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和平的時代，但并非安全的世界。

　　就在中國公布“一帶一路”規劃的前一天，中國海軍第十九批護航艦艇編隊暫停了亞丁灣護航任務，駛向也門進行撤僑準備，這也是從2009年1月以來的首次“暫停”。

　　這又是一次成功的、激動人心的撤僑。但亞丁灣里戰戰兢兢的貨輪怎么辦?索馬里海盜不會因為空襲也門而消失。遺憾的是，在該航區，我們足夠數量的艦只同時進行撤僑和護航，制約之一就是在這一地區中國沒有一個補給基地。

　　也門并非一個無關小國，尤其是“一帶一路”啟動之后。也門在歷史上就是中國通往西域的“陸上絲綢之路”的節點，同時還是鄭和下西洋所開辟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終點。也門扼守的曼德海峽，其最窄處只有18英里，每天有近400萬桶石油通過。

　　其實，該地區并非沒有外國軍事基地。在也門隔海峽相望的吉布提，就有一個日本軍事基地機場。很明顯，世界重要的戰略關口里，早就擠滿了“守門人”。

　　撤僑還是護航?“一帶一路”上，這種選擇以后肯定還會有。無論是向北與俄羅斯的交通線及管道連接、向西通過中亞連接西歐，還是向南通過印度洋連接到北非，必將經過眾多地緣政治破碎帶。這些地方的國家，中央政府失能或缺乏控制力，部族政治、離心傾向嚴重，安全環境較差。

　　如此一來，誰來保護“一帶一路”?又如何保護?一個必須指出的細節是，今年全國兩會結束后，國務院對《政府工作報告》進行了反復推敲，作出了17處重要修改，其中一處就是 《報告》第四部分“協調推動經濟穩定增長和結構優化”中“拓展區域發展新空間”第二段，增加一句“加強海上力量建設”。

　　戰略不穩定弧

　　“一帶一路”的合作伙伴中，許多是正處于社會和經濟結構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國家，它們在安全和發展方面普遍存在不確定性矛盾，其中，地處中東、中亞，以及南亞這一“戰略不穩定弧”的國家尤其如此

　　一項公開分析顯示，初步估算是，“一帶一路”沿線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約占全球的63%和29%。由于“一帶一路”具有開放性，未來一旦形成“虹吸”效應，還可能吸引更多的國家和經濟體參與其中，進一步釋放其輻射性。

　　但世界并不太平。無論是“一帶一路”的北路、中路還是南路，都隱藏著一些風險，尤其是地緣政治風險。

　　政治觀察員歸宿說，作為中國在南亞的支點之一，鄰國巴基斯坦在“一帶一路”規劃中無疑將發揮重要作用，“但當前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勢并不令人樂觀，相關國家政策和未來發展亦存在諸多隱患，這都將對‘一帶一路’規劃的實施造成影響和沖擊”。

　　“巴基斯坦長期以來飽受恐怖主義威脅，各類恐怖襲擊在巴基斯坦已成常態。”歸宿說，雖然去年6月以來，巴政府和軍隊針對境內恐怖組織發動了代號為“利劍”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但發生在卡拉奇真納國際機場及拉合爾瓦嘎口岸的一系列重大恐怖襲擊事件，“表明該國的反恐安全形勢仍然沒有得到本質好轉”。

　　美國綜合性戰略研究機構蘭德公司認為，城市化進程在改變巴基斯坦社會結構的同時，也帶來更多不穩定因素，在反恐安全問題上將給巴基斯坦帶來更多壓力，“大城市在聚集人口的同時，也加速了信息的流通，這為薩拉菲等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滲透提供了空間，導致恐怖組織滋生蔓延”。

　　不止如此。歸宿說，“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中亞、南亞、東南亞等‘一帶一路’經過的地區，不僅安全局勢日趨嚴峻，一些國家的政治過渡和社會轉型也存在較大不確定性，這些將對‘一帶一路’規劃的實現構成更大挑戰和阻礙。”

　　事實上，全國政協委員、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周文重也稱，推進“一帶一路”面臨兩大戰略風險。他首先提到的就是地緣政治風險。

　　“沿路沿線的合作伙伴中，許多是正處于社會和經濟結構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國家，它們在安全和發展方面普遍存在不確定性矛盾，其中，地處中東、中亞、以及南亞這一‘戰略不穩定弧”的國家尤其如此。’周文重說，“由此，帶來的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值得中國高度重視。”

