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擬資本與資本主義終結

作者：［美］洛仁·戈爾德納　著　谷明淑　姜　偉　譯

國外理論動態 6期

　　2006年12月10日http:// www.counterpunch.org網站刊登了美國學者洛仁·戈爾德納題為《虛擬資本與資本主義終結》的文章，認為1973年以來世界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征是：美國虛擬資本爆炸性增長，迫使日本、德國也采取金融化模式，這給世界實體經濟造成損害，也給世界勞動人民帶來了災難。作者認為，1973年以來的資本主義危機和以前危機最大的不同是：它是一場大規模的全球性的長期隱蔽蕭條，資本主義進入慢性死亡階段。作者認為這表明資本主義不再能推動社會，并據此提出對未來社會經濟的18點計劃，以重新啟動社會發展。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本文試圖發現虛擬資本與資本主義終結的關系。世界資本主義從1973年以來的時期很怪異，這個時期如果不是資本主義歷史上最怪異的階段，也是最怪異的階段之一。
　　2005年美國經濟中存在著33萬億美元的債務（聯邦、州、地方、公司、個人），其金額是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三倍。（沒人知道，其中到底有多少資金是被套牢在國際對沖基金和其他衍生品里。）美國各級政府（包括聯邦、州以及地方）消耗了40%的國內生產總值。美國的凈國際債務有3萬億美元（外國人持有的11萬億美元減去美國持有的8萬億海外資產之差），這個總額還在以每年5000億美元的速度增長。外國人持有美國政府的債務比例越來越大；僅僅是四大亞洲中央銀行（日本、中國、韓國、臺灣）就持有超過1萬億美元。正是聯邦政府的債務成就了聯邦儲備銀行采取通貨膨脹的措施。
　　如果道格·諾蘭（Doug Noland）的“金融套利資本主義”觀點是正確的，那么有關銀行體系的作用以及聯邦政府通過銀行系統來擴大和緊縮信貸（表面上的）能力的傳統觀念就會被取代；越來越大的“虛擬”信貸規模將由獨立于銀行之外的“證券化金融”所創造。我們還要考慮那些與政府有關聯的企業（美國弗雷迪馬克公司，又名聯邦住房抵押貸款公司，和美國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是它們使得過去四年里抵押品價值一漲再漲，導致房產泡沫驚人。
　　這種狀況依賴于：（1）美國國內的低通貨膨脹率，因為較高的通貨膨脹會嚇跑外國投資者；（2）美國消費者是否愿意背負越來越重的債務（目前的還債支出已經占到收入的14%，而非幾年前的11%）；（3）其他國家是否愿意并有能力在美國收支逆差的情況下繼續給美國提供借貸。
　　我們從另外一個層面來分析：美國經濟中非生產性的勞動與非生產性的消費所占的比重。馬克思把國家債務定義為虛擬的。他認為勞動所得收入（相對于資本）是非生產性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也認為國家收入中的軍事開支是非生產性的勞動，盡管它為單個資本家創造了利潤。我認為，由此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推出，國家收入所控制的其他物品與服務，和/或國家債務的虛擬資本也是非生產性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經濟中非生產性的消費是巨大的。
　　目前源于利息和地租的利潤規模每年都在增加。即使在“制造業”，在通用電氣和通用汽車這樣的公司內部，其金融部門創造的利潤也要大于其生產部門，這又如何解釋呢？并且，如果其生產的大部分是用于資本家（如軍事上的）消費，那么作為利潤又回到單個企業的擴大的M′來自哪里呢？作為生產資料的C和V（它們必須在進一步擴大的資本循環中被有效地消費掉），來自哪里呢？
　　我們知道存在一些補償機制來部分地為大量的虛擬資本和大量的資本家消費提供了補償：源于從世界貧困地區進口貨物和奪取第三世界小生產者經濟的原始積累成果（非等價交換）；使勞動力低于其再生產價值；使用已經過了更換期的固定資產；對自然資源（不可再生資源）的濫用或整體上破壞自然環境。
　　所有這一切構成了一幅相當糟糕的畫面，似乎沒有比這更糟的了——外國貸款者為美國的大規模的破產提供了信貸，而作為貸款人的這些國家自身卻隨著維系整個體系運轉的信貸金字塔的萎縮而破產。從其對世界經濟目前的和潛在的影響上看，美國遠比16世紀西班牙最大的破產的破壞性要嚴重得多。
　　當馬克思寫《資本論》時，上面所述的趨勢還遠未顯現出來，虛擬資本隨著每十年一次的危機受到嚴重損害。他當時所研究的經濟中非生產性消費的量，與今天相比（盡管它已經廣為人知）微乎其微。
　　
　　歷史的回顧
　　
