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已變成了雅典、迦太基和大不列顛型的海洋國家 

　　改革開放三十年帶來的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結果之一，是中國從一個“農民”變成了“商人”。我們民族的5000千年經濟生存方式由“傳統農業內向型”正在或已經很大程度上變成“依賴海洋通道的外向型”，這是真正的五千年文明未有之變局。因為文明變遷和社會變遷的最根本的動力來自經濟生存方式的變化。正是這種最深層的變化，帶來了中國當今在政治、軍事、外交、教育、法律、道德、價值觀、生活時尚等等從物資內容到精神內容的社會整體轉型。我們在改革開放的不經意之間，從經濟生存形態上變成古代的雅典、腓尼基、迦太基、中世紀的威尼斯、近現代的荷蘭和英國。

　　作為海洋國家應該怎樣獲得長久的安全，兩千多年的歷史經驗似乎明明白白放在那里了：“金錢走到哪兒，炮彈跟到哪兒”，這是符合正義的。因為自由貿易符合自由、平等、幸福的正義原則，保護自由貿易同樣是正當的。炮彈打的是破壞自由貿易秩序的搶劫者，保護自由貿易的參與者。

　　當前中國已迅速蛻變成海洋國家，卻在心理上和行動上對這種蛻變基本沒有準備。因此很快會發現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麻煩會讓我們感到措手不及、應接不暇。當前中國就像一個被迫經商的人，行走在強人出沒的深山野嶺中討生活。

　　二、成為海洋國家必須支付的“代價”

　　中國作為海洋國家若以當代最強國為對手，我們傳統的防止海上入侵的任務，在常規戰爭水準上尚難以承擔，再新添了更為沉重的新任務，即在戰時維護“國家海上生命線”以及海外維系本土生存的“重大利益地區”的安全。所謂舊問題沒解決，新麻煩又至。

　　事實上，本土的安全并非建立在常規力量之上，根本上依賴核威懾的存在。而“國家海上生命線”和“海外重大利益地區”的安全，我們在常規戰爭水準上，目前幾乎毫無還手之力。這樣，在許多國際事務方面和利益沖突方面，還必須看那些能夠威脅我海洋“穴位”國家的臉色。最近一例是美國國務卿希拉里1月29日在法國揚言：中國若在制裁伊朗問題上不與美國合作，就要考慮切斷中國能源生命線。這是明火執仗的政治訛詐!

　　南海主權問題包含新舊兩大任務的內容，作為傳統主權范圍的領疆應該予以捍衛，作為“國家海上生命線”的可控部分，也應得到??捍衛。南海主權對未來中國有三大意義，一是海底資源和漁業資源的經濟利益;二是“國家海上生命線”的可控部分，三是國防上廣闊的戰略縱深價值。如果南海主權喪失，那么經濟、交通、軍事三大利益方面的巨大損失是不言而喻的。

　　前所未有的“國家海上生命線”問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中國的“死穴”，如無有效的軍事保護能力，那么中國在國際上同海權強國發生重大利益沖突時，將不得不作出重大讓步，甚至接受屈辱，這是毫無疑問的。

　　三、如何擺脫困境的根本思路

　　上述這些棘手的問題和任務要解決到讓國人滿意的程度，一支強大的中國海上軍事力量的崛起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強大的海軍建設還沒有任何實質性動靜，周邊國家和老牌海權大國就已經惶惶不可終日了。一場新的亞洲軍備競賽實際上早已開始，各國只是只做不說而已。軍備競賽最終能夠解決問題嗎?也不見得。基本的情況判斷是：建成強大海軍不一定解決所有問題，但沒有強大海軍，問題就變得更麻煩、更糟糕。

　　和平解決的前景也是有的，那就是等待亞洲的政治生態發展到歐盟的狀態，統一市場、統一貨幣、邊界開放、統一的軍事外交政策等等出現。那是國家間的領土、領海之爭轉換為更大的統一的“亞盟”國家內部的“州”與“州”的地盤之爭。雖然這種依賴“國際協作”解決問題的前景十分動人，但畢竟亞洲的政治整合程度離歐洲還有漫長的距離，人們有耐心嗎?

　　還有就是效仿二戰從海上霸權寶座鐵落下來的英國人，把“國家海上生命線”緊緊系于同美國的“鐵哥們”關系上。不過這種關系一般是“老板與伙計”，不要期望老板能夠平等對你，當美國總統小布什過生日時，還要學學英國布萊爾首相，別忘了給美國總統買件名牌羊毛衫。這種海權上“搭便車”固然省力又省財，但卻以放棄國家尊嚴為代價的。以我民族自命不凡的個性和漢唐強盛的歷史鞭策，我們會做出英國人的選擇?

