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政治

2008-7-1 　 《環球財經》

　　全球糧食供求總量基本平衡、潛在生產能力更是綽綽有余，人類卻面臨著30年來最嚴重的糧食危機：有8億多人挨餓，近億人面臨死亡威脅，30多個國家出現糧荒和因之發生的社會政治動蕩。

　　世界銀行行長佐立克稱“這是一場人為的危機，這是一場由利益分配和再分配導致的危機”。“經濟創造財富，政治分配財富”——政治經濟學這一基本要義詮釋了這場危機在實質：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 本刊記者  鮑迪克/文

　　盡管食品價格暴漲了近一倍，會期多了一天，與會人數也多了近一倍，但本屆羅馬世界糧食峰會的餐飲支出，卻比6年前的那一屆降低了一多半。

　　上次在羅馬召開的糧食峰會，與會者討論的主題是如何在2015年前將世界饑餓人口減少一半。他們在餐桌上享受到了組織者提供的鵝肝、龍蝦和各種名牌酒，卻因此被媒體指責“偽善”。

　　本次峰會的主題，升級到了更為深刻的全球糧食危機問題，伙食標準卻“降級”為餡餅、意大利面、牛肉丸以及十幾美元一瓶的葡萄酒。組織者顯然希望表現出更真實的善意與道德感。但糧食危機顯然不僅僅是一個道德范疇的問題。

　　教皇本篤十六世在給本次峰會的信中說：“在一個資源充足的世界上，饑餓和營養不良是不可接受的”他并指出：地球生產的糧食足以養活地球上的人們，數以百萬計的人晚上卻要餓著肚子睡覺。世界作為一個整體，是在打一場敗仗。

　　作為西方世界的最高道德倫理規范的代表，教皇的發言等于在承認，人類倫理與道德在打了敗仗。

　　因為，保障全人類基本生存權這一普世倫理道德訴求，遭遇到了政治。

　　更重要的是，它遭遇到的是大國政治。

　　政不出宮門

　　小國間出現爭端，國際組織出面調解，爭端消失了；大國與小國爭端，國際組織調解，小國消失了；大國間出現爭端，結果是國際組織消失了。這是西方評論家們經常用來嘲笑國際組織的諺語。

　　“只有幾個糧食輸出大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做出讓步和配合，全球糧食危機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決”，聯合國糧農組織中國代表處官員張忠軍向《環球財經》表示。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則對張忠軍的這句話做了反向的詮釋，“沒有大國的合作，危機就不可能取得實質性的改觀?！?

　　在羅馬峰會上，國際組織再次表現出了這種 “政不出宮門”的無奈。

　　這種無奈，尤其體現在峰會宣言中關于生物燃料的表述中：既不支持也不反對制造生物燃料，只是呼吁繼續有關研究。如此曖昧模糊的語氣，與兩大陣營在這一問題上的針鋒相對形成了鮮明對比。

　　糧食進口國家和聯合國糧農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都普遍認為，部分國家的生物燃料政策，是糧價上漲的重要原因。但他們的反方卻是三個大國：美國、歐盟和巴西。

　　“國際食品價格上漲的驅動因素中，30%來自能源價格上漲，40%與生物能源有關，20%來自投機資金，10%來自貿易壁壘。”按照中科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季琨的計算，生物能源因素對于糧價上漲，可謂是居“功”至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則顯示，生物燃料需求擴大，造成糧價飆升15%至30%。

　　“現在糧食品種的期貨分析師在判斷走勢時，首先關注的就是國際原油價格的動態，其次才是氣候變化。”格林期貨的一位分析師告訴《環球財經》，而在此前，氣候因素幾乎是糧食期貨價格變化的唯一戰略性變量。

　　盡管具體計算結果不盡相同，但大多數專家在分析國際糧價上漲因素時，都普遍將生物能源排在其他因素之前。聯合國食物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讓·齊格勒表示，大量使用糧食制造生物燃料已構成了“反人類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表示，大量使用糧食制造生物燃料，已成為一個“倫理”問題。 

