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當地媒體報道，這是穆罕默德·艾姆瓦茲先前在倫敦住過的房子，據稱，他出生于科威特，在倫敦長大，畢業于計算機編程專業。

　　2015年2月26日的《華盛頓郵報》捅出了一則重磅新聞。伊斯蘭國的著名上鏡劊子手“圣戰約翰”的真實身份被曝光。報道稱，此人名叫穆罕默德·艾姆瓦茲(Mohammed Emwazi)。從今天西方社會的衡量標準來看，這位出生于科威特的英國公民并不是那種“典型”的失敗者。他有一個做出租車司機的父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們一家五口人從科威特搬來倫敦。就像每一個安分守己的中產階級那樣，“圣戰約翰”的父母希望能通過移民，給自己的孩子們帶來一個好的生活與教育環境。雖然他們生活并不富裕，但像每一個英國普通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一樣，“圣戰約翰”順利地進入了公立學校。 據他的鄰居們說，10來歲的小“圣戰約翰”體格瘦弱，時常有當地小阿飛搶他的午餐錢。即便如此，小“圣戰約翰”也沒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2006年高中畢業之后，他申請去威斯敏斯特大學念本科。同樣與所有中產階級的孩子們一樣，他選擇了一個看上去非常“實際”的專業：信息系統與商務管理。

　　正是“圣戰約翰”這樣一個規規矩矩的成長軌跡，使得所有的西方媒體感到大惑不解。為什么這樣一個中產階級的英國公民，一個工作努力、希望讓家庭在英國過上腳踏實地好日子的移民后代，竟然成長為如此堅定的反西方極端分子。在他們看來，這一現象幾乎跟上世紀六十年代時在歐洲中產階級青年中流行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一樣，屬于完全不可思議的事件。長久以來，擁有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被看做是社會穩定基石。然而，今天伊斯蘭國的興起，吸引的卻是大量來自西方社會中產階級的孩子們。他們中間，不僅有移民后裔，也有白人的孩子。

　　然而，在這個縈繞西方半個多世紀的困惑背后，實際上是一種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組織形式的原教旨確信。卡爾·波蘭尼在其1944年初版的《大轉型》中，將西方社會的這種對市場原教旨主義稱作為一種“烏托邦的社會體制”。在這種原教旨的理想下，人被假定成為一種超越了社會關系的原子個體。社會則為這種原子個體之間相互作用的總和。

　　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基本邏輯來自于對原子化個人邊界的界定。在這種邏輯下，人的邊界一方面被視作是其“自然的”生理需求集合。這類被稱作為“基本人權”的訴求，是站在這種原子化個人中心立場上對權利的抽象理解。而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理解今天西方社會進行“政治正確”判斷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在涉及到人與人關系的社會交往層面，原子化個人的邊界則被抽象理解成為一種建立在財產權基礎上的所有權邊界。而在這種所有權邊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契約關系則從制度上將這一個人主義的邏輯擴大到社會群體層面。進而將各種尺度上的社會關系，簡化抽象為物權，以及判定物權所屬的合同關系。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文化多元主義”作為一種歐洲社會處理不同族群之間關系的指導思想，實際上也產生于這種古典的自由主義放任思想。這一建立在物權屬性基礎上的古典自由主義觀念，甚至通過康德的《永久和平論》被延伸到理解國與國關系的層面。

　　這種基于原子化個人假定所發展出來的對社會關系的理解，本質上是一種發源于歐洲歷史背景下的普遍主義。其普遍化，則是伴隨著歐洲19世紀殖民歷史而產生的。然而，無論是18世紀歐洲，那些倡導絕對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們，還是19世紀工業革命后開始倡導通過政府保障個人權利的社會自由主義者們，都沒能預見到在21世紀的今天，一個高度多元化了的世界對這種普遍主義的普遍性所造成的深刻沖擊。他們更沒辦法看到，這種原子化個人堆砌起來的契約結構到了今天，卻促生了一個幾乎完全碎片化了的社會很大程度上，“圣戰約翰”的故事是這種當代碎片化歐洲社會的縮影。 在今天新自由主義對市場的確信中，城市中產階級被許諾了一個自由與繁榮的市場。這群對繁榮抱著夢想的人，不單包括像“圣戰約翰”父母那樣從第三世界涌向倫敦的人們，也有原本便生活在此的白人市民。然而，當對未來生活充滿幻想的中產階級將新自由主義者們送進政府，為他們打破“壟斷”的市場化改革而歡聲雀躍后不久，他們發現，這個所謂自由與繁榮的市場，很快便成為了少部分冒險家的樂園。