　　以英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在1890—1914年已經瀕臨危機。在美國和德國競爭的影響下，英國工業再也不能支持英國的金融地位。1914—1945年間的長期危機摧毀了英國資本的世界霸權。德國與美國之間展開爭奪金融霸權的戰爭，最終美國獲勝。
　　但在那段金融與地緣政治轉換的背后發生了一種更根本的轉換，一般被稱作世界資本主義從由勞動時間長度決定的絕對剩余價值占優勢向以勞動過程的技術密集為基礎的相對剩余價值占優勢階段轉換。這帶來了一場農業生產率和運輸成本革命，使一般工人消費食品的成本占工人消費比例從50％（19世紀中期）大幅度下降，因此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打開了耐用消費品渠道，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汽車。
　　這種“汽車-石油-鋼鐵-橡膠”聯合構成的生產消費是1945年到1975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的動力。
　　除了與汽車相關的生產過程，以汽車為中心的經濟對城市、郊區以及后來的不動產、建筑（包括高速公路）和所有需要建設的項目都產生了巨大影響，更不用說對環境產生的影響了。一些國家的公共交通系統為了資本的需要而得不到發展，只發展私人小汽車，比如美國。上下班必需的交通時間大大提高。工人階級城市文化和公共生活因人們遷往郊區而減弱。
　　虛擬資本在1945—1975年經濟繁榮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盡管與此后所產生的作用相比還很小。美國政府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債務有2500億美元，以1945年的美元計占GDP的110％。英、法帝國的垮臺，歐洲和日本對美國霸權的依附創造了全球的“規模經濟”，以便適應在1890—1945年間形成的新生產力的需要；如果按照新的價值標準來表示提高了的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的話，資本主義由此進入了歷史上最長的繁榮階段。歐洲和亞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重建成本，和美國在為二者重建提供必要的流動性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此后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驚人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虛擬資本的問題。直到1958年后金融體系開始動蕩，并在1968年（1968年關閉外匯市場）后變成真正的危機，在1970年（賓夕法尼亞中央鐵路公司破產和流動性危機）、1971年（美國布雷頓森林體系垮臺）和1973年（固定匯率制度垮臺和美元本位的出現與石油危機密切相關）受到官方的關注，虛擬資本問題才顯現出來。
　　
　　理論插曲
　　
　　在資本主義的現實中，生產資料和其他產生收入的資產不是按照它們的歷史成本或當前的重置成本來作價的，它們是通過對資產的預期現金流進行資本化處理以后來計價的。資本化處理是指一般情況下當利潤率為5％時，一項每年產生5美元利潤的資產“價值為”100美元。只要有可能，資產階級、中央銀行和資本主義國家就會盡一切力量保護那些資本化了的——虛擬的——價值，甚至不惜以傷害“真實”經濟為代價。資產階級可得的用來支撐資本化價值的實際剩余價值不僅來自于直接生產過程，還來自于對自然資源的濫用、小生產者的原始積累以及有時也來自對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再生產的破壞。
　　這樣我們對本文前面給出的虛擬資本的定義可進一步歸納為：虛擬資本不僅是超過全部剩余價值的紙質所有權憑證（股票、債券、土地和不動產租金），而且是超過其自身價值的全部能夠產生收入的資產的資本化“現值”，由現在重新生產它們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資本主義的主要趨勢是：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商品價格，包括全部勞動力商品（全部價值的來源）的價格，同時動員資產階級、中央銀行及資本主義國家，保護現存的資本化價值，直到陷入下一次危機。

　　我們回到討論的核心問題：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生產方式，其擴大人類物質資料生產的能力已經耗盡了嗎？按照馬克思的理論，資本主義成為其自身發展的桎梏了嗎？
