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維是被語言決定的，一旦語言確定了，思維的范圍也就決定了。語言的邊界就是思維的邊界，至少是邏輯思維的邊界。當我們思考問題的時候，首先應當考察所依賴的語言和詞語。

　　目前，中國和世界的政治討論中有一個核心的對立：民主/專制，似乎世界上真的有這么個東西。實際上，一切對立和價值都是意識形態的結果，并不實在。當然，人類社會的意識形態永遠不可避免和消除。我并不認為稱之為意識形態就解決了這個問題，而是說我們應該在歷史的語境下重新考察這個對立的概念。

　　西方所謂民主概念是一個很晚近才出現的詞，英語的democracy來自法語démocratie，這個詞在14世紀才出現，到18世紀的啟蒙世紀中開始成為重要的政治概念。在法國大革命的背景中，他的對立面不是專制，而是針對中世紀的 aristocratie(貴族制度)。然而，貴族制度并不是所謂專制。歐洲的貴族制是封建制度(這里又是一個翻譯和中學歷史教科書埋下的超級大坑——封建是非專制的，封建制度的特點是權力分散)，這個制度與中國古代的皇權制度完全不同。一方面，歐洲中世紀的統治集團都是血緣繼承，也就是說一個社會由血緣分裂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由出生定義的貴族，一部分是出生定義的農奴和平民;另一方面，中央集權程度很低，跟專制完全扯不上關系。只有法國在路易十四之后才通過打擊貴族來加強中央專制集權，為法國大革命做好了準備。而中國古代的政治，在經歷秦漢和隋唐之后，貴族基本瓦解，只有皇帝一人是血緣繼承(外族入主的清代有點特殊，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貴族制)，而其他人是靠科舉和選拔競爭;另外，中國的中央集權程度較高，在正常的年代，中央政府是政治中心。以科舉和郡縣制為核心的政府管理體制被傳教士們介紹到歐洲之后，成為現代歐洲政治體制的模板加以推廣，現代社會中的公務員體系就是以此為基礎改造而來。

　　因此，所謂démocratie 與aristocraie最大的區別和對立，不是什么專制/選舉，而是權力來源是不是血緣關系。我在博文《貴族和賤民：話說中西方古代文明的公平正義 》中提到過，中國在隋唐時期就在社會層面基本上徹底打碎了血緣控制，除了皇帝一人，其他人的血緣都不能保證家族永遠掌握權力。而西歐是通過法國大革命及之后的一系列革命完成了這一過程。

　　中國在1911年接續西方的革命精神，實現了共和，徹底廢除了血緣繼承的皇帝制度，基本完成了這一過程。蔣經國在臺灣島上有過一次繼承之后，血緣繼承的權力就已經徹底消滅了。

　　Démocratie的詞源是希臘語“人民”(demos) 和“權力”(kratos)，核心的意思是權力在人民手中，按照林肯的表達就是：“民有、民享、民治。”按照胡錦濤主席的表達就是：“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兩種說法所指向的，都是民主的核心價值觀。說中國是民主國家，是démocratie，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因為中國并不存在一個世襲的貴族集團，普通家庭出身的領導人不在少數。

　　事實上，從20世紀以來，民主一直被分為兩個潮流，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民主，一是以蘇聯為代表的人民民主，多黨競選只是實現民主的一種可能的工具，并非民主之必然之路。多黨競選的新加坡，其權力反而壟斷在一個家族之手。很多人在觀察中國現實的時候看不清時代的變遷，以為跟歐美不同就是滿清，膠柱鼓瑟，自縛思想。一黨制與貴族制有根本區別，一黨制實際上也是一種選拔制度，并非血緣繼承。家族在其中會起到一定的幫助作用，但是并沒有繼承的合法性，自建國開始，政治局常委級別的中央領導就沒有一個子女成為后來的常委，這與美國的羅斯福家族和布什家族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已經實現了中央領導更替的制度化建設，最多十年的任期制和集體領導既防止了權力的家族壟斷，也防止了個人的專斷獨裁。

