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以來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戰略，是美國全球民主戰略和對華總體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華實施和平演變的重要手段。這一戰略既有意識形態作為一般文化現象的運行特征，又有針對中國國情的特殊內容，其最大特點是借助所謂“普世價值”宣揚西方自由民主觀，破壞乃至摧毀中華民族的共同理想和信仰基礎，試圖在中國推行美式自由民主制度，最終把中國變成美國的文化附庸。

　　進入新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國家安全形勢面臨新的挑戰。這一新挑戰以2001年的“9·11”事件為重要標志，該事件的發生徹底打破了美國的傳統國家安全觀，重創了美國因地緣優勢而產生的特有自豪感和自信心。由于本土東臨大西洋、西靠太平洋，且南北無強鄰，這一天然屏障歷來是美國賴以自豪且高枕無憂的“定心丸”。“9·11”事件發生以后，美國不僅沒有對事件深層原因進行深刻剖析，反而變本加厲地強化了霸權主義思維。美國出于反共主義、和平演變和西化、分化中國的戰略考慮，進一步增加了對一切非西方文明包括社會主義以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等意識形態的敵視，加快了全球民主擴張的進程。中國發展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既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賽跑的萬里征程中出現的新現象和重要轉折點，同時也使美國增加了對中國未來發展走向的擔憂和戒備心理。為此，美國綜合采取“硬”的和“軟”的兩手，加緊對中國進行經濟、軍事、政治和意識形態等領域的綜合打壓與遏制，并漸趨成形對華意識形態輸出戰略。

　　一、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的基本原則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擴大，美國感到其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受到威脅和挑戰，因此，對華實施意識形態輸出也隨之得以拓展和強化。受國內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美國總統、國會及參眾兩院選舉中的中國因素越來越大，加之“臺獨”勢力、西藏分裂勢力、“疆獨”分子、海外民運分子和基督教右翼均在美國政界頻繁游說活動，使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受到來自國內外多方政治力量的影響、制約和鉗制。美國堅決反共的思想動因決定了對華意識形態始終遵從一種戰略攻勢和霸權主義思維。正如有美國學者所說，“美國采取的是鮮為人知的武器，利用‘人權’、‘民主’作為2l世紀版的鴉片戰爭的武器，迫使中國敞開自己，接受美國的超級大國統治”。綜合來看，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戰略的基本原則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 堅決反共

　　美國反共意識形態由來已久。二戰結束前后，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嚴重沖擊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和西方殖民主義體系，國際共運出現新氣象。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根本沖突引起資本主義世界對新興社會主義國家的極大恐慌，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同樣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重大威脅。

　　在美國看來，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對美國意識形態的最嚴重挑戰，這種挑戰是生與死的較量和你死我活的斗爭。美國認為，他們如果不在這場挑戰中取勝，美國的生存就會受到威脅;只有樹立強烈憂患意識，維護現存民主政治制度，才能維護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因此，美國把意識形態安全作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加以對待。不僅如此，美國還要在全世界抵抗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吸引力，擔當起領導世界民主革命的角色，以此來共同抵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最終在全世界完成“保護自由”的使命。這種使命感促使美國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國際共運的反應相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而言更為敏感，在西方國家中的反共立場也更為堅定和持久。

　　(二) 全面滲透

　　美國對華全面滲透是指依靠其影響力，通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軍事等多種形式來滲透和影響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從而達到改變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目的，削弱中國的民族文化認同。美國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說：“‘革命’不應被引向防御工事，不應在街道上，而應在平民的思想78里。這種‘革命’是和平的、緩慢的、漸進的，但從不間斷。到最后，它終將導致‘民主’在一些國家中誕生”②。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曾說，對中國施加影響和意識形態輸出，要依靠諸如“信息傳播、中國年輕人通過教育交流和培訓接觸美國價值觀以及不靠國家維持生計的企業家階層的發展”⑧等途徑，以求對中國社會產生更強烈影響。這集中體現了美國對華意識形態全面滲透的基本思路。