　　自身的地緣風險之外，還有一類風險值得關注。一位研究東南亞和印度的專家亦對《國際金融報》記者坦言，從西方地緣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一個國家的崛起，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崛起，將不得不面對來自鄰國和競爭對手“異樣的眼光”，甚至先入為主地認為“中國有‘稱霸’的想法”或“中國應給予更多的幫助”。基于這樣的想法或概念，客觀上會更多地對中國再平常不過的舉動“采取不一樣的對策”，甚至是對抗。

　　案例不難尋找。斯里蘭卡，與巴基斯坦一樣，傳統的中資企業海外集中建設的國家之一。就在上個月初，斯里蘭卡叫停了14億美元的一處項目，稱“該項目缺少政府批文”。斯里蘭卡剛上任不久的總統邁特里帕拉·西里塞納直言，將重新審查中國與斯前任政府之間簽署的合同，并稱“這些合同不透明”。

　　這一點，《國際金融報》記者在與企業的接觸中，同樣有所獲知。一家沿海上市公司的負責人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稱，公司看好“一帶一路”戰略給公司帶來的機遇，也很期待通過這個戰略助力公司，“但公司總體態度還是以偏謹慎為主”。

　　“如外界所言，‘一帶一路’的實施及‘走出去’過程中，確實不可避免地會看到一些地緣政治風險。這也是我們尋求和一家國有銀行合作的原因，因為，后者能更好地幫我們解決相關的風險。”該負責人說。

　　碰撞美國利益

　　在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崔新生看來，相較而言，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中，最大的風險或阻力或還是來自“在全球都有自己利益的美國”

　　“東南亞，美國有自己可以駐扎的軍事基地;西太平洋，隨著與日本等盟友的深入合作，‘第一島鏈’(北起日本群島、琉球群島，中接中國臺灣島，南至菲律賓、大巽他群島的鏈形島嶼帶)的防守優勢愈發鞏固;歐洲地區，有與美國協同的北約組織。”崔新生說，“也就是說，無論是路上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中國與美國都存在直接面對面的機會。”

　　這樣明里暗里的較量可能常常會出現。3月17日，美國第七艦隊司令羅伯特·托馬斯公開建議，東盟國家應聯合建立海上力量在南海巡航，并承諾第七艦隊“將為此提供支持”。官方媒體發現，今年2月，同樣是這位美軍將領表示，“歡迎日本將空中巡邏范圍擴至南海，鼓勵日為菲律賓等國在裝備、訓練和作戰上提供幫助”。

　　那么，面對上述種種風險，中國該如何應對?對此，解放軍報社主管主辦的《國防參考》雜志今年2月刊文稱，要將維護“海絲路”通道安全與維護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進行統一籌劃。

　　“當前，南海各國對海洋領土主權權益的爭奪是影響‘海絲路’通道安全的最大障礙。”《國防參考》舉例，隨著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菲律賓、越南不斷挑起南海事端，派遣大批執法船和武裝漁船抓我漁民、沖撞中國執法船、干擾海洋石油勘探，嚴重影響南海航行安全，“我們希望保持南海局勢的和平穩定，不愿意用軍事手段解決南海問題，但在領土主權上，中國不能有絲毫退讓，不能再丟失一寸海洋國土”。

　　“同時，從軍事角度看，須做好軍事斗爭準備，堅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一旦需要重拳出擊，戰之必勝。”該雜志稱，還要確立威懾戰略思路，暢通中國“海絲路”通道。

　　《國防參考》稱，一旦“海絲路”通道被強行切斷，中方應果斷用兵，通過“對等措施、異地封控”的策略，打破封鎖和干擾。

　　無獨有偶。今年全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了要“加強海上力量建設，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妥善處理海上糾紛”的字眼。

　　部分軍事論壇中，一些網友將此解讀為“加強軍事發展”的信號。這并非無跡可尋——美國《國際財經日報》3月12日稱，盡管經濟增長預計將繼續放緩，但中國2015年還是撥款約1450億美元用于軍事支出，與2014年相比增長約10%。

　　“在加強海空軍力量建設的同時，預計中國還將使用其中部分資金進一步改善正在研發的ZTQ輕型坦克等陸戰武器裝備。”《國際財經日報》透露。

　　美國戰略之頁網站今年1月初透露，ZTQ輕型坦克首次露面是在2010年，據信“這種坦克已于2014年正式進入部隊服役”。軍事迷小李對《國際金融報》記者介紹，這應該是一種山地型坦克，可用于中國邊疆地區，“當然，也能保障陸上絲綢之路的利益”。

