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十六日，是滕增壽同志逝世三周年。

　　國企私有化的緊鑼密鼓，使我想起了這位為捍衛公有制，振興國企奮斗了一生的國企英雄和他傾心打造的國企改革樣板浙江東方集團。

　　15年前的1999年4月，筆者因為出席中國科社學會的一個專業委員會在溫州召開的一次社會主義問題學術會議，才知道，原來傳說“只有五星紅旗還在飄”的溫州，居然還有一個在改革開放中高速崛起的國企改革樣板。在它的背后，就是這位令我敬佩不已的國企英雄。隨后便因為敬佩而特意向他請教，同他探討如何根據他的實踐，修改、補充我的書稿(《科學社會主義體系結構新論》)，由此結識了這位中國改革開放史上國企改革的璀璨明星。

　　會議期間，滕增壽同志沒有露面。是東方集團的一位副總，在會上講述了他和東方集團的令我震撼的故事。我和他的交往自始至終都是通過電話進行的。因為一再推遲見面之旅，而留下了未能見上一面的終身遺憾。

　　也許是因為他打造的國企改革樣板和我撰寫的書稿，揭示了相同的真理，兩個不同職業的共產黨員用不同的語言闡述了共產黨人的信仰和理想，我們第一次通電話，就“一聽如故”，并且傾心吐膽。在我們的第一次電話交談中，他就坦言相告：“我是一個工人黨員，沒有系統學習過《共產黨宣言》，但是我知道，《共產黨宣言》中有一句話，是所有共產黨員都不能忘記，并且應當無條件地為之奮斗終身的。這句話，就是‘消滅私有制！’”

　　為了這句話，滕增壽同志把他自己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奉獻在捍衛公有制，發展國營企業上了!

　　他一生經歷了兩度創造國企輝煌和兩次被迫賦閑，為振興國企而生，為捍衛公有制而死。在改革開放中，他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觀，搞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社會主義改革。無論是創造輝煌還是被迫賦閑，都是為了發展壯大國企，捍衛社會主義的公有制，與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的所謂“改革”嚴格劃清了界限。

　　1974年，他從辦家屬工廠開始，只用了三年時間，就把家屬工廠辦成了我國第一家擁有全國一流產品的國營玻璃鋼專業生產廠。1984年，他在被迫賦閑七年以后，重新回到他親手創辦、己經被搞得資不抵債，瀕臨倒閉的玻璃鋼建材廠。他就在這樣的平臺上，扛起了國企改革的大旗，在溫州這個著名的私營企業汪洋大海中，成功打造了一艘位列全國512家重點國有企業行列的國企旗艦，為我國國企改革樹立了樣板。他用勝于雄辯的事實證明，社會主義全民所有的國營企業是高效益的，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同樣是高效益的，有力地擊穿了一切攻擊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污蔑國企體制的鬼話。

　　滕增壽同志的杰出貢獻，得到江澤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贊揚，黨和人民給予他崇高的榮譽。他榮獲了全國勞動模范、全國優秀企業家、中國改革十大風云人物、全國十名全心全意依靠職工辦企業的優秀領導干部等等一系列光榮稱號。被評為浙江省優秀共產黨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1991年10月23日，江澤民總書記到溫州視察。他誰也沒見，直接驅車東方集團，找到了滕增壽同志，認認真真地聽了他兩個小時的工作匯報和經驗介紹。江澤民總書記不斷點頭稱贊，又題詞鼓勵。回京后，總書記還多次在會上表揚滕增壽同志，肯定他國企改革的正確方向和驕人業績。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國慶招待會之前，中央領導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各界模范代表。江澤民走進會見大廳時，一眼就認出了被安排在第一排第一座的滕增壽同志。工作人員剛要介紹，他早已緊緊握住了滕增壽的手，連說“你們干得好!你們干得好!”緊接著，李鵬、朱镕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等中央領導都同滕增壽握手問好。在這些領導人中，唯一未曾到過“東方”的就是胡錦濤。可是令滕增壽吃驚的是，就連他也知道：“你是浙江東方集團公司的滕增壽。”事后，滕增壽了解到，原來胡錦濤曾為一份關于東方集團公司的典型材料作過批示。胡錦濤未曾到過“東方”，但對東方集團和他本人的情況還是十分關注，了如指掌的。

　　在滕增壽同志勇敢地扛起國企改革大旗，探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正確道路，為國企改革樹立了光輝榜樣，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親切關懷，黨和人民給予他一系列崇高榮譽的時候，媒體對他保持了驚人的沉默。像滕增壽這樣一位國企改革旗手、東方集團這樣一個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正確道路的國企改革樣板，我在出席溫州學術會議之前，居然一無所知。溫州會議之后，我曾經到網上求助“百度”。它居然對我說“抱歉”!而當滕增壽同志逝世時，大小媒體突然一起興奮起來。如果這是作為生前對他報道太少的補償，也算是這些媒體人良知未滅。但是，有些媒體的報道所反映的，卻是不加掩飾的如釋重負之感和彈冠相慶之意。什么“東方集團曾經的輝煌無法阻擋改革步伐!”(說明白一點，應當講“東方集團社會主義改革的曾經輝煌無法阻擋資本主義化改革的步伐”。這句話，無意間泄露了這些人一直刻意掩蓋的一個客觀事實。這個客觀事實，就是兩種不同的改革開放觀和兩種不同的改革開放實踐之間的斗爭。不然，如果大家搞的都是同一個“改革”，“改革”的輝煌怎么會阻擋“改革”的步伐呢?——摘引者評)什么“東方集團告別了滕增壽時代”(指“改制”。——摘引者注)，什么“最后的報道”(滕增壽同志的思想、精神，和他的輝煌業績，他探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正確道路，他為國企改革樹立的光輝榜樣，祖國不會忘記，人民不會忘記。而且會隨著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改革開放嚴重后果的逐漸暴露，越來越不會忘記!是誰給你權力下這道禁令，從此不許再提起，不許再“報道”呢?——摘引者評)等等。彈冠相慶之意溢于言表，仇視、否定和急于忘記，害怕再提滕增壽和東方集團的急切心情毫不掩飾!

　　這并不奇怪。中國的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存在著社會主義的與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的兩種對立的改革開放觀和兩種相反的改革開放實踐的斗爭。斗爭的交點，是通過改革完善發展社會主義，還是通過改革搞垮社會主義，實現資本主義化，成為帝國主義的附庸?

　　滕增壽勇敢地扛起社會主義的國企改革大旗，堅持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觀和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開放實踐，逆私有化潮流，創公有制輝煌，樹立國企在改革大潮中高速崛起的樣板。堅持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觀，搞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改革開放實踐的人們能不為他的逝世而興奮起來，彈冠相慶嗎?能不急切地希望人們徹底忘記他嗎?