　　全面滲透的渠道主要通過增加接觸與合作來進行。奧巴馬在(2010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強調，美國要“與其它國家展開接觸。這一接觸政策的基石是美國與我們的歐洲、亞洲、美洲及中東地區親密盟友的關系。這種關系植根于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觀”，他還說，美國還“將尋求與敵對國家開展接觸，試探其意圖，給其政府改弦更張的機會，與其民眾接觸，促進達成國際共識”。前不久發生的陳光誠事件就是其接觸戰略比較典型的例子，這揭示了美國對華接觸的根本目的和實質，即通過與中國接觸，伴隨著宣傳所謂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觀”，采取對華意識形態實施強勢輸出態勢。

　　美國認為中國的改革發展正處于“十字路口”，中國既可能選擇走與美國合作的道路，也可能選擇與美國對抗的路線。在實施“鼓勵中國推進經濟和政治改革進程，使經濟自由與政治民主相互協調”的過程中，美國竭力引導中國向美國期望的方向發展。這恰恰是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時硬時軟、又拉又打的思想基礎，而這一策略對待朝鮮就不管用，因為朝鮮奉行的是基本不接觸、不合作路線，搞得美國一頭霧水。在此關鍵時刻，美國希望通過加強全面滲透來“幫助”中國作出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戰略選擇。

　　基于這一認識，美國不斷搭建平臺加強與中國的接觸與交流，包括文化交流、互派學者和學生等。僅發放赴美留學的學生簽證一項，美國國務院2005年在中國大陸發放2.1萬份學生簽證，到2010年，這個數字達到11.3萬份，五年間增長了近五倍多。

　　(三) 主動干涉

　　前國務卿基辛格在談論美國對外政策雙重性時說：“二十世紀最能左右國際關系的，作風卻也最矛盾的國家則非美國莫屬。再沒有其它社會像美國一樣，既絕對堅持絕不容許外國干涉美國內政，又如此一廂情愿地認定美國的價值觀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在日常的外交活動中沒有比美國更務實的，但在追求歷史傳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沒有比美國更具理想主義的國家”[5]。許多美國人把全球化理解為美國化。美國歷史學家莫雷爾·希爾德等在《文化與外交》中寫道：“美國外交事務的出發點是這樣一種信仰，即美國在與外部世界關系中享有一種任何其它國家都不能享有的特殊使命”⑥。

　　由于美國的宗教信仰，他們把在全球推廣美式民主價值觀當成義不容辭的宗教使命，并堅信美國特有的民主制度一定能得到輸出對象國的接受和認同。攻擊性文化基因使美國在對華意識形態輸出時奉行主動干涉原則。具體表現在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如在白宮會見達賴、經常指責中國人權、利用外交途徑批評中國民主狀況等。

　　(四) 充分利用

　　本世紀以來，隨著綜合實力的不斷發展壯大，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舞臺和全球事務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不斷擴大，美國不得不充分利用中國的發展來為本國謀求更多利益。

　　“9·11”事件后，全球反恐雖然密切了中美的聯系與溝通，但美國繼續啟用大批“冷戰專家”和反共分子組成的外交決策班子，對華戰略的意識形態色彩進一步加重。美中兩國的反恐合作只是暫時掩蓋了意識形態的對立，并未改變對華接觸與遏制的企圖，相反，還促成了美國霸權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擴張，進一步強化了反共反華傾向。

　　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積極推進全球化的目的在于從發展中國家獲取高額利潤并占領亞洲市場，這既可瓦解以傳統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舊秩序，又可強化美國主導的以資本為紐帶的國際新秩序。中國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潛在對手，也讓中國成為美國無法放棄的全球最大的市場。“9·11”事件后，盡管美國極力奉行西化、分化、弱化中國的戰略依然不遺余力，自奧巴馬上臺以來，尤其重視利用國際規則、多邊機制、非政府組織等軟的手段來處理國際事務和應對全球挑戰，美國認識到充分利用中國能夠為實現美國利益最大化更好地服務。

