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糧食政治與糧食武器

—— 食物商品化、食物政治化以及食物帝國的形成和擴展

周立

（中國人民大學 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 北京 100872）

摘要：近百年來，無孔不入的產業資本，主導了世界農業生產和食物體系，使食物失去了其本身的屬性，不斷地被商品化和政治化。在食物商品化和政治化的雙重作用下，美國農民從食物消費中所得的利益分配，已經微乎其微。雖然食物商品化和政治化也帶來了農民的內部分化，但作為一個整體，農民被擠壓到了食物利益分配的邊緣，這是美國推行所謂的現代農業必然出現的現象。這一資本主導型食物利益分配模式，通過農產品貿易的自由化和國際化，逐漸擴充到全球的每個角落，使得各國本來相對獨立的農業生產體系和食物經銷體系，被簡單的復制和模仿。實際上，美國現代農業的主要標志——規模化種植、產業化經營，與美國人少地多、資本充裕和國內能源價格低廉的基本國情和國家戰略相適應，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并沒有任何模仿美國的資源條件、資本條件和能源條件。可是，伴隨資本雇傭勞動體系的擴展，以及食物商品化和政治化的推進，美國的糧食體系和糧食政治逐漸結合，形成了一個強大的世界系統，這一系統致力于使世界各國相對獨立的食物體系，被美國為首的少數國家，整合為一個單一的、以資本控制的食物體系。最終，產業資本又和國家政治相結合，合力營造出一個龐大的食物帝國。這一食物帝國，不僅通過市場擴張，還通過價值重塑和政治談判，誘使甚至迫使各國模仿美國的農業模式與食物體系。實際上，二戰以來，世界各國已經陸陸續續在農業補貼、糧食援助、農產品自由貿易等食物帝國擴展方式下，因其農業生產體系和食物產銷體系無法獨立生存，而淪為這一食物帝國的附庸，從而喪失國家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糧食的主導權。自然，國家安全和人民健康，都將由這一食物帝國支配。食物帝國遠離自然的農業生產方式，以及利益至上的食物產銷方式，正在將全人類拖入能源不安全、糧食不安全、食品不安全的惡性循環之中。中國在近20年來，正在不自覺地成為食物帝國的附庸。認識這一食物帝國的面目，可以有助于認識中國急劇變化的農村經濟和社會變遷，及其與我們日用食糧的聯系。努力實現三個替代，進行局部性的改良，可能會有助于延緩人類用食物自殺的命運。

關鍵詞：食物商品化 食物政治化 資本雇傭勞動 食物與健康 食物帝國

2007年9月，在美國中北部做農場調查時，我有一晚住在衣阿華州的農民Gary家。Gary只耕作2英畝土地，是一個小型的社區支援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簡稱CSA）農場。晚餐中，我們談起了食物收益的分配結構。Gary深有感觸地從柜子里拿出了一盒早餐燕麥片，問我：你說，這盒燕麥片我們農民能得到多少錢。我當時剛去完位于威斯康星州的一家大型農民合作企業——有機谷（Organic Valley）調查，讀過他們的資料，也讀過華盛頓一家研究機構的報告，知道農民總體上從食物價值分配中得到5％左右。Gary見我給出了比率，就拿起自己的計算器摁起來，結果是——1.43%!他告訴我，這盒美國人最常見的早餐食品，在超市中至少賣3.5美元，而出售燕麥的農民，只能從中得到5美分！早已經訝異于食物利益分配不合理的我，聽到這一結果，又再一次訝異了：是什么因素，讓我們公認的食物生產者——農民，只得到全人類每一個人每天都要付出的龐大食物價值中極其微小的一部分。如果作為世界現代農業樣板的美國如是，多年來在生存邊緣掙扎的中國農民，以及諸多發展中國家的農民，豈不更加如是？！
 

圖1 衣阿華州的農民Gary在向筆者展示早餐麥片的分配結構

如果我們還關心自己的健康，關心一日三餐來源，就讓我們一同思考食物生產和消費體系，看看我們日用食糧的背后，到底發生了什么故事？

一、食物美元給了誰？

1.1 農民僅得到5％

實際上，伴隨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食物結構的變遷，消費者在食物上的花費，越來越多，農民得到的食物價值，卻越來越少。由圖1.1可見，以1970年不變美元計算，美國消費者在食物上的花費在2000年超過了1970年的30％。但是，30年間增長的這30個百分點食物消費，不僅沒有轉化為農民的收益，農民在這一過程中，收益反而在大幅度下降。在2000年，美國農民獲得的收益，不足1970年的80％。兩相比較，差距擴大為50個百分點。這50個百分點的食物價值，到底去了哪里？

圖1.1 美國食物支出與農民收入的剪刀差（1970-2000）

資料來源：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服務部（USDA，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轉引自Peter M Rosset “Food is different why we must get the WTO out of Agriculture”, Zed Books Lmt. 2006. P50。

若我們研究一下食物價值的支付結構，可能就能將一雙“看不見的手”，清晰地拉出來。由此，我們也會逐步理解，1950年代以來，美國一半以上的家庭農場走向破產兼并的原因。

圖1.2 美國的食物支出去了哪里? (1910－2020)

資料來源：Rolf Laub繪圖，數據來自Stewart Smith，University of Maine。載國際觀察研究所的WORLD WATCH，“Where have All the Farmers Gone” September/October 2000。

www.grassorganic.com/files/Where_Have_All_the_Farms_Gone.pdf

注：圖中，有如下的說明文字：

小標題：“農民在食物美元中所占份額的不斷下降（1910-1997），并預測到2020年。”

我們大部分的（實際上，幾乎是全部的）食物花費，都并非給了農民。這意味著，伴隨越來越多的金錢移入全球食物體系，農民所得到的金錢，卻不斷地受擠壓而減少。加拿大Saskatchewan省農民，前加拿大國家農民聯合會主席Nettie Wiebe說：“當全社會對食物的原材料生產大打折扣時，這只是對農民大打折扣，甚至視其毫無價值的第一步”。換言之，一個社會如果連農民都不尊重了，還會尊重他的食物嗎？

食物美元（food dollar）衡量食物消費者支出的每一個單位的美元，最終流向了哪里，主要用來衡量食物價值的利益分配。圖1.2表明了消費者支付的食物美元的流向結構。

由圖可見，1910年至今，美國的農業投入份額（最下面陰影部分，input share），大體在10-20%之間波動，這部分投入為種子、農藥、化肥、機械等生產性投入，代表消費者為食物的初始生產成本，所付出的價值。但食物的市場份額（最上面陰影部分，marketing share），卻由1910年的45％左右，一路上升，在1997年達到75％左右。而一直作為食物生產者代表的農民（中間部分，farm share），1910年還能獲得近40％的食物價值，到1997年，下降到8％。根據美國農業部、部分研究和有機谷提供的資料，2006年下降到5％左右，而此時市場份額部分已經高達81％！由于美國的農業投入品供應商和食品加工商，通常隸屬一家大公司，或有聯盟關系（本文在2.1中會詳述），被產前成本和產后價格兩把鉗子夾在中間的農民，在食物價值的分配結構中，所占份額只能不斷地降低。資本化食品體系對農民的擠壓，由此可見一斑。

在每一個食物美元中，農民僅能獲得5分錢的份額！這樣的結果，讓人不可思議，但也頗為無奈。而且，從趨勢看，農民在食物份額中所占比重，還在一步步收窄。以致于舒爾茨語境下的美國理性小農，可能因為逆向淘汰機制，不斷地因為經濟考慮而破產、轉業，或者兼并其他農場，從而數量不斷減少；而恰亞諾夫和斯科特語境下的小農家庭農場，則不斷地退守一隅，勉力維持生存，因為留給他們的食物價值，是很清楚的農民家庭生存成本，當家庭生存成本都難以維系時，他們不得不加入了賣出農場，逃離農村的行列。

實際上，如果我們看恰亞諾夫、斯科特和黃宗智對蘇聯、東南亞和中國農民的實證研究，就會知道，小農家庭農場的生命力，因其僅僅維持消費所需的經營目標和獨特的經濟核算機制，比產業化農場要頑強得多，[1]但在美國，他們卻因經濟因素無法解釋的原因，被打敗了，直至無法生存，相繼被逐出市場為止。

1.2 家庭農場破產超過60％

由于貿易條件和政策支持都有利于產業化農場，巨額農業補貼也一個子兒不拉地全部流入產業化農場（1.5會詳述），使得經營產業化農場幾乎沒有財務風險，也使得產業化農場能夠長期地在市場價格低于其生產成本的情況下繼續擴大生產。這樣，小規模家庭農場無力維系，被迫步入大規模的破產兼并行列。可見圖1.3。

圖1.3 美國農地規模、農場數量與農場平均規模（1930-2006）

 

數據來源：美國農業部關于1910－2006年農場數據，見：

http://www.nass.usda.gov/Statistics_by_State/Washington/Historic_Data/economics/landinfm.pdf