　　在虛擬資本時代，保護現存的主導實際生產的資本化價值而不是擴大生產（1973年前的生產循環）是發展的動力。擴大生產模式隨著時間推移會產生超過再生產的當前社會成本的資本化虛擬價值，在危機中，虛擬價值縮水到能夠反映實際價值的程度，引發新的循環。但是在虛擬資本時代，傳統的擴張——危機——重組——再次騰飛的循環模式被嚴重扭曲。與1929年的大蕭條不同的是，資本主義從1973年開始進入“隱蔽蕭條”階段，即在虛擬資本的重壓下實物的再生產逐漸減少。
　　根本問題是：1973年后的現實是否反映了這樣的“事實”，即全球范圍內的再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再是計價標準了嗎？全球再生產仍然是按價值形式進行擴張的嗎？抑或是全球社會變得太有效率以至于價值規律不再適用了嗎？自1973年以來資本似乎在嘗試重構剩余價值、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之間的關系，把它變成一種新擴張的基礎。但其結果是全球社會再生產的規模似乎遭到更大范圍的破壞而非擴張。
　　回答上述問題與無產階級取代原有價值形式并找出新的生產方式的能力是分不開的。當一種生產方式消滅時，“對抗的階級同歸于盡”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就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的）。
　　我的假設是：自從1848年工人階級中出現共產主義潮流，1914年之前的每次“典型的”危機（1846年、1857年、而后1873—1896年的大蕭條）都導致在制度核心區（最先進的生產力和最先進的工人階級）預演了資本主義的終結。無產階級被迫盡一切可能來結束其作為勞動力商品的地位（1848年、1871年、1905年、1917—1921年以及規模小的1968—1976年）。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自1848年以來資本主義每次重大發展都會導致“共產主義幽靈”。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四次主要無產階級革命中有三次是資本主義達到了高潮的結果，這三次是：1860年普法戰爭前夕第一國際的建立，巴黎公社和1873年的蕭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全世界罷工潮后建立的第三國際，并持續到1917—1921年以及30年危機開始之時；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1968—1977年世界范圍的共產主義運動，這三次都是資本主義大發展的結果。與此不同，1889年第二國際的建立是1883—1896年間有時被稱為“大蕭條”或“大緊縮”的結果。
　　資本必須與無產階級的存在聯系起來理解。無產階級具有歷史重要性，它不是被動地只充當資本主義的資產負債平衡表中的可變資本，而是構成自為階級的一種積極的行動，直接指向超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要么是革命的要么什么都不是。
　　每次資本主義危機的恢復都離不開大規模的重組。破產摧毀了虛擬資本。積累就會以適當的利潤率重新開始。
　　1973年后，世界資本主義沒有完全蕭條下去，或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它一直在努力建立新的價值標準，以取代已不中用的曾促使戰后經濟繁榮的舊的制度。其目的是以新剩余價值、可接受的利潤率來重新平衡現存的所有代表財富的票面憑證（利潤、利息、地租），同時擴大全球社會的再生產。然而，由于防止虛擬資本貶值損害了實物生產，這種新的平衡沒有找到。
　　當然通過全球化打開蘇聯、中國和部分第三世界市場，提高了生產總量，降低了商品價格，創新了技術，并且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盡管比戰后經濟繁榮時期低些）。資本主義似乎可以擴張。但是它還沒有使虛擬資產大規模縮水。相反，美國資本在拉丁美洲、非洲、東歐、俄國、烏克蘭、中亞和中國農村帶來了大破壞，在美國和歐洲也實行緊縮，使世界工人階級和相對剩余人口飽受沖擊。今天的美國世界霸權與全球資本主義健康發展的新階段不相容，就像英國的世界霸權在1900年表現的那樣。
　　
　　1973年后的世界資本主義
　　