　　(五) 適度克制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在《德國商報》發文指出：如果美國和中國發生沖突，將給兩個社會造成消耗并危及世界和平。這一判斷成為中美兩國在關鍵問題上盡可能合作，不搞激化矛盾和對抗的基本指導原則。為此，適度克制原則正是基于全球化迅速發展以及中美對共同利益追求的需要，基于對解決現實國際安全問題的共同需要而采取的基本原則。隨著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當前全球性問題已經無法僅僅依靠美國或者中國一國力量得以解決，美中兩國必須合作才能使相關國際問題順利解決。因此，適度克制就成為美國在對華意識形態輸出的重要考量。

　　最近幾年，美國政府一些高級官員就中美關系發表講話時盡量用正面積極話語來表達，甚至軍方都力求避免用咄咄逼人的口氣來談論對華戰略，這些都是適度克制原則的具體體現。適度克制并非一味退讓，更不是真的克制，而是在形式上試圖通過話語表述的柔性化、形式上的人道主義來換取國際社會的支持，真正目的仍是強化對中國的鉗制，只是希望通過所謂的話語上的“適度克制”來給中國人“面子”，借此避免同中國發生直接沖突和對抗。

　　二、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戰略的主要表現

　　“9·11”以后，美國對華奉行接觸加遏制戰略。接觸是為了探底、影響和引領，是為了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國，遏制是為了規范和約束中國發展不致于對美國全球戰略形成挑戰。伴隨著對全球利益和國家利益的追求、固有的資本主義擴張本能、霸權主義的思維和新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戰略呈現出整體推進、重點突出、互相呼應、逐步推進等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和平演變與非和平打壓并舉

　　早在冷戰時期，美國就開始奉行“共產主義等于反民主”的觀念。如今，中國的發展成就和面貌已經今非昔比，現代化建設正逐步呈現出社會主義的巨大優越性，這是美國所極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美國仍然視中國為“非民主國家”。與1989年前后公然叫囂社會主義在中國即將消亡不同，“9·11”事件后美國對華實施西化、分化策略和意識形態輸出的手法更趨隱蔽、更加柔性、更帶欺騙性。美國認識到，對付中國這樣一個不斷發展壯大且與美國具有重要利害關系的大國，僅僅依靠傳統經濟制裁、軍事圍堵等手段根本無濟于事，反而對重塑美國形象無益，對華意識形態輸出的最好方式就是通過整合運用經濟、政治、社會、法律、文化和外交等多種“軟”的手段。美國還利用中國周邊國家眾多的地緣特點，不斷撥弄是非、離間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給中國發展釘“鍥子”，干擾和分散中國發展國內經濟的注意力。近來為了配合重返亞太戰略，美國在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上支持日本、在南海問題上支持東盟有關國家、在西藏問題上支持達賴分裂勢力，還通過增加在亞洲地區軍事存在，在中國周邊制造事端或緊張氣氛。在策略上，順應意識形態領域的感性化、學術化和日常生活化趨勢，不斷創新方式方法，實施對中國發展各領域的意識形態輸出，這給我國意識形態安全提出了嚴峻挑戰。

　　(二) 外部影響與內部滲透并舉

　　“9·11”事件后，美國對華更加注重運用外部影響和內部滲透雙管齊下的手段。奧巴馬上臺后，把主要精力聚焦于亞太尤其是中國。美國不僅在軍事上要重返亞洲，而且還試圖把“阿拉伯之春”和“顏色革命”運動從中東推向中國，試圖從外部尋找突破口來西化中國，主要措施有：在學術上，向中國推介西方核心價值觀，包括政治多黨化、經濟私有化以及“意識形態終結”等反動主張，企圖從思想層面消融馬克思主義一元化指導地位的理論根基和共產黨執政基礎;在文化藝術上，向中國輸出大量文藝和影視作品，在國民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層面逐步同化中國，增加中國對美國的情感認同和對本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離心力，瓦解中國發展的思想文化基石;在輿論上，不斷要求或呼吁中國必須開放互聯網管制，實質是想利用和通過五億網民來煽動輿論、制造混亂、擾亂社會秩序，為和平演變奠定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從戰略上培養未來能夠認同美國民主價值觀的青年群體，逐步侵蝕共產黨執政的群眾基礎。