　　但是，如果隨了他們所愿，就像鄧小平說的那樣：“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這樣，關系就大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

　　要深化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改革，就必須忘記滕增壽同志、滕增壽精神和滕增壽同志的輝煌業績。因為它們揭穿了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改革的所有謊言。

　　要深化社會主義改革，就不能忘記滕增壽同志、滕增壽精神和滕增壽同志的輝煌業績。因為它們代表了“事物的本質”和“中國的發展道路” 。真誠信仰馬克思主義，真正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要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理想，不能沒有公有制的經濟基礎。而要建立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就需要滕增壽同志這樣共產黨員的一顆公心和無私奉獻精神，需要東方集團這樣充分體現公有制的無限生機和強大活力的光輝榜樣。我深信，隨著光陰的流逝和塵埃落定、水落石出后的真形暴露，人們一定會痛定思痛，更深刻地認識滕增壽同志和東方集團對于端正方向深化改革，對于中國前途和人類命運的意義。我們絕不能像某些媒體某些人急切希望的那樣，把滕增壽同志和東方集團徹底忘記！

　　現在，新一輪的私有化浪潮，正沖著我國最后一點社會主義家底洶涌而來。這是徹底私有化，徹底資本主義化，徹底殖民地化的最后一役。他們要畢其功于此役，還拉上了一幫洋伙伴。這幫洋伙伴，不但躍躍欲試，還要指手畫腳。儼然一副主宰者的神氣!所以，目前的私有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外國化，其結果必然就是中國的徹底附庸化、殖民地化。在這個關鍵時刻和危急關頭，我們更不能忘記滕增壽和他創建的東方集團。不能忘記滕增壽一生為之奮斗的共產黨人的理想和信仰!

　　為了這個“不能忘記”，筆者抱病撰寫本文。作為一名年過古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我希望全黨同志，不要忘記這位中國改革開放史上最為璀璨的國企改革明星，不要忘記他的輝煌業績為我國國企改革樹立的光輝榜樣，不要忘記他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探明的一條正確道路，更不要忘記鄧小平及江澤民關于兩種改革開放觀的理論。如果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不聽了，連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話也不聽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還有什么希望?中國的前途還有什么希望?所以，我們一定要像滕增壽同志那樣，牢記鄧小平及江澤民關于兩種改革開放觀斗爭的理論，牢記《共產黨宣言》中的那句最重要的話，善待慎處國企。

　　在講“深化改革”的時候，先必須明確是深化社會主義的改革，還是深化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的“改革”？

　　在講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時候，一定要分清楚，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發展的改革開放偉大成就，還是自由化、西方化、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偉大成就?

　　在“風雨無阻”，日夜兼程的時候，先應該搞清楚到哪里去。是“風雨無阻”，日夜兼程地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呢，還是“風雨無阻”，日夜兼程地走向資本主義化、充當帝國主義的附庸、殖民地呢?

　　在“壯士斷腕”，拼命一搏的時候，先搞清楚你要干的是什么事，要為誰斷腕，為誰拼命?你要干的是完善、發展社會主義，還是加速資本主義化，殖民地化?是為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斷腕、拼命，還是為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斷腕、拼命?是為祖國人民斷腕、拼命，還是為美國財閥、華爾街金融大亨斷腕、拼命？

　　熱情，無疑是十分可貴的。但是，如果方向、路線沒弄明白，或者弄錯了，熱情又是非常危險，甚至罪惡的東西。有一句名言;“無知識的熱情，猶如在黑暗中遠征。” 如果 在方向、路線問題上無知，甚至無知到不知有方向、路線問題的存在，這種遠征更是萬分危險。總之一句話：

　　今日細說滕增壽，只盼三思而后行。

　　一、滕增壽一創國企輝煌——辦家屬工廠辦出了一流國企

　　滕增壽同志是浙江省首屆勞模。他1954年光榮出席浙江省首屆勞模大會時年僅十八歲。1956年，二十歲的滕增壽宣誓終身為人類的解放而奮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作為一名工人黨員，他開始了無私奉獻國營廠，自覺捍衛公有制的輝煌人生。

　　上世紀70年代，為解決待業青年就業，不少企業紛紛辦起了家屬工廠。1974年，滕增壽接受組織的委托，帶領七名待業青年，白手起家辦家屬工廠。他們成功研制出了中國市場上第一個玻璃鋼浴缸，接著就把價廉物美的玻璃鋼衛浴和玻璃鋼廚具變成了中國家裝產品市場上的新寵。到1976年底，前后不過三年時間，就把這個家屬工廠辦成了擁有全國一流產品的全國第一家國營玻璃鋼建材專業生產廠——國營溫州市玻璃鋼建材廠。并且達到良性循環的最佳營運狀態，成為溫州市的國企榜樣和利稅大戶。

　　這是滕增壽第一次創造國企輝煌。它雖然無法與他后來在改革開放大潮中打造的國企旗艦——東方集團相比，但滕增壽作為“國企虎將”、“國企能人”的名聲已經響遍了溫州市、浙江省和全國建材行業。他和幾個待業青年的故事，則隨著他們的玻璃鋼產品，被銷售商和廣大用戶視為傳奇，爭相傳頌。

　　二、滕增壽第一次被迫賦閑——專等重返國企的那一天

　　1977年年初，躊躇滿志的滕增壽被迫離開了紅紅火火、蒸蒸日上的國營溫州市玻璃鋼建材廠，第一次“賦閑”在家。至于他是如何“被迫離開”的?筆者在那次學術會議期間得到兩個不同的版本。一個版本是有關資料介紹：滕增壽“‘文革’中被扣上‘唯生產力論’帽子，批斗了64次， 關押過4次。因他剛直不阿，不作違心檢討，最后被趕回家長達7年之久。”另一個版本是我們下榻的東方集團旗下東方賓館的兩位職工，在繪聲繪色地講述了滕增壽帶領七個小青年，辦家屬工廠辦出一流國企的故事以后，嘆了一口氣，才說出來的。他們說滕增壽是被以“提拔”的名義“掛起來”的，一掛就是七年。因為會期有限，加上沒想到15年后的今天要寫這篇文章，當時未能深入采訪查證;后來在與滕增壽同志的交往中，又沒有想到向他本人求證。如今，斯人已逝，不知誰能撥開凝云。故在此無法給讀者一個肯定的說法，深感遺憾，非常抱歉。如果哪位知情的朋友愿意把這段故事講清楚，給讀者一個明白。我將萬份感謝。不過，滕增壽從此賦閑七年，是兩個版本一致確認的。

　　滕增壽賦閑在家的七年，正是溫州人忙于發家致富的時候，各種私人企業如雨后春筍，蓬勃發展。而國營企業的路則越走越窄，紛紛倒閉。當時上上下下流行一種說法，或者說有一個“共識”，叫做“國企搞垮了才正常，搞好了就奇怪了”。與此論相應，在黨的生活中，也有一句同樣可以稱為“共識”的話，叫做“新時期共產黨員的帶頭作用，就是帶頭發家致富。先富就是先進。”評價一個黨員先進不先進，就看他能不能先富起來！因此，不少黨內黨外的朋友都勸滕增壽：“不要再等著去干國企了，出來自己干吧。憑你的聰明才智，誰能富在你滕增壽的前頭!”還有外商慕名而來，用髙薪聘請他出國干。但是，滕增壽鐵了心：非國企不干。他總是用那句擲地有聲、鏗鏘有力的話回答朋友們的勸說和外商的盛情：“我的舞臺在中國，我的崗位在國營廠！”他看到包括自己親手創建的建材廠在內的國企，被一個一個 “正常”地搞垮，心急如焚，急切期待著重返國企的那一天。決心要“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以探明國企改革的正確道路，樹立國企改革的光輝榜樣，用勝于雄辯的事實，證明國企一定能搞好，即使在市場條件下，也一定能搞好!