　　這種被背叛的感情正像2010年時，當劍橋的中產階級選民們熱情洋溢地將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s)捧進了聯合政府之后，劍橋的學生們發現，這個政府的首項舉措，竟是取消大學學費限制，將本科學費從2004年的3000英鎊猛提至今天的9000英鎊。中產階級的選民們，再次被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精英政治所出賣。

　　漲學費僅僅是這個故事的冰山一角。移民英國后，“圣戰約翰”一家人住在倫敦愛奇威爾路(Edgware Road)附近一棟英式公寓樓里。這里距離白金漢宮大約2英里左右，從他們家步行去著名的倫敦攝政公園(Regent’s Park)則只需10分鐘。雖然一家人住的公寓是政府提供的公租房，鄰居也都是與他們家差不多的阿拉伯新移民，但是距他們一街之隔便是倫敦地產的黃金地段之一：拉德布魯克森林路(Ladbroke Grove Road)。

　　拉德布魯克森林路位于諾丁山(Notting Hill)區北部。根據英國最大的地產交易信息網站rightmove的統計，該地區的住房均價超過百萬英鎊。這個西倫敦最搶手的黃金地段集中了倫敦大量的政客與名流。這其中就包括了現任英國首相大衛·卡梅倫身邊的數位重要顧問及好友。這群扎堆住的年輕保守黨政治與經濟精英們，被英國媒體稱為“大衛·卡梅倫的諾丁山幫”(David Cameron’s Notting Hill Set)。

　　諾丁山區是倫敦作為一個大都會的驕傲。每年8月這里都會舉行一場為期兩天的盛大嘉年華。來自世界各民族的人們盛裝從諾丁山區的主路上走過，四周的人行道旁也擺滿了販賣各類民族食品物件的小攤。各色人等，摩肩接踵，一派多元文化的祥和景象。然而，直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這一地區還只是塞滿了新移民的貧民窟。二戰之后，這里一度被此起彼伏的族裔暴動所困擾。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英國撒切爾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短期內，這一改革效果顯著。這一地區大量貧民窟得到改造，隨著地產業的發展，這里很快在八十年代末期成為了金融新貴們的寵兒。然而隨之地價飆升，諾丁山區成為倫敦炙手可熱的黃金地段。到了二十一世紀頭十年，來自海外的土豪們更是蜂擁而至，大量購入該地區房產。不過，由于英國政府的規定，地產開發商必須在其開發的區域內留出一定比例的公租房。此舉的理念是盡量能夠促進貧富階層之間的交流互動，并通過政府資助地區公立教育等方式，盡量避免階級固化。“圣戰約翰”父母1994年從科威特移民到倫敦時，他們便住進了這種公租房。

　　雖然在那種公租房的政策影響下，至少在諾丁山區并未真正出現大面積的貧民窟現象。但是，這并無法填補在公租房住客與私有房產業主之間那道愈來愈深的鴻溝。居住在諾丁山區的移民們仍舊與周圍的白人精英們格格不入。“圣戰約翰”1994年來到倫敦，與那諸多從英國跑去圣戰的年輕人一樣，屬于他這個時代的英國社會，階層壁壘高筑，固化現象日趨嚴重。同時，作為金融中心的倫敦，工作機會幾乎完全分散在各類服務性行業中。這其中那些諸如金融、法律、醫療等高收入行業的壁壘被教育、社會資源等搭得越來越高。新移民們作為這個社會的陌生人，實際能夠選擇的工作機會極少。