　　與此同時，美國不斷加大對華內部滲透。賴斯“轉型外交”理念的提出標志著美國外交開始實現重大轉型。為實施轉型外交，美國一方面重視傳統外交，增加駐華外交官人數，擴大在華工作任務邊界和范圍，另一方面，更加重視依托公共外交的力量來展開對華滲透，包括擴大對華民間交往、大幅增加赴美留學生和訪學簽證，以便讓更多的學生學者增加對美國的接觸、了解和文化認同。美國還通過各種手段擴大在中國民眾中的影響力，培養中國民眾的親美情節和反政府情緒，尤其重視培植新生代“民主精英”，尋找和培植反政府勢力從事各種滲透或破壞活動，試圖促使中國發生“顏色革命”。

　　(三) 政府牽頭與多方參與并舉

　　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主體主要包括政府組織(如白宮、國會、國防部、美國情報界、新聞署、國際開發署等聯邦政府及部門)和非政府組織(包括智庫和基金會)以及媒體等，其中主導者就是美國政府，這些主體互相呼應、各有分工，配合也較密切。他們分別扮演不同角色、發揮不同作用，由此構成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全面多層、整合推進的輸出格局，他們既是意識形態輸出的戰略謀劃者、策略制定者，又是意識形態輸出的具體實施者、操作者。

　　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的客體，主要包括中國國內的精英人物、公眾人物和普通民眾，重點是我國各行業精英人物，他們主要包括我國黨政機關的領導干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干部(z)、企業界、學術界和文藝界等有影響力的精英人物和公眾人物。美國深知，依靠對精英人物進行意識形態輸出，改變和重塑他們的價值觀，向他們灌輸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美式民主價值觀，是對華和平演變的重要戰略步驟。

　　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的主要內容，主要是圍繞中國內部事務進行有針對性的干涉。如對香港“一國兩制”的介入，就是通過國家民主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進行破壞活動。據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統計，“9.11”以后，美國政府撥給香港有關組織的經費不斷上升，經費撥付渠道主要通過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等組織執行具體項目計劃，這些項目包括2003年組織力量干預《基本法》的立法、組織進行反對中央政府的游行以及資助反對黨開展活動等，內容涵蓋香港民主政治建設和普選等各個領域。美國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促進在全球推廣民主與人權計劃，同時給中國民主政治建設設置障礙。

　　(四) 美國領導與盟國配合并舉

　　“9·11”之后，美國更加強調西方對華同盟的集體行動，共同對華施壓，即由美國領導、盟國配合，共同反制和影響中國的工作模式。美國對華西化分化戰略往往同時并用，把重點聚焦在干涉我國西藏主權等問題上。“9·11”以來，美國總統基本上每年都與達賴會面。與之呼應，在美國操縱下，西方盟國緊隨其后，無端指責和干涉中國內政，破壞中國提出的“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處理國際關系的五項原則。德、法、英、加政府總理頻繁會見達賴就是典型例證。西方國家政府高層官員會見達賴，看似一個個孤立事件，實際上都由美國在主導，美國利用本國總統頻繁會見、西方盟國總理先后會見達賴，目的就是為了密集制造輿論，企圖把西藏問題國際化、常態化，最終目的是要達到分裂中國的目的。

　　三、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的后果評估

　　從后果看，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總體上沒有達到目的。但近年來，對我國價值觀體系建設和思想道德文化建設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主要表現在國家認同和核心價值觀出現危機以及部分人的價值觀趨于西方化等，對華意識形態輸出戰略呈現出更為復雜、多元的狀況。具體表現在如下方面：

　　(一) 部分人的價值觀趨于西方化

　　意識形態的對立與碰撞有多種表現形式。有的是國內意識形態外溢效應造成，比如東亞民族主義高漲;有的是把國內標準國際化導致，比如美國拋出的“邪惡軸心”論導致與部分國家的對抗，并集中表現為全球化與地區化、現代性與本土化的各種沖突和矛盾。法國著名哲學家阿爾都塞(LouisAhhusser，1918—1990)認為，統治階級可以擁有兩種方式進行統治，即強制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隨著現代傳媒的出現，媒體也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之一。在美國，由于越來越多的民眾依賴于媒體，需要通過媒體獲取所需信息，所以說“媒體也成為了影響受眾的最有效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一”[8]。