　　要妥善中國海權戰略問題，首先必須尋找到中國海權戰略現實的邏輯出發點，這就是未來世界前景的不確定性，即我們無法確認、保證經過人們的努力，世界將永遠擺脫了千年的戰爭與和平的周期循環。所以中國的海權戰略必須應付世界重回弱肉強食的“霍布斯時代”的可能性，這就必須建立強大的海軍。事實上當今國家只要有能力的都這么行事。

　　如果外部勢力認為中國這種防御性的措施是對國際安全的威脅，那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我們決不可因為“中國威脅論”，而不去彌補自己致命的“死穴”，我們不能冒子孫后代在強加給他們(也可能提前給我們)的戰爭面前束手就擒的災難去實踐永久和平。

　　21世紀是太平洋地區崛起的世紀，換個角度看問題，也是世界沖突中心由歐洲向亞太轉移的世紀，這恐怕對中國未必是好兆頭，在地緣政治上，中國已經“歷史地”進入世界的中心地帶，不像加拿大地處世界邊緣地帶，相對與世無爭。即使我們抱有最大的和平誠意，但周邊卻“樹欲靜而風不止”。誠然，不止一次地有人提出：只要中國自行毀掉核武器，就能贏得潛在對手和周邊國家的安全信任。但如果不能保證世界已經徹底告別弱肉強食的“霍布斯時代”，這就是最愚蠢的想法。沒有武力威懾為背景的和平至今沒有存在過，只存在于理想的境界，而這個時代還遠未到來。

　　同樣，從根本上理清國防思路后，中國海權戰略的制定也就有章可循了。中國和未來主要的“國家海上生命線”為南海——馬六甲海峽——亞丁灣之線，據幾年前的統計，已有1億8千萬人的職業生計直接和間接依賴這條海上生命線。確保這條生命線的暢通無疑上升為國家核心利益，此線不保，國內將陷于社會激烈動蕩。中國陷于動蕩這世界也將陷于動蕩。但要做到軍事上的絕對控制，目前尚無力做到，即使能夠做到也會帶來很大副作用。因為像日本、澳大利亞等許多國家的海上生命線與我們重合與印度洋，誰控制了自己的生命線同時意味著對它國的控制，而每個國家都不愿被它國控制。所以，比較妥善的對策，目前中國海權戰略目標以不追求絕對控制為宜，而以追求“確保相互切斷”的威懾能力為宜，這樣我們在保障自己生命線的同時有不過多地刺激他人，在追求遠洋防御的同時表明自我約束的誠意，從而讓世界明白，中國的海權戰略僅僅為了防止他人對我“國家海上生命線”的圖謀不軌，而非以此為借口進行傳統西方式的海上擴張。

　　四、具體應付手段

　　中國的誠意能否換回他國的誠意不是我們的愿望所決定的，像印度、日本、越南等國企圖利用海上生命線反制中國也是情理中的事情，畢竟人類還沒有超越“安全困境”時代，國際關系本質上是軍事關系，霍布斯有言：自然狀態的人與人的關系本質上是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的關系，那么無政府狀態下的國與國關系本質上也就是軍事關系，盡管人們厭惡并正在絞盡腦汁改變這種關系，但前景難測。因此，相互制衡仍然是求得海上生命線安全的必要途徑。比如，印度陸軍不強，但海軍似有挑戰中國海上生命線的能力，他對中國取“以海制陸”的策略，但印度能源有依賴核能為主的趨勢，中國只需具備中、短程導彈覆蓋印度全境的能力，就可“以陸制海”。這也符合“相互確保能源切斷”的威懾原則，沒有追求絕對優勢。

　　日本與我海上生命線重疊，和則相互提攜，皆大歡喜。不和則勢同水火，有你沒我。我們過去長期放棄遠洋海軍建設并沒有什么效果，日本的航母建設步伐加快、始終追求對中國海軍的優勢，歷史上甲午戰爭前夕的景象綽約隱現，令人憂慮。中國何以處之，自當明了。

　　更為嚴峻的是2010年1月25日，為脅迫中國加入對伊朗的經濟制裁，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法國巴黎一次講話中，第一次公開把中國海上生命線當作施壓籌碼來使用，我們能長期容忍這樣經常被外交訛詐嗎?中國似乎也應該向外界表明，一旦有人在玩弄海上生命線方面超出中國的最后底線，危及中國國家核心利益，當常規力量不足以捍衛海洋生命線的話，要考慮核威懾的跟進。

　　總而言之，中國海權戰略的發展和建設既是國內和諧社會的需要，也是國際和諧社會的需要。對于日益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中國而言，未來百年在國防上的致命軟肋，并非是本土防御問題，而是國家海上生命線如何能夠在戰時有效維護問題。

　　倪樂雄，上海政法學院國際事務與公共關系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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