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中西方就中國在非洲活動的“口水仗”一直未停歇，本研究結合非洲五國五大英文媒體的報道折射了非洲當地人對中國形象的認知。總體看來，中國傳遞給非洲的主要還是一個經濟形象，這提示我們在未來的對非戰略調整中，需更加重視“文化的傳播與交流”，讓我們的文明形象也鮮活起來。多數報道比較客觀公正，非洲人有強烈的發展需求，同時又對長期被殖民的歷史心存忌憚，非常注重獨立自主。因此，他們需要中國這個貿易伙伴，同時又不無顧慮，特別是當中國只傳遞出經濟巨人這個單一形象之際。所以他們對中國有肯定和感激，也有否定和指責。從這個角度來看，中非同樣需要通過多種方式不斷加深互信、增進理解。唯有如此，中非情誼才可能代代傳承。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非關系日漸升溫，經濟合作愈加多樣。中非貿易額自1990年開始每十年增長十倍，1990年不到10億美元，2000年達到100億美元，2010年飆升至1270億美元，2011年則已超過1600億美元。目前，中國已經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伙伴，非洲也已經變成中國的主要投資市場之一，超過1700家中國公司在非洲投資。政治交往也不斷加深。2000年至今每三年一屆的中非合作論壇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關注，2012年8月27日的首屆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論壇的召開則意味著中非合作又向前邁了一大步。

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在非洲影響力的加強，中非關系日益受到西方國家的“羨慕、嫉妒、恨”。西方政府及民間人士發動國際輿論攻勢，非議中國對非戰略。“新殖民主義”、“掠奪資源論”、“破壞環境論”、“漠視人權論”等不絕于耳，中非合作關系愈密切，這種論調重復出現的頻率和調門也就越高。近年來，中國人在非洲被綁架、敲詐和勒索現象也時有發生，中國人在某些國家處理與非洲當地民眾關系上亦出現不當之處，并成為口實。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在非洲的國家形象受到不少挑戰。

但是，總體而言，西方學者大多沒有擺脫冷戰思維的影響，他們傾向于強調中國對非戰略“受私利驅動”，指責中國重回非洲只是為了謀取巨量能源，并且不厭其煩的列舉此類例證：中國在安哥拉“攫取”原油，在津巴布韋“攫取”鉑金，在剛果-布拉柴維爾“攫取”木材，在贊美比亞“攫取”銅，在南非“攫取”鐵，凡此種種，卻常常不顧某些非洲國家的人權和腐敗問題。美國保守派的傳統基金會則在一份報告中堅稱，中國“錯誤地承認非洲的獨裁政府，稱贊其發展模式適合本國國情，并支持這些國家。中國在非洲重新拓展利益的最惡劣影響在于，鼓勵了非洲最專制的政府，擴大了‘失敗國家’在非洲出現的可能性”。

與之針鋒相對，中國政府和以李安山為代表的一批學者一直為中國在非洲的活動正名，駁斥各種“新殖民主義”論調。他們全面客觀的闡釋中非能源關系；用翔實的數據展現中國在非洲的良好形象；解釋中國在非洲的具體政策，如不干涉政策、人權與援助政策等；還倡導中國與西方在非洲進行合作。
 

然而，中方、西方都是當事人，自家之言難免“有失客觀”之嫌，我們有必要關注作為另一方當事人的非洲人如何看待中國在非洲的角色、作用和地位。
 

為了初步呈現非洲人視角下的中國形象，本文查詢了非洲五國五份英文報紙的電子版（包括一個新聞網站），以“中國（China）、非洲（Africa）、相應國家名稱”為關鍵詞，每份媒體提取檢索結果的前100項，共500篇報道。有些報紙提供最近三個月的檢索信息，有些提供最近三年的檢索信息（截止于2013年8月中旬）。盡管此次檢索范圍有限，媒體視角與普通民眾亦有差異，但這些檢索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我們了解非洲人眼中的中國到底如何，這將有助于我們有的放矢地塑造更為積極的中國形象。