　　國際組織言辭激烈的抨擊，并沒有影響農業大國繼續推動農產品“能源化”的決心。美國農業部長愛德華·謝弗在為美國生物燃料政策辯護時，稱因此造成的糧價上漲不超過3%。巴西總統盧拉則更是表示：“乙醇生產和糧價危機無關。巴西已為有關生物燃料的辯論作好準備，我愿意為此周游全世界”。

　　對于辯論的理由，盧拉說：“生物燃料的批評者沒有提及高油價對糧食生產成本的影響?！毖韵轮猓锬茉从捎诳梢砸种朴蛢r的下跌，反而可以起到降低糧食生產和運輸成本，從而起到抑制糧價上升的作用。

　　但稱對方辯手健忘的盧拉總統，可能也忘了一件事：生產生物能源，本身也得消耗石油。

　　百害只為一利

　　曾在美國能源部阿崗國家實驗室工作的曾左韜博士提供的研究數據，為盧拉的“反方”提供了論據：收割、灌溉、運輸玉米等原料，以及加上蒸發提純乙醇，估計每生產可放出1卡能量的乙醇需要投入0.74卡的化石燃料的能量，所以乙醇生產中的能量增值并不多。

　　“以2007年12月的價格比較，乙醇的價格(2.38美元 /加侖)比汽油(2.46美元/加侖)稍便宜，但同樣體積乙醇的熱值只有汽油的60%，所以若油箱里加的是乙醇，花同樣的錢汽車跑的路比加汽油少將近40%?！备鶕@一計算結果，目前生物能源政策，從直接經濟收益和節能的角度來看，其實是得大于失。

　　環保，是“正方”為生物能源辯護的另一個理由，其主要理由是乙醇汽油燃燒排放，要小于目前常用的汽油。但這一計算，同樣“遺忘”了生物能源在生產過程中的排放。

　　“生產一噸生物能源，所損害的森林和植被，以及污染排放，要一兩百年才可以補上?！眹倚畔⒅行陌l展研究部戰略規劃處處長高輝清指出，他認為，美國政府多次宣稱生物能源是為了可持續、環保，但實際上生物質能的發展對環境的破壞更大，“所以美國這樣做純粹是一個借口?！?

　　在這方面，甚至屬于正方陣營的歐洲人都提出了反證：今年1月， 歐盟提出要將生物燃料在交通能耗中所占比例提高到10%，但歐洲環境保護署卻已經敦促歐盟放棄這一目標。

　　但既然生物能源在節能、環保和直接經濟收益上均得不償失，而且還因為助漲糧價而導致在國際上的政治“失分”，為什么部分大國仍堅持進一步發展生物能源？

　　綏靖糧價

　　“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這些國家希望糧食價格繼續上漲”，著名國際地緣政治與經濟學家、《石油戰爭》一書的作者威廉·恩道爾向《環球財經》表示。

　　根據2007 年12月通過的美國新能源法，2022年美國乙醇燃料使用量將達到360億加侖，有關專家計算，這需要消耗1.8億噸玉米，足夠5.8億人口吃一年。而在2006年，美國已經投入了4200萬噸玉米生產乙醇，相當于1.35億人口一年的口糧——加上其他國家，目前生物能源大約消耗了全球3%的糧食產量——這正是美國農業部長所宣稱的，生物燃料推動因素“只占到糧價上漲3%”的理由。

　　這種偷換概念的托辭顯然經不起推敲。

　　中國科技部軟科學組織處處長趙剛對《環球財經》表示，目前的全球糧食供求屬于“緊平衡”，因此供應和需求的略微變動，都會引起價格的劇烈波動。

　　“實際上只要美國停止生產生物能源一年，全世界的糧食缺口全補上了”， 曾左韜指出。但是美國根本沒有這個打算，而且還在不斷地增加生物能源的產能。

　　當然，面對國內外輿論對高糧價的指責，美國似乎也做出了一個姿態。6月3日，也就是在羅馬峰會開幕之日，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公布了一系列措施，以強化對農產品期貨市場的監管力度。