　　不少人對滕增壽的“非國企不干”很不理解。他們認為，當今的潮流是私有化，尤其在溫州，要振興國企是不可能的。

　　我們這次社會主義問題學術會議，一共安排參觀考察了三個典型。除了滕增壽同志打造的國企旗艦和國企改革樣板“東方集團”，還有兩個私企明星“正泰集團”和“德力西集團”。這三個典型都夠“典型”，正好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改革開放觀和兩種不同的改革開放實踐。

　　筆者參觀考察了兩個明星私企以后，理解了朋友們對滕增壽的“很不理解”。

　　兩個私企明星的兩位老總，原是某國營大廠的兩位推銷員。他們有共同創業的經歷，最初是合伙干的，到1991年才正式分立門戶。

　　他們的“創業史”大體是這樣：作為國營大廠的推銷員，他們享受國營大廠為他們提供工作條件，拿著國營大廠的工資和補貼，使用國營大廠的經費，充分利用國營大廠的商業信譽、產品品牌、銷售渠道和產品市場，生產推銷自己的仿冒產品。開始是自己動手，敲敲打打、拼拼湊湊，仿制出一些產品，貼上國營大廠產品的商標，混在國營大廠產品中銷售。小試成功以后，就雇人在家鄉開辦了地下工廠，批量仿制，冒國營大廠品牌，混在國營大廠產品中銷售。像這樣從生產仿造到銷售，有形無形成本、費用大都由國營大廠支付，地下工廠自然是生意興隆，財源滾滾。隨著地下工廠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不斷增加仿制冒牌產品在銷售總量中的比例。由在大量國營大廠正牌產品中摻入少量仿制冒牌產品，到三七開、對半開，再到倒三七開，到大量仿制冒牌產品中摻入少量國營大廠正牌產品。國營大廠正牌產品則由暢銷到滯銷，直至停銷。一個企業的產品品牌、銷售渠道和產品市場在不知不覺中被人冒用和取代，不垮就怪了。原來在“國營企業搞垮了才正常，搞好了就奇怪了”的秘密中，竟有如此一項!

　　物質不滅。一邊是國企的墻腳被挖，一邊就必然有人發財。1984年7月，在私有化大潮中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的地下工廠，公開亮相，注冊為“樂清求精開關廠”。兩位“創業”人也雙雙實現了從國企職工到私企老板的飛躍。1991年，兩位老板分立門戶。他們分別與外企合資，建立了“中美合資溫州正泰電器有限公司”和“中外合資德力西電器有限公司”;1994年分別組建了正泰集團和德力西集團;1995年、1996年又先后經國家工商局核準注冊，雙雙成為無區域性全國大型企業集團。

　　筆者之所以參觀考察了這兩個私企明星以后，理解了朋友們對滕增壽的“很不理解”，對滕增壽同志重返國企，再創國企輝煌的艱難險阻和惡劣環境，有了深刻的感受，不僅僅是因為有這樣兩個靠挖國企墻腳創建私企的實例，更是因為上述資料不是筆者專門采訪調查而來，都是這兩個明星私企集團在散發的宣傳材料中、抪放的視頻資料中，和接待人員的講解中公開作為經驗，引為驕傲，以無比自豪、十分自信的口吻，生動形象、繪聲繪色地向參觀考察者介紹的。這是比多少實例更令筆者震撼的。因為它反映的是一種氣候，一種環境，一種傾向，一股朝流！在這股朝流之下，是與非沒有了界限，守法與犯法、立功與犯罪也都沒有了界限，人們近于瘋顛地隨著朝流狂奔，沒有誰問“去哪兒?”也沒有誰問“干什么?”只是瘋狂地一窩蜂朝前奔。所以，“滅公興私”、挖國企墻腳創建私企，竟被當成“改革發展”的正道、成功經驗加以宣揚。不僅他們自己敢于自信地講，驕傲地講，還受到媒體的追捧、上級的表彰和領導的肯定。許多人津津樂道而不存絲毫的疑慮。沒有這種氣候，這種環境，這種傾向，這股朝流，兩位明星企業家的“創業”史是絕對不敢公開示人的。

　　在這樣瘋狂地“滅公興私”的大潮中，國企能活下來就萬幸了。滕增壽要重返國企，收復國企失地，再創國企輝煌，談何容易! 真像是癡人說夢。

　　但是，滕增壽不僅信心十足，而且底氣十足。

　　滕增壽同志的信心和底氣何來?

　　他說：“他們說我有什么過人的智慧和膽量，那是笑話。沒有鄧小平理論和黨的領導，我那點小聰明管屁用!我膽量再大，也是靠黨在背后撐著的呀!”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反復強調，在改革開放中，將長期存在著兩種改革開放觀的斗爭。他說：“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還說：“我們干四個現代化，人們都說好，但有些人腦子里的四化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不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他們只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這樣，關系就大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這個斗爭將貫穿在實現四化的整個過程中，不僅本世紀內要進行，下個世紀還要繼續進行。”

　　鄧小平特別強調，在改革開放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他說：“總之，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從長遠說，最終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現在有人擔心中國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這個擔心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我們不能拿空話而是要拿事實來解除他們的這個憂慮，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們變成資本主義的人。我們的報刊、電視和所有的宣傳工作都要注意這個問題。我們這些人的腦子里是有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別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下兩代，一定要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一定不能讓我們的青少年作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俘虜，那絕對不行。”

　　總設計師鄧小平的總設計，還包括了嚴格的驗收標準的。他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滕增壽同志堅信，有鄧小平理論，有黨的領導，有廣大職工的支持，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一定能戰勝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為了戰勝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振興國企，捍衛公有制，走社會主義道路，他明知山有虎，偏要虎山行，拒絕一切個人發財致富的名利誘惑和盛情邀請，一心一意地耐心等待，期待著有一天能重返國企，收復國企失地。他要用自己的實踐把被顛倒了的國企真理再顛倒回來，用事實告訴人們：只有社會主義公有制，才是人類社會最合理、最先進的生產關系;全民所有的國營企業有最強大的生命力。

　　三、滕增壽二創國企輝煌——在私營企業汪洋大海中成功打造國企旗艦

　　滕增壽同志在被迫離廠，賦閑在家，耐心等待七年之后，終于盼到了重返國企的這一天。

　　原來，國營溫州市玻璃鋼建材廠在他被迫離開以后，便連年虧損，早己資不抵債，瀕臨倒閉。職工們日夜思念帶領他們白手起家，從辦家屬廠開始，辦成一流國企的老書記、老廠長。他們用靜坐、請愿等方法，要求市委、市政府讓賦閑在家的滕增壽同志回廠。市委、市政府終于滿足了職工們的愿望。1984年初，上級根據群眾的要求，重新任命滕增壽擔任國營溫州市玻璃鋼建材廠黨支部書記、廠長。