五個國家分別為尼日利亞、安哥拉、贊比亞、津巴布韋和南非。選取理由有三。首先，就地域而言，這五國涵蓋了非洲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其次，就與中國的關系而言，這些國家都與中國往來密切。根據2012年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市場排名，就新簽合同額一項而言，尼日利亞和安哥拉排在第一、二名；就已完成營業額一項而言，安哥拉和尼日利亞分別排在第一、四名。選贊比亞是因為坦贊鐵路，選津巴布韋則是因為已經再次連任的總統穆加貝，這兩個國家與中國頗具淵源。選南非，除它也被納入金磚國家外，還有一個原因，沙伯力與嚴海蓉2010年對非洲九國的一項調查顯示，九國中只有南非的受訪者因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高于中國，大多不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值得效仿，因此預期在南非可以聽到更多異議之聲，而調查結果卻有不少不符合該預期之處。最后，本文遵循了便宜原則，這幾國新聞的網絡版較易查詢，便于檢索。
 

選取的報紙均為綜合新聞媒體，包括尼日利亞的《抨擊報（Punch）》（私人報紙，創刊于19世紀60年代，每日24版，有統計顯示該報發行量為10萬份），檢索信息時間段從2013年5月至8月；南非的網絡新聞iafrica.com（南非的一個主要新聞網站，議題廣泛），檢索信息時間段從2011年2月到2013年8月；贊比亞的《郵報（Post）》（贊比亞的一份重要的獨立報紙），檢索信息時間段從2010年1月到2013年8月；安哥拉的《安哥拉新聞社（Angola Press Agency）》（安哥拉的官方新聞機構），檢索信息時間段從2010年12月至2013年8月；以及津巴布韋的《布拉瓦約（Bulawayo）》（津巴布韋的在線新聞機構），檢索信息時間段2011年1月至2013年8月。
 

通過檢索結果可見，中國在非洲呈現出的是一個經濟獨大、褒貶共生的形象。
 

一、中國——非洲人眼中的“經濟大戶”
 

這500篇報道涉及經濟、政治、體育、文化、科技、教育等多個方面。幾乎所有國家的報道都是以經濟為重，政治為輔，其他信息涉及不多，參見表一：“關涉中國的新聞類型分布”。采用相同檢索方式檢索同期涉及美國的報道，則有明顯不同。以檢索結果讀取方便的南非的iafrica.com和津巴布韋的《布拉瓦約》為例，兩者針對美國或涉及美國的報道各100篇，其中iafrica.com關于美國的經濟類報道僅占16%，與旅游類報道（17%）等量齊觀，而體育類報道則占到48%，政治類只有占6%；《布拉瓦約》的報道中，經濟類占17.5%，與以音樂交流為代表的文化類報道（13.75%）相差不大，而政治類的報道則占到46%，其中大量內容涉及美英等國對津巴布韋選舉和政府的批判。
 

表一：關涉中國新聞的類型分布

注：

1.“其他”項包括法律、旅游、軼事等。

2.“經濟”、“政治”、“體育”類的劃分基本按照媒體本身提供的分類標準，有些內容略作調整，比如兩國領導人的互訪，如果大量內容涉及提供貸款、投資或經濟合作項目等，雖然原媒體標定為“政治”類，此處亦將之歸為“經濟”類。“文化”、“科技”、“醫藥”、“教育”和“其他”是原媒體未作標定的新聞，本文根據新聞內容進行劃分。

3.安哥拉“科技”新聞21條，主要是中國參與安哥拉主辦的三屆國際環境技術博覽會的信息。
 

在所有關于中國的報道中，經濟類信息占據了二分之一強，包括：中國在當地的投資、并購、開采礦山、建設工廠、中國給予當地的優惠貸款、與中國簽訂的基礎設施建設合同、中國與非洲的進出口總額等。政治信息不到20%，多為國事互訪，比如南非總統祖瑪在金磚峰會前會見習近平與普京；賀國強出訪安哥拉，談及兩國加強合作；汪洋發表講話敦促津巴布韋選舉年保持穩定等；還有一些評價中國國際作用的政治新聞，比如有報道稱“只有中俄支持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再比如談及“中國在非洲的行動引發一些國家的危機感，美國不會坐視不管”等；另有個別信息稱“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導致了當地的政治腐敗”。體育類約為10%。文化、科技、醫藥、教育及其他類新聞共百篇左右，比如，孔子學院研究shona語的文化類報道；中國國家燈具檢測中心參與e.lighten持續照明項目的科技類報道；關于中國茶與草藥的醫藥類報道；中國實行九年義務教育的報道；以及中國人在津巴布韋吃稀有陸龜而被捕的法律類報道等。
 

