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9月9日，期盼已久的iPhone6就要來了!!有多少果粉們翹首以待啊!!可是，你造嗎，為了這一天的期盼，有多少工人在加班趕點，還要接受嚴格的管控，甚至付出了生命?一個個工人的血與淚、勞累又苦痛通過消費品專遞到了許許多多人手里，從更廣的意義來說，資本就是這樣不斷的變身、流轉、掩飾，成為劊子手。于是，當你從新聞中看到一起起的平民之間的矛盾甚至流血，還認為與自己無關嗎?

　　2014年8月20日凌晨一點多，深圳觀瀾富士康又發生一起命案——一個負責安檢的工人用一把水果刀向另一名工人刺了三刀，其中一刀割裂頸部大動脈，被刺傷的工人流血過多死亡。

　　看似是一起普通的沖動殺人事件，但很快，就有自稱在富士康工作幾年的微博博主“俠客工人”爆料：出事情的車間屬于特級安保區，由于蘋果6還沒上市，車間安保非常嚴格，受害者急著要上廁所但安檢要堅持仔細檢查，雙方發生了口角。負責安檢的工人給受害者記了大過，受害者不服氣，多次到廁所門口與安檢的工人對質，雙方又起了爭執。在這之后，安檢的工人拿了水果刀將受害者殺死。“俠客工人”表示，“大家都是打工的，一個殺人一個被殺，說白了都是被富士康坑爹的‘龜腚’(“規定”的諧音)害的。”同時，《南方都市報》也做出了“廁所安檢發生口角，富士康發生命案”的新聞報道。

　　從以上兩方信息，我們可以大致明白血案的來龍去脈。就在舉世期盼iPhone6誕生之際，在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富士康工人加班拼點地趕工。為防止新一代蘋果手機的泄密，他們接受著極端嚴格的、非人道的安檢搜查，連解決基本生理需要的、天賦的“上廁所權”都受著諸多不合理的限制。另一方面，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富士康龐大的生產鏈將每一項監督機制都具體化到個人，把資本和勞動者的矛盾演變為了工人之間的個體矛盾，資本與工人的矛盾越深，這種個體矛盾就越凸顯，于是便有了這樣的悲劇。

　　于是，我們看到了兩個宏大場景同時存在的奇異景觀——一邊，是蘋果公司越來越瘋狂的市場逐利，美國時間8月20日的收盤股價突破100美元，創下了歷史新高;另一邊，在深圳的廠區里，工人每天機械化的作業，沒有人去理會他們的情感與思考，甚至用一條又一條以保證生產為名義的規章制度去繃緊他們本就脆弱的神經。群體的無奈與恐慌被制造出來。2010年，當他們用“連環跳”這種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為自己不公的命運做吶喊時，我們就曾指出，這不是自殺，而是集體謀殺。今天，這種殺人終于再度上演，然而，真正的殺人兇手仍舊隱匿在后方。他們雖然沒有明顯的暴露出來，后期的處理方式卻體現出了默認和心虛——新聞報道被最大程度的封鎖，產線被解散，了解情況的相關人員也得到了“較好的處理”。再過一段時間，當iPhone6上市，一場關于消費的盛筵在全球轟轟烈烈的上演，沒有人會知道為了制造出這種新奇感、炫酷感，有一位年輕的中國工人永遠的離開了，還有一位工人可能為“殺人兇手”的罪名終身不安。

　　這當然是數以億計的犧牲自己生命、健康和快樂，不得不從事高負荷生產的中國工人的小小縮影。最近一段時間，類似底層之間的兇殺與暴力出現不少，從河北邯鄲的幾名工人制造礦難錘殺工友騙取賠償，到湖北武漢的賣腎團伙5年賣出40個人的23個腎……當這一系列離奇的、恐怖的事件不斷發生，已經逐漸變成了人們對新聞資訊的獵奇追求，或是籠統地給底層套上了一個“冷漠、無情、唯利是圖”的標簽。

　　當然有人會認為，用這種工人之間的兇殺來斥責蘋果手機是牽強的，這大多與工人自身的因素相關，他們這群年輕人心理脆弱，面對小小的壓力就會用暴力方式解決，肯定有精神上的問題，不是偏執就是精神分裂。更有人把這個原因歸咎到人性上，認為人性就是惡的，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一時之快，不惜利用暴力結束別人的生命。

