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非常善于顛倒是非，擺出義憤填膺的架勢，用最丑惡的然而也是生熟的官僚資本比代國企，搞得不知底里的人莫衷一是，也就只能聽其一面之詞。“國企是蔣政府時代官僚資本的化形和延續”，蔣時代官僚資本是明確在個人名下的私有財產，國企是這樣嗎?目前僅余的國企誰能說是個人資產?比如四大銀行，從鐵道部拆散出的鐵路總公司，石油企業等。辛非常有誣陷的本事。先添油加醋的丑化，再用謠言殺人，達到眾口鑠金的效果，水到渠成后干掉是胡耀邦時代就有的伎倆，不過辛用的過分出奇。

　　“在建立公有制，實行計劃經濟的前30年，國企是聚斂和集中全國財富的工具和容器。從實質意義上講，國企是政府之手的延伸。”這話倒是不錯，“聚斂”帶貶義。前30年的政府搞社會主義實行計劃經濟，國營企業就是“政府之手”的延伸。那時人民熱愛為人民服務的廉潔的政府，現在的“中特社”是發展私有化經濟的政府，顯然在執政的本質上有了區別。“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雖然還“是中國共產黨”，但“我們的事業”不一樣了。“不一樣”的程度辛心知肚明，全國325萬家企業中313萬家是私企、外企。

　　人民反感的情緒與日俱增，不是反感政府的工作人員，而是反感“化公為私”帶來的背離人民利益的惡果。把公私經濟體制混為一談。“國企是政府之手的延伸，國企自然就帶有官僚資本主義的胎記”，此說法的陰險性在于把人們的怨憤引導到仇恨國企和政府上來，可波詭云譎之伎倆。他們一方面把真正社會主義修改的面目全非，誘發各類矛盾激化，再把天怒人怨的禍水引向社會主義。如法炮制蘇東的故技，也算是用心良苦、煞費苦心。輿論軍團的力量不可低估，在蘇聯“紅旗落地”上就發揮了超過核武器的威力。

　　“在毛澤東時代，國企從來沒有賺過錢，一直是吃老本，虧損運營，但它必須存在，而且要‘發展壯大’，因為它是理想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象征，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概念錯誤，張冠李戴，那時沒有國企的說法，只有國營企業。“國企”的一詞產生于胡趙時期。那時“解放思想”，修改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就有過國營、國企一字之差的討論。“國營”即按國家的計劃和政策經營。“國有”則是表明企業資產為國家所有。

　　國營企業不完全是“理想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象征”，是經濟制度的一種，“貨幣交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毛主席，引自1975年2月28日《人民日報》)。“社會主義制度的治象征”體現在：共產黨是領導核心;消滅私有制和剝削壓迫;以計劃經濟為主;人民當家作主，人人有工作，按按勞分配，等級工資制等。“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大體上沒錯，在目前形勢下，也要指明是真正的共產黨干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國企從來沒有賺過錢，一直是吃老本”，是血口噴人的無稽之談。吃誰的老本、吃里的老本?新中國成立之初有什么老本，是蔣介石還是八國聯軍、美國日本留下的?新中國成立，接手的是一個百年戰亂、滿目瘡痍的爛攤子。千瘡百孔，百廢待興，文盲充斥，迷信橫行，一張白紙，一窮二白。住房是茅屋草舍、地窖窯洞，穿衣是衣衫襤褸，靠天吃飯。樣板戲《紅燈記》、《杜鵑山》上的群眾服裝，“山東畫報出版社”的《老照片》專輯，是非常形象的立體寫照。蔣介石將大陸的金銀全部帶往臺灣，發行金圓券，搜刮凈了民間的金銀，通貨膨脹致買賣的紙幣超過米面的實物重量。只要不帶惡意的偏見，都會有客觀的評價。

　　旁觀者清。2007年美國人莫里斯·邁納斯有《毛澤東時代的經濟遺產》的著述，批評“新的政府喜歡把其經濟問題歸咎于新任的失誤”。“傳言謂‘正處在崩潰的邊緣’”。“許多那些曾被毛澤東嚴厲批評過或者忽視過的人們便對這位前主席的幽靈開展了報復”，“指責毛澤東主義者們沒能遵從‘客觀經濟規律’”，“然而，即使是按照鄧小平時代的官方經濟學家們編制的統計表展示的事實來看，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圖景的真實情況也沒有他們描繪的那樣黑暗”。“對于毛澤東時代取得的物質成就閉口不談”，“現在卻傾向于對它作最糟糕的評價，這種傾向與現時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國家，人們都普遍對市場魔力贊不絕口，而對中央規劃的效能持很大的懷疑態度”。雖為外國人，把中國問題的實質了解到細致入微的程度，“政治方向是一致的”擊中了要害。西方的政治方向是資本主義，“一致的”中國沒有就要復辟。辛的“民主社會主義”就是要搞資本主義的代名詞，避免過分敏感不易為人接受罷了。詭計多端，實在是狡猾的很!

　　他又寫“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后的農業國家之一，變成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的過程中取得的驚人成就”。“從一個小小的工業生產基地為發端”，“當時，中國工業人均產量不及比利時的十五分之一”，在物質資源最貧乏的基礎上，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和極少外援的情況下，中國在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內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主要的工業大國。在毛澤東當政期間，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0多倍，其中重工業生產值增長了90多倍(1949年以前中國重工業特別匱乏)。到毛澤東時代結束為止，工業產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長。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工業生產仍繼續在以平均每年超過10%的速度增長”。

　　各地出版發行的《交通地圖冊》上的數字表也能說明問題。1949年鐵路營業里程2.18萬公里，公路8.07萬公里，1978年鐵路4.86萬公里，公路89.02公里。1993年鐵路5.38萬公里，公路108.35萬公里。毛澤東時代修建鐵路2.68萬公里，公路80.95萬公里。也無任何內外債，資金哪里來?改開15年分別是0.52萬公里、19.33萬公里，平均每年少修鐵路577公里，少修公路1.5萬公里。以上這些數據同辛的荒唐說法相對照，把辛認定是“血口噴人的無稽之談”不會是沒有事實依據的情緒化語言吧?

　　莫引用“維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澤東時代農業的發展大大快于1868年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間—備受稱贊的成功的近代工業化時期”。也就是說中國農業26年的發展超過了日本“明治維新”的44年，中國多大，日本多大。他的結論是“毛澤東時代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這些經濟成就是中國人民自己通過勞動取得的，在那個時代，毛澤東思想仍能夠給人一種使命感和目的感”。又搞成了核武器、衛星等，國防工業也取得了舉世震驚的成就。辛子陵會不會承認這些結論?有何感想?不知道去翻翻看看。那些都是“國企從來沒有賺過錢，一直吃老本，虧損運營”干成嗎?那時的建設條件和現在是天地之別，還批判利潤掛帥呢。用“吃老本”來貶誹國家企業，如同美國把列寧說成間諜一樣離奇。

　　上帝給了人有限的能力無限的欲望，蚍蜉撼樹、狂犬吠日，一時誰也管不住。一群腦子塞滿了西化觀念的人在勾畫中國發展的藍圖，自然要肆意以令人發指的謊言妖魔毛式社會主義。他們深知進攻、造謠的成本遠遠小于防守、辟謠，因而要把慌言澄清，不得不大段引述一些資料性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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