從以上統計結果可見，中國傳遞給非洲的主要還是一個經濟形象。當然，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畢竟非洲需要“錢”來自我發展，而中國已是非洲的最大貿易伙伴，但美國在這方面并不比中國遜色太多，粗略比較顯示美國比中國在非洲的形象更加豐滿。如果中國在非洲人眼中的形象只是個“錢袋子”，就比較被動了。所以，我們有必要積極調整對非策略，更加重視“文化的傳播與交流”，讓我們的文明形象也在非洲鮮活起來，否則中國留給他人的積極、飛速發展的“希望情感”，很可能轉化成令人生畏的“恐懼情感”，這種風險其實已經在非洲初露端倪。

就新聞性質來看，此次檢索的信息包括客觀報道和主觀評價兩種，其中客觀報道事實本身的新聞占大多數，比如兩國領導人的會晤，雙邊貿易額，中國提供貸款、投資，中國與當地合作或并購當地企業，從中國進口某某商品，在中國召開某某會議，中國參與某某會議，中國、南非警察聯合執法，中國等國駐安哥拉軍事武官訪問羅安達的警察指揮部等，以及大量以中國為背景信息的新聞，例如提到金磚國家時涉及中國，再如報道本國發展狀況時，提及中國信息作為參照，比如中國的公路里程、國內生產總值、外來直接投資數額及利率、人口轉化成生產力的能力等。

另外一部分是主觀評價的新聞，這類新聞量很少，內容與沙伯力等人的調查一致，非洲人對中國在非洲的作用有褒有貶，既非我們自己認為的那么積極，也非西方學界、政界一味的批判，參見表二與表三。
 

二、中國——非洲人眼中的“綠林莽漢”

綜合而言，對中國的批駁集中在四個方面：中國在非洲攫取資源；中國人搶奪當地勞動力市場；中國商品量多質差；中國企業不遵守當地法規。在一些媒體筆下，中國就像一個“綠林莽漢”，在不循章法的搶資源、占市場。

表二：非議中國的主要信息（集中在經濟類新聞）

這一方面與西方的扭曲“宣傳”有關，另一方面與我們的行為不當不無關系。
 

首先，明顯可見的是這類負面報道與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指責可謂完全一致，這絕非全然的巧合。西方的輿論界為非洲的媒體早已做好了鋪墊。有明確的數據顯示非洲一些國家基本在充當西方大國的信息二傳手。
 

本次檢索中，雖然各個媒體并未出現大量轉載西方媒體新聞的情況，但能顯見西方媒體的影響力遠大于中國。此次檢索結果中尼日利亞《抨擊報》新聞的引用來源包括了《彭博社》、《金融時報》、《美國環球金融》等；南非iafrica.com的引用來源有《彭博社》、《紐約時報》、《道瓊斯通訊社》等；贊比亞《郵報》主要來源是《經濟學人》；津巴布韋《布拉瓦約》的引用媒體包括了《先驅報》和英國《衛報》，有一篇關于斯諾登的新聞引用了《新華社》的信息。其他引用歐美國家的大學或者研究機構或者金融組織等信息的報道未作一一統計，尚不在列。對中國而言，在西方幾個大國占有國際媒體資源壓倒性優勢的背景下，我們對非傳播的“落地入戶”工作依然艱巨，不過已經出現契機。非洲媒體也已經意識到：因經費問題，英法在非洲的傳媒能力正在“縮水”，而中國則正摩拳擦掌，以圖通過傳媒手段一方面加強中非聯系，另一方面抵消西方媒體對中非關系的負面報道。
 

其次，就我們自身而言，在非洲銷售的商品質量較差，在非洲工作的人員素質不高都是現實問題，盡管有些只是個案，但通過媒體就可以被無限放大。目下，我們正面臨新的挑戰——正如非洲媒體所指出的，中國正失去其低廉勞動力的優勢，但也正是中國制造的新機遇，這必然促使我們調整經濟結構、向新經濟轉型。非洲媒體對“華為”的肯定在某種程度上改善了非洲人對中國商品的認知和評價。而華為所代表的不僅僅是貼著中國標簽的“商品”，它更是一種理念，一種“服務和融入”的理念。華為良好的售后，以及通過培訓進行的屬地化管理模式，都是華為在非洲收到“鮮花與掌聲”的必要因素。
 