　　耐人尋味的是，在具體品種上，CFTC卻僅僅宣布對棉花期貨的暴漲暴跌進行調查，對于更受世界關注、價格波動更為劇烈的糧食品種，卻毫無實質性措施出臺。這與CFTC同期對石油價格異常上漲展開的嚴密調查，同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糧食危機背后的政治背景，比能源危機更為深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技術與經濟研究所博士藤飛向《環球財經》表示。劉元春則透露，人大經濟學院剛剛完成了一項關于全球糧食危機的研究報告，“在這份向政府高層提交的報告中，我們指出，不能排除有大國政治與經濟陰謀的可能”。

　　高輝清則表示：雖然有“陰謀論”嫌疑，但搞陰謀的人永遠不會承認，因而也無法完全驗證它。但“從各個方面來講，這種不見硝煙的‘戰爭’確實存在”。

　　大國策

　　在分析糧食危機中的大國陰謀時，曾左韜先講了一個《戰國策》中的故事。

　　春秋時期，齊國的國王命令大臣們都必須穿絲制衣服，但國內只準種糧食而不準種桑樹。于是，齊國絲價猛漲，鄰近的魯、梁等小國就紛紛不種糧食種桑樹，賣絲賺銀子。過了幾年，齊王又命令大臣們只準穿布衣，而不準賣糧食給其他小國。于是，魯、梁等國的人紛紛餓死，齊國滅亡了這些小國。

　　兩千年斗轉星移，國與國之間的主要斗爭手段和目的，已經不再是赤裸裸的吞并與反吞并，但斗爭的智慧卻一脈相承。只不過，這一次，主角由列國中的首富齊國，變成了世界首強美國。大國玩弄的籌碼仍然是糧食，但魯梁的蠶桑變成了亞洲國家工業品。

　　曾左韜將“糧食陰謀”的大國策分為了兩步：

　　第一步：美國先調整自身產業結構，逐漸淘汰一般加工業，自己重點發展高附加值、高技術產業和以金融為主的服務業，同時向亞洲國家轉移一般制造業和進口一般工業品，并廉價出口糧食，把各國農業擠垮。

　　第二步：等亞洲各國大力發展一般制造業、各國政府如兩千年前的魯梁國君一樣鼓勵國民大量種桑樹賣絲、激烈競爭使得工業品越來越便宜后，美國現在開始減少農作物出口，從而控制這些國家的糧食供應。

　　根據統計，在過去的37年間，日本糧食自給率由77%下降到27%。 韓國糧食自給率也從本來可以自給急劇降到了26%。作為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盟國的日韓兩國，由此成為了世界最大的糧食進口國。

　　與此同時，美國成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糧食生產國和出口國，其中大豆產量占全世界的42.7%，玉米產量占34.4%，小麥產量占11.6%，出口量更是占據全球大半壁江山，從而在世界農產品市場上取得了決定性地位。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這是基辛格在上世紀70年代接受媒體采訪時所說的話。

　　歷史上，“美國就發起過好幾回糧食戰爭”，威廉·恩道爾稱，如在冷戰時期，美國曾經以停止和恢復對印度的糧食援助為籌碼，最后迫使印度倒向跟美國好而疏遠蘇聯；在上世紀80年代初，美國更是以蘇聯侵略阿富汗為由，直接停止過對蘇聯的糧食援助，甚至對蘇聯進行糧食禁運。

　　資料顯示，在上世紀80年代由于蘇聯糧食歉收，美國禁運而導致前者被迫在國際市場大量采購時，美國甚至“火上澆油”，通過法令在國內減少三分之一的小麥耕種面積。

　　“當初是在全球歉收的情況下，減少小麥出口進一步抬高國際糧食價格，如今則是在全球糧食供應趨緊的情況下，不斷加大生物能源的產能以制造更大的缺口”，趙剛這樣分析當代“大國策”實現第二步的手段。

