，傳說美國大兵登陸日本將導致大規模的強奸和屠殺。

　　面對次貸危機影響下最近幾個月日本景氣動向的10個指標全部惡化，景氣先行指數甚至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后首次觸及零水平，日本媒體也開始疾呼，“如果政府和央行不及時采取行動，那么日本有可能不再是‘一等經濟’。”

　　調整東亞航向

　　日本有一個選擇，即使是從“經驗主義”出發，它也清楚東亞是一個避風良港。

　　上世紀90年代初，“廣場協議”后的日本為了尋求一條生路，在老布什罵罵咧咧的強烈不滿中全面恢復了對華經濟關系，因此從美歐的聯手重擊下緩了一口氣；在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后，日本經濟轉向與中國合作才逐漸爬出了“ 失去的十年”。

　　而今，歷史似乎又驚人地相似。作為美歐日三邊中最為脆弱的一方，為了避免次貸危機后的“敞口風險”，五六月間，日本正在釋出種種信號——回歸東亞仍是一個選項。

　　5月6日至10日，胡錦濤主席展開了訪問日本的“暖春之旅”，中日兩國在簽署“第四項政治文件”的前前后后，幾條消息引人關注。

　　5月4日，中日韓3國和東盟10國財長一致同意，為落實“清邁倡議”多邊機制，將至少出資800億美元籌建共同外匯儲備基金，其中，中日韓3國分擔80%，余下20%由東盟國家負擔。

　　5月7日，胡主席訪日的第二天，中石油與新日本石油在東京達成協議，宣布將首次成立合資公司，利用日本國內富余的煉油能力進行石油精煉。

　　日本共同社還做了注釋，“近年來，中國制造業和發電行業對石油制品的需求迅速增長，而日本國內由于需求下降，煉油廠的生產能力處于過剩狀態。”

　　輿論認為，僅就“煉油生產能力”而言，這段文字準確地描述了雙方的合作潛力，而它的潛臺詞則在于，在整個經濟結構層面，中日雙方可以良性互補。

　　也有分析指出，此舉是中日雙方為解決東海油氣田問題走出的“實質性一步”。

　　6月1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宣布，中日雙方通過平等協商，就東海問題達成原則共識。在公布七個坐標點圍成的共同開發區塊之前，原則共識首先強調，“在實現劃界前的過渡期間，在不損害雙方法律立場的情況下進行合作。”

　　面臨美國次貸危機后的生存問題，日本甚至發出這樣一個信號：中日將來有可能在能源問題上逐漸發展成德法那種“ 煤鋼聯合體”；日本有可能更加積極地參與東北亞甚至東亞經濟一體化。

　　這一信號同樣傳到了朝鮮半島。在北京結束朝日關系正常化工作組會議后，6月13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町村信孝說，朝方將對“綁架問題”重新展開調查，并愿意就1970年日航“淀”號客機劫機者的引渡問題提供合作，而日本決定部分解除對朝經濟制裁措施，包括允許“萬景峰92”號客貨輪等朝鮮船只停靠日本港口，不再勸告日本國民勿前往朝鮮，以及允許朝鮮包機入境等。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張璉瑰教授告訴《環球》雜志，實際上日本很清楚，朝鮮聲稱的對“綁架問題”重新調查并無實際意義。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對于最近的朝鮮局勢，《世界新聞報》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一個關鍵詞——“東北亞經濟圈”。顯然，日本要保留這一選項，平壤無疑是另一個著力點。

　　日本這一輪對外政策的調整，與福田康夫的“內海說”頗有關聯。

　　5月22日，在東京舉行的“亞洲的未來”國際交流會議上，福田以“當太平洋成為‘內海’之日”為題發表演講，就任以來首次全面闡述了對亞洲外交的基本方針。他呼吁環太平洋各國加強經濟合作，將太平洋變成像地中海一樣能夠頻繁進行人員及物資往來的“內海”。

　　在“內海說”的五項基本方針中，第一條就是“全力支持東盟在2015年前組建共同體的努力。日本將在今后30 年努力幫助消除亞洲的差距。”

　　《讀賣新聞》5月23日說，“新福田主義”包含了與亞洲國家加強關系的具體措施和強烈愿望。日本《外交論壇》月刊則在一篇題為《從東盟統一看東亞共同體走勢》的文章中指出，盡管1990年時任馬來西亞總理的馬哈蒂爾提出的東亞經濟集團(EAEG)的構想遭遇挫折，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對東亞共同體的討論顯示出了堅定的意志。

　　值得注意的是，福田所指的這個“內海”，并非美國倡導的APEC的“二次包裝”。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它 “連接了日本、中國、俄羅斯、美洲大陸、澳大利亞、東盟、印度直到中東。”

　　這其中，“美洲大陸”的措辭剝奪了“美國”單獨露臉的機會，而“內海”要連接的“中東”，又覆蓋了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地區。