　　海上通道保護

　　“建立海外軍事存在體系”與傳統的“積極防御”思想略有不同，因為這一思想更強調海上軍事投送能力，這就涉及到一個個海洋駐泊點和補給點，以及一個或數個航母編隊

　　有一些新的安全思維正在出現。比如《國防參考》給出的建議中，就提到了“實施海上方向大縱深安全戰略，建立海外軍事存在體系”。

　　“要達到有效維護‘海絲路’通道安全的目的，中國海軍須具備一定的力量投送能力。沒有海上軍事投送能力，海上通道保護將只是一紙空文。”《國防參考》說，“海絲路”航線漫長，利益重大，危險重重，中國海軍兵力在遠海海域活動時，活動距離動輒上萬海里，來回需要好幾個月。

　　“隨著中國參加國際護航和維和行動越來越多，光有善良的愿望和象征性的行動是遠遠不夠的，海軍實力更需要具體的物質設施作為保障。從戰略角度考慮，應選擇在我利益重大和密集的地區建立海外戰略預置，作為我國海軍艦艇的臨時駐泊點和補給點，為我國海軍行動提供必要的條件和強有力的支援，以延長我海軍在遠海的駐留時間和提升執行任務的能力。”上述觀點稱。

　　除了陸地港口外，另一個加大軍事投送能力的舉措就是航母編隊。

　　《國防參考》就說，利用航母編隊控制海上通道一向是世界主要海洋強國的重要手段，美國海軍航母編隊在重要海域和海上通道附近保持一定的機動作戰力量，駐守亞太的美國海軍第7艦隊中的航母戰斗群常年在南海和東海游弋，保持對“海絲路”東南線通道的實時控制，“未來中國海軍必須加強以航母編隊為核心的遠海機動作戰力量建設，盡快形成遠海防衛作戰能力，以有效維護‘海絲路’通道安全”。

　　“實際上，不管是補給，還是船舶停靠，一個潛在的觀點是，海外港口建設再次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崔新生說，“但在實踐中，將港口軍事化非常不容易，尤其是，中國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和平發展’。當然，在南海中國利益范圍內的區域，中國還是可以憑借自身的優勢，擴建港口，并擺上相應的軍事和戰略設施。”

　　分析人士認為，客觀而言，中國不斷在海外布局港口，如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處于爭議中的斯里蘭卡科倫坡港，乃至可能還是要讓中國來運營的希臘比埃雷夫斯港等。目前，坦桑尼亞最大城市達累斯薩拉姆西北部的巴加莫約港口，可能也會被中國打造成為“非洲最大的港口之一”。

　　重慶市委黨校學者徐瑤的觀點也是如此，他說：隨著“一帶一路”戰略全面推進，中國勢必要在沿線相關國家建立功能各異的基地及設施，從而為不斷擴大的海外利益提供戰略支撐。

　　徐瑤認為，任何一個大國的海外戰略布局都須從國家的地緣戰略高度出發，評判相關地區及國家在自身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訴求中的客觀定位，細分相關國家的利益訴求與具體需求，再有效對接自身的實力與利益，進而有的放矢地進行合作。

　　針對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另一個必經區域印度洋，徐瑤的建議是：“鑒于印度洋對于中國能源安全、航運安全與海洋勘探的決定性作用，中國應在實際操作中，選取沿線具有關鍵作用的戰略要塞與海峽建立補給基地，有效結合相關國家應對諸如恐怖主義、海盜、走私、自然災害等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實際需求，逐步發展成海外小型、機動、隱蔽、靈活的基地及設施體系。”

　　對于陸路安全，徐瑤認為，中亞地區的繁榮與穩定對于“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的成敗至關重要，“中國應嘗試在沿線國家建立合作安全點，獲取在必要時租借或共用相關國家基地設施的權利，以保障中國在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與投資貿易的安全環境”。

　　徐瑤上述觀點的邏輯支撐可以以美國的海軍歷史為例。

　　20世紀之交，美國逐步擺脫“孤立主義”對其對外政策的束縛，開始把其軍事力量投放到海外，首要的戰略考量“也是為了保護美國在海外的商業”，而不僅是為了鞏固美國的國防。

　　“不論是其從1893年開始對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的港口設施、海上通道和戰略位置的進入，1898年美西戰爭以后在夏威夷、菲律賓、關島、西屬西印度群島等地軍事基地的建立，主要都是用來保護經濟利益及促進貿易。”徐瑤介紹。

　　防務成本提升

　　無論是海外基地建設，還是由此產生的第二艘，乃至第三艘航空母艦的建設，都會不斷加大中國的軍事開支。也就是說，“這不是一個國家所能簡單承受的”

　　“‘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和基建投資收益有賴于后續軍事保障。”華泰證券首席宏觀經濟學家俞平康認為，這是有歷史根據的。當今中國面臨的地緣政治形勢十分復雜，從中國多年在歐亞開發的經驗來看，必須對海外投資可能面對的多方面困難有充分的準備。

　　那么， “一帶一路”的軍事保障到底要投入多少錢?

