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產業升級導致初級勞動力緊缺的情況,并沒有因此提高無技能民工在城市里向自己命運說“不”的權利。”

　　誰也沒有想到,在擁有9億農民和1.5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中國竟出現了“民工荒”。2004年,《中國新聞周刊》走訪了東莞,“招工的告示幾乎貼滿了東莞市同沙工業園區每一家工廠的門口。”之后十年,隨著各地經濟發展,勞動力早已分流,東莞用工難的境況更加突出。然后,因產業升級導致初級勞動力緊缺的情況,并沒有因此提高無技能民工在城市里向自己命運說“不”的權利。

　　產業工人如何升級?

　　數以億計的徐大奎們,曾經為拉動中國的GDP高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在產業升級換代的今天,讓農民工變成“新型產業工人”,既有助于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也是新型城鎮化的應有之義

　　現在,徐大奎在東莞一家醫療器械廠做保安,一米八的個子,早七點到下午三點,一個月拿2000塊錢。

　　他因為年齡大而離開了流水線,這一行40歲以上就難呆了。他過去所在的工廠正處于一條密集的工業街上,皮具場、鐵罐廠、每一家門口都貼著招聘啟事,上面標明了東莞通行的1180元的底薪標準,以及績效工資,加起來每月在2600元到3300元左右。

　　正月還沒過去,大部分的廠子寂靜無聲,老板親自站在門口招工:“姑娘,我們這兒淡季照發底薪的,你別看淡季生意不好,現在能接到訂單都算不錯,那邊那個廠兩三個月沒發工資了。我們不打欠條,我們發現金的。”

　　兩個找工作的女孩仍然走了。這里已經無法留住她們。她們從湖南來,在廠區轉了3天,沒有找到一家合乎心意的廠。年紀小的女孩子稚氣未脫,一問起身份證就露出遲疑躲閃的神色。

　　徐大奎說,東莞同沙工業園這兩年不比從前了:“2000年之前,來招工的都要排長隊,這幾年百十家的倒閉,你看甘屋村那一帶全在招工,就是招不到人。”

　　作為“中國制造”重要基地之一的東莞,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中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做出了重大貢獻,而在中國產業升級的轉型當口,徐大奎和東莞一樣,正經歷著同樣的困境。

　　廠子不行了

　　生于1964年,徐大奎剛過完51歲的生日,卻整個人顯出老態來,動一動就要護住腰腿,時不時停下來大聲咳嗽。他用在流水線上計件賺來的錢娶了老婆,生了兒子,又在這孩子15歲那年,借了個假身份證,親手把他送上了流水線。

　　那是2004年,處在轉型期的傳統廠子多數都風雨飄搖,兒子年齡不足,借來一張身份證,先后進了4個廠子,每個做了不到兩個月。這4個廠子全部倒閉了。

　　2004年,中國第一次出現民工荒現象。這在當時的東莞,情況尤為嚴重。早在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所長蔡舫就預測,中國勞動力短缺一定會發生在2004~2009年區間內,2004年果然發生了民工荒,之后2009年勞動力短缺加劇。到了2011年之后,用工荒從局部蔓延,同時帶來了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這也表明,中國廉價勞動力時代發生拐點,而長期以來過度依靠廉價勞動力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無法維系。徐大奎無奈地從流水線上退了下來。

　　到這把年紀上,他沒攢下什么錢。20年來,他幾乎是跟著流水線的興衰走過來的。流水線還榨干了他的健康。

　　東莞同沙工業園里密密麻麻地分布著各種工廠,廠子戒備森嚴,沒有工牌工服無法出入,上班時間,只聽見巨大的重型機器發出咣當咣當的聲音。廣大的廠區里行人稀少,機床24小時無停歇地運轉著,人在這里很微小,替代性也極強。

　　廠房不高,周圍少設施。洗剪吹、網吧是較為發達的行業,去年剛被查封的桑拿會所里,午夜仍然傳出歌聲。人們左顧右盼,各懷心事,臉上帶著一種不確定的,同時又放任自流的神氣。似乎他們只是跟著這流水線的節奏過一天是一天。

　　環球、環藝是同沙工業園效益最好的兩個廠,都是做名品皮包的,只有它們還維持著五六千個工人,每人每月3000的工資,但這幾年訂單越來越少,“一個月發工資就要發下去上千萬,撐不下去了。”好多工人轉去了江浙一帶。留下的工人議論紛紛:“連環球、環藝也不行了。”

　　現在,同沙工業園的廠區環境已經變了,很多工人自己托關系,在工業園附近自己承包活兒。徐大奎的一個老鄉就一家人遷到東莞,托關系拿到貨,自己單做,把兩塊指甲大的獨立的電子元件按壓在一起, 壓10個一分錢。