　　概括1973年后的歷史，可以說其中心是支持不斷增加的大量游資或熱錢（這些游資曾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垮臺），使必然要發生的通貨緊縮式崩潰延遲了30多年。具體地說，1975年美國的通貨復脹（從福特統治時期持續到卡特）將世界帶入1979—1980年通貨膨脹大爆發的邊緣（黃金價格為每盎司850美元，油價伊朗革命后創新高，恐慌的人們拋棄美元）。隨后里根—沃爾克采取超緊縮政策，美國利率上升到20％，導致大量美元回籠。后來巨額外國資金流入美國，使后者貨幣回籠成為可能，特別是日本大量購買美國的國庫券。對20世紀70年代的通貨膨脹的應對引起1981—1982年間，即1945年以來整個時期最嚴重的衰退（蕭條），其后激發了1982—2000年間股票市場的繁榮。
　　我認為，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美國股票市場的繁榮是應對1968—1973年危機所采取的復脹策略的一個繼續，這一過程還在繼續（如反復抵押融資），實際上是歷史上最大的“龐氏計劃”（借新錢還舊錢的投機騙局。——編者注）。票面的繁榮，不像1945—1975年那樣與真正的全球擴張相關聯。但世界遭到大規模的破壞：美國工業化程度和規模下降，西歐大規模失業，拉丁美洲、非洲、亞洲和東歐大部分地區以及前蘇聯（俄羅斯和烏克蘭及亞洲中部），還有“中國奇跡”之外的9億中國農民和工人的絕對倒退。這種票面繁榮給社會的破壞造成各種衰敗跡象，包括世界許多國家藍領階層受到損害（即使在中國也有2200萬工作崗位的凈損失），食利的部門（金融-保險-不動產）的擴張（最近世界房地產一反常態地迅速發展，美國再次成為中心），環境的破壞（備受關注的全球變暖），國際犯罪的增多（如毒品交易），由于經濟原因沒有受到抑制的可治愈流行病的蔓延，60多個國家成為“失敗國家”，誕生原教旨主義（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很顯然，在許多經濟的“長城”被摧毀的今天，這種虛擬美元的循環越來越迫使日本和德國采取英美金融化的模式，這同樣損害了實體經濟，特別是影響到勞動人民的利益。這種世界經濟的美元化、金融化帶來的不穩定性已經顯而易見：日本通貨緊縮（1990年至今），美國經濟衰退和不動產崩潰（1991年），墨西哥危機（1994年），亞洲金融危機（1997—1998年），俄羅斯政府推遲償還短期國債和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基金崩潰（1998年），巴西危機（1999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2000年3月），阿根廷危機（2001年），以及2000年3月至2002年9月道瓊斯工業指數下跌35%，3萬億美元的票面財富在2000—2002年間化為烏有。從那時起，“金融套利資本主義”（來自于道格·諾蘭的術語，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擴展了其含義）加速發展，伴隨重復抵押貸款融資的發展，“美國消費者”成為世界經濟的“最后買家”。正像最近一個愛開玩笑的人說的：“我終于明白了供給經濟學的含義。就是其他國家供應商品，然后美國提供購買它們的錢。”
　　必須強調，虛擬資本的這種循環促使了新生產力的產生，公司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市場上搏殺，其外在的表現是價格水平的下降。總而言之，世界上占總工人數很少部分的工人勞動力生產了大量的商品，技術創新又使這些商品價格降低。這就是前面提及的傳統上資本主義危機和重組模式的一部分。同樣必須強調的是：與1945—1975階段不同，那時是生產力的擴張推動虛擬資本產生（與現在相比規模較小），而今天是虛擬資本的循環推動生產的發展。從美國獨立到1980年，美國政府的全部赤字總計1萬億美元。1980年以來這個數字上升到4萬億美元。有趣的是，1980年后美國政府的債務恰好等于美國的3萬億美元的凈債務。美國政府的債務是世界經濟體系的圖騰。當債務緊縮時，這會帶來極大的麻煩，資本（更不用說債務纏身的工人和其他消費者）必須償付巨額的債務，將以大幅下降的現價和工資來反映再生產的現實成本（實際上前者將大大低于后者）。

　　以上我們做的只是基本的經濟分析，但如果要了解目前虛擬資本的破壞性，必須超出經濟層面而考察階級斗爭。盡管意識形態做出巨大努力去否定或淡化階級對抗，但今天一切都是由階級斗爭決定的，由資產階級推動的單邊階級斗爭進行了30年，雙邊斗爭的潛在威脅也是這樣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就像已經發生的一樣（阿根廷2001年，玻利維亞2005年，意大利、德國和英國野貓運動重新出現）。