　　“這根本就是一筆難以計算的成本。”多位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的專家坦言，“首先，中國要保障的區域還沒劃分清楚，就連‘一帶一路’最基本的行動還未完全展開。其次，中國官方到底接不接受用大量的軍事成本換回海外的利益保障，還未可知。同時，目前中國軍事技術發展，到底適不適合對其他國家全盤透露，還存在疑問。”

　　盡管如此，在“全球都擁有自己利益”的美國可以作為一個參考指標。

　　據一項數據，美國海外軍事基地的分布可劃分為3個戰略區、14個基地群。可查閱的2005財政年度資料顯示，五角大樓的高官們估計美國在國外的軍事基地的總價值至少達到1270億美元。按當時的分析，這個估計數字“肯定還是很低”。但正如分析所言，即使這樣，仍“大大高于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

　　這份資料中，據美國國防部當年的統計，美國在國外軍事基地有32327個兵營、停機坪、醫院和其他擁有的樓房，還租用16527處樓房。這些設施的面積在國外為687527英畝，美國國內外合計為29819492英畝。這意味著，五角大樓實際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

　　可查的另一項數據是，1978年-2007年間，美國在日本沖繩的軍事基地僅日方支付的費用就高達12.96兆億日元(7000億美元)。與此同時，美軍在日本的軍事基地花費，每年為20多億美元。

　　“這不是一個國家所能簡單承受的。”崔新生認為，“目前中國的GDP還遠不及美國。如果連美國都對海外的軍事基地喊累，那么，中國該咋辦?而且，美國軍事基地的開支一般都是和盟國共同負擔的，還不是一個國家單獨承擔的。”

　　事實上，就連美國《外交政策聚焦》雜志幾年前都調侃“美國軍事基地太多了”。當時，該雜志說，“當前經濟危機時期，應該問一問是否美國能夠負擔得起大約1000個海外軍事基地。這是世界歷史上最多的。”

　　沿路“大合唱”

　　“一帶一路”不是中國一家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大合唱。安全也是如此，可用“一帶一路”將沿線國的利益綁定在一起

　　其實，即使有錢，建設海外軍事存在體系，并非一件容易事。

　　“最關鍵的問題是，其他國家憑什么給你停靠軍艦?又憑什么讓中國建設當地的基礎設施?尤其是在‘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中，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和你對眼。”能源專家林伯強說，“尤其是，中國本身是能源進口大國，還要通過其他能源出口國來滿足自己的能源需求。”

　　崔新生認為，站在戰略高度，雖然提升海外的防務水平很重要，但對中國而言，很容易成為其他西方國家的借口，“他們會說，中國一直采取的是‘不結盟’策略，為何又要在海外建設基地?在此情況下，中國在外交、經濟等各方面反而會顯得更被動”。

　　“再比較美國。之所以能與其他國家合作，因為，美國本身能提供更多的資源。比如，盟友資格，又比如優惠待遇等。”崔新生介紹。

　　徐瑤也坦陳，中國應高度重視海外戰略布局面臨的合法性問題，避免戰略節點被“政治化”。

　　“一方面，我們可向古人學習，借鑒當年所經航道設立‘商棧’的做法，即能提供包括艦船休整、維護、補給在內的各項服務，但始終沒有轉變為軍事基地。同時，這種軍民結合的體系，既提供了資源和安全保證，又不影響正常的海上交往，在當前仍然有其可取之處。”他說，另一方面，獲取方式應秉持以租借東道國基地設施和共同管理為主，盡量減少對其主權問題的涉及。

　　林伯強堅持認為，中國沒必要采取加大防務成本的方式獲得其他沿線投資和合作的安全，反而應從經濟或政治等其他角度，將“一帶一路”沿線國的利益綁定在一起。比如，“一帶一路”出發點本就是“互聯互通”、“互利互惠”，中國可以以此為基點，通過經濟投資、政治合作密切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聯系。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教授黃益平直言，“中國須在軍事上爭當‘老大’這種試圖另起爐灶的冷戰思維”是極其有害的。