　　而2000年之前,徐大奎說這情況幾乎不存在的。那時流水線是搶手的行當,招工都要排長隊。

　　那時來東莞打工是有前途的出路,對這些剛從農村出來,念不下書又無一技之長的農民工來說,流水線允許他們以最低的技能在這城市活下去。

　　有工資,有保險,這算“正式工作”。回老家說起來是有面子的。

　　現在工人慢慢分散,東莞不再是唯一。

　　最好時光

　　1996年,當32歲的徐大奎第一次來東莞時,這個從小沒出過河南、沒進過城的農村漢子幾乎被震住了。

　　“那時候我們同齡人里出門的少,根本不知道啥叫出門打工。”在河南南陽鄧州老家,徐大奎跟所有人一樣有著一畝四分地,那土地不好,一米以下都是黃砂石,討不了生計,他聽幾個當過兵的老鄉說東莞有錢可賺,“那時候覺得廣州特別遠。”徐大奎說。

　　徐大奎是托了姐夫的關系進的工廠,當時“都是熟人介紹才能進,效益、待遇都好。”那時的東莞對外來人口還有限制,“沒進廠找到正式工作時,外面天天查戶口,那時抓盲流,有的被抓住,就給你送到山上打石頭,打上一個月,賺的錢夠路費,就把你遣送回家了。我們沒戶口的就往山上跑,住上一晚上蚊子太多。”

　　留下來,并且扎根做下去是件了不得的事。

　　90年代末,東莞還未完全發展起來,一片空地。每月355塊底薪,加上1:1.5的加班費,一個工人一個月能拿到七八百塊錢。徐大奎先干流水線,再干裝卸,每個月能拿到千八百,這在當時是非常不錯的收入。

　　那是一個飲料罐廠,每天,通過四五十噸的沖撞機沖壓成型,在車間上班是個苦活兒,忙的時候黑白兩班倒,一天24個小時耳邊只聽著咣當咣當響。機器下來之前,把鐵板推進去,沖蓋、沖底、封罐、包裝一條龍。有的老工人貪績效,兩班連著上,夜里一個人看機器稍稍困乏,手指就進去了。

　　“老員工手指頭每年都斷幾個”,徐大奎像在說起一件很平常的工作失誤,“我有個老鄉手指頭沒幾個了還在這兒干,砸一個賠個一萬多,休息下照樣回來干,你不回來,去干啥?一個殘疾人?”

　　節前是出事故的高發期,“一到過節,誰不想多賺點錢回家,干得快就容易出問題。”賠償按照從拇指到小指,價格一級一級降低下去。“為啥結婚的大多數在這干?沒結婚的小伙子手指頭砸斷了,誰跟你結?我們農民好難找老婆,要花好多錢的;多少廠看你手指頭斷了,不要你。你掙不來錢。”徐大奎嘆息說。

　　2004年,徐大奎還把表侄送到這里的車間,在農村,男孩找到這樣一個出路已經算是體面。這一年,招工已經成了難題。同沙工業園內,大部分是傳統產業,皮革、輪胎、零件、制鞋,醫療器械,五金廠……工人們紛紛用腳投票,那一年,《中國新聞周刊》走訪了東莞的工業園,“招工的告示幾乎貼滿了東莞市同沙工業園區每一家工廠的門口。不但如此,為了顯眼,不少廠家還特意制作了巨大的紅布橫幅懸掛在來往的道路兩側。”

　　當年位于工業園內的恒寶首飾公司人事部經理蔣紹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2004年6月28日起,整整一個月,這個原本準備招聘200名普工的企業,還有50個工人沒有招夠。他談起90年代這一代工業園的最好時光:“只要工廠里稍微透露出招人的意愿,廠里的員工就會呼朋喚友地帶過來大批老鄉,讓你挑也挑不完。”

　　侄兒才來一周,就壓到了食指。他得到了一萬零四十塊的補償,十年了,這數字徐大奎還記得。

　　這男孩才20歲,還沒有戀愛過,沒有跟女孩子拉過手。

　　產業升級了,他們被剩下來

　　隨后,徐大奎才強烈的感覺:“我們廠不行了。”

　　流水線眼見著一年一年不景氣起來,同沙工業園內,大部分是傳統產業開始走向沒落。

　　而這好時光是隨著全國乃至世界的制造業轉型而發生著巨變。

　　2004年,東莞市政策研究部門的一份調研資料顯示,當年2月初,該市勞動部門曾做過調查,勞務工人的供需缺口為23萬人。但經過了實地調查之后,東莞市委政研室與勞動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否定了這個數字。剛從東莞調查歸來的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劉開明博士則估計,東莞缺工可能達70萬～80萬人。