　　而“大國策”的第一步——壓低全球糧食價格以打擊其他國家農業生產能力，其實現手段甚至更加隱秘。

　　這個手段，就是糧食補貼。

　　補貼陰謀

　　讓·傅立葉是法國巴黎大學的經濟學教授，15年前曾經在中國某高校擔任國際貿易概論課的外教，當時有學生問：全球貿易自由化不斷發展，而且歐美國家都倡導自由貿易，為什么唯獨在農業補貼問題上，在談判中都始終不肯妥協？傅立葉當時回答：“說實話，我也不明白為什么。”

　　事實上，在十幾年前，絕大多數的歐美學者都對這個問題迷惑不解。10多年后，烏拉圭回合變成了多哈回合，農業補貼問題的堅冰卻仍未融化。但隨著糧食危機再度襲來，當年學者們的疑惑卻逐漸有了答案。

　　國際組織普遍認為，糧食補貼和生物能源是導致這場危機的兩大主要政策根源：后者擠占了發達國家的糧食用地，前者擠垮了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體系。

　　長期的補貼刺激了發達國家的生產，過剩的產品在發展中國家市場傾銷，導致這些農業補貼水平低的國家里農民因種糧虧本而離開這個行業。這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造成了一種巨大的產業錯位：幾十年前，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是農業產業的主力，發達國家的工業與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形成了一種產業互補。而在目前糧食產業的主力轉移到發達國家之后，這種產業互補的格局被打破，甚至無論從工業還是農業上，發展中國家越來越處于從屬地位。

　　在生物能源問題上和美國立場一致的巴西，在糧食補貼問題上卻與之針鋒相對，“實際上一些貧窮國家仍有大量適于耕種的土地，但這些國家的農業發展潛力因發達國家對本國農業補貼而受到遏制”，巴西總統盧拉說。世界銀行的報告也指出，發達國家的糧食補貼政策，實際是鼓勵發展中國家的人口離開土地，進入城市。

　　另一個巨大的悖論于是產生了：全球糧食供求缺口日益擴大，用于種糧食的土地卻越來越少。因為，發達國家的土地去種更加有利可圖的能源生物，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則由于無利可圖而放棄種糧，到城里打工或者改種經濟作物。

　　在羅馬峰會閉幕之日，印度工商部長卡邁勒·納特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扶正多哈》稱：“不能期待發展中國家放手讓那些僅能維持自身生存的農民，同發達國家那些享受高補貼的農產品競爭。我們準備好了同世界上任何農民競爭，但卻不能和他們的財政部競爭。”

　　“如果美國真的要一直將這場世界‘糧食戰’打下去，沒有誰可以堅守下去”，高輝清判斷說，“因為美國的潛力太大了，而且還有很多土地根本就沒有耕種，可以以很低的成本把其他國家的糧食體系全部摧毀?！?

　　事實上，美國原來的糧食體系同樣已經被糧食補貼政策所摧毀，但取而代之新體系卻更加令國際社會望而生畏。

　　安內

　　“要么變大，要么走人”，這是周立對戰后美國農業生產體系的演變趨勢的概括。

　　周立是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的副教授，曾在2006到美國進行了一年的時間學習考察。他認為，推動這種變化的主要力量，就是美國的農業補貼政策的變化。

　　上世紀20~30年代的經濟危機時期，美國政府曾建立過 “低吸高拋”的糧食儲備體系，這是一個以價格收入支持為主要手段的農業常平倉制度，曾得到了農民、消費者的普遍歡迎。

　　但在少數糧食寡頭的游說下，1996年，農業補貼制度代替了糧食儲備制度。政府不再通過糧食儲備拋補去糾正糧食市場扭曲，而是簡單地支付糧食加工商收購價和農民維持農場可持續的價格差。