　　事實上，根據英國第四頻道(Channel 4)的統計，近年來在全球圣戰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中，就有7名來自倫敦這一區。并且，他們均是第二代移民。其中就包括去年一度被美國媒體指認為“圣戰約翰”的倫敦饒舌歌手、伊斯蘭國圣戰的參與者、埃及移民的后代阿卜杜-馬吉德·阿卜杜·巴里(Abdel-Majed Abdel Bary)。

　　隨著地產價格日益增高，諾丁山區被進一步撕裂成一個個以街道為單位的碎片化空間。 這種空間上的碎片化起源于財產權的嚴重不平等，更進一步影響到了社會資源占有的不平等。一方面，類似于“諾丁山幫”那樣的富有白人精英們成群結隊，住在他們用百萬英鎊購得的城市別墅中，他們其中絕大多數的子女都將會是同一所精英寄宿高中里的同學，大學也大多會進入劍橋牛津修讀法律、醫學或是政治經濟這類學科。而畢業之后，這群默默拼爹的二代白富美、高帥富們則很有可能輕松拿到大公司或是議員辦公室的實習職位。

　　另一方面，諸如像“圣戰約翰”那樣的二代移民們則面對著完全不同的人生軌跡。那些出租車司機、超市收銀員們的后代，大多接受的是廉價的政府公立學校教育。作為英國公民，他們也許在卡梅倫政府提高本地大學生學費之前，還有希望負擔得起上大學。他們學習的專業則更多為電腦科學、機械工程、工商管理等實用性較強的科目。畢業之后，這群名義上的中產階級后代們還要過五關斬六將，試圖逃脫“畢業便失業”的命運。作為他們中間的一分子，“圣戰約翰”2009年在金融危機下的失業潮時畢業，他甚至為了第一份與其專業對口的工作回到了科威特。

　　可以說，只要有ISIS的意識形態存在，那么一定還會繼續有從“自由世界”奔向他們的年輕人，他們是被新自由主義精英政治出賣的、無聲的城市新中產階級的后代。他們是這個碎片化社會的受害者。然而，這種雙重的碎片化現象，前者被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策略下的市場機制所合理化;而后者，則被在這種策略下產生的“文化多元主義”觀念所掩蓋。“圣戰約翰”在套上黑色面罩端起AK47之前簡直就是一個英國當代社會中的模范移民。

　　在壁壘愈發森嚴的當代英國社會里，雖然“圣戰約翰”上的公立小學中學無法打破階級之間的壁壘，但是總可以從形式上提供打破種族壁壘的條件。體育運動在深受“預約文化”制約的英國社會里，多多少少能夠起到促進個體與社群融合的作用。因而在英國，乃至整個西方社會，我們總會不斷看到對體育活動的強調。例如在今天的瑞典社會，一些NGO組織甚至通過實踐，讓新移民，特別是穆斯林移民們參與到滑雪這項瑞典“國技”活動中去，并將這類事例當做成功典型向社會報道。

　　的確，體育活動可以成為社會群體融合的潤滑劑。但這類活動大多需要一定的資金、時間投入，經過系統訓練才能掌握相應技巧。與滑雪相比，足球可能相對更為親民，但是深受“預約文化”規范的歐洲契約社會里，這類競技性體育活動必須租用專用場地，在一群已經相互較為熟悉的個體之間能順利地開展。此外，與深具中國特色集體色彩的廣場舞、廣播體操、太極拳等這類群眾體育活動相比，西方體育活動中濃厚的競技屬性也必然使得缺乏技巧的個體難于被集體接納。

　　據報道，學生時期的“圣戰約翰”也積極參加學校足球隊的活動。然而，瘦弱的他可能在這個群體中并不出挑。老師們也回憶，他似乎是球隊里一個不起眼的小成員。這孩子似乎偶爾會有些小脾氣，但經過批評教育之后，倒也沒捅過什么簍子。在這種深受個人主義影響的競爭團體里，“圣戰約翰”很可能只是一個可有可無的陌生人。