由圖1.3可見，自1950年以來，美國的農地規模大體穩定，略有下降，由1950年的12億英畝，下降到2006年的9.3億英畝，是中國農地規模的3.1倍[2]（但美國8種商品化農作物播種面積一直相對穩定，在2.5億英畝左右，約合中國畝15.2億畝[3]），但農場數量卻由1935年最高峰的681萬家，下降到1950年的565萬家，再下降到2006年的209萬家，目前農場數量不足1935年的31％，1950年的37％。1935年以來，470多萬家農場破產兼并，而主要農作物耕作面積并沒有減少，是因為兼并主要在商品化作物之間進行的。由此，帶動了美國農場平均規模一路上升，由1950年的213英畝，上升到2006年的446英畝，平均規模擴大了一倍多。這樣，美國小型家庭農場，在政府（商品糧政策）和商業資本（控制食品生產和經銷價格）的雙重擠壓下，在商品化的種植業中，已經無法生存，只能破產兼并，或轉作其他農作。作為被產業化，被資本化農業和食品體系定義的農民家庭農場，不得不走上了“要么變大，要么走人”（get big or get out）和“要么接受，要么走人”（take it or leave it）的別無選擇的獨木橋。

1.3 要么變大，要么走人

為什么消費者在食物上的花費，絕大部分并沒有留在農民手里？

美國的主流研究者，給出了一個經典解釋[4]：由于面臨“要么變大，要么走人”的強大市場壓力，只有大農場才能提高效率，原因在于大農場能夠以更低的成本運作，所以，他們取代了小農場。僅從經濟意義考慮，這似乎不錯。規模經濟可以讓大型拖拉機能夠覆蓋更多耕作面積。更大規模，還意味著購買上的規模經濟，以及經濟投入，比如貸款上的議價能力。衛星定位的聯合收割機（satellite-guided combines）以及其他設備投入等，使得耕作越來越趨向典型的資本密集型。

但是，規模經濟并不意味著大農場效率更高，更不意味著大農場比小農場更有利于生態多樣性、環境保護、食品安全和消費健康，恰亞諾夫（1925）以及后來的許多基于實證調查的研究者，如斯科特（1976）、黃宗智（1985；1990）都已經證明了，追求利潤的產業化大農場，在生存能力上，遠遠比不上追求消費資料滿足的小規模家庭農場。美國的數據也顯示，小農場才具有相對更低的生產成本。大農場之所以擠出小農場，不是在于其經濟效率高，而在于其能夠承受更低的邊際利潤。也就是說，他們雖然并不能以更低的成本生產，但可以以更低的價格銷售。[5]這樣，當食品加工商壓低價格時，大農場仍然因其規模巨大，有足夠的利潤額可以生存，而小農場則因為利潤額（不是利潤率）太低，無法對其生產活動進行補償，甚至無法維持家庭生活所需，從而不斷步入破產和兼并路途。大農場則不斷地兼并其他農場以擴大規模，從而能以更大的耕作面積維持和提高其利潤額，同時，也能爭取到更多的政府補貼（下文中的表1.2還會對此分析）。所以，雖然大農場與小農場相比，可以有更好的議價能力，更優惠的貸款利率，但由此產生的好處，并不由大農場占有，而被食物加工商拿去了。而且，農民、農村社區、生態環境，并沒有從消費者的食物支付中，得到任何好處。

在美國，由于政治利益和商業利益所驅使，被政府補貼政策誤導和產業資本控制的農業，走上了基因農業、石油農業、化學農業的道路，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生物與作物的多樣性的喪失，資本投入與能源消耗的增加和環境破壞的加劇，從而從可持續農業模式，轉變為自殺式農業耕作模式。但是，近50年來，這種模式帶來了價格低廉的糧食價格，以及附著于其上的廉價食品體系，從而以其咄咄逼人的競爭力，將全球其他地區的農業耕作（尤其是大宗農產品的耕作和規模化養殖），逼上了同一輛戰車，使得美國大農場模式，在全球范圍內成為現代農業的樣板，被不斷地模仿和復制。世界各國的農業生產模式和食品體系，也從此走上了不可持續的不歸之路。

1.4 由常平倉，到農業補貼

當然，美國農業的規模化種植和產業化經營，與其“人少地多”的基本國情密切相關。世界上除了極少數國情類似的國家外，絕大多數國家并沒有模仿這一模式的基本資源條件。但為何世界上許多國家，又似乎別無選擇地加入這一不顧本國國情，不可持續的模仿之路呢？問題還需要繼續揭示：

早在20世紀20-30年代的經濟危機時期，美國政府有感于農業作為私人物品經營對國計民生的災難，開始介入農業生產。當時最主要的標志是逐步建立農業常平倉制度以穩定農產品價格、提供農業信貸、穩定農地規模和糧食產量。農業常平倉制度的一個核心機制是“低吸高拋”的糧食儲備體系，使得糧食價格平滑化，也為政府帶來了巨額的財政贏余。[6]這項制度，使得農民的種植，有穩定的收入預期，自然使得糧食的年產量，可以穩定在一個大體均衡的水平上。農產品的加工體系、城市居民的消費體系，也可以維系在一個穩定的數量和價格上。

這樣一個以價格收入支持為主要手段的農業常平倉制度，自然得到了農民、消費者的普遍歡迎，也直接促進了美國的農業進步。但是，從糧食儲備制度中嘗到好處的少數糧食寡頭，并不僅僅滿足于這樣的制度。在他們多年的動員和游說下，糧食儲備制度受到懷疑，自1996年起，新的農業法案實行，以農業補貼制度代替了糧食儲備制度。政府不再通過糧食儲備拋補去糾正糧食市場扭曲，而是簡單地支付糧食加工商收購價和農民維持農場可持續的價格差。市場價格高，則減少補貼；市場價格低，則增加補貼。這給食物集團擴大其利潤邊界，壓低糧食價格并擠占補貼，大開了方便之門。事實上，農業補貼制度的出臺，使得糧食寡頭得到低價格糧食的幾乎所有收益，也將每年的糧食補貼盡數收入囊中[7]，并且建立了有史以來從來沒有過的食物競爭力——廉價糧食基礎上的廉價食物體系。于是，他們繼續在國內和國外擴張自己的疆域，營造一個由他們所控制的單一食物體系，逐漸形成一個食物帝國。這一帝國，以少數幾個食物集團為核心，以市場擴張、糧食援助和政治游說為基本手段，不斷將全球農業生產和食物經銷體系，納入其版圖，從而使得各國的農業生產和食物經銷體系，都在控制之下。這一強大資本，由逐漸扭曲食物利益的分配結構，到逐漸扭曲食物加工結構和貿易體系。同時，也扭曲了消費者營養體系，使得公共健康體系受到巨大威脅。

1.5 扭曲，以及被定義了的消費者

我們先將視野聚焦到消費者這里，看看支付了越來越多食物價值的消費者，是否得到了滿意的食品？

睜眼一看，情況十分不樂觀：伴隨食物消費的增多，一個個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怪現象出現了，窮人越來越肥，富人越來越瘦；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們在飛快地變高變胖，發育提前；越來越多的后發國家，步先發國家的后塵，其國民同樣患上了肥胖癥……

為什么窮人、窮國家和剛走向富裕的階層和他們的孩子，都變成了胖子，而真正的富人，卻體態正常或消瘦，似乎顯得比窮人更加營養不良呢？是誰讓我們“打腫臉”，充起了胖子呢？實際上，正是農作體系的失衡，帶來了食物加工體系的失衡，從而帶來了消費者營養結構的失衡。

表面看，美國人的餐桌在豐富，中國人的餐桌在豐富，世界上正在發展中的各國國民，餐桌都在豐富。越來越多的各類品牌的食品，擺上了商場的貨架，讓我們感到琳瑯滿目甚至目不暇接。在電視、雜志、報紙等各個媒體上；鋪天蓋地的營養廣告、營養專家建議，以及一波又一波的飲食潮流，在沖擊著人們的胃腸和心靈；“情調”、“格調”、“風尚”、“品位”等等定義，讓一個又一個的消費者，落入了表面上追求個性化，最后卻是腦袋被格式化和標準化的陷阱。一個又一個的消費者，削尖了腦袋要迎合被產業資本定義的格調和風尚，卻又一個又一個地掏空了錢包，卻落入了不健康、不自然之中。世人就是如此的可笑，而又是如此的可憐！我們可以由圖1.4的廣告支出看出。

圖1.4 食物與飲料公司廣告費用與美國農業部營養教育預算比較（2003，10億美元）

資料來源：IATP，2006《未加思索的食物：美國農業政策如何帶來肥胖癥？》（Food without Thought: How U.S. Farm Policy Contributes to Obesity）。

注：最高的食物廣告出資者是8家公司：Altria Group, ConAgra Foods, Nestle, Sarah Lee Corp., Campbell Soup Co., Kellogg Co., General Mills, and Mars, Inc。