　　1984年4月1日，是國營溫州市玻璃鋼建材廠職工們的盛大節日。他們敲鑼打鼓放鞭炮，興高采烈地迎回了老廠長滕增壽。離開七年后，國營溫州市玻璃鋼建材廠已經面目全非，早已資不抵債，瀕臨倒閉。像這樣資不抵債，瀕臨倒閉的小廠，當時在溫州，在全國隨處可見，都正在“正常”地走向死亡。他十年前辦家屬工廠是從零開始，現在則必須從負數開始了。

　　很多人都以為滕增壽瘋了。說他重回建材廠，不僅僅是自討苦吃，而且是自毀英名，結果必然是身敗名裂。他們認為，國企的土崩瓦解是大勢所趨，神仙也攔不住，滕增壽更是攔不住。

　　建材廠職工不這么看。他們相信老領導一定能領著他們度過難關，走出困境。

　　其實，滕增壽的心思，誰也沒有看透。回到這個己經瀕臨倒閉的老廠，呈現在眼前的雖然是一片破敗景象，但他卻有虎歸山林般的興奮和激動，大有“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豪邁氣概。他是黙背著岳飛的《滿江紅》回廠的。這是他苦苦等待七年之久才終于得到的崗位!他要通過自己在這個崗位上的實踐，突顯國企的強大生命力。他要揭穿國有企業搞不好的鬼話，粉碎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種種污蔑和攻擊，改變當時流行的“國企搞垮了是正常的，搞好了才奇怪”錯誤觀點，證明不是國企搞不好，只是國企在某些管理環節上還需要改革，并且親自“改”出一條搞好國企的路子，樹立一個在改革開放中發展壯大國企，鞏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樣板，重建人們對國營企業，對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

　　鑼鼓鞭炮聲一停，滕增壽對職工們大聲說出的第一句話就是：

　　“我就是不相信國營廠搞不好，不相信社會主義搞不過資本主義!”

　　這句話引起全廠職工的共鳴。破敗冷落，毫無生氣的廠區，一下沸騰起來。

　　正是這個共鳴，使全廠上下憋著一股不服輸之氣，擰成一股攀山登峰之繩。他們都決心跟著老廠長，再創大業，讓人們看淸楚：國企一定能搞好!滕增壽因勢利導，認真進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教育。帶領職工，堅持國企依靠廣大職工的民主管理體制，大膽改革不合理和不能適應市場環境的分配制度，極大地激發、調動了全體職工社會主義的自覺性和搞好生產的積極性，不僅當年扭虧為盈，而且連續三年當年利潤超過上年產值。第三年就實現了原計劃三到五年實現的“三個一流”，把這個瀕臨倒閉的小廠再次辦成了全市一流企業;重新搞出全國一流產品;職工生活達到全市國營企業一流水平。第5年評為國家二級企業，成立了溫州市第一個企業集團，并命名“東方”。1997被國務院審核批準，列入全國512家重點國有企業，成為名符其實的國企旗艦。到我們開會的1999年初，東方集團已經擁有16家子公司，其中包括一家首開溫州上市先河的上市公司。

　　東方集團的高速崛起。對于很多人來說, 都是一個難解的謎。曾經有人問滕增壽:“在溫州模式的腹地,在私營企業的汪洋大海中,你是怎樣為東方集團殺出一條血路來的?”

　　滕增壽笑了:“損人利己，挖別人的肉往自己身上貼。那不是我滕增壽和國營廠辦的事。東方集團的發展，不是靠坑國害民，挖別人墻腳來的。我們也從不與他人爭食，更沒有你們說的那種你死我活的‘競爭’。恰恰相反，全民所有的國營東方集團，除了堅持社會主義改革的方向，結合溫州實際以外，硬要說有什么訣竅的話，就是八個字：關心大局，為國分憂!”

　　滕增壽說的這些話，絕不是什么大話、套話、空話，都是切實貫徹在東方集團實踐中的實話。那么，我們看看，滕增壽和他的東方集團，是怎樣堅持社會主義改革的方向，結合溫州實際，圍繞“關心大局，為國分憂”八個字，在私營企業的汪洋大海中成功打造國企旗艦的呢?

　　第一，堅持全民所有制國營企業依靠廣大職工的民主管理體制，認真學習鄧小平理論，用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干部職工;大膽改革在現階段不合理和不能適應市場環境的分配制度，極大地激發、調動了全體干部職工的社會主義自覺性和搞好生產的積極性。

　　滕增壽之所以在大家都說“國企搞垮了是正常現象”、大批國企紛紛垮掉的時候，“就是不相信國營廠搞不好”，是因為他真正了解國企。不僅了解國企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意義，而且了解國企的強大生命力，對搞好國企有豐富的經驗、充分的信心和把握!

　　滕增壽十幾歲進入國企。他十八歲當省勞模。二十歲宣誓入黨，在國營廠摸爬滾打幾十年，深深體會到，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是全國人民的命根子，受到廣大人民真心誠意的愛護和無條件的支持。是最能凝聚力量，真正為社會服務的企業。它的管理運營也已經積累了以“鞍鋼憲法”為代表的豐富而成熟的經驗。這是任何私人獨資或股份企業學不到和無法相比的。國營企業根本不是那些所謂“經濟學家”、“改革家”說的那樣，一無是處，渾身弊端。

　　就是人人喊打、徹底砸爛的所謂“大鍋飯”，也是需要作具體分析的。

　　所謂“大鍋飯”，即差別不大、基本拉平的分配制度，本來是體現公平、凝聚人心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只是這種優越性，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成熟階段、高級階段和共產主義階段，所能體現的程度是不同的。我們過去的確存在某些用社會主義成熟階段、高級階段和共產主義階段的分配理論，指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實踐的“亂時指導”問題，使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大鍋飯”產生了某些平均主義的弊端。

　　但是，即使是“大鍋飯”的某些平均主義的弊端，在正常情況下，后果也沒有那么嚴重。像滕增壽這一代開國創業者，有誰會把自己的勞動、奉獻與工資掛鉤?有誰在接受任務的時候問過“給多少錢?”或者“漲多少工資?”這就是新中國的主人翁——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在百年戰亂的廢墟上、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責任感、使命感和高度的自覺性。也是新中國主人翁的人生哲學即主人翁哲學。這個主人翁哲學的核心，就是為了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不計報酬，無私奉獻。“大鍋飯”的某些平均主義的弊端，與主人翁哲學之間不構成矛盾，并沒有影響人們的勞動積極性。所謂“大鍋飯”影響勞動積極性，真正影響勞動積極性的，并不是“大鍋飯”，也不全是某些平均主義的弊端。主要是與主人翁哲學格格不入的個人主義。是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突破了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防線以后，個人主義與平均主義的弊端相遇，矛盾才突顯起來的。新中國國企發展的歷史生動地記載著這一切。所以，只要在堅持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時，大膽改革由“亂時指導”造成的，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不合理和不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環境的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弊端，就能激發調動職工的社會主義自覺性和搞好生產的積極性，把國企搞活搞好。