　　有觀察家認為，日本實際上是發出了這樣一種訊息：愿意在承認“美國已經衰落”的基礎上，與亞洲國家集體角力全球經濟。

　　續訂美國船票

　　然而，“內海說”本身又是一張“復合牌”，其最直白的體現就是福田提出的第二條基本方針：“把日美同盟作為亞太地區的共同財富加以強化。”

　　有評論認為，日本之所以表現出愿意回歸東亞，是出于免遭“第二份廣場協議”或者“第二次金融風暴”打擊的經濟考慮，是在生存壓力下的暫時妥協，因為在美歐日三邊中，日本經濟最容易成為次貸危機的“泄洪點”。然而在政治上，對東亞一體化“口服心不服”的日本，仍然不想放棄“另一種選擇”。

　　接受《環球》雜志采訪時，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將之比喻為“借船出海”——借美國之船駛向“政治大國”之海，確立日本在亞太區域的地位，同時，在安全領域強化與美國之間的軍事同盟和安全保障關系。

　　耐人尋味的是，日本首相將美國扔進了“美洲大陸”的集體照中，同時又把美國的核心戰略地帶中東納入了環太平洋國家的合作范圍，并沒有遭到華盛頓的公開否定。

　　5月28日至29日，包括共同社、《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在內的日本各家媒體，開始集中炒作自衛隊C-130H運輸機將進入四川運送救災物資，但是自衛隊的最終成行方案，是“漣”號驅逐艦取代了C-13 0H運輸機，抵達的是廣東省湛江市而非中國內陸，時間是在6月24日——東海和朝鮮半島方向傳來積極信號之后。

　　福田提出“內海說”的8天之后，5月30日，第七屆亞洲安全大會在新加坡開幕。與以往相同，美國國防部長在5 月31日的發言中還是把焦點放在了中國身上。雖然蓋茨沒有像其前任那樣在“理論層面”上叫囂“中國威脅論”，但是關于中國軍力增長問題，他依舊老調重彈。

　　由于會議主辦方的刻意安排，在分成若干主題和會場的研討會上，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中將與蓋茨并無 “交集”，即使如此，中美兩國軍方領導人的“隔空對話”，仍被解讀為“唇槍舌劍戰獅城”。

　　美國《洛杉磯時報》說，馬曉天在發言中對蓋茨的講話幾乎進行了逐點反駁——“反對以一些國家的安全為代價，保障另一些國家的安全，包括擴大軍事同盟的做法”，“建立和部署導彈防御系統，在世界一些地區開展相關反導合作，不利于維護戰略平衡與穩定，不利于國家間互信和地區穩定”。

　　在一些媒體看來，盡管馬曉天中將的講話并非點名批評，但是反對擴大軍事同盟、反對導彈防御系統的鮮明立場，不得不令與其同在一個會場的日本防衛大臣“對號入座”。

　　十天后的6月10日，日本海上保安廳一艘巡邏艇在釣魚島附近海域與一艘臺灣漁船相撞，導致該漁船沉沒。據臺灣《中國時報》報道，歷劫歸來的臺灣“聯合號”船長何鴻義與船員楊坤風、項彥豪6月14日在記者會上說：“‘聯合號’是以時速12海里直行，從未偏離航線，根本不是日方所稱的‘蛇行’，事實就是日艦從后頭趕上，無緣無故地撞上了我們。”

　　6月30日，又有5名日本國會議員搭乘飛機前往釣魚島上空進行所謂“空中視察”，當天，中國外交部亞洲司負責人奉命約見日本駐華使館官員，就此事提出抗議。

　　兩邊利益都能賺到極致？

　　一邊是與中國就東海問題達成原則共識，部分解除對朝鮮的制裁，一邊又撞沉了中國臺灣的漁船，在釣魚島方向不斷挑事，福田最近的“共鳴外交”，顯然有一點組合拳的味道。

　　其左右開弓的本質，依然是兩邊利益都想賺到極致的“騎墻主義”：預定東亞經濟一體化的保護傘，可以最大限度地免遭經濟襲擊的滅頂之災；搭載美日同盟的戰船，可以最大限度地攫取政治、軍事利益，同時遏制中國的崛起。所謂的“新福田主義”，至今還沒有擺脫起始于小泉晚期、貫穿于安倍時代的“外交調整嘗試”，仍在中美兩邊下注。

　　然而有史可鑒的是，無論是在“廣場協議”的打擊下，還是被亞洲金融風暴席卷過后，在美國投機資本的眼里，美日同盟一錢不值。

　　如今，次貸危機仍未結束，在誰都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的情況下，對目前依然是世界“一等經濟”的日本來說，最好的選擇只能是真心實意地扎緊東亞經濟的籬笆，同時將中日“第四項政治文件”的核心要義落在實處——“兩國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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