　　價值觀主要由思想、模式、制度、文化和文明等要素構成，而且相互影響、融合和滲透，這些要素被抽象概括之后，就凝縮成了價值觀。中美沖突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價值觀之爭。美國對華持之以恒地實施和平演變策略，就是通過一“破”一“立”來展開的。通過傳播，“立”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價值觀，“破”社會主義價值觀和中華文明價值觀。美國對中國價值觀攻勢的目的有二：一是為了和平演變中國，二是詆毀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倫理道德基礎，讓中國人重新恢復一盤散沙的局面，美國實現“不戰而勝”。美國對華和平演變的根本要旨在于消除中國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意識形態，讓中國放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美國蘭德公司曾建議美國政府對華戰略實施三步走，即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國，使中國意識形態西方化，從而失去與美國對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時，對中國進行全面遏制，并形成對中國戰略合圍;第三步是在前兩招都失效時，不惜與中國一戰，當然作戰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國的直接參戰，而是支持中國內部謀求獨立的地區或與中國有重大利益沖突的周邊國家來與中國對抗。

　　隨著世界科技經濟的迅猛發展，經濟全球化伴隨著信息化的不斷推進和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給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提供了有利條件，美國通過對全球網絡媒體的控制和對中國的影響實施意識形態輸出，已經并正在繼續改變著中國部分人的價值觀朝著西化方向發展。

　　(二) 極少數人成為西方代理人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不遺余力地試圖在華尋找代理人，這些代理人既有在國外的，也有在國內的;既有制定政策的，也有公眾人物。隨著美國轉型外交的逐步推進，尋找代理人還成為駐外使館的重要任務。美國十分注重憑借其經濟、科技、教育和文化優勢，在世界各地尋找代理人，尤其把重點放在中國國內精英群體身上，試圖把他們培養成為美式自由和民主的代理人和代言人。

　　“無論是一個合格的國家領導人還是一位杰出的戰略天才，其背后往往有著一支強干的精英隊伍加以輔佐”[9]。對于國家而言，社會精英主要由政界精英、商界精英、軍界精英、學術界精英和藝術界精英構成，精英集團對國家領導人的決策產生重要影響。精英集團最了解國情以及真實國家利益之所在，因而他們有能力也最有機會向國家領導人提出國家戰略方面的思考和建議。“不管在何種政治體制下，領袖個人在對外決策、特別是對外戰略決策中的作用都是極為重要的。這是由領導人在國家對外事務的特殊地位以及對外事務本身的特殊性所決定的”⑩。

　　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尋找和培植代理人，對美國來說是由來已久。早在1945年，時任美國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就在一次演說中說，要把布爾什維主義的根挖出來，清除和庸俗化他們的道德基礎;要把主要賭注押在青年身上，并讓它變質、發霉、腐爛。這段話被蘇聯前總理尼·伊·雷日科夫所著《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一書引用。雷日科夫說：“40年后，一切果然這樣發生了。西方，特別是美國，消滅蘇維埃國家的目標果然完全實現了。不過，我當然絕不會以為，這樣一個大國的悲劇性解體能夠僅僅發生在外部因素的影響之下。如果內部沒有一個實際上完全奉行蘇聯的敵人所樹立的目標的‘第五縱隊’，而只靠外部力量，誰也不能把我們國家怎么樣”[11]。在培養代理人上，美國主要通過資助中國國內一些組織、行業精英以及其他有影響力人士從事相關學術研究以及幫助出國留學等多種途徑，借此間接樹立美國自由民主形象，培養越來越多符合美國價值觀要求的各類人才。

　　美國利用科技教育優勢，不斷從世界各國選拔學生赴美留學，培養、馴化他們西方式尤其是美國式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通過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本土網羅高技術人才，從中培養所謂的“白領文化”階層[12]。美國政府把和平演變的重點放在中國青年一代身上，將專項援助轉向年輕一代，由美國國務院主辦，制定了形形色色的青年學者交換計劃，實行軟滲透。不僅如此，“美國還有計劃有目的地把本國教師、傳教士、醫生等派往這些國家從事志愿者，向國外免費贈送錄像帶、圖書、雜志等。這些活動??隱含了美國自身的戰略意圖，即培養了國外親美勢力，同時美國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也被傳播到海外。一些有‘遠見的’美國政治家更是提出，要著眼于在各國培養一批有實力的中間階層、‘社會精英’，并力圖以西方價值觀、政治觀、民主觀乃至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影響、征服和控制他們，要在發展中國家拉攏國內政治、宗教領域內‘持不同政見者’，培植西方政治思想武裝起來的西方利益代理人”[13]。