　　促使“圣戰約翰”父母來到英國的理想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種美好生活的理想基礎是對經濟發展可能性的信任。的確，20世紀90年代的科威特剛剛走出伊拉克占領的陰影。與大多數海灣國家一樣，科威特社會宗族主義色彩嚴重。關鍵行業均被各大家族壟斷。不過，應當強調的是，這種壟斷實際上符合阿拉伯宗族社會的傳統社會組織方式。

　　傳統海灣阿拉伯宗族是一個高度集體化的社群。生活在阿拉伯半島沙漠綠洲地區的宗族社會有很強的游牧特性。在這一社會條件下，土地作為一種自然物，是無法被標記所有權屬性的。而勞動所需的生產資料，諸如寶貴的水資源等，則歸屬為宗族集體所有。宗族長老以其一族之長的身份，對這類集體所有的資源肩負著管理與分配的責任。 在土地上通過勞動而產生的財富，具有明確歸屬。而通常情況下，族長占有著大量勞動創造出的財富。他與族民之間的社會關系以及財產再分配則通過宗族大會(Majlis)的形式調節。這類宗族大會在海灣宗族社會中至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是君主與臣民之間溝通并達成利益分配的最直接手段。這類大會通常會在宗族領袖家中舉行，其族人無需預約，直接登門拜訪。他們中有些人僅僅是通過這種禮節性的拜訪向族長表達敬意，而更多的，則會根據自己實際情況，向族長提出一些財產或禮節性要求。諸如向其索取一定金額的財務以補貼家用，或是邀請其出席自己兒女的婚禮慶典等等。這種迥異于現代歐洲社會陌生化的部族熟人生活方式，至今仍舊在阿拉伯社會中扮演重要組織作用。

　　然而，在這種脆弱的部落熟人結構維持下的社會穩定極易被打破。除了來自外部的戰爭、全球化經濟壓力等因素外，甚至內部的人口增長也容易對這一制度的有效性造成威脅。相應地，伊斯蘭(或者確切地說是特定伊斯蘭教派)則被轉化為可提供國家認同的意識形態。同時，今天伊斯蘭國所敘述的伊斯蘭，作為政治與道德理想，也為個人努力提供了方向。與今天我們熟悉的一個人為中心的發展主義話語不同，這種伊斯蘭國的政治理想將個人視為“穆斯林”這一集合概念的組成部分。因此，那些在個人主義現代社會中不被注意的“圣戰約翰”們，一旦戴上了蒙面頭罩，便成為了一個無法被忽視的強大集體精神中的一分子。無論在這面罩背后是那個來自科威特移民的后代，還是那個倫敦街頭的饒舌歌手，同樣都傳遞了“圣戰約翰”作為反西方現代精神的強大符號作用。通過徹底地回歸到傳統阿拉伯社會結構，放棄個人身份與權利，這些來自西方且無需有名的蒙面人們，實際上在對他們所熟悉的“西方社會”進行著一場“回到過去”式的本質主義抗爭。

　　雖然，無論是伊斯蘭國的意識形態家們，還是今天部分反伊斯蘭國的西方學者們，都會強調今天這場血腥反抗與19世紀末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主義全球霸權，謀求民族獨立的運動相聯系。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政治理想方向差異。在面對針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治批判時，主流的西方知識界普遍受困于一種拒斥主義態度。他們不肯承認，今天伊斯蘭國的瘋狂，實際上是對歐洲社會秩序及其政治理想國假想的根本挑戰。這種拒斥主義的基礎恰恰是對作為普遍主義存在的“個人主義社會結構”及“自由主義政治方向”的原教旨式認同。

　　正是在這種拒斥主義影響下，“圣戰約翰”才會被看做是無法理解的“瘋狂”行為。與上世紀60年代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年輕人一樣，是一種非理性的心理沖動。這種心理沖動，被“激進”(radical)一詞簡單概括。這個詞的含混性在于它將一系列極為復雜、具有深厚歷史背景、政治因素的社會現象用一個標簽籠統概括。這個詞既可以用來形容20世紀初，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運動，也可以用來形容今天反移民的民粹主義活動。同時，“激進”也被用來描述一切與暴力相關的對抗，以英國社會來說，這類對抗包括19世紀末期殖民地針對宗主國的反抗，包括20世紀中期馬克思主義學生的抗議，包括20世紀末期的愛爾蘭共和軍恐怖活動，當然也包括了今天以伊斯蘭國為代表的伊斯蘭意識形態與政治運動。