　　田納西大學農業政策分析中心的數據顯示，美國對商品化農產品的補貼，1998年以后，一直穩定在每年200億美元的規模上，其中80%流入到農民和農作公司。但分配結構極不均衡，最大的1%的農場，2003年平均得到了21.4萬美元的補貼，最大的20%的農場，平均得到近1萬美元的補貼。但多數中小農場補貼甚少，甚至沒有任何補貼。

　　補貼狀況的迥異，使得美國農場出現了明顯的兩極分化。小規模家庭農場則幾乎悉數被逐出商品化農產品的種植領域。另一個結果是，農民的農場收入卻不僅沒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

　　根據周立在威斯康星州的Organic Valley農民合作社所做的調研，在1910年，當地農民可以得到40%的食物美元(食物美元衡量每一個美元的食物消費中，食物價值的流向)，上游的農業投入，會占15%，下游的食物加工與營銷，會占45%。但到了現在，農民只能得到5%?！耙簿褪钦f，控制上游和下游的食物集團，拿走了幾乎全部的農業補貼。”周立經過調查后認為。

　　大量農業補貼，直接推低了這些農產品的價格。于是，大量新的食品工業投資直接建立在這些農產品上，從而使得美國逐漸建立了由一些食品聯合體組成的食物帝國。密蘇里大學的農業社會學家Bill Heffernan稱，通過不同的食物生產者之間的兼并、接管、聯盟等方式，產生了更為集中的食品產業集團，這些集團通過“無縫的縱向聯合，控制了從基因到超市貨架的整個食物體系”。

　　“這個利益集團通過政治獻金和直接出任政府代表、經濟控制和大量的廣告宣傳，已經捕獲了政府、市場和消費者”，周立指出。他舉例說，像美國農業部居然會幫助開發種子絕育技術，而這種生物工藝，只能讓農民們更加依賴種子公司。

　　在建立國內的統治后，糧食帝國的“無形之手”隨即伸向了海外。

　　攘外

　　“比如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最終都是由食物貿易商、加工商、分銷商等控制和鼓吹的”，周立稱。最終，農產品貿易自由化被寫入GATT，并進入WTO條款中。世界各國的農民被迫直接面對發達國家巨無霸的競爭。

　　于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勞動力、土地大量轉向城市和工業，或者在發達國家的建議與“資助”下，生產后者需要的單一品種的經濟作物，本地糧食供應體系被逐漸摧毀，最后徹底并入了發達國家的產業帝國體系。

　　由于美國大選鄰近，“糧食帝國”的游說能量更加不可忽視。盡管農業人口比例不大，卻是“板塊性”最強的利益集團，在一票通吃的選舉人團制度下，更加舉足輕重?！皼Q定最近兩屆美國大選的結局的俄亥俄州和佛羅里達州，剛好都是農業大州”，科技部的趙剛處長分析說。

　　一個例子，便是美國在5月份通過的新農業法案。根據該法案，從2007年到2012年，美國聯邦政府用于農業的補貼將達2900億美元，平均每年的補貼數額，將遠遠超過歷史紀錄。與此“交相輝映”的，是美國去年12月通過的新能源法案，提出將把生物能源產量再擴大數倍?！斑@充分表露了美國繼續在全球策動‘糧食帝國戰爭’的決心”，威廉·恩道爾先生稱。

　　人類近現代史上，帝國戰爭的發生往往伴隨著全球性的危機。這一次，同樣不例外。

　　新地緣王牌

　　發源于美國的次貸危機，已經成為全球經濟最嚴重的威脅，同時也深刻地改變著全球地緣政治局勢。

　　分析人士指出，軍事霸權、能源霸權和金融霸權，是傳統上美國全球霸權的三大支柱。但隨著國家綜合國力競爭重心轉向經濟領域，軍事大棒的威懾力已經式微；隨著美國公眾和一些利益集團對于高油價日益不滿，國內經濟進一步陷入滯脹，能源霸權也已經明顯表現出了雙刃劍的殺傷力；在次貸危機的重災區金融領域，美國更是元氣大傷。

　　“糧食霸權，已經成為了維系和強化美國全球霸權的新支柱”，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一位專家稱，因為“糧荒比任何常規武器都具有更廣泛的生物殺傷力，而糧價比油價對政治穩定更具有重要性?！?

