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門口。
“15分鐘距離”攝影作品展出。
展館一角。
“生活不容易，當我們把城市里的高樓大廈建設起來，但卻沒有我們的家，我們這樣做是為了什么?為了生活……更多的是為生存吧。”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里，一位打工者寫下自己的心聲。
2008年，孫恒和他的朋友共同創立了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我們并不只是想展示苦難，而是想要改變。真實地記錄歷史是第一步。”在孫恒看來，小小的博物館遠遠不能承載反映2.63億打工群體生活的重任，“我們的力量很小，但盡了最大努力。”
打工者也該有屬于自己的博物館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位于皮村。這是一個位于北京東五環外城鄉結合部的村莊，本地居民1000余人，外來打工人員超過1萬人。一塊匾，一個木門，300余平方米的展廳，2000余件展品，構成了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的全部。
創始人孫恒今年38歲，是河南小伙兒。2002年，他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新工人藝術團”，利用空閑時間到工地、工廠、社區為工人義務演出，成立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的想法就在此時萌芽。
孫恒講了一個關于彪哥的故事。那時孫恒離開家，背著一把吉他在全國賣唱，經常會在工地給端著飯缸子的工人唱自己寫的歌。彪哥是來自安徽的一名建筑工人，矮瘦的個子，黝黑的臉龐，從來都不愛說話。“我在工地待了三天，最后一天他跟我聊天，并把一雙粗糙的大手伸到我面前，告訴我，他用這雙手養活一大家人。他以為只要拼命地干，生活就能改變，但是社會卻依然瞧不起他們。”
彪哥是孫恒流浪時遇到的眾多人物中的一個，影響了孫恒很多。從那之后，他開始關注身邊的勞動者。
“在城市里有那么多高樓大廈、大街橋梁，但背后卻是像彪哥一樣默默付出的人。他們創造了歷史，卻被人忽略。”孫恒認為，如今科技如此發達，打工者可以用錄音筆，用數碼相機，用DV來記錄自己，應該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博物館。
2008年，在香港樂施會等機構的支持下，他和工友們將原本是琉璃瓦廠房的5間屋子租下來修葺整理好，并通過各方努力收集了博物館的首批500余件展品。工友們更是支持這個想法。北京昌平一個建筑工地的30多名工友，看到報紙上關于博物館征集物品的報道后立即開會，推選出3個工友，坐了3個小時的公交車來到皮村，送來了一大包暫住證、工裝、工具等物品。一名山東籍女工也送來了家書、打工時的照片以及一輛攤煎餅的三輪車。
做自己想做的事最幸福
打工歷史、婦女、兒童等5個展廳內部的照片、信件、暫住證、就業證、工資單、欠條等全部來自全國各地工友們的捐贈。其中，來自全國各地、各個時期、各種版本的幾十個暫住證最為引人注意，一張孫恒在2002年因為沒帶暫住證而收到的50元罰款單也在其中。當時，他已經辭去了河南老家音樂老師的工作，在全國各地流浪了一段時間后到北京闖蕩兩年多了。“有暫住證的時候感覺沒有安全感。現在，雖然收容制度取消了，但還是需要暫住證。”
孫恒已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和眾多工友們一樣，每年仍需去辦理暫住證。
除了暫住證，工傷斷指的X光片、工資欠條等，館內還展出了在深圳工業區打工的工友集體完成的名為“15分鐘距離”的攝影作品。在展覽介紹中寫道：“從他們居住的工業區到商業街，步行只需要15分鐘，但這15分鐘的距離，卻標示著城鄉之間的巨大差距。”
自從2008年5月1日對外開放后，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每年接待5000余名參觀者。在這5年的時間里，展品有所增加，留言簿也寫滿了一本又一本。
孫恒的同事郝志喜現在主要負責博物館的日常運行。除了每天打掃衛生外，他還負責給前來參觀的學生、工友等講解各個展廳的展品。“我也是打工的，很多展品在我看來都很平常，但是很多參觀者卻感覺很震撼。”收集展品也成為了博物館的日常工作。由于皮村面臨拆遷，他們正在努力實現把博物館放到網上，“這樣的話，即使皮村拆了，博物館還在。”
打工博物館對面的簡陋院子里，住著孫恒和同事們。每月2000余元的收入、沒車沒房，但他們覺得生活得充實快樂。“什么才是幸福的標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幸福。”
問及孫恒的夢想，他彈著吉他唱了自己創作的一首《打工子弟之歌》，簡單優美的旋律，卻唱出了隨遷子女們的心聲。“我們遠離自己的家鄉，我們也有自己的夢想，我們同樣渴望知識的海洋和明媚的陽光。”
他說，自己的夢想很簡單，就是讓新工人的子女能夠享受同等教育，讓新工人能夠在城市安心住下來。孫恒坦言自己并不喜歡“農民工”這個詞，“雖然我們的戶籍在農村，但是已經來到了城市，不再靠土地生存。‘新工人’這個叫法主體性更強，也更有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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