由圖1.4可見，美國農業部3.33億美元的營養教育預算，與食物與飲料公司的“營養教育”相比，少的可憐，僅是百事可樂一家公司（12億美元）的27.8％，是食物集團（66億美元）的5％。消費者被誰教育，被誰洗腦，由此一目了然。

實際上，在產業資本控制的食品體系下，所有商品和宣傳的出資人，正如《糧食政治入門》的作者早在1982年所指出的，基本上是“目中無人”。[8]出于利益的緣故，他們眼中只有“消費者”。如果貓狗在消費他們的商品，那么作為“消費者”的貓狗，必然比自給自足體系下的“人”（比如極少參與食物市場交換的自耕農），更值得他們敬重。事實也是如此，被主人疼愛的貓狗，常常比人更像“消費者”，所以更得出資人的重視（關于這一點，我們在2.1中會以一個例子更為詳細的描述）。實際上，再進一層，“消費者”在他們眼中，也不算什么，他們算計的只是“消費者的口袋”。為了讓消費者掏口袋，就不得不對消費者進行一輪又一輪的文化價值觀重塑。于是，廣告宣傳、文化滲透、品位塑造、格調提升等等，讓經過洗腦的消費者們，能夠心甘情愿地為表面上為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背后卻是滿足他們的利益而消費。

我們將以農產品價格結構的扭曲，來說明一下按配方喂養消費者，以及消費者罹患肥胖癥的背后原因。

1.6 造成扭曲的農業補貼政策

我們知道，農業是惟一一個人與自然相交換的部門，人的作用只是播種、田間管理和收割，卻不能使作物生長。因為空氣、陽光、雨水等作物生長的條件，直至種子本身，都不是人所能創造和控制的。所以，人必須與神創的自然相和諧，才能得到農作的收成。作為天天經歷神的恩典，最明白自然之道的農民、漁民，牧民等農作者，自古以來，都最具有敬虔的本心，也能過著符合自然規律的生活。在美國的一年，筆者看到，就一個社會群體而言，也只有農民們能普遍敬畏神，堅持每個主日去教堂禮拜。但是，伴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在農業政策上的作用，人造的農作和食物體系，在系統地向自然挑戰，在系統地劫奪神的榮耀，系統地劫奪農夫的勞作，并使人天和諧的規律，被打破了。

讓我們以農業補貼政策出發，來說明一個人造的世界食物系統的形成：

實際上，正是美國的對商品化農產品實施的補貼政策，一直在推低主要農產品的價格。最終，形成了一套人工的食物生產、加工與消費結構：

（政府）商品糧補貼→（農業）商品糧生產→（公司）低商品糧價格→（公司）低價格食品加工原料→（消費者）低食物消費結構和消費分野

在過去的20年里，美國政府一直在提高對農業的直接補貼。這一補貼，主要針對20種重要的商品化農產品（見表1.1）。

表1.1 美國商品化農產品（補貼名錄，20種）

資料來源：美國農業與貿易政策研究所（IATP）Farm Bill(2007)。

http://www.agobservatory.org/library.cfm?refid=97623

在這20種商品化的農產品種，8種主要農作物（玉米、大豆、小麥、高粱、大麥、燕麥、棉花和大米），約占美國74％的農作面積，也得到了每年大約70％-80％的政府補貼。[9]產于商品糧生產的農民，計算補貼的公式很復雜，取決于基本耕作面積（base acreage）、市場營銷協助貸款（marketing assistance loans）、貸款不足的支付（loan deficiency payments）、分拆支付（decoupled payments）以及反周期支付（countercyclical payments）。商品糧市價高，則政府補貼就低，市價低，則政府就支付高額補貼。這使得政府每年的補貼額，可能有大幅度的變化。比如，2005年的補貼額為243億美元，而2006年則為165億美元。[10]

在1995-2002年間，美國提供了1140億美元的農業補貼，年平均142.5億美元。補貼中，80％流入到農民和農作公司，12.5%是“水土保持項目”（conservation programs），另外7％用于自然災害救助方面。但是，這些補貼的分配結構極不均衡，最大的1％農場，2003年平均得到了21.4萬美元的補貼，最大的20％的農場，平均得到近1萬美元的補貼。但多數中小農場補貼甚少，甚至沒有任何補貼。見表1.2。

表1.2 美國農業補貼分配情況（2003）

（續）

圖1.4 美國的農業補貼和農場凈收入（1990-2000）

資料來源：田納西大學農業政策分析中心（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g. Policy Analysis Center，2003）。轉引自IATP，2006“Below-Cost Feed Crops：An Indirect Subsidy for Industrial Animal Factories”。

實際上，1996年新一輪農業政策實施后，美國農場的全國凈收入，由一度的540億美元，下降到不足500億美元。[12]表面看，1999年以來，政府補貼已經連年超過農場總收入40％以上，其中農產品信貸公司的農產品支付每年大約就有165億美元，等于美國農場主現金凈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USDA，2004），來自政府補貼。但實際上，農民并沒有從不斷上漲的農業補貼中，得到任何實惠。

那么，每年補貼的這200億美元，到底給誰拿去了呢？

結合圖1.2和圖1.4，我們可以輕易地做出基本判斷，是上游的農業投入部門，和下游的農產品儲運、加工和銷售部門，拿走了幾乎全部的補貼。也就是說，控制上游和下游的食物集團，又拿走了全部的農業補貼。

這樣的邏輯是：由于大量農業補貼落在商品化農產品上，直接推低了這些農產品的價格。于是，大量新的食品工業投資，直接建立在這些農產品上，從而使得美國慢慢建立了一個強大的食物帝國。食物帝國主要由一些食品聯合體組成，他們通過政治獻金和直接出任政府代表、經濟控制和大量的廣告宣傳，已經捕獲了政府、市場和消費者，從而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地位，以致于這樣的利益分配結構已經固化，并從其美國大本營，不斷伸出巨掌，在捕獲列國。關于公司捕獲，在2.2將詳細論述。

1.7 按配方飼養消費者和催肥效果

更進一步，這些公司已經集結成少數幾個食品集團，大幅度擴張自己的經營領域。以致于涵蓋了農產品投入、生產、加工和銷售的每一個環節。于是，他們由利用低價格農產品，到廢棄自然界成百上千種基因谷物[13]，而有選擇的只讓農民種少數幾種高糖或高油的谷物，使得一兩代前還十分自然的食物結構，已經變成了無處不在的人工食物結構。這一食物結構，主要建立在對廉價的人工配置的高糖和高油玉米、大豆等轉基因作物的利用上。而健康的農產品，如水果、蔬菜等，得不到一分錢的政府補貼，其生產規模相對于需求在萎縮，消費人群越來越集中于中高收入階層，其價格也在不斷地上漲。。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扭曲的糧食補貼政策，帶來了扭曲的食物生產結構，進一步帶來了扭曲食物價格體系，從而帶來消費者扭曲的食物營養結構。一個又一個表面自由和自主的消費者，變成了按公司開出的食物配方喂養自己的食物消費機器。我們先看圖1.5。

圖1.5 美國的食物價格變化（1985-2000，真實美元）

資料來源：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服務部《食物評論》（USDA ERS Food Review， Vol. 25， Issue 3，轉換為真實美元）。轉引自IATP，2006《未加思索的食物：美國農業政策如何帶來肥胖癥？》（Food without Thought: How U.S. Farm Policy Contributes to Obesity）。

由圖1.5可見，在過去的20年，美國的新鮮水果和蔬菜價格，已經上漲了40％，而軟飲料、糖類、油脂類以及飼料家禽等價格，都有較大幅度的下降，軟飲料價格下降了20％之多。

圖1.6 美國食物消費中人均攝取的糖和脂肪數量（1970-2000）

資料來源：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服務部《食物評論》（USDA ERS Food Review， Vol. 25， Issue 3）。轉引自IATP，2006《未加思索的食物：美國農業政策如何帶來肥胖癥？》（Food without Thought: How U.S. Farm Policy Contributes to Obesity）。

扭曲的食物價格結構，進一步扭曲食物消費結構。我們通過圖1.6來簡單說明這種按配方喂養消費者的原因。對商品化農產品的高額補貼，以及對這些低價格商業化農產品的大量投資，使得美國公民，越來越多地食用這些高糖和高脂肪的食品，1970年以來，人均對油脂的食用量就在不斷攀升。1980年以來，糖類的人均食用量也在不斷攀升。于是，美國人在不斷地胖起來，孩子們在不斷地發育提前。當富人們普遍地感到食品健康問題后，又出現了巨大的花錢買健康的消費浪潮，出現了美國人食品消費結構與體形的巨大分野，收入差距，帶來了體形與健康差距。

實際上，在圖1.2中，我們已經隱隱約約看到，是農業投入環節和市場環節，在不斷地擠壓農民的收益。但這種力量由何而來，為何能將農民的勞動所得，幾乎盡數拿走，并實際上拿著產業化的配方，在飼養消費者呢？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請出兩位主角，看看將食物王國的建立者，將食物商品化的公司，以及更為隱蔽和間接的食物政治的主導者和受益者，將食物政治化的政府。