　　他同時指出，全球糧食危機，也有助于強化發達國家的能源霸權，因為目前大多數石油輸出國最大的經濟軟肋，就是糧食問題。因此，發達國家縱容甚至推動糧食危機，一個重要意圖，很可能就是將糧食取代石油并成為地緣政治王牌，以維持其全球的控制優勢。

　　如果說，對糧食供應在量上的控制，主要在于地緣政治意義，那么，對價格的控制，則具有直接的經濟意義?！坝绕涫菍τ诰S持美元強勢和緩解滯脹困境，糧價具有重要作用”，劉元春指出。

　　他認為，首先，作為全球最大的糧食出口國，糧價上漲，能夠直接減少經常項目下的逆差。同時，由于糧價上漲能夠推動全球通脹，促進全球貿易價格上漲，而全球貿易一半以上是以美元計價，同時芝加哥又是全球農產品期貨交易中心，因此糧價上漲有利于增加全球對美元的需求，維持美元地位。

　　最近美國高官關于強勢美元政策的發言頻率可謂罕見，尤其是美國財長和美聯儲主席均發表了維持美元強勢政策的觀點，市場人士指出，美國各經濟部門在維護美元強勢方面，已經達得了高度的一致。

　　盡管糧價上漲，也會推動發達國家的通脹，但由于消費比重較低，因此通脹影響明顯小于發展中國家。據了解，食品在發展中國家的CPI核算體系中的比重一般在30%左右，而在歐美發達國家，普遍在10%以下。

　　目前，發展中國家的通脹水平也確實普遍達到了發達國家的三倍以上，比如歐美的通脹水平基本都在3%以下，而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金磚四國”則紛紛接近甚至達到了兩位數，越南更是一度超過20%，并成為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越南、印度等發展中國家近期紛紛動用加息等緊縮手段，以抑制急劇上升的通脹壓力。與此同時，盡管美歐央行在不斷抬高反通脹的聲調，但加息卻停留在口頭和市場的預期中。

　　有人士認為，這或許是“糧價陰謀”的真義所在。

　　后次貸危機

　　6月6日凌晨，東方證券的很多客戶同時收到了研究員李丹的電子郵件。李丹在郵件中指出：此輪通脹是全球性的通脹，必須全球合力才能應對，非一家之力能控制?，F在各經濟體都在等待別人先動手，誰先動手就等于犧牲自己的經濟增長，而為其他經濟體的反通脹做貢獻。

　　次日，中國央行出人意料地宣布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一個百分點。引發端午節后中國股市有史以來跌幅最大的一周。

　　“本輪糧價暴漲其實是一種金融市場的泡沫，金融泡沫的特征是來得快，去得也快”，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終身教授徐滇慶警告說，“現在除了要警惕泡沫本身帶來的沖擊，也要做好應對泡沫破滅的準備”。

　　劉元春也認同“糧價泡沫”的說法，他指出，本世紀初國際資本首先炒作的是高科技產業，泡沫破滅后是全球IT產業危機；之后炒作的是房地產市場，引發了次貸危機；現在開始炒作糧食價格，跟隨而來又將是什么樣的危機？

　　“事實上，現在仍然很少有人從這個角度在考慮糧食危機的問題”，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張明坦言。

基因游戲

　　在農業高效性、環境友好型和解決世界饑餓問題的名義下實施的GMO計劃，最終目標是控制地球上未來的生活，這是只有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統治者才曾夢想過的目標
　　□ 趙剛 林播/文

　　只有了解了“二戰”后美國勢力在全球的蔓延，才能理解基因工程、植物專利和其他生命組織的故事。喬治·肯南、亨利·盧斯、埃夫里爾·哈里曼以及洛克菲勒四兄弟，創造了跨國“商務農業”的新理念。為了給化肥和石油產品開辟市場以及提高發展中國家對能源產品的依賴性，他們有序地在發展中國家的農業部門投資“綠色革命”。這些行為與今天的轉基因農作物的發展歷史是密不可分的。