　　有些人把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當作“極左”進行批判;滕增壽根據自己在國營廠摸爬滾打幾十年的體會，認為離開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單純搞分配制度改革，靠物質刺激，不可能有長效。他在干部職工中反復動員：“人總得有一種精神。只搞物質刺激，必會導致私心膨脹，金錢掛帥，靈魂破壞，什么事也干不好。” 他提出“一大三好”的口號，即“大干社會主義，吃好、穿好、住好。”在當今條件下， 成功地把政治思想教育與關心職工物質利益結合起來，把大干社會主義與改善職工生活結合起來，很有號召力，深得職工的理解和支持。滕增壽在新形勢下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特別強調以身作則，身教重于言教。他總結國企思想政治教育經驗：“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樣子。”摒棄了空洞說教。他提出：“治廠先治人，治人先治己，治己先治心。”他一回廠就把自己的心交給職工，首先宣布了自己言行準則、自律“三不”、任職保證，讓職工鑒督。他的言行準則是：“干有勁，言有理，利要讓，難要搶，帶頭干”，“金錢面前不變心，美色面前不動情。”;他的自律“三不”是：一不領獎金，二不參加分房，三不陪客吃喝、愉樂;他的任職保證是：“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給你們，交給國營廠，一不為做官，二不為出名，三不為私利，四不怕死，為的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把國營廠辦好。”“保證用三到五年時間，把廠子辦成全市一流企業，搞出全國一流產品，職工生活達到全市國企一流水平。”“如果不能做到，我自己買把快刀，切腹謝罪!”他的這些承諾，在職工看來，就是一顆赤誠的跳動著的心。加上他不折不扣地履諾，產生的教育、激勵效果，是任何高水平的政治思想報告都無法比擬的。東方賓館一位服務員，在我所住的房間里搞衛生時同我談滕增壽，說到“他工資比我還少二百多元” 時，居然哽咽著說不下去，哭了起來。一個職工對領導如此真情流露，在我幾十年的記者生涯中，還是不多見的。在這樣有效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礎上，大刀闊斧地改革分配制度，消除“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弊端，(不是籠統地砸爛“大鍋飯”。當年一些人，在“大鍋飯”問題上大造輿論，大做文章，大動干戈，后果早已經證明了他們的目的。)就抓住了國企改革的根本，掌握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社會主義改革方向，必能充分持久地調動職工積極性。

　　他們將原先每月人均43元的等級工資，改成以質量為核心的結構計件工資制，上不封頂，下不保底。執行第一個月，一線普工最多的拿到200元的工資，工效一下子提高了6倍，產品質量也直線上升，國營溫州市玻璃鋼建材廠的國企活力，立即被激發出來。

　　但是，當時一個18級的縣級干部，每月工資才80多塊錢，一個13級的高級干部，每月工資也不過130多元。玻璃鋼建材廠的這項改革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有些人甚至懷疑滕增壽這樣做是為了渾水摸魚，自己多撈。有關部門為此還專門發了通報,組織了對玻璃鋼建材廠的財務審計。審計結論是：賬目一清二楚;滕增壽個人只領國家規定的等級工資，他超時超強的勞動，工資一分不漲，獎金分文不取。人們心服口服，對滕增壽由懷疑轉為敬佩。

　　原來，滕增壽在回廠后的第一次全廠職工大會上宣布的言行準則、自律“三不”和任職保證，不僅起到了鞭策自己，激勵員工的巨大凝聚作用，形成了一個以崇高的理想、堅定的信念、高尚的品德為基礎的團結奮斗的堅強集體，而且起到了在政治上御風擋雨的作用。

　　這也在滕增壽的預料之中。

　　逆私有化潮流，搞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國企改革，左右兩邊都會有阻力，隨時都有可能從什么方向來一陣風，下一陣雨。所以，滕增壽還在等待重返國企的賦閑時期，就做好了重返國企后當被告的準備。為了不讓別人抓辮子，能甩開膀子領著大家干，他決定把個人利益讓光，先給自己剃個光頭，一根頭發也不留，誰也別想抓他的辮子。他在第一次職工大會上宣布、承諾的一切，都是在賦閑等待時就考慮成熟了的。

　　滕增壽同志認為，在改革中，國企的當家人把自己個人的利益讓得越徹底，就越能內聚人心，外防風雨。在職工中就越有號召力，越能帶領職工沖破阻力，去克服困難，堅持改革，把國企搞好。這次分配制度改革引起的風波和上級審計的結果，使他更有了信心。

　　滕增壽之所以能夠得到本廠干部職工發自內心的真誠擁戴，之所以能夠在私有化的大潮中逆流而上，之所以能夠在私營企業的汪洋大海中，從負數開始，成功打造出一艘位列全國512家重點國有企業的國企旗艦，除了他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共產主義理想和實事求是，結合溫州實際的科學方法外，就是因為他把個人的利益讓光，并且說到做到，一言九鼎。凡是他說過的話，就不允許有例外的時候和例外的情況。如果沒有這后一條，再好的信仰也難堅守始終，再偉大的理想也是想想而已。

　　他說不領獎金，企業按規定發的月獎、季獎、年終獎、效益獎他不拿;先進獎、勞模獎他不拿。以上各項沒有統計。僅是在他個人應得的獎金中占比例很小的一部分，即因超額完成各項經濟指標，市政府每年下紅頭文件發給他個人的獎金，到1998年也超過了300萬。所有屬于他個人的獎金，他始終是分文不取，全部用于增加職工福利。就連開會發給他個人的獎品、紀念品，他都如數交公。在一個普通清潔工都有一千幾或幾千元月工資的時候，他作為全國512家重點國有企業的創建人、老總、上市公司懂事長，每月只領幾百元國家規定的基本工資，是全集團收入最低的一個人，生活十分清苦。如果要評收入最低的國家重點國企老總和上市公司懂事長，無論在全中國，在全世界，第一名都非滕增壽莫屬。

　　他說不參加分房，就怎么也不參加。根據他提出的“一大三好”，職工大干社會主義，集團公司高速崛起，實現了“一大”。為了兌現“三好”，集團公司歷年來建了很多房子，職工按貢獻大小排隊，分批入住。按規定條件，滕增壽每次都排第一名，但是他“說不參加就不參加” ，每次都不要。職工、班子里的同事，怎么說也不行。市委書記、省委書記都曾來動員他住一套公房，他都謝絕了，而且在兩級書記面前表示：“我有我的人生觀，我是修行修到底了。”

　　不僅他自己不參加，女兒也不參加。他女兒是首批參加創業的七個青年之一，現在是公司公認的“元老”。無論工會、職代會為他女兒分房一事提出多少理由，做出多少決定，都被他否決了。

　　滕增壽在職時以廠為家，住在辦公室里，退休時他父親留下的老房子正逢拆遷。一個全國512家重點國企的老總和上市公司懂事長，退休后居然沒有安身之處!他拒絕集團公司為他建房，拒絕集團公司為他提供的任何幫助。還是孩子們湊錢在老家鄉下建了房子給他養老。

　　順便說一句，滕增壽的家教家風，同樣十分難能可貴。他的夫人和子女，在個人利益問題上都隨他，從不計較。有一次，我問他的兒子滕月蘇：“你恨你爸爸嗎?你們本來是可以成為富二代，坐擁億萬資產的呀!” 他說：“父親對我們一向要求很嚴格。我們從小受他的影響，理想就是學好本領，報效祖國。從來沒想過發家致富，更沒想過當富二代。我們真的認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怎么會恨他呢?” 我們多少“大領導”，看看滕增壽，看看滕增壽的家，不知還有地自容否?