　　然而，這樣的觀點終歸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缺少對于整個社會和經濟的宏觀分析。在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我們首先看到的鮮明的消費主義推動力。以蘋果手機為例，自“教主”喬布斯從牛仔褲口袋中“神奇”地掏出一部既精巧又功能豐富的新型智能手機，時尚概念更多的介入到科技產品中，“擁有一部蘋果手機”不僅是一種使用智能手機的需求，更是一種凸顯時尚的標志。大牌的明星、炫酷的廣告、靚麗的店面在大眾群體中制造著對這時尚手機消費心理——無論多貴，要擁有一臺蘋果手機!這種消費主義對標榜現代化的企業提出了三點要求，一是對產量和生產效率的超高要求;二是對進一步刺激消費欲望的超高要求;三是對消費者經濟實力的超高要求。

　　對產量和生產效率的要求，使得加班加點成為常態，對生產每個零件的時間要求甚至精確到了0.1秒。產線上的工人由此被機械化，被當做一個個生產的商品，在這樣的異化勞動的條件下，感受不到生產活動的意義，只是作為一個被動的“棋子”，執行著單調重復的生產。失落、無奈、找不到方向這一系列復雜的情感纏繞著他們，他們想在這個龐大的生產體系里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對刺激消費欲望的要求，為了保持新產品的“神秘感”，工人面對嚴格保密管理，甚至自由受到限制。而這兩方面的要求，通常是通過工人之間的相互監督實現的——所謂現代的企業管理方法，在工廠內設立不同的監督部門，把監管一線工人當做專門職業。當消費主義愈風靡，這兩項的要求就越高，工人之間的這種監管就越嚴格。在產線中缺失方向感的個體工人，面對這些嚴格規定和監督，很容易的把這種對于資本和生產的怨恨轉介到直接監管他們的工人身上，個體間的暴力由此產生。

　　此外，對消費者經濟實力的要求，使得金錢本身越來越重要，催促著逐利成為一種時尚。金錢至上，消費追求，使得人的生命在此之中也不再重要。這時關于是否人性向善或是向惡的討論已經不再重要了，因為這樣逐利已經把所謂的“惡”最大化，推動人們不惜選擇用“惡”的一切換取利益，換取資本。而這后面的推手，便是資本擴張。

　　接連發生的這幾起暴力事件，并非“中國特色”。如果我們將視野拉開去，會發現新世紀以來，我們屢屢目擊著類似的“恐怖事件”。齊澤克在針對倫敦暴亂的分析中指出，眼下的暴力事件，不是底層朝向壓迫者的反抗，不是被欺侮者改變自己命運的流血。相反，它發生在分享著類似困境的底層群體中。換句話說，暴力正在變得“無意義”，只是為了發泄不滿，只是為了表達自己的焦慮。這恰恰是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操控所造就的“美麗新世界”——個人無法認清自己在整個社會結構中所遭受的不平等，無法解釋自己為何辛勤勞動，卻永遠不能在大城市里買到一套房子。于是這種社會性矛盾，就演變成了朝向最近的身邊人的發泄。

　　今天，資本無處不在，操控社會每一個領域，我們一切的社會關系都被商品化，人與人的信任也蕩然無存。在這種資本主導的發展模式下，殺人的社會與精神結構并非根源于什么心理問題，更不是關乎所謂人性，而是赤裸裸的資本主導的發展方式。這種發展模式，在制造出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的同時，也必然生產出讓世界驚嘆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公、權利失衡和道德淪亡，事實上，階層分化和社會仇恨就是這種發展模式的內生邏輯。這一切都來得這么猛烈，這么突然，讓個體在心理上無法承擔社會失序下的沖擊。結果，價值崩潰、社會關系破碎，個體孤獨、迷茫與絕望，我們集體掉進了一個去社會主義信仰的危機狀態。殺人的結構已經形成。

　　殺人，只不過是一種暴力的表面呈現，當代著名的哲學家齊澤克指出，暴力是一種救贖，甚至可以被認為“神圣的”，是對當下資本主義的生活邏輯的徹底反抗。他把暴力分為“象征性暴力”與“系統性暴力”，指出我們不能只看到象征性暴力的表象，而更應該透視到其背后的經濟系統和政治結構，即系統性暴力的意涵，他更進一步說，不能以當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邏輯來理解暴力問題，才能讓暴力具有神圣的超越性，和改造歷史的潛能。

　　齊澤克的觀點呼喚出一種超越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另類方案，這種方案蘊含了以暴力催生新的社會的可能性。這樣看來，如果我們對新的社會沒有強烈的訴求，只是一股勁的追究自殺與殺人的罪與罰，甚至期待在沒有改變資本主導的社會邏輯的前提下，奢望廉潔政府和民主政體的到來，只能是空想。只有一種全新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到來，才有可能鏟除官僚、抑制自殺和殺人，重建社會關系和道德價值，實現民主與自由?，F在我們已經處于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正如羅莎•盧森堡，評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時，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話所說：“資本主義社會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要么過度進入社會主義，要么倒退回野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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