　　截至21世紀初期，四大跨國化學公司擁有著龐大的專利系統，包括玉米、大豆、水稻、小麥甚至水果和棉花等基礎糧食產品的專利，通過轉基因技術有抗H5N1型禽流感能力的高抗病性家禽的專利，甚至轉基因豬和牛的專利。四家大公司中，有三家幾十年前就參與了五角大樓的化學武器作戰研究，第四家名義上是瑞士公司，但實際上被英國控制。

　　由此看來，轉基因組織(GMO)和石油一樣，也是英美的一項全球計劃。

　　20年統治世界

　　2003年5月伊拉克戰爭前夕，美國總統將GMO戰略問題作為美國戰后的一項優先外交政策。美英聯軍占領伊拉克后，美國政府馬上慷慨地向伊拉克提供經過專利注冊的轉基因種子。GMO農作物首次進行大規模試驗，是上世紀90年代在阿根廷進行的，原因在于阿根廷的高官早就因受到洛克菲勒家族和紐約的大銀行的賄賂而變得腐敗不堪。

　　然而，歐盟作為世界第二大農產品（愛股,行情,資訊）生產地區，成為GMO計劃強有力的障礙。德國、法國、奧地利、雅典等國家從健康的角度考慮，堅決拒絕GMO計劃。

　　2006年世貿組織強迫歐盟接受GMO計劃。至此，GMO計劃在全球的成功實施也就近在眼前了。 

　　這些行為都是在農業高效性、環境友好型和解決世界饑餓問題的名義下實施的，但他們的目標是最終控制地球上未來的生活，這是只有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統治者才曾夢想過的目標。據不準確估計，現在執行GMO計劃的組織在十到二十年內就可以控制整個世界糧食的生產能力。

　　誰的政府？

　　從里根時代開始，政府對生物科技商務農業行業表現出了極大的配合。

　　在美國第一個商業性轉基因產品打入市場的前幾年，里根政府曾悄然為孟山都(Monsanto)和其他發展轉基因產品的私人企業打開了大門。里根政府中決定允許發展轉基因產品這一領域的主要行為人，是中央情報局前局長、副總統布什。

　　當時其他的政府科學家認為，有“充分且正當的證據證明”在轉基因糧食未售出之前有必要對其進行測試。 但是布什對這些聲音聽而不聞。

　　1992年老布什總統準備打開這個潘多拉的盒子。在一個執行性命令中，總統做出了所有轉基因植物和糧食與同品種的傳統植物(如傳統玉米、大豆、水稻或者棉花)間存在“實質等同性原則”。

　　“實質等同性原則”是整個轉基因革命的關鍵。它意味著轉基因農作物可以看做與傳統農作物是相同的。這個理論的依據僅僅是轉基因玉米(大豆、水稻)與傳統玉米(大豆、水稻)的外觀和味道都很相似、化學結構和營養價值也相同。

　　視轉基因植物與傳統植物“實質性等同”這一決定忽略了轉基因植物中定性的內部轉化。一些嚴謹的科學家指出，創造“實質性等同原則”，是為了避免生物化學檢測找了個借口。

　　有了老布什政府1992年規定的基礎，每一屆政府都對其表示贊同。轉基因品種就不需要任何的特別管理標準了。

　　第一種大批量進入市場的轉基因糧食，是含有rBGH人工成長激素的牛奶。這項技術是孟山都公司的專利。孟山都稱如果給奶牛注入rBGH激素，產量會高出30%。對于掙扎在生存線上的農民來說，30%的產量提高是無法抵御的。

　　rBGH激素不僅刺激了奶牛的產奶能力，同時也刺激了另一種激素IGF-1的產量。IGF-1激素調節牛的新陳代謝，刺激牛的細胞分裂、抑制細胞死亡。各領域的獨立科學家開始公開警告，rBGH激素有可能會導致癌癥。其中最有發言權的科學家之一是伊利諾伊州立大學院的薩繆爾·愛潑斯坦博士。他警告，IGF-1量的增加與人類癌癥的產生有很大聯系，而且這種癌癥可以在體內潛伏很多年。