二、兩個主角

2.1 公司，以及食物的商品化

在美國食物結構巨大變遷的背后，站著為數不多的食物巨人——食品集團。這些食品集團，不斷地游說政府，對消費者洗腦，對農業生產者施壓，去推動食物的商品化，并從每個消費者的嘴里，聚斂著巨額的財富。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完成之后，他們再進一步通過游說政府，控制市場和更為深入的消費者洗腦，將食物商品化后的貿易范圍不斷擴充到全地區、全國、全自由貿易區，直至全球。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食物生產、加工、銷售各環節的食物巨人，再看一下這些食物巨人如何強強聯合，從而實現由生產投入到食物零售等食物鏈條各個環節的無縫聯合。以全面的縱向一體化和橫向一體化，控制了從基因到超市貨架的整個食物體系。

2.1.1 食物帝國背后的食物巨人

在行業競爭力研究中，常用四公司市場占有率（即最大的四家公司占全部市場份額的比重），來衡量一個行業的集中度。實際上，這也是壟斷度的指標。資料顯示，農業食品領域的行業集中度，大到了其他行業難以匹敵的地步。見表2.1。

表2.1部分農業食品的市場集中度（4公司市場占有率，2004）

 

資料來源：國際觀察研究所WORLD WATCH，“Where have All the Farmers Gone” September/October 2000。www.grassorganic.com/files/Where_Have_All_the_Farms_Gone.pdf

當食品聯合體不斷擴大其食物美元份額時，也在不斷地擴大其政治影響力。時至今日，已經毫不奇怪，美國政府的農業政策，包括補貼、稅收優惠、環境立法等，從國內，到國際，都不再有利于農戶。比如，食品聯合體掌控了私人與公共部門領先的農業研究機構，使得像美國農業部（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簡稱USDA）這樣的本應代表農民利益的機構，居然會幫助開發種子絕育技術。這種生物工藝，只能讓農民們更加依賴種子公司。在有些情況下，這些影響是間接的，比如在政府資助的決定上。但即使這樣，有時的研究傾向也非常露骨。比如，當Novartis公司提供2500萬美元去資助一個研究機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去開發生物技術時，其中一個條件就是Novartis公司有第一選擇權，去拒絕任何可能取得專利的發明。在這種情況下，受到資助的伯克利，就有很強的激勵去開發絕育種子，從而將利潤從農民手中移走，而非開發有利于農民和公眾利益的技術。即使是一些名為為農民謀利益的政策，比如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最終都是由食物貿易商、加工商、分銷商等控制和鼓吹的。最終，農產品貿易自由化被寫入GATT，并進入WTO條款中。在此之前，許多國家還都有一個保證其農民就業和收入的本國食物體系，但伴隨食物帝國的侵入，這些國家的保護都被去除。食物巨頭們讓世界各國的農民們去進行全球范圍內的直接競爭，而坐收漁翁之利。

聯合國糧農組織（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簡稱FAO）曾估算過16個加入GATT的發展中國家的狀況，得出如下結論：“據普遍報告，總體趨勢是農場走向集中”，小農進一步被邊緣化，農村貧困和失業狀況更加惡化。在這樣一個世界體制下，小農微薄的農業利潤不斷被瓜分，瓜分到最后，連自己的生產成本都沒有辦法補償。此處可引用一下UNDP《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中人類發展報告處處長凱文·霍金斯的一個評論：“在自由市場的花言巧語和強調公平競技場優點的背后，鐵的事實是一些世界上最窮的農民被迫進入與工業國家的財政部而不是北部農場主的競爭。”[17]也就是說，在WTO自由貿易體制下，世界各國的產糧農民，實際上是被迫在跟美國的財政部競爭，而不是在跟美國的農民競爭。表面看來，好像是各國的農民在打糧食，美國的農民也在打糧食。各國農民在跟美國的農民競爭。可是美國的產業化農民，其收入的三分之一來自政府補貼，這也就意味著，至少他的價格可以大大低于其生產成本銷售，在價格上，他國農民根本沒有優勢。

況且，美國產業化農場通常有幾千英畝的土地，發展中國家的小農，土地面積狹小，比如中國，一個農戶的家庭農場，平均6到7畝地，合成英畝，只有1畝。而美國通常是一個農民經營整個農場，而中國則是一個家庭綁在這1英畝地上，如何跟美國競爭？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各國的農民種什么，什么不賺錢，是必然現象，不僅是中國如此，哪怕在美國，家庭農場都是如此。農民養什么，什么也不賺錢，因為美國低價銷售出來的糧食，用作飼料，去養羊、豬、雞，等等。上游的產品已經便宜許多了，下游的產品，自然便宜。美國加入世界自由貿易體系的，又幾乎都是機械化的養殖場，豬肉、牛肉、羊肉、所有奶制品的價格，都會比你低，所以發展中各國的農民養什么，什么都不賺錢。這是我這幾年在農村調查，聽到農民最多的反應——種什么，什么不賺錢；養什么，什么不賺錢。這是目前的自由貿易體制帶來的一個必然結果，這是WTO主張的農產品自由貿易在發展中國家擴張的一個必然結果。

2.1.3 你別無選擇

實際上，在公司控制下，不僅農業生產者別無選擇，消費者在消費品種、消費價格和數量上，也別無選擇。只是消費者的錢包由于被食品公司視為“上帝”，所以，公司對待消費者，比對待農業生產者，要客氣許多。粗暴的直接命令方式，被一系列的廣告宣傳、健康咨詢、品位塑造等洗腦方式取而代之。

比如，通過電視廣告，大食品公司成功地從發展中國家奪去了他們傳統的、廉價的、營養豐富的本地化食品，代之以他們的現代的、昂貴的、缺乏營養的工業化食品：

在《糧食政治入門》這本書里[18]，敘述了美國食品公司將非洲加納人廉價的營養品——鯖魚和金槍魚，通過資本與政治的同時進入，轉化為美國公司的罐頭，以及貓糧、狗糧，銷往美國，以致于加納的窮人無力消費已經變貴的魚。作為原料提供者和勞力提供者的加納，在整個生產環節，也只得到銷售金額的9％。原因是美國的貓狗，比加納的平民，更像消費者。

這些失去了傳統的本地化食品的非洲人，被不斷地拖出原來的自給自足的本地化食品體系，塑造成為公司所需要的消費者。正如一家美國貿易雜志的資深市場評論員如此評價說：“我會把非洲人消費者描述成思維簡單并且通常是一些不識字的人，但他們對質量敏感，非常愿意學習……（這使他們）極易接受廣告……這些影響到他么年底廣告將會給你早就一個全無先前品牌忠誠的消費者，雀巢的奶粉就已經做到了這一點。”[19]

正是這些廣告，將貧窮的發展中國家消費者，付出了更多的錢，卻得到了更少的營養。《糧食政治入門》這本書，更進一步描述了[20]：“尤其是早餐麥片公司，如果你把他們的成本和產品價格與傳統食品比較的話，你會認為他們就是在公路上打劫。消費者用一個肯尼亞先令購買到900-3630卡的熱量，條件是食用當地的玉米或面粉，而當地購買經加工的早餐食品時，他將只得到40至176卡。大盒裝（500克）的盒裝麥片需要肯尼亞最富裕地區一個勞力兩天的工作，讓人們希圖這樣的食品（帶著白人的形象）不僅僅騙走了他們的錢，并使當地的文化和傳統食品貶值。有時，這甚至就是殺戮，就像廣為人知的‘嬰兒食品丑聞’。新生兒食品公司向那些既無廚房設備來對瓶子消毒，也沒有純凈水或足夠的收入去買經加工的牛奶的第三世界母親們推銷產品，并用廣告使她們確信，她們的嬰兒食品比母乳更好。于是母親們兌上不潔凈的水或是弄得過稀，或是兩者兼有，嬰兒的痢疾病和死亡率達到如此之高，以致于世界衛生組織投票（美國是惟一的反對者）要求嬰兒食品公司控制其廣告，并發起‘母乳喂養’運動。”

2.2 政府，以及食物的政治化

產業資本，不僅在糧食生產者和消費者面前，顯示其強大的影響力和嫻熟的控制技巧。在作為公共部門的政府面前，他們同樣伸出其強大的手，從而捕獲了政府。而被資本綁架的政府，也在國家利益和民主包裝的掩護下，力圖推動食物的政治化，從而使得食物的本來面貌，變得更加的模糊不清。

作為生活必需品的糧食，是人類生存須臾不可或缺的基本品。糧食很早就滲入了政治因素。在中國，早已有“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軍事哲學，更有明成祖朱元璋“深挖洞、廣積糧、緩稱王”，以及毛澤東“深挖洞、廣積糧、不稱王”的政治哲學。在改革開放時代，“米袋子省長負責制”、“菜籃子工程”，以及“無農不穩”、“糧食安全”、“食品安全”的農產品公共物品性質認同，也早已經達成共識。但是，在美國，食物作為一項關乎國計民生的生活必需品，其影響力不僅限于中國所謂的征糧派款、租稅分成等方面，而是越出了疆界，成為國際間硬實力的一項標志。