　　他說不陪客人吃喝和愉樂，就連江澤民總書記專程到公司聽了他兩個小時的工作匯報，他也不搞例外，沒有陪總書記吃飯。經別人解釋，總書記不但對他表示理解，并且加以贊賞。

　　他說把自己的生命交給職工，交給國營廠，從1984年回廠起，他每天早晨5點半上班，干到晚上九、十點鐘下班，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對他來說，一年365天，天天都是工作日。 1995年以后，他干脆住到了廠里，睡在辦公室，很少回家，把全部精力、心血都用到了振興國企的事業上。由于他自己以身作則，一言九鼎，全無私利私欲，他提出的每一項改革措施和每一個經營計劃，都能很快地得到領導班子和廣大職工的理解和全力支持。

　　滕增壽同志把個人利益讓光，說到做到，內聚人心，外御風雨，對于強化公司內部因素，改善公司外部環境，保證快速崛起，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搶救國企，把已經被搞垮的國企救活，使之再現國企活力，再作國企貢獻。

　　政治思想教育與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使瀕臨倒閉的國營溫州市玻璃鋼建材廠立現生機。國營溫州市玻璃鋼建材廠再執溫州國企牛耳之后，滕增壽對于在私有化潮流中搞好國企，有了初步經驗，更有把握了。他不以救活一廠為滿足，急切希望能搶救更多的國企。

　　當時，溫州的國企，基本都與1984年前的國營溫州玻璃鋼建材廠差不多。按某些人的說法，都成了“爛蘋果”。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被“正常”地爛掉。

　　溫州市最大最爛的一個“爛蘋果”，就是國營溫州造船廠。全廠近2000人，欠債3000萬元，六年時間換了四任班子，搞了四次承包。結果是包一次瘦一圈，越搞越糟，把全市最大的國企搞成了全市最大的包袱。退休工人因多年領不到退休金，成群結隊到市政府門口靜坐、請愿，“要飯吃”。滕增壽同志看了深感痛心，在與班子成員商量后，主動去找市領導：“這個廠還有沒有人要?”市領導搖頭說：“真沒有人要了。”滕增壽說：“沒人要我們要!”

　　他帶人到造船廠開了30多次座談會，向職工征求治廠對策。職工反映了一大堆問題，其中第一個攔路虎是廠里有個廠霸。這個廠霸會武術，在社會上有一幫惡勢力，還有關系網和保護傘。他把廠里的汽車放在露天任雨淋日曬、銹掉爛掉，自己在廠內辦了個私人車隊，用廠里的水、電、設備、材料維修自己的六輛私車，給自己賺錢。全廠職工敢怒不敢言，歷任廠長都不敢惹他。滕增壽決定，治理造船廠就從這個廠霸開始。好心的人們為滕增壽捏了一把汗。有人勸他：“溫州市已經有兩位國營廠長因從嚴治廠被人殺害，你犯不著冒這個險。”滕增壽說：“我早就把自己交給了國營廠，叫那小子打聽一下，溫州市還有沒有比我滕增壽更不怕死的人?”他派人送去最后通牒，限他六天內遷走。廠霸先想硬頂，滕增壽不吃他那一套;廠霸請出機關干部出面講情，滕增壽也頂了回去;廠霸又耍賴，揚言我就不遷，看你怎么辦?滕增壽告訴他：“我的辦法很簡單，到第六天早晨六點鐘，如果你的車還未開走，我就把它統統砸碎。你敢糾集惡勢力來廠鬧事打人，我們知道正當防衛，不會留情!”廠霸膽怯了，第六天清晨四點鐘，就把六輛車全部開走了。職工們奔走相告，拍手稱快。滕增壽因勢利導，提出“用主體廠優勢去克服造船廠的劣勢;啟動造船廠的優勢，沖消主體廠的劣勢，形成新的優勢”的兼并思路，當年救活造船廠。第二年技改大投入。當年技改，當年接業務，當年投產見效，造出了浙江省最大噸位的船舶。后來還為德國造了多艘5400噸多功能集裝箱貨輪，創造了浙江省造船行業九個第一。溫州造船廠從此走上快速發展大道，由全省行業倒數第一的排位，一躍成為全省造船業的“大哥大”，而且年年上新臺階。

　　滕增壽領導的溫州市玻璃鋼建材廠兼并瀕危國企，與有些人要求削去蘋果“爛掉”的部分，提出債務、富余職工、離退休人員“三剝離”的要求相反，把整個“爛蘋果”都包下，做到“三個絕不”。絕不把債務推給銀行，讓國家蒙受損失;絕不把職工推向社會，增加社會不安定因素;絕不把離退休人員當包袱甩掉，保證這些往日的功臣安度晚年。他們相繼兼并救活了溫州市8家虧損、瀕危國企，都是當年兼并，當年扭虧，年年興旺發展。集團公司為這些企業還清了4500多萬元舊債，安排了3000多人就業。原來因多年領不到退休、離休金，成群結隊到市政府門口靜坐、請愿，“要飯吃”的2000名退離休人員，現在足額、按時領取退休、離休金，安度晚年。滕增壽和東方集團為市政府分憂解難，為溫州市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做出的貢獻，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評價、衷心感謝和年年表彰。

　　第三，關心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大勢，從主動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中把握商機，快速發展事業，保證職工充分就業，決不搞什么“減員增效”。

