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富士康重慶廠區發生的一場勞資糾紛引發輿論關注。大量工人在工業園區大門前，打著“我們不做機器人，我們要吃飯養家”的紅色標語。經記者采訪證實，“這些工人上周三開始罷工，主要因為惠普訂單數量減少后，富士康減少了工人的加班時間。”而對于部分員工來說，減少加班等于工資降低了(據10月13日《證券日報》)。

　　工人抗爭，不是為了爭取更多的休息時間，反而是因為企業“減少了加班時間”。乍聽之下，似乎匪夷所思，但就現實而言，工人“求加班”背后，卻是“求生存”的現實壓力。

　　據新聞中提供的信息，富士康重慶廠區員工的基本工資2000元上下，其余基本靠加班獲得，一般每月能達到3000元~4000元左右。以底薪2000元計，如果不加班，再扣除社保、飯錢和住宿費，也就剩下一千多。用“求加班”的工人的話說，“背井離鄉為的是什么，是錢!不加班，過年回趟老家的花費都攢不夠。”

　　“馬斯洛理論”把人們的需求劃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和歸屬感(亦稱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個層次。試想，當這些工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只能通過加班來實現的時候，類似休息權這樣更高層次的權利需求，顯然成為了一種奢侈。而像富士康重慶廠區這些“求加班”的工人，在國內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無疑相當普遍地存在著。

　　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2007年，在新iPhone正式推出的前一個月，喬布斯對iPhone的原型機器上的劃痕不滿，要換成玻璃屏。蘋果在最后時刻重新設計了iPhone屏幕，迫使中國代加工廠的裝配生產線徹底改造。新的顯示屏材料在午夜運抵中國的一家代加工廠，工頭立即叫醒了宿舍內的8000名工人。每個員工分到一塊餅干和一杯茶后，隨即開始了12個小時的輪班工作。在96個小時之內，這一家工廠的產量已經相當于每天組裝10000部iPhone。與此相對應的則是，2011年，大眾汽車公司與工會達成協議，為避免員工過勞，公司的電子郵件服務器在員工下班30分鐘后，將停止向在德國的員工推送工作郵件。

　　對于企業來說，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資金也會向交易成本低的地方集中，在經濟學中，這種現象被稱作“洼地效應”。多年來，中國市場的巨大投資潛力和發展空間，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境外投資者的目光，這些資本之所以“流向”中國，就是因為我們的人力成本低，是相對的“洼地”。

　　如果這樣的“洼地效應”，在全球爭奪資本的背景中，是一種所謂的“比較優勢”的話，那么，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在這些獲得資本的地方，形成了產業工人的“權利洼地”。

　　2004年3月19日，擁有1300多萬會員的美國最大的工會組織—美國勞工聯盟及產業工會聯合會在其網站上發出了一則消息，宣布向美國貿易代表提出請求，希望美國政府“制止美國在華企業人為壓低勞動力成本”的行為。他們在向美國貿易代表佐利克遞交的信件中說：一些中國民工陷入“每天工作18小時的噩夢”之中，同時，也使美國工廠失去成千上萬個就業機會。

　　應該說，全球化的確為我們帶來無限的機會和好處，同時，也讓資本特別是國際大資本處于一種更強勢的地位。道理很簡單：一個相對封閉的產業環境下，資方在與工方的利益博弈中，需要考慮到勞動者的承受度，也就是說，勞動者還擁有一定的話語權，在這種話語權影響下，有利于勞動力價格逐步提高;反之，全球化環境下，國際資本可以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中流動，并尋找到為他們提供最低勞動成本的地方，這樣一來，也就加劇了讓工人處于“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權利弱勢地位。

　　“求加班”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處于“權利洼地”的國內產業工人發出的另類呼聲。一面是全球化背景下，資本獲得了過多、過大的自由選擇余地;另一面則是，因為缺少強大的工會組織力量，在“勞、資博弈”中，雙方力量處于一種不平衡的狀態。于是，“求加班”也就成為一些產業工人尋求個體生存自救的選擇，盡管這樣的選擇看上去令人如此酸楚。

　　當然，要讓中國產業工人們走出“權利洼地”的困境，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也不是三五年就能立見成效的事。既需要決策者從政策層面的調整、引導產業升級轉型，從“中國制造”的傳統模式走向“中國刨造”的新產業模式;也需要企業尋求自我蛻變之道，改變低層次、低附加值的加工模式;最后，類似“求加班”這樣的勞動者觀念問題，自然才可能隨之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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