這一標志的成立，先是以糧食的人道主義援助的含蓄方式體現，后伴隨農產品的國際貿易自由化，以更為清楚的國家間農產品貿易談判與開放體現。

2.2.1 政治化的糧食援助

我們先看幾則糧食援助和禁運的實例，去理解糧食政治的一部分——糧食援助這個比石油貿易更為強大的政治武器：[21]：

1945年，南斯拉夫在鐵托總統的領導下進行改革，試圖擺脫蘇聯對南斯拉夫的控制。這時，美國伸出了“友誼”之手，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糧食援助。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美國等西方盟國隨即對中國實行包括糧食在內的全面封鎖和商品禁運，妄圖將新生的共和國扼殺在搖籃之中。美國對中國的禁運一直延續到70年代初期。

1965-1967年間，美國總統約翰遜曾對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糧食的政策，從而最終迫使印度改變其反對美國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

1970年，當“馬克思主義者”薩爾瓦多·阿連德當選為智利總統后，美國對智利的糧食援助立即停止了。阿連德領導下的大眾聯合政府，卻是致力于農業改革和公平分配的。在阿連德下臺后，美國的糧食援助很快又恢復了。糧食援助是尼克松政府反對阿連德所采取的密秘戰略的組成部分。

1973年，美國由于國內食品價格史無前例的上漲，對大豆、棉籽及其制品實行禁運。日本97％的大豆依靠進口，其中92％來自美國，因此而受害最大。

1980-1981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對其實行谷物禁運。但當 80年代末蘇聯沿著美國指引的方向進行改革時，一位西方議員阿德·梅爾科特立即指出：蘇聯需要多少糧食就提供多少糧食。結果蘇聯解體。

最近一次明顯的以糧食作為武器來干預他國內政的事件，要算是美國對朝鮮的糧食援助政策了。1994年以來，朝鮮連續幾年歉收，國內糧食供應嚴重短缺。美國聯合日本、韓國對朝鮮提供糧食援助，但條件是，朝鮮必須放棄核計劃，并在緩和朝鮮半島局勢方面與西方合作。[22]

糧食援助的另一側面，則不僅僅限于這樣的短期事件，而是打擊、改變進而控制受援國的農業生產體系，進而讓這些國家形成對美國等援助國的經濟依賴與政治依賴。這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許多國家淪為美國附屬國的奧秘。

比如，美國在兜售其農業生產體系和食物系統，同時使第三世界的食物系統變得與他們相似（在市場化和食物消費結構方面），也與其形成互補（在農業生產結構方面），其表現是，美國既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又是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其原因就是這些“最強大的國家將建立一個單一的世界糧食系統，由他們進行控制”[23]可悲的是，多數被控制國家，既沒有驅逐那些統治國家，也沒有發明自己的解決辦法，反而在刻意地模仿富裕國家的糧食生產系統與食物產供銷體系。在美國產業資本的宣傳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盲目學習下，美國的食物系統被塑造為世界上最好的食物系統。孰不知，美國強大的糧食生產能力和食物生產能力，就足以使得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面包籃子”，都成為多余的“面包籃子”。《糧食政治入門》里面，就描述了美國如何成功地用糧食援助，摧毀了第三世界國家的自給自足的糧食生產體系，讓這些國家農民失業，淪為附屬于美國消費需求的經濟作物園工人，讓這些國家的農業基因化、石油化、化學化和機械化，從而購買美國生產的種子、化肥、農藥、機械，讓這些國家自給自足的本地化食品體系瓦解，使得人人成為產業化食品體系的消費者，用更高的價格，買取更低的營養。以致于帶來了這些國家更多的問題[24]：

（1）無現金儲蓄。產糧農民不得不在收獲季節廉價賣糧，而又要在該年后半以昂貴的價格購入，以度過饑荒。

（2）無糧食儲蓄。甚至連谷種都被吃光，通常也不需要自留谷種了，因為都換成了食品集團提供的轉基因種子，農耕牲畜也賣掉了。走向不斷地以勞動替代資本，欠債度日的惡性循環。

（3）無安全的土地所有權。商品化和饑荒，成為地主奪取佃農土地的機會。更多失地的農民，又意味著更高的租佃價格和更低的雇傭工資。

（4）無工作機會。雖然糧價可能上漲，但對失去生產資料的佃農而言，這不再意味著收益，而是成本。他們必須買糧，由此競爭十分稀少的工作機會，產生工資的探底競爭。

（5）無家可歸。當自己祖祖輩輩耕作的土地，已經與自己無關，甚至連糊口的雇傭機會都沒有時，農民只能流落到城市，成為貧民窟的一員。于是，上演著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悲劇。

上述問題，帶來的是對美國更多的依附，從糊口的糧食，到經濟援助和政治支持。整個農業產業體系，都變成了美國的原料提供者和農業投入品消費者，而原本自給自足的食品體系，則換成了昂貴的，由美國提供的產業化食品體系。

2.2.1 政治化的農產品自由貿易

資本化的食物集團，當然不滿足于只擠壓本國的農民、受援助國家的農民，它還要進一步擴張其疆界，將捕獲的手，伸向世界各國，伸向作為公共部門的政府。

作為一個文明發展的基礎，各個國家和民族，都建立了一個立足自主的食物體系。所以，當工業品、投資品全球化大行其道時，食物體系較少涉足。當然，這不符合食物集團的經濟利益，和美國的國家利益。于是，食物集團的商人，和美國政客們一起，致力于推動農產品國際貿易的自由化，并于1990年代成功地將其納入GATT和WTO體系。

提出國際農產品貿易自由化，似乎是為了如下世俗理想[25]：一國可以通過貿易途徑，部分或全部解決該國的糧食供應問題，而且世界糧食生產的巨大潛力也為此提供了可能性。但上述結論的成立，暗含著這樣兩個假設：一是在世界范圍內，有一個沒有扭曲的、充分競爭的、跨國界的、完備的糧食市場體系，并且一國糧食貿易量對世界糧食供求的變化有足夠的彈性；二是糧食貿易作為一種純粹的經濟活動，只接受國際上貿易規則的制約，而不受國與國之間政治和意識形態分歧的影響。

但從實際情況看，上述兩個假設并不成立。就前一個假設來講，所謂“沒有扭曲的、充分競爭的、跨國界的、完備的市場體系”，僅僅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帶有烏托邦色彩的幻想，現實中根本不存在。就后一個假設來講，糧食貿易或援助時常作為大國政治外交的手段，用以干預別國內政。曾是美國里根政府農業部長的約翰·布洛克在一次聽證會上直言不諱地說：“糧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個國家系在我們身上，那樣他們就不愿我們搗亂。”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份報告說，第三世界國家缺糧“使美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種力量……華盛頓對廣大的缺糧者實際上就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利”。[26]

政治家所關心的國家利益，與食物集團關心的經濟利益，結合在一起。就促成了危及全球每個地方農業與食品體系的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浪潮。這在WTO議程中表現得十分明顯。

在GATT和WTO談判中，農業可能是最具政治敏感性的領域。農業公司（Agribusiness corporation）尋求在大眾食物、基因資源和農業上的寡頭壟斷地位，在政府以及全球、地區貿易協定中施加影響，創造讓美國傾銷其高補貼農產品的基本條件。于是他們通過游說政府，使得國家利益的代表者，是他們的公司派出人員。比如，世界農產品貿易的自由化，直接與位于美國明尼蘇達州的一家食品集團——Cargill的執行總裁的推動有關。正是他代表公司利益，卻出任美國的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美國農業首席談判代表，極力推動農產品貿易自由化，使得農產品自由貿易成為現實[27]。在WTO農產品自由貿易的框架下，各國要想保持其獨立的農業與食物體系，幾乎不再可能。這一案例，反映了糧食商品化和政治化的絕佳結合，也使得世界食物體系都在這兩股力量的合力圍攻之下。

2.2.2 捕獲政府

在社會生活中，政府是以公共部門的形象出現的。其干預應該是朝向促進社會公正和提高經濟效率的方向的。但是，由于政府及政治家也是一個有自身利益的理性人，管制者很容易被其權力租金誘惑，而被被管制者“捕獲”，成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這一過程中，管制制度能夠帶來租金并因此成為不同的利益集團相互競爭的對象，管制者則根據自身的效用決定管制所服務的利益集團，管制實際上變成了政治家創造租金和攫取租金的工具。因此，在理性人的假設下，就不再有理想意義上的政府，也沒有理想意義上的公共利益，而只有利益集團。管制者依據其自身利益的計算，決定其服務的利益集團。在管制理論的鼻祖Stigler提出捕獲理論之后，后來的一些極端的捕獲理論更加認為：政治家利用管制創造租金，并通過競選捐贈，選票，賄賂來攫取這些租金。“存在這么多特許權與管制的一個重要原因也許是賦予官員們否定它們的權力，然后以提供特許權為回報來換取賄賂”。[28]這個理論強調了管制對政治家和官僚的利益，即使當產業會由于管制而利益受損，管制依然會存在。