　　不出所料，農民們開始報告他們的奶牛壽命縮短了2年，并且很多奶牛由于注入rBGH激素染上了嚴重的蹄和乳房的傳染病。

　　FDA利用孟山都提供的數據反駁日益增長的批評聲。他們把矛頭指向了獨立科學家們。孟山都的首席rBGH科學家羅伯特·克里爾堅決地反駁道：“FDA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做出了評論——這個問題并不是做學問的人需要考慮的?！睆倪@些話中很難不被人意識到孟山都和FDA領導的關系。

　　誰的公司？

　　華盛頓變得聲名狼藉，被稱為“旋轉門政府”(revolving-door government)。這是指一些大公司利用高位直接雇用政府官員通過政府的影響力和人脈關系獲利的普遍現象。

　　孟山都公司在這個“旋轉門”游戲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它既是民主黨候選人主要的贊助者，也是共和黨候選人的主要贊助者。在為rBGH牛奶貼標簽這件事件中，議會農業分委會的12個成員都曾受到過孟山都公司的慷慨資助。

　　孟山都在把公司關鍵人物安排在政府部門方面有特別的技巧。老布什總統的農業部長維納曼在2001年進入政府部門，在此之前是Calgene公司的董事長。Calgene公司是孟山都下屬的一家生物技術分公司。國防部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曾任孟山都下屬的生產天冬苯丙二肽酯——一種轉基因基礎上人工增甜劑和致癌物質的公司G.D. Searle的CEO。

　　美國前任貿易代表、比爾·克林頓的律師米基·坎特離開政府后在孟山都的管理委員會工作。孟山都的管理委員會中還包括威廉·魯克爾斯豪斯——尼克松和里根時期的前環境保護局指揮官。

　　這種“旋轉門”的方式，使政府負責糧食政策的高級官員和孟山都、杜邦、道等生物技術公司在利益方面角色相沖突，這種方式至少在里根執政時期就存在了。

　　政治壓迫科學

　　再看看英國。

　　2000年布萊爾政府命令一家私人公司Grainseed開展一項研究，證明轉基因種子很安全，可以加入到國家種子列表——農民購買種子的標準列表。

　　倫敦《觀察者》報后來得到并披露了英國農業部的一些內部材料：Grainseed公司至少一個研究者篡改了科學數據，“使實驗中的種子看起來比它們實際上要好得多?！边@些信息遠沒有使農業部停止實驗解雇實驗員，農業部還宣布一些轉基因玉米是安全的。

　　另一個政府侵擾學術自由的案例，是開放大學 (Open University)的科學家侯美婉被強迫提前退休。侯美婉曾是美國國家基因學基金會成員，在聯合國和世界銀行之前就進行生物科學的研究，被認為是轉基因科學的知名專家。

　　她的“失誤”就在于對于轉基因食物的危害說得太多了。她警告說，轉基因是一種與正常動植物繁殖完全不同的繁殖方式?！芭c你們所聽到的支持轉基因的科學家的說法正好相反，這個過程是無法控制的和不可信的，往往對宿主基因組產生傷害，產生不可預知的結果。”這些就足以讓轉基因的游說家們強迫她“退休”了。

　　布萊爾政府對研究人員的行為提出了新要求。在政府的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BBSRC)的要求中，國家投資的研究人員如果敢說出他在轉基因植物方面的研究發現，將面臨免職，甚至被訴違約或者法庭禁令的后果。

　　(本文主要內容引自威廉·恩道爾先生的《毀滅的種子：基因操縱的幕后動機》一書，本書的中文版將于今年8月份在中國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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