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以及食物的政治化

周立  第一財經日報

美國糧食援助的另一側面，是打擊、改變進而控制受援國的農業生產體系，進而讓這些國家形成對美國等援助國的經濟依賴與政治依賴

產業資本，不僅在食物生產者和消費者面前，顯示其強大的影響力和嫻熟的控制技巧。在作為公共部門的政府面前，他們同樣伸出其強大的手，從而捕獲了政府。而被資本綁架的政府，也在國家利益和民主包裝的掩護下，力圖推動食物的政治化，從而使得食物的本來面貌，變得更加的模糊不清。

以美國農業公司2005年的政治獻金分析，除1家公司只對一黨捐獻外，其他95%的公司對兩黨都捐獻，有9家，即接近一半公司，對兩黨的捐獻大體平衡(在50%的上下20%幅度內)，可見這些公司并無明顯的政治傾向，只是為了公司利益而捐獻。

糧食是生活的必需品，是人類生存須臾不可或缺的基本品。但在美國，食物作為一項關乎國計民生的生活必需品，其影響力還越出了疆界，成為國際間硬實力的一項標志。這一標志的成立，先是以糧食的人道主義援助的含蓄方式體現，后伴隨農產品的國際貿易自由化，以更為清楚的國家間農產品貿易談判與開放體現。

先談政治化的糧食援助。我們先看幾則糧食援助和禁運的實例，去理解糧食政治的一部分——糧食援助這個比石油貿易更為強大的政治武器：最近一次明顯的以糧食作為武器來干預他國內政的事件，要算是美國對朝鮮的糧食援助政策了。1994年以來，朝鮮連續幾年歉收，國內糧食供應嚴重短缺，美國聯合日本、韓國對朝鮮提供糧食援助，但條件是朝鮮必須放棄核計劃，并在緩和朝鮮半島局勢方面與西方合作。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曾對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糧食的政策，從而最終迫使印度改變其反對美國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等等。

糧食援助的另一側面，是打擊、改變進而控制受援國的農業生產體系，進而讓這些國家形成對美國等援助國的經濟依賴與政治依賴。這就是美國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奧秘。整個農業產業體系，都變成了美國的原料提供者和農業投入品消費者，而原本自給自足的食品體系，則換成了昂貴的，由美國提供的產業化食品體系。

在政治化的糧食援助之外，是政治化的農產品自由貿易。

作為一個文明發展的基礎，各個國家和民族，都建立了一個立足自主的食物體系。所以，當工業品、投資品全球化大行其道時，食物體系較少涉足。但這并不符合食物集團的經濟利益，于是他們聯合政客一起致力于推動農產品國際貿易的自由化，并于上世紀90年代成功地將其納入《關貿總協定》(GATT)和WTO體系。

提出國際農產品貿易自由化，似乎是為了如下世俗理想：一國可以通過貿易途徑，部分或全部解決該國的糧食供應問題，而且世界糧食生產的巨大潛力也為此提供了可能性。但上述結論的成立，暗含著這樣兩個假設：一是在世界范圍內，存在一個沒有扭曲的、充分競爭的、跨國界的、完備的糧食市場體系，并且一國糧食貿易量對世界糧食供求的變化有足夠的彈性；二是糧食貿易作為一種純粹的經濟活動，只接受國際上貿易規則的制約，而不受國與國之間政治和意識形態分歧的影響。

但從實際情況看，上述兩個假設并不成立。曾是美國里根政府農業部長的約翰·布洛克在一次聽證會上直言不諱地說：“糧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個國家系在我們身上，那樣他們就不會給我們搗亂?！?/p>

政治家所關心的國家利益，與食物集團關心的經濟利益，結合在一起。就促成了危及全球每個地方農業與食品體系的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浪潮。這在WTO議程中表現得十分明顯。

在GATT和WTO談判中，農業可能是最具政治敏感性的領域。農業公司尋求在大眾食物、基因資源和農業上的寡頭壟斷地位，在政府以及全球、地區貿易協定中施加影響，創造讓美國傾銷其高補貼農產品的基本條件。于是他們通過游說政府，使得國家利益的代表者，是他們的公司派出人員。

比如，世界農產品貿易的自由化，直接與位于美國明尼蘇達州的一家食品集團——Cargill的執行總裁的推動有關。正是他代表公司利益，卻出任美國的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美國農業首席談判代表，極力推動農產品貿易自由化，使得農產品自由貿易成為現實。在WTO農產品自由貿易的框架下，各國要想保持其獨立的農業與食物體系，幾乎不再可能。這一案例，反映了糧食商品化和政治化的絕佳結合，也使得世界食物體系都在這兩股力量的合力圍攻之下。

至此，通過對糧食補貼政策、農民生產者、消費者，以及公司和政府主角的分析，我們已經有了對這個食物帝國的全方位認識。在下一周的專欄中，我們試圖回答，已經融入這個世界的中國，怎么辦？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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