對農業和食物體系的管制權力，同樣帶來了政府租金的擴大。以美國兩黨所接受的政治獻金為例，可以看出農業政策和食物政策的轉變，有背后的“捕獲政府”因素。政府也由扼殺本國和世界他國可持續農業和健康食品體系的幫兇，走到了主謀的位置上。見表2.6。

表2.6 美國農業公司的政治獻金（2005）

圖2.2 美國主要農產品的傾銷比例（1990-2003）

資料來源：IATP，“The WTO Agreement on Agriculture: A Decade of Dumping”，2005。

由圖2.2可見，美國出售到世界市場上的農產品均低于成本價，而且在1996年新一輪糧食補貼政策后，比重大幅度上升。傾銷比例最低的大豆，達到了12％，而最高的棉花，則高達48％。

表2.7 世界主要經濟體對農產品生產的支持（2004）

資料來源: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見Daniel Griswold, Stephen Slivinski and Christopher Preble: Six Reasons to Kill Farm Subsidies and Trade Barriers A no-nonsense reform strategy。

http://www.reason.com/news/show/36207.html

表2.7顯示，不僅美國如此，世界10個提供農產品生產支持的主要經濟體，政府用包括補貼在內的各種方式，對農場提供生產支持，支持總額達到了2795億美元，總補貼份額占農場收入的比重達30％。主要農業發達國家，在農產品自由貿易框架下，已經將世界各國的農業生產，綁上了同一輛戰車：要么各國比拼財力，進行補貼生產競爭；要么讓出農產品市場，由這些國家提供低價格糧食和一整套食物體系。由此，產生對糧食生產國的全面依賴。2006年底以來的全球糧食價格上漲，已經清楚表明了這種依賴性。

于是問題產生了：一個經濟體愿意以低于成本價的方式銷售其產品，對于購買者本來應該是個福音，因為他們甚至可以以低于成本價的方式購買到便宜的商品，出售者愿意補貼全世界，讓他去補貼好了！世界各國為何非但不去感恩，反而要用“傾銷”的字眼兒聲討呢？如果站在理性人的角度看，事情就容易理解多了。如果沒有食品大亨的全球商業利益，如果沒有美國政府的全球政治利益和政治家的個人前途考慮，一個號稱以自由、民主、平等立國的國家，為何要采用這種不公平的自由貿易手段呢？為何要通過WTO的強制機制，硬把自己的廉價貨品“補貼”給全世界呢？但愿本文在第一和第二部分的分析，能夠有助于理解美國向全世界傾銷其糧食的經濟目的和政治目的。能夠向讀者顯明農產品自由貿易背后的利益因素。

三、怎么辦？

作為被規定了必須參加農產品自由貿易，被規定了必須開放本國食物市場，被規定了必須納入國際農產品生產和營銷體系的中國。如下的諸種現象，就不能單獨在封閉體系下考慮了：農業的無利可圖、農民的進城打工、農村的凋敝，以及在這一過程中資金、勞動力、土地要素的“逃離農村”……除了國內的工業化、城市化推進以及體制轉換因素外，美國主導的食物商品化和政治化，以及農產品貿易的自由化等國際因素，應該被認識。

當中國選擇了開放農產品市場，又無力和美國、歐盟以及日本等進行補貼競爭的時候，當中國也如同許多亞非拉的同伴們走向“農業的美國化”之后，中國農業的無利可圖、農民的流離失所和農村的凋敝，是預先設定了的。2.12億農民工、2.5萬億元農村居民儲蓄“用腳投票”，離開農村，大量農村土地也“長了腳”，轉作城市化和工業化用地，與自由貿易體系下農業無利可圖，直接相關；與食物帝國在中國的擴展，直接相關；與中國的涉農政策被食物帝國俘虜，直接相關；中國日趨嚴重的食品安全與糧食安全問題，與自由貿易體系下轉基因農產品的大量涌入，以及資本化農業的不斷推進，直接相關。但是，已經開放了國門，而又無力支付巨額補貼的中國，在涉農以及食品體系的領域，可以作為的空間，已經很小。

3.1 認識它（義憤填膺與理性分析）

農產品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后果，美國、歐盟、日本巨額農業補貼政策的外溢性，產業化農業和基因農業的可能影響，以及資本雇傭勞動框架下的單一世界食物體系的形成及其對世界各國國家主權與安全的可能威脅，都尚未被清楚認識。本文無力探討這么多問題，而只能放在中國農業的基本背景下，去探討其中一個小的側面——中國已無法再保持單獨的糧食生產體系和食物體系，也無法從總體上保證糧食安全，以及食品安全。

3.1.1 既捅破了天花板，也踏破了地板

借用溫鐵軍在中國在1998年簽署中美農產品貿易協議，決定加入世界農產品自由貿易后的“天花板價格”和“地板價格”的說法。[30]中國的農產品價格形勢，早已是既捅破了“天花板”，也踏破了“地板”，由于價格沒有了彈性區間，使得中國已經沒有任何關于糧價調控的政策騰挪空間。我們以圖3.1說明。
 

圖3.1 美國和中國的小麥期貨價格比較（1993-2004）

資料來源：數據來自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和鄭州商品交易所（ZCE），數據采集點為半月數據平均。

由于期貨價格和現貨價格，從理論上，到現實上，都具有平行變動性。我們可以用具有連續性和系統性的期貨價格，來作為糧食現貨價格的替代指標。由圖3.1可見，自1995年起，中國的小麥期貨價格，除個別月份外，就一直高于美國的期貨價格。而且，高出比例大多數時候在20％－80％之間。

若以溫鐵軍提出的“天花板價格”和“地板價格”的形容來衡量，糧食的國際價格是天花板價格，是國內糧食價格的上限；國內生產成本決定的價格是地板價格，是糧食價格的下限。國內糧食價格在此兩者之間漲跌。一旦漲過天花板價格，糧食價格就會通過進口的影響使糧食產品主價格開始回落。可是，1998年之后，伴隨種糧成本的提升和糧食價格的低迷，糧食價格已經降到了地板價格之下，農產品的投入產出開始為負值。[31]如果將農村勞動力投入計入成本，農民的糧食生產已經是入不敷出，投入產出間出現了嚴重的不合理。但即使這樣，我們的糧食價格已經高過美國所設定的“天花板價格”。

既捅破了“天花板”，又踏破了“地板”的中國糧食價格，實際上已經無力維持國家的糧食自給，更無力維持食品安全，這些危機的一個表現就是，在政府近十年來一直在努力用各種辦法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更加用多種辦法來保證市民食品的數量和質量，但危機事件仍然頻繁發生。實際上，中國糧食生產體系之所以還沒有垮臺，除了少許的關稅與配額保護，以及運輸成本和儲運成本外，更在于中國農民家庭糧食消費的自給自足。正是由于中國大約65％的糧食生產是農民不計成本為自給自足而生產的，使得中國總體上的糧食自給率還比較高。但是，我們看到，伴隨加入WTO中國關稅的減讓，農產品關稅配額取消，少許的關稅與配額保護越來越難以奏效；伴隨運輸儲運技術的不斷提高，運輸儲運成本在降低；而中國又在10年來不斷地推行產業結構調整，大力促進農村的市場經濟化，使得自給自足的糧食生產比率還在大幅度減少。更加因為，美國的糧食生產能力還遠遠沒有釋放（3.1.2會進一步說明），使得當前的危險的平衡難以持續很久。幾個因素結合在一起，中國失去糧食安全，失去糧食生產與經銷的獨立自主性，是必然的，并且可能已經出現。中國既然選擇了在農產品貿易上加入了WTO，并承諾履行其條款，而政府又無力像美國、歐盟、日本那樣提供高額補貼，如下的結果，便如宿命般地預設了：中國的糧食生產體系，會像大多數拉丁美洲、非洲國家一樣崩潰，食物結構會日趨“漢堡化”（Hambergized），中國必將成為食物帝國的附庸。

3.1.2 美國的糧食生產能力還遠遠沒有釋放

美國強大的糧食產能，一直在儲備狀態。近20年來，美國主要糧食作物的耕作面積，一直在15億中國畝左右，由于政府補貼休耕，美國還有大約1/3的土地處于休耕狀態。1930年代以來，伴隨穩定糧食價格、控制農地數量等政策的實施，美國近1/4耕地退耕退牧，很容易再復原為耕地。而且，美國的農作，歷來只是一熟制，合理密植技術也遠遠沒有像中國這樣得到淋漓盡致的利用。所以，保守估計，美國可以輕而易舉地在短期內提高30％-50%的糧食產量。而從10年以上的長期看，提高100％的糧食產量，也并非難事。目前情況下，美國早已經擁有了摧垮絕大多數國家糧食生產體系的實力。而再加大產量，像中國、印度這樣的已在WTO規制之下的傳統農業大國，亦將無法幸免。對于食物帝國的營造者而言：魚已經進了網了，何時收網，只是一個等待時機的問題了。