　　持自由化、西方化即資本主義化改革開放觀，搞自由化、西方化即資本主義化改革開放的人，口口聲聲講“以人為本”，卻要犧牲數千萬職工，讓他們“下崗”！這是為什么?原來，在他們的思想和理論中，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不是“人”，而是“勞動力”，是與牛、羊、棃、耙等一樣的“商品”。他們“以人為本”的“人”，只是極少數手握生產資料的剝削者、為剝削階級服務的治人者等不需要出賣勞動，因而不會成為“勞動力”，不會成為“商品”旳人，壓根就與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無關。因為他們只是“勞動力”、“商品”。所以，他們看來，在“以人為本”的改革中，讓數千萬“勞動力”“下崗”，是 “理所當然”、毫無疑義的。就像西方資本主義在經濟危機時，將牛奶倒進大海，服裝付之一炬一樣正常。把為企業發展艱苦奮斗，無私奉獻幾十年，從來不為自己爭工資，爭待遇的工人、國家和企業的主人，說成是“企業的包袱”、多余的“勞動力”，讓他們“下崗”。沒有高度的資本主義化改革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沒有對勞動力商品理論的高度自信，是絕對辦不成的。所謂“減員增效”，就是趕走和尚拆廟。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他們讓幾千萬職工“下崗”，一石二鳥：一是打擊了工人階級，拆散了工人隊伍，使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階級，變成資本主義化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這個弱勢群體不得不在資本主義化社會的底層，為生存而掙扎。縱然有再多的“民主權利”，也無條件享用。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自然變為資產階級精英政治。二是搞垮了全民所有制國營企業，消滅公有制，建立私有制，瓦解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有了直接向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發起攻擊的資本。公開亮出憲政旗幟，風雨兼程深化政體改革，就是在基本改變了經濟基礎的背景下發起的。

　　持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觀，搞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就完全相反。在東方集團旗下，沒有“下崗”一說。他們認為，對于一個社會主義國營企業來講，以人為本，就是以全體員工為本。員工是企業的主人，是改革發展的主力軍，理所當然，也應當是改革發展的直接、首先受益者。東方集團在改革發展中，決不把職工當包袱，更不會把“包袱”摔給國家，推向社會。他們領導職工謀發展，通過發展為職工謀幸福。對滕增壽同志領導的東方集團來說，人始終是最寶貴的。有了人，正好開拓市場，發展事業。滕增壽同志要求企業領導干部關心社會經濟發展大局，從為社會經濟發展大局服務的目的出發尋找商機，發展事業，擴大就業。他把為社會經濟發展大局服務、企業發展和職工幸福凝為一體，比別人飛得更高，視野更廣闊，看得更準確。他們看準了，就像雄鷹那樣猛撲過去，一抓一個準。所以，他們屢屢在別人沒有看到也沒有想到的地方，出奇招，制大勝。決策一個項目成功一個項目。既實現了企業的快速擴張，保證了職工的充分就業，又主動為大局服務，滿足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或者可以說，因為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所以就能實現企業的快速擴張和持續發展，保證職工的充分就業和“三好”。

　　1996年，他們向別人還沒想到、看到的地方“猛撲過去”，投資1億多元引進國外先進設備，生產大口徑離心澆鑄玻璃鋼管道;1997年，他們又向別人還沒想到、看到的地方“猛撲過去”，投資4000多萬元建成環保型高科技電鍍公司。開始，還有人說風凉話：“現在人家財大氣粗了，想怎么折騰就可以怎么折騰!”后來，國家下文治理低水平、污染環境的小電鍍行業;著手解決引水工程中的水質二次污染問題。當人們恍然大悟，想上項目的時候，他們的定單早已到手，貨款正不斷進賬。

　　第四，發揮國企的主導作用，利用自身的人力、財力，扶助民企，把經不起風浪的片葉小舟結合成聯合艦隊，團結奮力，搏擊商海，穩操勝券。

　　溫州個體私營經濟發達，當時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只占4.5%。在這個特定的地域經濟環境中，國有企業的生存無疑是困難的。但是，滕增壽和東方集團仍然沒有忘記國企的責任，從未動過與民爭食的念頭。他們的原則是不與民企搶飯吃，讓出大道登險峰，險難之處求發展。不僅把便于發展的項目讓給民企，自己到險難之處求發展，而且還盡可能地扶持民企，為民企服務，在扶持與服務中與私營企業共同發展。

　　溫州燈具業十分繁榮，也非常混亂。市區個體私營的燈具作坊門店大約有上千家，而且大都集中在“東方”所在地一帶，亂糟糟，鬧哄哄，十分煩人。有人按照“競爭”法則，建議東方集團憑借自己強大的實力和現成的條件，辦一個特大型、一條龍服務的燈具企業，一舉掃除這些亂糟糟的小作坊、破門店，既改善“東方”所在地一帶的市容環境，又拓展了“東方”的事業。東方集團也完全有能力做到這一點。但是，滕增壽同志認為，燈具生產，技術、設備要求不高，是大多數個體經營者都能搞的產品。“東方”不但不能同他們“競爭”，斷他們的財路，還要利用自身優勢，設法幫助、扶持他們，為他們服務，與他們共同發展。他決定騰出市區的廠房，新建了獨具中國古典建筑特色的東方燈具大市場，請個體作坊、門店入住。給他們“東方燈具大市場”的冠名權，并為他們提供質檢、銷售、通訊、運輸、倉儲、結算、保安、生活等一條龍的全方位服務。讓他們從小舢板登上了大軍艦，把散兵游勇組織成了大兵團。全市80%的個體私營燈具廠、店都進了東方燈具大市場。這個大市場1993年開業。當年銷售額就達3億元，到1998年達到30億元，五年增長十倍，成為全國燈具第一大市場。進場的老板都發了財， “東方”則每年從服務中增加了3000萬元利稅。

　　走出我們會議下榻的東方賓館，就是東方燈具大市場。我在開會期間，常在飯后逛街，同一些燈具店老板交談。他們談起自己當初帶著幾把錘子、鉗子進場，如今有了貨車、轎車，都十分感謝東方集團為他們辦了好事。他們說在這里做生意，百事不用自己操心，打“東方”牌子，“東方”什么都給我們想到了，辦好了。自己用不著去和方方面面打交道，特別省心，特別有安全感。自己就一心一意搞生產，搞銷售。他們還說，“東方”這個品牌，在全國燈具行業很有影響，很有威信，到外面談生意特別順利。有的人還到外省市開分號，發展得都很好。提起滕總，都豎起大拇指，敬佩他有海納百川的胸懷，說他“是一個真正辦大事業的好人”。

　　把個人利益讓光的滕增壽，關心大局，為國分憂，發展國企的腳步永不停息。就在人們震撼于東方集團發展的神奇速度，交口稱贊東方集團輝煌業績的時候，滕增壽又把解決老伯姓吃藥貴、看病難的問題與東方集團的發展聯系起來，思考如何辦藥廠、開醫院，既讓老伯姓買藥不貴，看得起病，又為東方集團再創新業的問題。

　　四、滕增壽第二次被迫賦閑——與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劃清界限，守候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共產主義理想直到生命終點

　　滕增壽同志遵循鄧小平關于兩種改革開放觀斗爭的教導，堅持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第一次被迫賦閑以后，堅持非國企不干，拒絕了一切個人發家致富的建議和外商的高薪聘請，宣布“我的舞臺在中國，我的崗位在國營廠！” 專心等待重返國企。重返國企后，他以共產黨員大無畏的氣魄，大公無私，完全、徹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18年嘔心瀝血，在以私營經濟的飛速發展而著稱的溫州，在私有企業的汪洋大海中，成功打造了東方集團公司這艘位列全國512家重點國企行列的國企旗艦，以國企在改革開放大潮中高速崛起的勝于雄辯的事實，證明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魅力和國企的強大生命力，有力地批駁了否定公有制、污蔑國企的所有胡說。他的理想，他的宣言，他的實踐，他的勝利，不僅給被困境了的中國國企帶來了莫大的鼓舞和希望，為國企改革指明了方向，樹立了樣板。而且批駁了那種市場經濟只能容納私有制的謬論，成功地為我國探索了一條公有制為市場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揭露了私有化市場主體的假社會主義、真資本主義面目。1996年6月9日，錢其琛副總理視察東方集團時指出：中國理論界長期爭論市場經濟能不能同國有企業結合?有人認為，市場經濟只能同私營企業結合，而不能同國有企業結合。這種觀點，實質上是對社會主義的否定。實際上，滕增壽同志這里已經在改革中走出一條搞活國有企業的新路，值得總結、宣傳、推廣、學習。

