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經濟增速放緩，未來要謹慎

　　著名經濟學家高粱以及地產界的專家將為我們把脈中國的經濟增速和樓市拐點。高粱的觀點也將為4月20日2014“影響力·中國”春季峰會預熱。

　　由于人口紅利減少， 出口拉動的因素持續降低，這就逼著我國要走產業升級的路子。

　　2011年10月10日，一位能把溜溜球和棒球玩溜的全能型天才走向了經濟學獎的頒獎臺。這位紐約大學的教授托馬斯·薩金特的獲獎理由是“對宏觀經濟中因果的實證研究”。

　　時值中國“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國際經濟風云變幻，中國經濟將走向何方、經濟增長結構如何調整等問題，都將是中國學者和執掌者希望洞悉的問題。為此，薩金特也將在今年春天來到中國。

　　從這期起，我們就薩金特教授所擅長的領域結合中國當下發展實際，邀國內外專家學者，共同探討，以求啟發。本期，著名經濟學家高粱以及地產界的專家將為我們把脈中國的經濟增速和樓市拐點。

　　高粱的觀點也將為4月20日，2014“影響力·中國”春季峰會預熱。

　　本報記者 劉麗琦 發自北京

　　4月8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表示，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將在2014年放緩至7.5%，到2015年的時候繼續減慢至7.3%，如果政府能夠解決了相關風險并實施改革，將可以避免一次“硬著陸”。

　　早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就宣布2014年經濟增長的目標是7.5%，同時表示，“穩增長保就業”是2014年的宏觀主題。在全球經濟不振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的增速以及轉型能否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如何應對經濟結構的變化?7.5%的目標能否實現?帶著這些問題，時代周報采訪了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會秘書長高粱。

　　7.5%增速是合理政策

　　時代周報：您認為我國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高粱：出口、投資、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這已經達成共識。就中國的情況來講，在過去十幾年，出口一度成為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因素。尤其是我國加入WTO之后，前幾年，出口的增幅基本上是27%-28%。所以第一位的是出口，第二位出口帶動的國內工業、就業，居民收入提高，然后帶動了國內市場，帶動了國內城鎮化的建設。這就使得我國的消費升級(比如住房，家用車)的普及速度也很快，這也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

　　2002年我國汽車的年產量是200多萬輛，現在是2000萬輛，10年漲了10倍，這在任何國家都沒有見到。包括像通信，計算機的普及，手機終端的升級換代和通信量的增長等，這都屬于國內消費升級。所以說我們看中國經濟增長要全面看，它不僅是一個外部拉動的問題，其實也有一個國內正處于的收入增長加速和消費升級時期，這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時代周報：那么現在說增速放緩，是這三駕馬車出現什么問題了嗎?

　　高粱：前一階段的高速成長，就意味著國內的經濟結構，特別是生產結構適應了這么一個高速增長。但過分地依賴出口，導致世界市場一旦出現問題，產能就會受到影響，比方說我們現在將近4億臺電腦、1億多臺的電視機、11億臺的手機產量，這是面向全世界的，但國際市場全世界的需求忽然間減少了，國內產能就會出現閑置。

　　另外由于外部拉動因素太高，高了以后，相應地就加重了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這意味著收入差距問題也就是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長慢，當增速一降的時候，多數居民收入增長就更慢，國內的需求市場就會出現相應的減速，城鎮化的速度必然受到影響。也就是說由于需求結構發生了突然變化，導致了國內出現了一系列的經濟問題。

　　時代周報：您對2014年7.5%的增速有什么樣的看法，您覺得能實現嗎?

　　高粱：政府工作報告給出一個上下限線調控的區間，意思就是如果你太低了，我就要用貨幣政策刺激刺激，如果太高了，我就壓一壓。我覺得這是可行的，這個對策我沒有太多的異議，或者說太多的負面評論。就站在后面調控的立場，現在就是比較合適的和合理的政策。

　　因為在上個世紀90年代，當經濟增長過快的時候猛然收緊銀根，結果收得太狠，出現硬著陸，弄得國內很尷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機，當時國務院下達4萬億中央貨幣擴張政策，實際上擴張量達到了10萬億，主要靠擴大國內投資，這對減持的經濟來說是打了一針強心劑，但是負面影響也很大。現在提出調控區間的思想的減速的想法，我認為是接受了歷史上的正反兩面教訓，正反經驗，是一個比較明智的政策。

　　轉型就是過產業升級的門檻

　　時代周報：2014年增速和轉型，國內經濟的轉型能不能取得一個突破性進展呢?