　　大約在1840年到1945年，傳統工人運動主要是推動資本進入“真正占統治地位”階段，這一長達一個世紀的斗爭主要是為了爭取8小時工作日。1917—1921年期間工人運動處于鼎盛時期，俄國和德國發生革命，意大利工人占領工廠，英國出現革命前的局面（1919年1月），法國、西班牙和美國出現大罷工潮。但1917—1921年那次激烈的對抗最終失敗，其原因是資本主義對殖民地和不發達地區的占有還算不上是正式的資本占有，還處于擴張階段，處于存在重新擴張（大眾消費品降價）的巨大潛力和在高級部門內部進行自身原始積累的階段（1918年美國和法國50％的人口仍居住在鄉村和小城鎮）。1914—1945年30年戰爭和此后的一段時期，通過新政／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美國、英國）、社會民主主義（北歐）、斯大林主義和后來擺脫殖民統治誕生的第三世界波拿巴主義使傳統工人的運動成為官方社會的一部分。從那以后，比1945年前的階段更常見的是由自發工人運動推動的階級斗爭，最引人注目的是1955—1973年間發生的野貓罷工潮（尤其是在美國、英國和法國）。只要列舉社會兩極分化和世界范圍的階級斗爭狀況就會發現戰后經濟繁榮正在結束。這些階級斗爭包括：
　　美國1968—1970年（最大罷工潮[1946年以來]、黑人叛亂、青年叛亂、越南慘敗）；英國1972年（飛虎隊罷工潮）；加拿大1972年（魁北克總罷工）；法國1968年（5—6月總罷工）；德國1969年（9月罷工）；意大利1969—1973年（罷工潮）；西班牙1976年（結束法國統治的罷工潮）；葡萄牙1974—1975年（大罷工，占據工廠，結束法西斯統治）；波蘭1968年、1970年（學生運動，格但斯克-格丁尼亞造船廠起義）；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在杜布切克當政時出現一些工會組織）；智利1973年（阿連德執政之初的嚴峻形勢）；阿根廷1973年（總罷工）；烏拉圭1973年（總罷工）；巴西1968年（反對軍事獨裁罷工）；墨西哥1968年（1968年10月學生運動和流血事件）；中國1966—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階級的獨立運動。
　　1973—1975年世界資本主義出現“左傾”運動，特別是表現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南錐體國家（阿根廷、烏拉圭、智利）的大規模工人運動的爆發，西歐共產主義的發展，莫桑比克、安哥拉、幾內亞“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也使南非激進化），埃塞俄比亞馬列主義革命，斯大林主義在越南、柬埔寨、老撾的勝利。我們還可以加上短暫的（1975—1977）一個運動：第三世界國家在聯合國團結起來要求西方國家在食品、石油和債務上作出讓步。
　　法國作者蒂松（Tizon）和隆尚（Lonchampt）說得不錯：“1976年前后歐洲各國政府政治工作的重點是阻止無產階級革命爆發。”而且世界資本主義也成功撲滅每一個社會主義的火種。1973年后的新形勢，正是資本對此前局面的回應。
　　近年的社會政治發展與那些年經濟進程密不可分。世界資本主義從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變革中生存下來，因為它還有進一步擴展的空間。當創造出以美國為中心和以英國為次中心的虛擬金融化手段之后，資本主義就侵入到蘇聯、中國和第三世界的政府之中，以實施其全球性的控制計劃。1973年以來的這段時期應視作反對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運動的反革命運動的延伸。意大利汽車制造商飛亞特（FIAT），受到1970年的野貓運動影響，花掉幾十億美元以使都靈工廠合理化，并將生產分散到意大利各地，這是資本對全球性危機作出反應的一個很好范例。
　　資產階級對抗革命運動有多種形式：瓦解舊的工人居住區（大型藍領工人的集中地）；雅皮士化；紳士化；將工人和窮人趕出世界各國首都和主要大城市；金融-保險-房地產部門的超常發展；隨著媒體的增多所謂“創意階級”的迅速增長；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無數的自由貿易區；19世紀20年代以來從未有過的世界范圍內收入不平等的增加；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之間差距拉大。同時出現的是：社會安全網的摧毀；工作靈活化；不斷的勞動改革；放松管制；使教育和文化保持沉默；完美市場等于完美民主，通過互聯網實施監控和最近的反恐怖主義立法。