　　美國對華意識形態戰略不僅給我國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建設造成阻礙，還對我國改革發展各領域都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包括有些人迎合西方敵對勢力的叫囂，不分青紅皂白，不顧具體國情地極力高喊“自由”、“民主”的口號與黨和政府唱反調。主要表現在：鼓吹指導思想的多元化，反對馬克思主義一元化指導地位;主張政治多黨化、國家聯邦化、軍隊國家化、經濟私有化，鼓吹個人主義，反對集體主義，等等。

　　(三) 國家向心力有所松動

　　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一定程度上鞏固了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同時也導致我國出現國家認同危機的可能，使得黨和政府的凝聚力、向心力有所松動，其最終目的是要消除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美國在言論自由、輿論民主的表象下控制著對華意識形態輸出的話語權，就是為了制造中國黨和政府的執政危機，松動國家的向心力、弱化民族凝聚力。美國對中國實施西化、分化的一系列圖謀，直接侵蝕著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安全和國家利益。在政治領域，政治多黨化的呼聲越來越高;在經濟領域，“國有經濟是壟斷，是對全民財富的掠奪”等聲音也漸強，經濟運行市場化、國有經濟私有化的聲音常常不絕于耳;在國家安全領域，“軍隊國家化”的聲音也開始出現，認為軍隊只應屬于國家，而不能黨指揮槍;等等。這一系列反對的聲音不斷地在調高調門，充分說明在當前各種文化相互碰撞、激烈競爭的國際背景下，我國意識形態領域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間的斗爭將是復雜的、長期的、艱巨的，有時還會表現得異常尖銳。

　　美國意識形態對華傳播手段更趨多樣化。他們意圖通過推行國際世貿規則，使中國逐步接受美國的經濟運行方式和思維方式，通過擴大世界貿易，更大范圍地帶動和促進美國文化的傳播，通過服務貿易的廣泛開展和大量影視作品的輸出，多渠道傳播西方生活方式，象遍布中國各大中城市的4000多家“肯德基”、“麥當勞”門店等快餐文化產品[14]，都在有意無意和有形無形中改變著國民的消費觀念，深層次地影響著國民對美國形象的看法。美國還通過經濟制裁極力推行西方價值觀，通過以經濟利益為誘餌，促使國家的某些改革措施按照西方的意圖推進。前國務卿布熱津斯基曾經直言，當對美國的模仿遍及世界時，它就對美國行使間接的似乎是經雙方同意的霸權創造了更為適宜的環境。近年來，中美經貿問題的政治化以及中國國內諸多不穩定因素，如藏獨分子猖獗、疆獨分子恣意妄為、非法地下教會有蔓延之勢以及大型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等等，都有美國等西方勢力施加影響和滲透的影子，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國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四) 西方基督教影響有蔓延擴大趨勢

　　宗教在美國意識形態輸出和外交政策中占據重要地位。“9·11”事件以后，美國更加注重對華基督教傳播。冷戰結束尤其是“9·11”之后，美國對外政策中的“反恐”因素和國際關系中的宗教因素更加凸顯，提升了宗教在美國國家戰略和全球推廣民主戰略中的地位。他們認為，“在現代世界里，宗教是主要的，可能是惟一的感召和動員人們的核心力量”[15]，已經到了在宗教領域開展一場對華“爭奪新世界秩序靈魂的斗爭”的時候了，宗教由此成為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的最新載體，在對華宗教政策上，美國越來越多地采取具體的、單邊主義的直接行動，呈現出立法化、機構化、國際化和大眾化趨勢[6]。