　　有人認為，中國目前的制度有點像現代化的禪讓制，因為禪讓的根本精神其實也就是民主。《禮記·禮運》中寫道：“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實際上就是以禪讓為理想權力治理模式的，只不過因為現實的無可奈何，才勉強承認了君王的血緣繼承。清代的朱彬在《禮記訓纂》中提出堯舜為公，在注解中提到：“禪位授圣，不家之。”而在注解“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的時候，寫道：“傳位于子”。這個注解至少說明兩個問題，首先，是中國古代并不是像很多人想的那樣沒有言論自由，即使在文字獄為禍最烈的清代，文人還可以質疑皇權繼承人的倫理合法性。其次，把儒家政治倫理等同于贊成“家天下”實際上是對儒家的極大誤解，無論對堯舜的崇拜還是孟子所說的“民貴君輕”，都強調了公共利益的絕對優先。儒家理想中的政治權力形態是“禪讓”，而不是家天下，因為家天下從根本上說是“以私代公”。儒家對皇權的支持和服從只不過是在某個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對現實的妥協而已，絕非儒家倫理的必然邏輯。今日中國之政體，雖然沒有必要一定以古代的禪讓制來比附，但是說他實現了古代圣賢對權力“不家之”的理想，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民主實際上是一種“價值觀”，而不是治理模式，民主不是制度，而是一個理想。實際上也就是孟子所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這種價值觀的指導下，少數人通過血緣繼承壟斷權力是不被認可的。因此對于中國古代儒家來說，只有真正主動 “禪讓”的圣王，而沒有血緣繼承的圣帝，對血緣繼承的皇帝最高的評價也就是明君。因此，中國古代的大臣們屢屢提及堯舜的時候，主要不是為了給現任皇帝臉上貼金，而是為了給他們加上價值觀的緊箍咒。

　　當今世界政治的一個荒誕景象是，被西方批判為獨裁的中國政府，從來沒有一位家族繼承的國家領導人;而被美國視為亞洲民主顛峰的印度，雖然有多黨競選制度，但是尼赫魯·甘地家族長期把持國家政治，印度自獨立以來三分之二的時間都掌管在尼赫魯·甘地家族手中，家族一起吃飯的餐桌可以看成前總理、現總理、前部長、現部長、議員和未來的總理組成的國務會議，這其實是貴族政治通過政黨和選票工具的延續。因此，雖然印度政治從法律理論上可以和平通向民主，但是他現在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世界上最大的非民主國家并不是中國，而是印度。

　　民主的根本不等于選票，而在于國家的政治權力能否向全體國民開放——領導人不是家族控制和血緣世襲。其對立面也不是所謂專制，而是世襲制。因此從國家的分類上來說，朝鮮絕非跟中國一類的國家，而是跟沙特、巴林類似的君主世襲政體屬于一類，其政治的主要特點是家天下，而不是一黨制。現在炮火連天的敘利亞以前也是這類國家，巴沙爾在反對派的壓力下要改革成真正的共和制，不知有無成功的希望。

　　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人類社會必然是金字塔形的(無論歐美還是中國，無論是法國大革命還是中國革命都不可能改變這一點)，人類也還沒有找到取消這個金字塔的道路，因此關鍵不在于推翻這個金字塔，而在于登上金字塔塔尖的路是怎樣的：是血緣家族壟斷，還是依靠競爭。從政治歷史的角度來分析，才能真正搞明白所謂“民主”的概念。當年辛亥革命的核心不是搞選票，而是推翻滿清，打破皇權世襲。選票只是廢除和防范世襲的一種手段。

　　只不過傳統的政治合法性來自血緣世襲，而這個合法性被取消以后，普選選票成為新的合法性的形式之一。這也是今天的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需要選舉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理由說中國是與民主對立的國家，只不過是沒有選擇與西方相同治理工具和制度的一黨制民主國家。關于民主的觀念，民主/獨裁世襲這個對立才是真正有意義的對立，比那個根本說不清楚的民主/專制壟斷清楚的多，也更加符合政治的歷史路徑。在餐桌上，歐洲人用刀叉吃得很好，中國人用筷子吃得很好。強迫歐洲人用筷子或者強迫中國人用刀叉，恐怕都不是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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