屬地化管理（包括我國媒體工作的屬地化管理）有助于中國的技術標準和規范“走出去”，也有助于和緩當地人對“中國向外遷移過剩人口”的幻象。其實不光是非洲，有中國“工程大軍”走過的地方，如東南亞和拉美等地，當地人都可能產生類似“擔憂”，這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國龐大人口數字的一種非理性的直覺投射。屬地化管理自然可以減少這種“認知強迫癥”，但也面臨諸多跨文化的屏障，比如語言、文化習俗、宗教信仰和法律（尤其是當地的勞動法）等，特別是后兩個方面，處理不好，很容易引發群體事件。這一點我們在非洲有血的教訓。因此，在走出國門之前，我們還需要用“知識”武裝下頭腦，比如中石化所進行的“跨文化培訓”等。
 

三、中國——非洲人眼中的“良師益友”
 

以明確的語言贊譽中國的信息集中在三個方面：對中國本身在經濟、科技等方面發展的肯定；肯定中國通過投資、援助和商貿等對非洲發展做出的貢獻；與西方國家相比，肯定中國是一個更為平等的伙伴。
 

表三：明確肯定中國的信息

正是因為非洲國家對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肯定，非洲國家才呈現出愈加強烈的“向東看”的趨勢，他們希望能夠通過借鑒“中國模式”擺脫貧困依附的現狀。在此次信息檢索中，幾乎所有國家的媒體都提到中國經濟發展迅速，科技進步迅猛，應該借鑒和學習，即便是南非。盡管在沙伯力等人的調查中，南非受訪者多不認同中國的發展模式，但在南非媒體中關于借鑒中國的報道是所有國家中出現最多的，比如南非總統祖瑪歡迎習近平到訪，并指出南非可以向中國學習；南非勞動力問題宜向中國學習；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倚重整合的國內市場、對外資實行優惠政策的經濟特區、農業改革等，南非可從中有所借鑒；南非應放下意識形態的偏見，向中國學習，并以期趕超中國等。其他國家的媒體也在解決勞動力問題、發展自由貿易區及其他發展經驗方面提出向中國取經。
 

中國經濟在三十多年來取得的成就，讓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開始思考“西方化”是否是唯一的“華山之路”。中國的發展經驗至少為他們提供了另一種選擇。正如埃塞俄比亞總理梅萊斯所言：“中國是我們所有人的靈感。中國向非洲展示，非洲可以渡過經濟難關”。盡管馮?戴克（VanDjik）認為，非洲缺少中國獲得成功的諸多前提條件，比如穩定的政府、充足的勞動力以及土地改革等，因此不能復制中國的成功，也就是說“北京共識”并非是“華盛頓共識”的替代模式；但非洲可以從中國的成敗中汲取經驗教訓，這同樣彌足珍貴。總之，不管是否認同“中國模式”這種提法，中國幾十年的發展成就、在兩次大型國際經濟危機中的出色表現，都需要得到正視，總有一些經驗可循。中國可以在人力資源發展、治理能力以及技術培訓方面為非洲提供援助，特別是應該考慮像德國國際發展基金或者新加坡“中國高官班”那樣提供系統、穩定、注重效果的培訓甚至學歷課程。
 

而就中國對非洲做出的貢獻來看，援助項目事實上有些尷尬。根據美國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全球發展中心和總部設在美國威廉瑪麗學院的“援助數據”項目(AidData)共同發布的研究報告，2000年至2011年，中國向51個非洲國家援助了1673個項目，涵蓋非洲社會的方方面面，援助總額約750億美元。這也就是說，自從2011年南蘇丹獨立后，非洲54國只有3個未接受中國援助。這就可以理解，在此次檢索中，關于中國對外援助的信息盡管出現頻次不高，但在各國媒體都有報道，參見表四：中國對各國的援助信息。
 

表四：中國對各國的援助信息

中國對外援助白皮書顯示，我們的對外援助主要有八種方式：成套項目、一般物資、技術合作、人力資源開發合作、援外醫療隊、緊急人道主義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債務減免。在此次檢索中，八種方式并未全部涵蓋，其中優惠貸款提及次數最多，其次為援建基礎設施（包括航站樓、水電站、水壩、學校等），再次是技術合作和實物援助等。這些援助體現的是“錢”力有余，技術不足。盡管“援外”本是很積極的信息，總體而言非洲媒體給予的也是正面評價，但我們必須留心一些非議之聲。比如面對優惠貸款，媒體在表示歡迎的同時也警惕可能出現的嚴重貿易傾斜，以及過度依賴中國的后果。關于基礎設施，特別是鐵路，則因為質量問題遭到詬病。有關中國援建非盟大樓的報道都沒有給予我們所期望的高度評價，甚至有文章稱“非洲有充足的人力資源，為什么要依靠中國？”有這樣一種聲音也在非洲也變得越來越清晰：“為什么總是說中國援助非洲，中國從非洲所得的難道還少嗎？”