　　與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斗爭很不同，近些年全世界的斗爭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經驗。除了罷工行為以外，把模糊的不好界定的跨階級行動（如反全球化運動）和反對伊拉克戰爭運動包括進來也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和恐怖主義、右翼民粹主義運動（像在奧地利、瑞典、法國和比利時它有著廣大的工人階級基礎）也在某種程度上被看作是對全球化惡果的扭曲反應，由此出現一個新問題：與早期不同的是，養老金危機、全球化、環境、移民和反移民動員、國際犯罪活動（如墨西哥毒品集團在美國活動猖獗）這樣的社會問題對工人階級開始產生同樣重大的影響，即使不比早期問題影響更大的話。在北美和西歐過去25年中，多數工人斗爭都是防御性的，以保衛社會福利包括失業救濟金、健康保障、年金和退休金、環境保護、健康安全立法或教育機會不被削減。
　　
　　未來計劃
　　
　　大多數激進左派（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的和無政府主義的）討論的話題都集中在工人階級管理的形式這個重要問題上：工會，蘇維埃（工人代表會議），政黨或組織。其中托洛茨基主義的過渡綱領主張蘇維埃加先鋒隊組織。這些討論極少考察資本主義社會或后資本主義社會物質資料的再生產。
　　我認為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占統治地位的各種斗爭形式的消失，以及今天這種斗爭的相對缺少，主要原因在于利害關系已全球化了。從整個社會來看已不存在有意義的改良。這是“改良”一詞當前成為反動的口號的原因。馬克思1844年說，如果想在法國取得全面成功，局部成功就已經夠了，對于今天來說，若想局部成功，必須要取得全面成功。
　　如果生活沒有發生根本的轉變，如果不把人類的潛能的發展作為目標，——這二者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精髓，就不能討論平等。
　　以往工人革命讓人聯想到大罷工、占領工廠、建立工人委員會和蘇維埃，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此后對社會生產實行直接的民主管理。這種想像基于俄國、德國、西班牙、匈牙利革命的經驗，并在1968年5—6月法國罷工后復活。
　　我認為這種模式現在部分脫離現實，因為資本密集型技術的發展和工廠縮減規模、外包已使“直接生產過程”削減到只需要全部勞動力（更不用說總人口）的一小部分，剩下的生產工人通常制造如軍事裝備等在后資本主義社會已無用的產品。將來很多工廠會被成功的革命廢除而不是在工人的控制下運轉。
　　世界范圍內，作為資本主義人口（工薪工人和資本家）一部分的生產工人（production worker）的總量已經縮減，雖然全球總產出在增長。
　　工人蘇維埃的首要任務將是為全球結束價值（馬克思所說的價值）生產做準備。當作為資本有機構成的C（不變資本）和V（可變資本）的比率即資本有機構成很高時，價值就不再能推動社會，世界革命就可能會爆發。然而價值的基礎是什么呢？是再生產現存第一和第二部門勞動力的社會成本。革命會促進全球生產力的發展，真正地把生產與再生產從價值形式中解放出來。
　　廢除虛擬資本，就要求使用“全球會計準則”或“世界資源會計”，按照使用價值對現存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進行盤點，并啟動如下計劃。
　　（1）實施技術出口計劃以拉近與第三世界的距離。
　　（2）創建世界收入的最低門檻。
　　（3）拆散石油-汽車-鋼鐵聯盟，代之以公共運輸系統和火車。
　　（4）廢除膨脹的軍工產業、警察、國家官僚、公司官僚、監獄、金融-保險-不動產部門、安全警衛和情報服務部門。
　　（5）對解放出的勞動力進行再培訓、再教育。
　　（6）能源項目：核能源、太陽能、風能等。
　　（7）充分使用“多即是少”的原則（例如：在第三世界用衛星電話代替有線電話）。
　　（8）一個世界土地合作項目，目的是充分利用美國、加拿大、歐洲和發展中的第三世界農業的食物資源。
　　（9）整合工業和農業生產，限制大城市人口的集中。這對減少能源消耗是意義深遠的。
　　（10）對一切可以自動化的艱苦工作實行自動化。
　　（11）讓全部工人階級都能有機會使用計算機和接受教育，以使之能參與全球和地區管理。
　　（12）免費的身體和牙齒保健。
　　（13）教育與生產相結合。
　　（14）把目前與非生產行業相關的研發轉入生產部門。
　　（15）極大提高勞動生產率以盡可能多地生產基本生活物品。
　　（16）全球縮短工作時間。
　　（17）集中管理一切必須集中管理的事務（如世界資源的使用）并對一切可以放松管制的予以放權（如勞動過程）。
　　（18）采取措施控制空氣污染，最重要的是不再使用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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