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民開始大批進城務工這20多年來，中國憑借著廉價勞動力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并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支撐著中國實體經濟的崛起。盡管如此，進城務工者的身影依然模糊，多年以來，在大眾文化的景觀中，他們的故事幾乎是缺失的，更令人擔憂的是，如此龐大的群體并沒有形成自己的文化，也缺乏真正的歸屬感。

　　情況最近有些變化。“80后”打工女詩人鄭小瓊詩集《女工記》、美國華裔女作家張彤禾的《打工女孩：從鄉村到城市的變動中國》中文譯本、從新疆遷居廣東東莞的女作家丁燕創作的《工廠女孩》等三部作品相繼出版，引起人們的關注。

　　張彤禾不僅從打工女孩背井離鄉的“奮斗”經歷中體認出自己家族從大陸到臺灣再到美國的百年移民史，更認識到自己作為跨國時代的媒體人所“天生”具有的流散和漂泊的屬性。而丁燕把“走近”工廠女孩作為來自西北的自己“適應東莞生活的第一步”，并期望通過這次寫作完成作家身份在新生之地的“重生”。相比之下，打工出身的鄭小瓊則在書寫女工記的過程中實現從“我自己是女工”到“我們有著相同的背景和生活”的升華 。雖然她們的創作動機不盡相同，但三部作品都經過作者深入調查、走訪，甚至有親身打工的體驗。最終，她們“殊途同歸”，用不同的文學形式講述了一個又一個女性打工者鮮活而真切的故事。

　　三本書都處理了“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的基本主題，即來自農村的“懵懂”女孩如何主動或被動地適應現代化、機器化的工廠生活的心路歷程，就像張彤禾在書中專門記述的成功勵志書籍以及培訓班對于這些教育程度不高的女工們的深刻影響，就像丁燕“臥底”電子廠的過程中親身體驗到“讓一個簡單動作，一萬次乘一萬次地，重復再重復!最終，工人變得和注塑機一樣，一起動作、呼吸、旋轉”，同樣的經驗也出現在鄭小瓊的詩句里，“她揉了揉紅腫的眼窩/將自己/插在某個流動的制品間”。

　　相比老一代“打工妹”，如今這些“80后”、“90后”進城務工者有著不同的歷史經驗和未來訴求。今年年初出版的一本《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的社會學調查報告指出，新生代進城務工者基本不會從事農業生產的技術，再加上他們更認同于城市價值觀，不會像父輩那樣返回故鄉，而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又使得這些年輕人很難真正留在城市，于是，在生活上，在文化上，他們處在“城市進不來，鄉村又回不去”的尷尬狀態。據統計，2013年新工人的人數已經達到2.6億人，如此之眾的產業工人群體在中國歷史上也是首次出現，如何讓他們擺脫異化勞動，并在工作的地方扎根、繁衍，將是中國進入工業時代、完成城市化的重大挑戰，文化建設也是重中之重。

　　如果說《打工女孩》和《工廠女孩》中“進城務工者”僅僅是被表現的“客體”，那么，王十月、鄭小瓊等進城務工者的作品標志著“主體”已經開始發聲。表達是文化的前提，表達之后還需要理性的建設，需要形成新的文化形態，從而使進城務工者擺脫“女工記”中描述的“原子化”生存狀態。在這方面，以“新工人藝術團”為代表的創作團體已經開始倡導一種互助協作、勞動價值和集體尊嚴的文化倫理。他們重新賦予勞動者正面的價值，創作了《打工，打工，最光榮》、《天下打工是一家》、《勞動者贊歌》等歌曲；他們提倡互幫互助的合作精神，新工人藝術團創辦了同心超市、打工子弟小學等服務于打工群體的社會組織。除此之外，每年還組織新工人藝術節和打工春晚的文藝活動，這些不僅豐富了打工者工作之余的文藝生活，使他們從流水線的禁錮中暫時解脫出來，而且形成了同鄉之外的文化共同體。

　　在這種以打工者為主體的文化實踐之外，我們還應該積極創造新生代進城務工者返鄉的社會文化環境，幫助他們重新認識鄉村的正面價值。新工人藝術團最新出版的專輯《家在哪里》中有一首歌《春光 故鄉》，呈現了“春天/水映著光/故鄉/已不是故鄉”的情景，這種“不是故鄉”的故鄉說明了當下鄉村的沒落，故鄉已不再是記憶中充滿稻香和螢光的樂土，而是“干枯的河床/衰敗的村莊”。這種鄉村的衰敗使得打工者無法“真正”返回故鄉，卻也為重新認識、建設故鄉提供了契機，家鄉不該是貧瘠的土地、遙遠的他鄉，那里的“有機”生活應是我們美好的歸宿和心靈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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