　　繼在“人權”問題上提出“人權高于主權”主張后，美國開始把“宗教自由”提高到“第一自由”的高度來認識，把“宗教自由”上升到美國“國家安全的界定因素”來對待。這種宗教輸出實質是對中國的新政治攻勢，成為美國推廣全球民主制度的重要補充。

　　近年來，基督教在華呈非常規擴張趨勢有其深刻國際背景。美國通常鼓勵家庭教會等非法基督教組織形式拒斥“三自”傳統，在宗教領域挑戰中國的文化主權。極少數所謂基督徒已經或正在淪為文化漢奸和反華反共勢力的“特別縱隊”。基督徒作為中國漸趨龐大的一個社會群體正在逐步浮出水面，改變著中國人的信仰體系結構。據2010年《宗教藍皮書》透露，中國現有基督徒約站全國人口總數1.8%，總體估計為2305萬人;我國女性基督教徒明顯多于男性，占69.9%，男性基督徒占30.1%;從受教育程度看，半數以上基督教徒學歷水平較低(小學及以下學歷者占54.6%)，初中學歷者占32.7%，中專及高中學歷者占10.1%，大專及以上學歷占2.6%。

　　美國不斷加大在留美華人知識分子和海外民運分子中發展基督徒，并希望通過他們促使中國政治的基督化，并把同中國海外民運人士并肩作戰作為推進中國政治基督化的重要步驟，其用心就是為了從信仰的深層次顛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基礎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思想根基。美國敵對勢力還關注中國家庭教會建設，要把中國大量的家庭教會成員發展成為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的精神支柱和重要組織基礎，寄希望于中國家庭教會能夠聯合起來“走出共產主義的紅色海洋”。美國對華意識形態實施強勢滲透、內外部多頭并進的整體攻勢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并采取切實應對措施。

　　綜上所述，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不管采取什么原則和途徑，具有哪些特點，最終對中國產生的影響都要通過國內的因素起作用。與其說美國對華意識形態輸出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我國少部分人的價值觀西方化、極少數人成為西方代理人、國家向心力有所松動、西方宗教影響有蔓延擴大趨勢，倒不如說我們在意識形態建設領域和精神文明建設領域本身就存在著許多問題。從根本上說，我們必須站在維護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安全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的高度，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強化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中國改革發展事件的指導地位，把加強意識形態建設與應對和推進國家改革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和推進國家法制建設緊密結合起來，以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氣魄和胸襟，全力推進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建設，合力推進、共同建設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有力的精神支撐和保障。

　　注：

　　①威廉·恩道爾：《霸權背后》，呂德宏等譯，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頁。

　　②唐勇、常酷、王鴻剛：《推動“顏色革命”，索羅斯基金會向全球滲透》，《環球時報)2005年4月18日。

　　③【美】孔多麗薩·賴斯：《促進美國國家利益》，張茂明譯，《戰略與管理)2OO1年第3期。原載美國Foreign Afairs，2000年1—2月號。賴斯曾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④王豐豐、任海軍、梁金雄：《國之交在于民相親——記中美兩國人文交流四十年》，www.gov.cn，2011年4月12日，來源：新華社。

　　⑤【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

　　[6]Morrell Heald and Lawrence s.Kaplan.Culture and Diplomacy：the American Experience.Greenwood Press，1977：4.轉引自宋志艷《美國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義及其意識形態淵源》，《南昌航空大學學報)2010年第l期。

　　⑦張宏毅：《美國是如何從意識形態上影響赫魯曉夫的》，《國際論壇)2010年7月。

　　⑧曹菁：{21世紀初美國戰時媒體的意識形態性研究》，《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科)2oo9年第9期。

　　⑨⑩李景治等：《國際戰略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236頁。

　　[11]【俄】雷日科夫：《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頁。

　　[12][13]郝保權：《對全球化背景下美國文化霸權及其意識形態意涵的戰略沉思》，《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o9年第3期。

　　[14]截至2010年6月，中國的肯得基門店數量突破3000家;截至2009年底，中國的麥當勞門店數量為1135家。

　　[15]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頁。

　　[16]徐以驊：《宗教與當前美國外交政策》，《和平與發展)2oo8年第1期。

原載《南京社會科學》201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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