所以，中國的食物數量和質量危機何時大規模到來，主要不由中國來決定，因為中國已經被食物帝國所擄掠，已經放棄了食物自主權。中國人的食物命運，將主要由食物帝國來決定。不僅中國如此，絕大多數國家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可能都無法幸免。

一個單一食品體系的形成，一個食品帝國的崛起。伴隨著食物商品化和政治化的不斷推進，在不斷的延伸和發展。當單一食物帝國奠定基礎后，誰還能不惟食物帝國的馬首是瞻？！

3.1.3 重新認識中國的涉農政策

在食物帝國的形成過程中，多數國家可能已經自覺，或者不自覺地俯首稱臣，參與這一食物帝國的建造了。可能，中國也不例外。

1990年代以來，中國不斷地在迎合這一帝國的建造過程：

我們不斷地在推行農業產業化，不斷地復制農業補貼“扶富”政策，造出一個又一個的所謂農業龍頭企業，而后者實質上是剝奪農業和農民的工具；

我們不斷地推行糧食市場化，讓本為國計民生必需品和國家公共物品——糧食，成為私人物品，致使其數量越來越不足，質量越來越低劣；

我們在農產品國家貿易談判中不斷地讓步，最終讓食物帝國兵不血刃地進入中國市場；

我們不斷地推動食物快餐化、漢堡化，使得我們傳統的食品成為消費羞恥，而洋食品成為時尚，以致傳統老字號也不得不走上了過度包裝、過度加工、過度營銷的洋路子；

我們不斷地崇拜農業科技，崇拜科學，崇拜基因技術，認為科技能解決我們面臨的一切問題，卻不知早已陷入科學主義的泥沼；

我們不斷地要求農民種糧，實行嚴格的基本農田保護，讓最為貧困的農民提供國家公共物品，卻拒絕給予起碼的補貼與支持；

我們在國家層面不斷地強調糧食安全與農地保護，而地方層面則不斷地進行農業結構調整，減少糧食耕作，并將大量農地轉為工業和城市用地……

更可悲的，是我們可能不斷地將農村當作市場經濟的試驗場，當作政治民主的表演場，將飲食父母的來源，當作城市化和工業化這些所謂現代化的附庸甚至負擔。以致于糧食生產體系和食品安全體系的發展方向，在疾速向食物帝國要求的方向前進。

無疑，中國在參與這一食物帝國的建造。我們可能也意圖從中分一杯羹。可惜，食物利益的分配比率，不是按你的業績，不是按你的規模，不是按你的忠誠度確定的。如果你在這場社會達爾文主義競爭中，不是強大資本的最終擁有者，不是強大生產經銷體系的控制者，你注定是個輸家，你的地位注定被強者所定義，你的利益注定變成強者的施舍，就像農民從整個食物體系中分到的湯水越來越稀一樣。

3.1.4 重新認識我們的日用食糧

如果食物像汽車、CD、電影一樣，是有彈性的消費品，按照經濟規律，將其全面開放和市場化，本身無可厚非。但是，由于“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由于食物是人類生存須臾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所以，把食物提高到比國防更高的人民主權和國家主權地位，并不過分。由于食物的來源，是神創自然的慷慨賜予，把食物提高到人類感恩，人天和諧主要標志的地位，也不過分。如果我們讀一下人類文明史，讀一下人類學的著作，可以看到食物在神人溝通、文化形成、社會交往中的基礎性作用。可惜，食物的屬性，早已經扭曲，不再被人認識。基本屬性喪失的，不僅是糧食、土地，連萬物之靈的人，都早已被商品化，而且無人質疑。連流動性很強，供應最充分，最不易被人劃分產權和占用的水、空氣、陽光等等，也一步步在人類共同私欲的主導下，基本上已經商品化了。[32]

讓我們學習《食物是不同的》（Food is Different）這本書的一個片段吧[33]：“食物是不同的。它不僅僅是貨物或商品。食物意味著農作，而農作又意味著農村生計、傳統和文化，意味著是保持還是破壞，意味著農村圖景。農作意味著農村社會、農業歷史。在多數情況下，農村意味著一個國家和人民的文化遺產的寶庫。食物能給我們歡樂，讓我們品嘗好壞。當然，食物既讓我們受益，也可能讓我們品嘗惡果。”

3.2 改變它？（一場消費革命）

在食物帝國以不可阻擋的趨勢形成和拓展其疆域的時候，想要逃脫被其控制的命運，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此，我們只能局部地、改良性地推出一些替代方案，讓意圖自救的小范圍農業生產者、消費者，和局部區域，能以一個本地化食品體系的創建，能以一場消費革命的開展，進行一些改良性的努力。使得自己生產的、食用的食物，盡可能是健康的。使得鄉村生活和傳統文化，還有繼續生存的空間。悲觀一些說，使得人類利用食物自殺的歷程，還可以延緩一些。

在這一點，我們需要向美國的實踐者學習。為應對產業化農業及其食品體系負面效果的挑戰，美國中北部的中小家庭農場、城市消費者以及地方政府，已經摸索了一整套替代體系，這一套體系，以消費文化革命為精神內涵，以一個本地化食品體系的創建為實際行動，意圖實現三個替代：以消費天然食品替代消費人工（產業化）食品；以公平貿易方式替代自由貿易方式；以本地化食物體系替代全球化食物體系。這一替代模式的主要內容包括：

1.消費文化革命：發動“慢餐”運動，推動公平貿易，以替代快餐和自由貿易；

2.促進本地化食品體系的形成：促成農業生產者、食品消費者、NGO組織和地方政府的合作，以本地化食品和有機食品，來替代產業化食品體系和工業化食品。這些方式包括：

（1）推動本地可持續農業發展；

（2）推動社區支援農業（CSA）；

（3）推動農民直接銷售（農民市場或路邊市場）；

（4）推動縱向一體化的農民合作化和農產品價值增值；

（5）推動消費合作運動，建立和發展合作社食品超市；

（6）推動公平貿易實踐，促進城鄉間、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間的和諧相處。

關于這些方式，筆者將在另外一篇調查報告《農業產業化后美國的農場自救——美國中北部可持續農業調查與案例分析》中，詳細論述。

本文艱難地寫作了三個月，但仍然沒有能夠提出成形的方案可以解決現實問題。本文描繪了一個不容樂觀的全球食物圖景，力圖，但仍很不完善地描述了一個食物世界系統的形成，也提出了可能的解釋。但如何面對這些問題，如何采取一些改良性的措施，留待今后關心農業和食品問題的人士共同探索。

筆者非常感恩的是，是神一路引領筆者在美國的調查，以及本文的寫作，向筆者解釋筆者所看到的美國農業和食物體系中發生的一切，以及可能的影響。筆者由此也知道了這個世界是如何的悖逆和無望。從而，只將指望寄托在彌賽亞的再來之上。

2007年12月29日 初稿

2008年1月14日 二稿

注釋：

 文章的原副標題為“自由市場體系下已經無解的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在寫作后期改為現副標題。項目研究得到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項目（06BaZH015）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07CJY063）資助。感謝黃宗智和溫鐵軍兩位教授，使得我美國一年的訪問，及美國中北部的調查，得以實現。感謝美國農業與貿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and Trading Policy，簡稱IATP），對我在美國中北部農場調查的細致安排。尤其感謝Jim Harkness和Claudia Nanninga，他們從調查研究到生活細節上，都給予了十分周到的照顧。感謝IATP研究人員，以及諸多為本地化食物體系努力的食物消費者、農業生產者以及NGO行動者，他們中的每一位，都擴展了我對食物體系的認識，都是我的老師。

[34][1] 如果我們讀恰亞諾夫《農民經濟組織》，我們會知道小農經濟會頑強生存的獨特秘訣——追求家庭消費滿足和不計工資的勞動核算機制。這使得農民農場在不利的市場行情下，虧損的出現要比資本主義的產業化農場晚得多，因此，具有極強的生存能力和穩定性（恰亞諾夫，1925，61頁）。若再讀斯科特的《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對東南亞農民的分析（斯科特，1976），以及黃宗智對中國華北小農和長江小農的分析，可以看到東南亞和中國的家庭農場，基于同樣的原因，也具有同樣頑強的生命力（黃宗智1985，1990）。自然，美國的農民家庭農場，也不例外。

[35][2] 雖然中美國土面積相同，但耕地面積存在3倍以上差距。美國可開墾土地的面積，更是大大高于中國。

[36][3] 一英畝合6.07中國畝，中國目前全國耕地的官方數據僅為18.3億畝（見2005年11月9日半月談）。中國中央政府表示一定要守住18億畝耕地這條底線。8種主要農作物耕作面積的數據來自《反思美國農業政策：改變做法以確保全球農民生計》（Rethinking U.S. Agricultural Policy: Changing Course to Secure Farmer Livelihoods Worldwide）。田納西大學農業政策分析中心（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gricultural Policy Analysis Center），2003。