　　“目前，中國根本不具備挑戰美國的實力，雖然經濟規模已排全球第二，但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還相當落后。蘇聯的經歷告訴我們，沒有以強大的經濟為基礎的軍事實力只能是空中樓閣。”黃益平撰文稱。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劉小雪看來，外界想象中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分歧及地緣政治風險，沒必要進行過分夸大。“就現實看，即使是亞洲‘四小龍’和與中國有領土分歧的日本和印度，也是中國可以包容的‘命運共同體’。同時，拋開政治、軍事等因素，經濟層面看，日本和印度等國家的經濟早就與中國緊密地綁在了一起。”劉小雪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說。

　　事實上，據官方媒體報道，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期間也稱，“一帶一路”建設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不是封閉的，是開放包容的;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

　　“一帶一路”建設不是要替代現有地區合作機制和倡議，而是要在已有基礎上，推動沿線國家實現發展戰略相互對接、優勢互補。目前，已經有60多個沿線國家和國際組織對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表達了積極態度。“一帶一路”建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都是開放的，我們歡迎沿線國家和亞洲國家積極參與，也張開臂膀歡迎五大洲的朋友共襄盛舉。

　　算算國家大賬

　　采訪中，《國際金融報》記者也獲得了這樣的觀點：即便中國將加大防務成本及配套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成本，也是值得的。因為，就長期看，中國將獲得“巨大的回報”

　　“最高政治目標就是讓‘我們的朋友多多的，敵人少少的’。這就是‘一帶一路’戰略的政治大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張文木認為，從維護中國國家政治安全的高度看問題，“不能用‘賬房先生的眼光’、只從狹隘的部門利益的多少來看‘一帶一路’的意義和作用”。

　　習近平稱，“一帶一路”建設“不是空洞的口號”，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際舉措，將給地區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現在“一帶一路”建設的愿景與行動文件已經制定，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籌建工作邁出實質性步伐，絲路基金已經順利啟動，一批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已經在穩步推進。這些早期收獲向我們展現了“一帶一路”的廣闊前景。

　　光大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徐高撰文說，“一帶一路”帶來的投資需求為中國過剩生產能力找到了一個新的出路，有利于國內經濟增長和就業的穩定。它所帶來的國家間經濟融合，將提升中國長期發展的潛力和空間。

　　“從這兩點算賬，‘一帶一路’的投資回報率已經不低了。”徐高說，更何況，該戰略的微觀投資回報率還未必那么悲觀，“從長遠來看，這個項目完全可能創造比美國國債更高的財務回報率，從而為中國外匯儲備投資提供更多的選擇”。

　　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經濟及金融系客席副教授方振民博士也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說，“一帶一路”不僅有助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也有利于擴大中國對外經貿的活動空間，為中國基礎設施出口營造商機，促使中國經濟走向高端國際發展舞臺。在國際金融層面，亞投行和“一帶一路”還有助加速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賬目開放，對突破美國主導和美元“一幣獨大”的國際金融體系將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

　　事實上，站在更微觀角度，中國的企業同樣能從“一帶一路”中獲益。

　　新日電動車辦公室主任、新聞發言人陳開亞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在我們的預計中，‘一帶一路’國家的銷量在今后幾年有望爆發式增長。實際上，去年新日電動車海外出口增長就很迅速，越南一個國家的銷量就突破萬輛，土耳其增長也非常快。”

　　晶科能源有限公司總裁陳康平也對《國際金融報》記者分析，國家“一帶一路”經濟戰略不僅成為中國構建新時期全方位開放新格局的重要一步棋，更為企業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提供了絕佳契機。

　　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黃丹華近日在中央企業規劃發展工作會上稱，將加快推進優勢產業走出去，積極參與國家推進“一帶一路”等戰略，加快推進重點項目建設。

　　“要積極參與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周邊‘互聯互通’、非洲‘三網一化’等戰略，加快推進重點項目建設，促進相關國家經濟社會共同發展。”黃丹華說，要以高鐵、核電、特高壓、4G、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等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為依托，帶動中國裝備、技術、標準、服務、管理走出去，努力打造中國品牌。

　　品牌專家胡津銘對記者說，現在中國完全可以通過“一帶一路”帶動的舉國力量和體制優勢為包括中小企業在內的主動企業創造更好的環境。

　　“利用舉國力量助推民族工業在國際上有先例，最典型的就是韓國三星集團，該集團的成長，一直被視作韓國創新刺激政策的典型樣本。相比于傳統意義上的產業政策手段，韓國通過堅定地為本土企業在海內外創造最終需求，培育產業鏈協同發展，鼓勵企業創新成長。”胡津銘說，如今國家大力倡導“一帶一路”政策，也吸引了海內外國家的關注，曾經海外投資與銷售碰到的一些問題可以通過交往國政策層面加以解決，無疑是一次重大的助推。此外，海外一些國家也對中國投資、制造技術等方面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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