　　高粱：保持經濟增速，短期內是可以的。從全球經濟整個宏觀的需求狀態來看，國際市場需求疲軟是不爭的事實，但是畢竟它還是有一定量的，可以保持一個較低速微弱的增長。目前國內主要是兩大需求，一個是房地產投資需求，一個是消費需求，消費需求盡管人們收入增長不是很快，但中國現在是處在一個經濟向上，人們生活向上的時期，正向增長是肯定的。

　　所以我們現在談得最多的也就是產業結構升級，改變經濟發展的方式。在過去的一段時期里，由于過于依賴出口，依賴房地產投資，還有一條是過于依賴外資對中國技術進步的支持作用。由于這三大問題使得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在可見的未來，或者就在現在就遇到了一個檻，就是產業優化升級這個檻。我們在一些屬于技術含量較高，從而是附加值較高的產業環節中間，我們還處于被動的，依附的狀態，而這部分的產能和技術掌握在發達國家的企業手里頭。我們如果想提高人均收入，經濟繼續增長，必須邁過這個檻，這才叫向發達國家、向發達經濟邁進，這個檻過不去，就是發展中國家。

　　什么叫轉型，轉型就是過檻，這檻過不去，經濟就會停滯在那。所以從眼前來看我們維持這個狀態可以，但是如果你從長遠來看，你不轉這個型，中國經濟增長就會停滯，那就不是7%的問題，可能將來也就3%、4%。

　　時代周報：所以最主要的還是技術創新?

　　高粱：是的，你比方說我們現在能生產2000萬輛的車，其中小車1000多萬輛，80%是外資品牌，而且幾乎90%的發動機，小車發動機、變速箱必須進口。為什么我們這么大的國內市場，為什么我們不能夠占領其中的一塊發動機市場，我們這么多汽車工廠，這么多搞機械的，這么多理工科大學搞機械的，為什么不能夠集中力量把發動機研究出來?這是產業政策出了問題，就是放任市場自由導致的結果，市場過分開放，過分強調市場化造成的。如果總是這樣，我們就只能站在產業鏈的低端，人家永遠站的是高端，他的附加值是你的幾倍，甚至幾十倍。他1%的增長率，可能就等于你7%的增長率，

　　因此，經濟政策決策要有持續性，不能過一年算一年。

　　未來需謹慎

　　時代周報：剛才也說了勞動力的問題，現在人口紅利消失對經濟增長有怎樣的影響?

　　高粱：后發展中國家的“過剩農業勞動力”導致人口紅利。因為這個，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吸引資本到中國投資，搞工業化。但因為這個產業結構是屬于低端的，耗費人力的產業結構，所以資本才能賺很多錢。但一旦農業勞動力被吸納得差不多了，人口紅利少了，勞動力工資必然上漲，對于資本來說，利潤必然要減少。所以外資企業就會開始撤離中國市場。到更有所謂人口紅利的國家去，中國低端工業的出口優勢逐漸降低。這，就面臨出口拉動因素繼續降低，實際上就意味著過去的發展方式，依賴出口的發展方式，必然要轉型，逼著你走產業升級的路子。

　　另一方面，人口紅利消失后，農村勞動力也在逐漸減少，減少之后出現的一個問題是，鼓勵大家進城，實行城鎮化建設。

　　時代周報：您如何看待人口紅利消失后的城鎮化問題?

　　高粱：不要幻想像中國能夠在可見的二三十年內能夠達到歐美那樣的城市化水平，可能還有相當一部分的人要留在農村繼續搞農業生產。要理智地;清醒地看待城鎮化問題，第一，不要把城鎮化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估計得過高，過于樂觀。第二，要拿出相當一部分精力好好把農村建設搞好，要加強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基層組織建設，鼓勵農民，引導農民，重新走合作化的道路，政府給予一定的扶持，提高農業的現代化水平，讓農民能夠在農村里呆得下去，中國13億人口，全進城會帶來一大堆問題。

　　時代周報：一方面是人口紅利消失，另一方面是就業問題。我們看到2014年經濟目標是穩增長，保就業，就業怎么保，如何創造就業紅利。

　　高粱：我也不知道怎么保。現在全國非農企業中，只有3%是公有制企業，政府命令這些公有制企業增加用人指標是可以的，那民營企業，政府怎么命令他們?他裁人還裁不過來呢。就業問題的確很難解決，一些大學畢業生希望留在一、二線城市，三、四線城市其實有很多就業機會，應該鼓勵這些大學生到那些地方去。

　　時代周報：您認為如何進行體制改革?

　　高粱：我是研究改革的，我現在也糊涂了，沒話可說。我就認定咬住一條，既然你口號是社會主義的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什么叫社會主義?首先是公有制占主導地位。你一頭在講社會主義，一頭要全私有化，全市場化，那是不是叫南轅北轍。所以要保有現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不光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也是分配體制的問題，也是一個未來國家產業升級的問題。你沒有這條，那就等于自尋死路。

　　時代周報：對未來經濟增長您持什么樣的一個預期?

　　高粱：眼前城鎮化還在緩步進行，人們收入水平還在緩步增加，國內市場對經濟的拉動作還有空間，所以維持一個百分之幾的增長，近幾年是可以預期的，我是持一種謹慎的中性態度，眼前維持這個速度應該沒問題，但不進行真正意義的轉型升級，未來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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