[37][4]見如下文章的引用和綜述：WORLD WATCH, September/October 2000，www.grassorganic.com/files/Where_Have_All_the_Farms_Gone.pdf

[38][5] 見WORLD WATCH, September/October 2000，www.grassorganic.com/files/Where_Have_All_the_Farms_Gone.pdf

[39][6] 美國1930年代大危機以來，共通過了40多項農產品立法（或涉及農產品的綜合立法）。其中著名的3項永久農業法律是1938年《農業調整法》、1948年《商品信貸公司特許法）和1949年《農業法》，它們共同構成了美國現代常平倉永久立法體系，其政策目標是建立農業常平倉。3項永久農業立法規定了商品信貸公司和全國農業保險機構進行農業補貼的政策，以及水土保持、農業保險等其他價格支持原則與程序。上述資料來源于莊歲林、謝瓊《美國治理農業問題的經驗及啟示》，載《農業經濟問題》2006年第8期。

[40][7] 補貼流向可見1.3。美國農業政策演變與補貼狀況，可見美國農業與貿易政策研究所（IATP）Farm Bill(2007)。載http://www.agobservatory.org/library.cfm?refid=97623。農業立法和執行情況可見Ronald D. Knutson ”How Policy Decisions Are Made In U.S. Agriculture”, http://www.farmfoundation.org/green/knutson.pdf

[41][8] 蘇珊·喬治：《糧食政治入門》（1982年版中譯本），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150-156頁。

[42][9] Ray, Daryll, Daniel De La Torre Ugarte, Kelly Tiller. Rethinking U.S. Agricultural Policy: Securing Farmer Livelihoods Worldwid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gricultural Policy Analysis Center. 2003. http://www.agpolicy.org/blueprint.html

[43][10]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arm Income and Costs Briefing Room. 2007. 

http://www.ers.usda.gov/Briefing/FarmIncome/nationalestimates.htm

[44][11] 數據來自田納西大學農業政策分析中心（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g. Policy Analysis Center, 2003）。

[45][12] 關于美國農場收入與補貼，另外可見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服務中心ERS/USDA, Farm Income and Balance Sheet Indicators, 1929-2004, accessed Dec. 3, 2004，以及GDAE Working Paper No. 05-07: Identifying the Real Winners from U.S. Agricultural Policies（作者Timothy A. Wise），http://ase.tufts.edu/gdae/Pubs/wp/05-07RealWinnersUSAg.pdf

[46][13] 關于種子公司的集中，可見Global Seed Industry Concentration – 2005, http://www.mindfully.org/Farm/2005/Global-Seed-Industry6sep05.htm。大豆、玉米、土豆等成百上千種自然基因，被這些大公司廢棄或選擇性使用。

[47][14] 牛肉屠宰數據來自Cattle Buyer’s Weekly: Steer and Heifer Slaughter reported in Feedstuffs 6/16/03. 

Feedstuffs Reference Issue 2006 (9/13/06) as reported in Feedstuffs 1/29/07。火雞屠宰數據來自Feedstuffs 10/9/06 (CR 4 is extrapolated from market share of new company.)和Butterball LLC was created through a joint venture between Smithfield (49%) 

and Maxwell Foods (51%) that bought ConAgra’s turkey operations。豆油壓榨數據來自2002 Census of Manufacturing (released 6/06)和Wall Street Journal 7/22/02。轉引自Mary Hendrickson and William Heffernan: Concentration of Agricultural Markets(April 2007). http://www.nfu.org/wp-content/2007-heffernanreport.pdf

[48][15] 數據來源：Mary Hendrickson and William Heffernan:Concentration of Agricultural Markets (April 2007), http://www.nfu.org/wp-content/2007-heffernanreport.pdf

[49][16] 國際觀察研究所的WORLD WATCH，“Where have All the Farmers Gone” September/October 2000。25頁。www.grassorganic.com/files/Where_Have_All_the_Farms_Gone.pdf

[50][17] 見UNDP《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摘要》http://www.un.org/chinese/esa/hdr2005/news3.htm

[51][18] 蘇珊·喬治：《糧食政治入門》（1982年版中譯本），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154-156頁。

[52][19] 蘇珊·喬治：《糧食政治入門》（1982年版中譯本），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161頁。

[53][20] 蘇珊·喬治：《糧食政治入門》（1982年版中譯本），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162-163頁。

[54][21] 例子來自《糧食貿易中的政治經濟學——關于糧食貿易中風險防范機制的建立》，中華糧網2001-09-12，http://www.cngrain.com

[55][22] 據世界糧食計劃署和聯合國糧農組織2002年10月底公布的聯合調查結果顯示，2002至2003年度朝鮮預計糧食產量為384萬噸，需要糧食援助108.4萬噸。即朝鮮28％的糧食需求，需要通過援助來滿足。這使得朝鮮面臨強大的糧食政治壓力。朝鮮也的確一直在意圖抵制這種壓力。見報道《朝鮮批評美阻撓糧食援助使人道主義援助政治化》，來自新華網。2002年12月16日11時37分　http://news.tom.com

[56][23] 蘇珊·喬治：《糧食政治入門》（1982年版中譯本），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103頁。

[57][24] 這些問題的闡述，可見蘇珊·喬治：《糧食政治入門》（1982年版中譯本），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100-101頁。

[58][25] 本節如下論述，來自《糧食貿易中的政治經濟學——關于糧食貿易中風險防范機制的建立》，中華糧網2001-09-12，http://www.cngrain.com

[59][26] 見《糧食貿易中的政治經濟學——關于糧食貿易中風險防范機制的建立》，中華糧網2001-09-12，http://www.cngrain.com

[60][27] Cargill公司在關貿總協定（GATT）框架下，在全球貿易規則的制訂扮演了關鍵角色，1987-1989年任Cargill公司執行總裁的Daniel Amstutz，是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中美國的農業首席談判代表，致使農業首次被納入世界貿易規則之下，并由WTO繼承。過程可見Who's Behind the WAF?http://www.biodev.org/archives/000153.php和The Rat in the Grain Dan Amstutz and the Looting of Iraqi Agriculture http://www.theava.com/03/05-21-rat.html

[61][28] 由管制所產生的“捕獲”理論是經濟學家Stigler于1971年提出的。之后又被發展出“掠奪性捕獲”理論(Predatory Capture Theory)、“收費亭”理論(Tollbooth Theory)等。

[62][29] 關于精英聯盟，要看金耀基、康曉光、孫立平等人在東亞專政背景下提出的政治學說。康曉光在其《我為什么主張“儒化”——關于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保守主義思考》一文中，對此有所解釋：所謂“精英聯盟”并不是說三個精英集團坐下來，經過談判，達成了一個聯合統治的協議，而是說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接受或默認了現存的秩序。這種接受或默認，可以是心甘情愿的接受，也可以是無可奈何的默認。聯盟存在的標志是精英集團之間沒有公開的激烈的對抗。我說的“精英聯盟”就是這個意思。這樣的聯盟是非常有用的，一方面可以維持政治的基本穩定，一方面可以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其實，只要社會中的強勢集團攜起手來，這個社會就是穩定的。老百姓手頭的資源是非常少的，他們沒有思想，沒有錢，也沒有槍，即使數量眾多，例如有九億十億，但卻無法對抗幾千萬精英。所以，只要一個社會中的強勢集團能夠團結起來，這個社會就是穩定的。一個政府能不能穩定，不在于有多少人支持它，關鍵是那些強有力的人是否支持它。

[63][30] 溫鐵軍《21世紀的中國仍然是小農經濟？》（何帆訪談），2000年12月30日。見中國經濟信息網“50人論壇”。

[64][31] 根據中美小麥虧損經營的成本收益核算，2000年，中美小麥銷售價格都低于成本，不同的是，美國有約1/3的價格補貼，而中國還在征收農業稅。核算可見中國科學院地理與資源研究所于格、劉愛民《中美小麥生產成本效益比較分析》，載《農業經濟問題》2003年3期；中國農業大學孟麗、喬娟《中美小麥成本和價格比較及其原因分析》，載《農業科技管理》，2004年4期；西南財經大學胡小平、涂文濤《中美兩國小麥市場競爭力比較分析》，載《管理世界》，2003年9期。

[65][32] 早在中世紀時，神的救恩和贖罪權，也成為了特殊的商品。而當前，神對普世人的水、空氣和陽光的無償賜予，同樣被整個巴比倫系統商品化。末后的世代，就是如此，就同啟示錄6:6：“我聽見在四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油和酒不可糟蹋。”神的恩賜，就這樣一步步地，徹頭徹尾地被人劫奪，成為自己牟利的途徑。成為人類積累在地上的財富。最終，貿易的真相，讓人無法懷疑。所有做買賣的，都如啟示錄所言的，受了獸的印記。

[66][33] M Rosset “Food is different why we must get the WTO out of Agriculture”, Zed Books Lmt. 2006. P9。

（作者：周立 中國人民大學 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 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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