看來“援助”一詞并不如我們設想的那么討人喜歡。特別是當我們總以“錢袋子”的形象示人還總喜歡標榜之際。摩根索認為對外援助旨在彰顯經濟能力和技術成就。從檢索結果來看，至少非洲人認為我們更多是在彰顯經濟能力。有鑒于此，我們應該考慮淡化對“援助”的“宣傳”，強調互利共贏的目標，以技術合作為主、經濟為輔，比如在2012年中非合作論壇上提出的建立農業技術示范中心、培訓人才、輸送醫療隊等。也許這樣才能更好的通過“援助”獲得“威信權力”。

最后，這五大媒體在對比中國和西方在非洲的活動中，基本都給予中國更為積極的評價，即便是非議中國，也言明中國與西方無二，沒有哪家媒體更為肯定西方的影響。這與2007年以來皮尤和蓋洛普等在非洲做過的幾項大型民意調查的結果比較一致。簡單來說，就是非洲人對中國的認知比對美國的認知更為積極。這一方面可能與中非的戰友情誼，以及中國始終與非洲站在同一隊列有關，比如很多媒體談到中國在建國初期對非洲民族革命的援助，還有媒體認為有半殖民地經歷的中國與非洲有更多共鳴。另一方，這一檢索結果也的確證實了中國在非洲的活動更好地堅持了“休戚與共”和“互利共贏”。無論中非關系要如何發展，這條原則必然應一以貫之。
 

結語

本次研究尚有一些不足之處，最顯見的可能在于：一方面樣本量有限；另一方面英文媒體影響的范圍也有限，雖然除安哥拉外，其他國家的官方語言皆為英語，但普通民眾更可能閱讀地方語言的報紙，所以此次檢索結果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或許只是某些媒體精英的態度，盡管其對普通大眾的影響不容小覷，但畢竟不是一一對應。希望在未來的研究中，能結合針對普通大眾的實地問卷調查，驗證此次研究的結果。
 

本次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在中西方的“口水仗”之外，通過對非洲媒體的實證研究，呈現了非洲當地人對中國形象的認知。多數媒體報道比較客觀公正，非洲人有自己的眼睛和理智，有強烈的發展需求，同時又對長期被殖民的歷史心存忌憚，非常注重獨立自主。因此，他們需要中國這個貿易伙伴，同時又不無顧慮，特別是當中國只傳遞出經濟巨人這個單一形象之際。所以他們對中國有肯定和感激，也有否定和指責。需要指出的是，在肯定之聲中有需要我們冷靜思考的問題；在否定之聲中，有促進我們轉變的契機。而就改善負面形象而言，中國最需要的是發展一種國際意識——要有跨文化的敏感力、做大蛋糕的合作力（包括與西方國家、非洲國家的三方合作）、遵規守制的自我約束力（這里提到的遵循規制，除了遵循當地的法治，特別指向的是滿足非洲當地一些工會組織、教會組織、環保組織等的訴求）；對于已有的正面形象來說，中國需要的是一種更為積極的作為——更為主動的傳遞經驗、更為有效的提供“外援”、更為自覺地與非洲人民“共同呼吸”。兩相參照，彼此助益，才能令中非合作之路更為平坦。
 

中非在革命時代建立了深厚的“戰友”情誼，所以中國的政府外交在非洲一直較為順暢，結果反而導致我們很長一段時間忽略了非洲民眾對中國的觀感。比如以影響他國民眾的公共外交為例，從上世紀90年代我們開始關注公共外交以來，我國對非公共外交的投入就一直遜色于對歐美主要國家的投入。我們是時候需改善和加強對非洲的外交戰略及具體政策了。否則，很可能導致我國喪失非洲這一極為重要的海外支持資源。在新的世界政治經濟條件和全球化背景之下，中非這對“命運共同體”，國家與國家之間，人民與人民之間都需要通過多種方式不斷加深互信、增進理解。唯有如此，中非情誼才可能代代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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