　　可是，就在滕增壽同志和東方集團以勝于雄辯的事實，指明了中國發展道路，社會主義前途光明已現，滕增壽同志正滿懷信心地舵掌國企旗艦，乘長風破惡浪，奮勇向前的時候，在鄧小平及江澤民關于兩種改革開放觀斗爭的理論指導下，在江澤民等中央領導的親切關懷和鼓勵支持下，由滕增壽同志用親身實踐樹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企改革的紅旗和樣板——浙江東方集團，于2002年底，被列入了“改制”名單。這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社會主義國企改革樣板，被強行納入了自由化、西方化，即資本主義化改革的軌道。這件事情表明，兩種改革開放觀和兩種改革開放實踐的斗爭，形勢十分嚴酷，顯然出現了不利于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而支持資本主義化改革開放的惡劣形勢。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社會主義改革探索，被否定并終止!從此以后，人們不再提起鄧小平反對資產階自由化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不再提鄧小平及江澤民關于兩種改革開放觀斗爭的理論。

　　這對于滕增壽，是一種怎樣的打擊?他又是如何地不愿意?都是不難想象的。1999年，建國50周年國慶，在中央首長接見大廳里，還坐在全國英模代表第一排第一位的他，此時像突然掉進冰窖。但是，他是共產黨員，必須服從黨的和以黨組織的名義做出的決定。所以，他只能在個人民主權利的范圍內，堅持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觀，堅守自己的信仰、理想、誓言和曾經的承諾。他不能繼續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效力了，但是還有誓死不當資本家的權利;東方集團被強行納入了資本主義化改革的軌道，但是他個人還有辭職、退休的權利，還有退隱山林，看書養花的權利。

　　所謂“改制”，名曰“股份制”改造，其實就是瓜分、私有化。

　　領導和同事們都希望滕增壽帶頭拿，多拿。滕增壽也最有帶頭拿，多拿的資格。他事后曾經對來訪者坦言：“只要我愿意，想拿多少就能拿多少。” 的確，他拿得再多，不但不會有人反對，還會得到一個“通情達理，顧全大局”的美名。

　　但是，滕增壽同志既不通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改革的情，又不達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改革的理，更不要“顧全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改革大局”的美名。

　　瓜分東方集團巨大財富的盛宴，唯一有資格坐首席的滕增壽就是不入席。他不入席，別人不好伸筷子。他不帶頭拿、多拿，領導和同事都很為難。人們幾乎是懇求他：“多多少少拿一點吧!”他還是沒給面子。他干了一輩子國企，親手打造了這艘國企旗艦、國企改革樣板，現在自己無力保住它。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參與瓜分它，自己當起資本家來!

　　作為堅持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觀，勇敢實踐社會主義國企改革的旗手，他個人無力保護作為國企旗艦、國企改革樣板的東方集團，但絕對不會向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投降。所以，當他親手打造的擁有巨額全民財富的東方集團被“合法”瓜分的時候，他絕不會顧全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改革的“大局”。不管領導和同事們怎么說，他就是一股不認，分文不取，堅決不當資本家;當東方集團“改制”結束，作為國企的東方集團不復存在的時候，“我的崗位在國企”的滕增壽同志，辭去了企業、黨內、政府、各種社會團體的一切職務，徹底與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觀和改革開放實踐劃清了界限。他拒絕各種獎厲、津貼、補助，只拿國家的每月1000多元退休金，回到老家永嘉縣五鵣鄉西川村。有一位也是國企老總的外省朋友得知此訊，擔心他無法生活下去，親自送來30萬元人民幣，希望貼補他的生活。這位朋友真誠地說：“我的每一分錢都是干干凈凈的，請你放心，務必收下!”滕增壽很感謝這位朋友的關心，但還是婉言謝絕了。他說：“這是我的選擇，請你務必理解!我如果要錢，還用得著你從大老遠送來嗎?”

　　有人歡呼：“東方集團告別了滕增壽時代!”滕增壽也不愿與納入了資本主義化軌道“東方集團”再有瓜葛。

　　從此，滕增壽同志隱居山林，粗茶淡飯，讀書養花，精心守護社會主義公有制自我完善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觀，守護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共產主義理想，直到生命的終點——2011年2月16日。

　　這一天，76歲的滕增壽同志肝癌醫治無效，終于兌現了他“終身為人類解放而奮斗”的誓言。即使在生病、治療的過程中，他都謝絕了公司和市領導給他的任何照顧或一點點特殊的安排。

　　人們無法解釋他拼命工作、巨大貢獻和最低待遇之間的強烈反差，都說他是“奇人”。他自己說：“我說我是黨員，他們硬說我是奇人。沒辦法！”

　　滕增壽同志對自己的一生是很自信和欣賞的。他歸隱山林以后，我曾經建議他寫回憶錄。他說：“你的理想和信仰用筆寫在你的書里。我的理想和信仰用實踐寫在我的歷史上。我實踐的每一步都是慎重而明確的。自信沒有涂改或辯解的必要。畫蛇添足沒有意義。”是的，他的歷史的確已經把他的理想和信仰講得明明白白。就像他重返國企時給自己剃的光頭一樣，沒有給別人留下任何可以曲解或歪曲的可能性。別人要怎么理解，怎么評說，那是別人的事。他自己已經做到：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或者邁錯腳歩而羞愧。拜見馬克思的時候，他可以自豪地說：“我已經把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人生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奮斗。”

　　滕增壽同志根據自己所處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共產黨人的使命，把“為人類的解放而奮斗”，落實在“消滅私有制”上。他認為這是《共產黨宣言》中最重要的一句話，是所有共產黨員都不能忘記，并且應當無條件地為之奮斗終身的。他為這句話，英勇奮斗了一生，直到生命的終點。我們活著的共產黨員，他的同志，面對新一輪私有化浪潮，難道不應該問一問自己：

　　我忘記了“消滅私有制”這句《共產黨宣言》中最重要的話嗎?

　　我忙忙碌碌，是發揮正能量，為“消滅私有制”而忙碌？還是發揮負能量，打烏龍球，為“消滅公有制”而忙碌？

　　(2014年6月24日修改定稿于之遠齋)

       作者供稿，原標題《逆私有化潮流，創公有制輝煌——深切懷念在私營企業汪洋大海中成功打造國企旗艦的滕增壽同志》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