　　將這些各自不同的問題概而論之的原因，在于西方社會對自身政治邏輯的原教旨確信。進而使得在政治討論中，這種“激進”沖動背后可能存在的社會因素被徹底弱化。一切“激進”行為均被視為“無目的的反抗”，進而被視為非理性的瘋狂，而與這種瘋狂相對，歐洲社會的理性主義可能更容易理解作為正義對立面存在的“邪惡”。倘若今天的“圣戰約翰”從小生長在一個父親酗酒，母親飽受家庭暴力憤而自殺的家庭環境里，是一個有著孤僻怪異的性格，還喜歡殘殺小動物的壞孩子，那么對于西方主流社會來說，“圣戰約翰”日后在伊斯蘭國里做下的累累惡事，便是能夠被理性化的“邪惡”。

　　正如特瑞·伊格爾頓在他的《論邪惡》一書談到的，那種從解釋學角度出發看到的“邪惡”意義，實際上誕生于基督教神學系中對善惡二元劃分的理性傳統。這位垂暮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承認“邪惡”是一個道德與神學的問題，并也試圖為其提供一個唯物主義的理解方式。在他看來，“邪惡”的行為甚至對其的道德敘述本身是一個制度性的產物。與純粹的瘋狂不同，“邪惡”是理性的。它與正義一起，組成了一個硬幣的兩面。這一矛盾的關系為伊格爾頓理解“邪惡”及其在今天這個世界里的事實表現提供了最基本的邏輯基礎。

　　然而，今天呈現在西方媒體面前的“圣戰約翰”卻完全不合這套邏輯。因此，“圣戰約翰”背后的那個伊斯蘭意識形態，便也像是一個幽靈，困擾著今天的歐洲。與19世紀歐洲上空的幽靈不同，今天這個幽靈來自過去。雖然今天這個幽靈也在強調自己代表了對西方帝國主義霸權的反抗，并盡力將自己表述為一個與西方世界相對立的陣營。然而我們發現，這種反帝的政治理想并未真正為世界提供平等共存的替代性方案。甚至暴力本身也超出一切，成為這種政治理想的實踐手段。

　　齊格馬·鮑曼曾將911事件稱為21世紀的新式政治暗殺。在他看來，這類政治暗殺的對象是符號化的制度本身。世貿大廈代表了(西方的)經濟霸權，五角大樓則無疑是(西方的)軍事霸權。同樣，“圣戰約翰”在鏡頭前對人質的處決，實際上也能被同樣看做是對西方政治符號的政治暗殺。這種暗殺式的手段，雖然名義上可以被講述成針對西方話語霸權的對抗，而實際上，鏡頭前的兩者均成了暴力的施加人。而暴力之后的受害者，則是鏡頭背后那所有喪失了主權的人民。這也就是為什么，雖然今天伊斯蘭國沿用了19世紀末期那種反帝反殖民的自決話語，但其本質仍舊是只為特定一群人服務的分裂性的霸權主義精神。在這個意義上，“圣戰約翰”們所代表的對西方霸權與現代政治不平等的反抗，無疑只是一種向后看的“封建反帝”。

　　我們今天的中國，其革命建國的歷程是一場經過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實踐。也許重提這一曾經影響了整個第三世界的政治實踐及其話語略顯得不合時宜。但是，我們看到，恰恰是在這樣的理想下，中國以及整個“第三世界”對霸權的反抗才真正有了普遍性的意義。在這種政治“反抗”行動的內部，有著不同尋常的復雜性。在拒絕簡單妄信某種外來的“真經”的同時，也需要同時避免這種“反抗”行動淪為新的原教旨主義與霸權。這恰是我們今天的中國人對這個世界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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