　　東莞企業用工環境較差,很多用工需求不夠合理。東莞官方的調查組認為,造成當年企業“招工難”最直接的原因是“普遍的企業用工條件不好所致”。一份報告顯示,全國24個城市企業的新員工工資平均為每月660元,長三角6城市的新員工平均月工資比平均數高8.5%,深圳高5.4%,東莞卻低了16.8%。

　　隨著各地經濟競相發展,勞動力早已分流,增資擴產和產業結構提升,這一切都更加制約了東莞的招工。十年后,東莞用工難的境況更加突出。

　　早年,工資按月發,現在,錢是分期給的,第一個月給200,二個月給500,一點一點漲上去,半年才付清所有的工資,分期給是怕員工走,走了不好招人。這方法雖然野蠻,但也透著整個行業的無奈。

　　“我們這邊的小廠子都倒閉了。一個月租金十多萬,一天掙不了多少錢,給廠房開錢,給員工開錢,除去水電還有多少?你看看那一片,”徐大奎用手指向遠處的荒涼的工業園,“員工都到浙江一帶打工了。說那邊私營企業多,效益好,工資高一點能發到三四千。”

　　當年徐大奎干了十來年的鐵罐廠老板也退出了這個行業。老板六十歲了,跟不上制造業轉型的潮流,靠著幾十年攢下的錢,開開車,釣釣魚,四處轉轉。這幾十年他的身體也壞掉了,高血壓、糖尿病,廠子倒了,他這一生的事業也完了。現在的他完全沒有一點兒老板樣子,像個退休老人了。

　　廠子一個一個倒了,年輕人另謀出路,可老一代工人適應新技能已經有難度。和徐大奎同批的老工友們,很多新廠都不要了。他們要更年輕、或多少掌握一門技能的人。

　　他們無處可去。工業轉型、企業更替,大時代的變化像潮水一樣從他們身上漫過去。時代把他們淹沒掉了。

　　可他們很多人還留在東莞。他說自己沒有別的地方去,他那一代人,不投親靠友是不敢隨便闖的,人生地不熟,“干什么都好難干。”

　　20年來,徐大奎沒存下什么錢,說起朋友,就只有老鄉最親。見面掏根煙,說句話,再張口借個千八百塊錢都沒問題。

　　這20年里,東莞的經濟曾經以每年18%的增長率高速發展著,代價是一代人的青春、健康、土地資源的破壞,以及水、大氣污染與大量的粉塵及噪聲。

　　產業轉型中,東莞市政府提出,以后要進一步通過科技手段和其他的工業化、信息化結合的手段,提升產業發展水平,降低能耗和各種排放。2014年,東莞的外貿出口達到了4.9%的增長,科技研發平臺、科技項目、專利申請量也在提高,制造業輝煌的時代即將過去了。民工不再是這里最需要的資源。

　　同沙工業園也萎縮下去,早年,這一帶園區是現在的兩倍,現在劃出一半的地段蓋起了“東城科技園”。住宿、娛樂、生活設施都建在這一邊,舊有的工業園已經處在了城市發展的邊緣。

　　不僅僅是同沙工業園,整個東莞的用工都在制造業轉型期遭遇了陣痛。2014年4月5日,東莞最大鞋廠——裕元鞋廠幾千名員工因質疑廠方以臨時工標準為工作十多年的員工購買社保,與員工簽訂無效勞動合同,聚眾抗議。裕元集團則受成本因素影響,早已開始縮小在中國的業務,將生產線轉投至印尼和越南等工資更低的區域。而裕元在東莞的多個廠區也早收縮,部分廠區租賃使用權早易主。

　　徐大奎感覺不到這些,他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只知道有的老鄉還在廠子里干著,人已經50多歲了,他們等著要是干到退休,社保買夠了,65歲之后就能拿補助了。一輩子就算掙出了個養老錢。

　　采訪時,他又接到一個工友電話,電話里,老工友告訴他,自己的腎壞掉了,小便排不出,渾身浮腫,到醫院里排尿,一次排出三四公斤。半個鐘頭里,老友說自己“得的就是死病,你要有工夫,回來看看我。”

　　徐大奎答應著,哭了。

　　希望兒子不用再計件討生活

　　徐大奎說,兒子小時候聰明得很,養在河南老家,是他心里的一個盼頭。當時希望兒子好好念書,就不用走自己這條路了。

　　他很少回家,計件的工作,多干一點是一點。說白了,賺錢不就是為了這一家子。

　　離家3年后,妻子提出離婚。原因是“長期分居,沒感情了。”她在外面有了人。扔下孩子另嫁之后,孩子托給了姑姑。15歲那年,兒子說他念不下去了,不想上學,想打工。

　　于是,15歲的兒子被他接到東莞,帶到工業園。

　　說起那個年紀的兒子,徐大奎眼里露出憐惜。說他年齡小,不過他個子長的高,一米八,電子廠、手袋廠,什么地方都要他,自學的蹬電車、開機床,扎手袋、扎衣服的活兒全能干。

　　“這孩子肯吃苦,自己知道操心”,徐大奎覺得安慰,“我嫌他小,想讓他先玩兒一年,可他自己都玩兒不住,自己要進廠。不加班的廠他還不進!他下班再加班兩三個鐘頭,九十點多,回家沖個涼就睡覺了,錢賺了都拿給我存著,從來不亂花,一點煙癮沒有,也不賭博,就閑著喝點酒——男孩嘛!喝點酒也是正常,你說是不是?”

　　他們的小孩子多數都養在老家,從小失于管束,比起老工友的,他的兒子算不錯了。

　　老鄉們孩子們,很多也是十幾歲開始進入東莞這個聲色迷離的城市,很快學會了上網、成本不高的賭博。六合彩在這些孩子中很流行,每個月兩三千塊錢,賺得辛苦,花得也快,“自己玩玩,賭博、買馬、吸煙、喝酒,半個月就花光了!”

　　但他們還是愿意把孩子帶進這個城市。帶過來“談個廠子里的女孩子,比老家便宜”。

　　徐大奎的兒子就跟廠子里一個年輕女孩結了婚,兩人離開流水線去了農貿市場。生產線已經無法養活這一對小夫妻,和一個剛滿一周歲的嬰孩。

　　現在兒子酒都戒了。他依然賣著勞力,在農貿批發市場里,幫攤主裝卸雞蛋,忙的時候一天一個人裝卸40噸,熱的整日里光著膀子,肚子上被雞蛋筐磨出一道繭子。

　　可這累跟廠子里的累不同,他干一天賺一天的錢,生病了、太累了,就歇一天頂多沒有錢賺,廠里是一天不干要倒扣工資的。現在,兒子一個月能賺7000塊,比廠里工資多了將近一倍。這錢他要存下來,將來在農貿市場買個小貨車,用車送雞蛋,慢慢就可以從裝卸工脫離出來,說不定還可以租個小攤位,當上小老板。

　　當然,這都是父子倆關于將來最好的設想。也許有個數據可以支撐徐家父子這個夢想——2014年12月,作為產業結構優化指標的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東莞為53.02%,在廣東省排第三名。

　　徐大奎不會理解這個指標意義。第三產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連接生產和消費的橋梁,也是衡量一個地區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志。而對于徐家父子來說,這或許是城市經濟轉型能給他們生活帶來變化的契機。總之,他希望兒子比他更自由。不用再一件一件地計件討生活,不用冒著壓斷手指的危險,他的生活里可以有自由、安全感和保障。而他自己呢?“我手里不需要什么錢,都是孩子的。”他說,“我還能再干個十年沒問題。”

　　說“不”也要底氣

　　3月的東莞已經轉暖,路邊的女孩子三五成群,她們看樣子進城不久,鄉音還重,身材微胖,臉色黑而健康,穿著緊身的紅粉衣裳。

　　在流水線上,徐大奎從青年變老,兒子從少年變成了父親。如今,又一批少年少女過來了,他們十幾歲,問起身份證扭捏躲閃,老板也不是真的介意。低齡上工已經是這里默許的事實。

　　年齡小的這個姑娘比她的前輩們說更多的“不”,“受不了家具廠的木屑和灰塵。”“電子元件要傷手的,我一個老鄉做了一周,手腫到老大!”“給鞋刷膠氣味難聞”“一個月要是給不上3000塊,吃什么,喝什么?不如讓我男朋友養我好了。”

　　“我不開機器”,她提出要求,“不加夜班,不要有危險,不要有味道,發燒可以請假,可以出去住,自己燒菜吃,而不要住在廠子里。”可她會做的太少了。文職不行,品檢不行,對一個毫無技能的農村女孩兒來說,她幾乎沒有挑選的資格。

　　三天里,她轉了幾十個廠子,一個都沒有進去。對這類少年來說,工廠是賺的血汗辛苦錢,可沒有這類工廠,他們甚至連賺到錢的地方都找不到。生活對他們而言是殘酷的。

　　路過東莞市東城振中五金廠的時候,老板很想將她留下。老板廣東人,瘦長的臉,透出精明相,說,淡季的時候只有基本工資了,旺季么,那時只要你有力氣,來錢就容易了。“房子里不能煮菜?”女孩問。“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也就煮了嘛!”老板半哄著。

　　女孩咬了咬嘴唇,思量著轉身要走。

　　老板在身后叉著手吐了一口口水,“你想要賺錢,你就有本事的話一個人做四五份工,你去賺哦!你去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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