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8日，是“書生領袖”瞿秋白以36歲盛年殉難整整77載的紀念日。在中國跌宕起伏、曲折多變的20世紀里，瞿秋白肩負救亡、啟蒙的偉大使命，活躍在云譎波詭的政治舞臺上，先后兩度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徜徉于文人騷客聚集的筆林墨池中，是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為后世留下了洋洋灑灑500萬文字，也在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一個復雜而獨特的“長長的影子”。

　　1899年1月，瞿秋白出生于江蘇常州一個世代相傳的仕宦之家。1917年，18歲的他來到北京，考入了免收學費的俄文專修館。

　　兩年后，性格內向的瞿秋白被推舉為俄文專修館總代表，參加了“五四”運動，成了一名學生領袖。他還加入了李大釗、張嵩年發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并與鄭振鐸等人創辦了《新社會》旬刊，宣告以改造社會為己任。當時的北京政府視該刊為洪水猛獸，1920年5月，以“主張反對政府”的罪名將其查封。五個月后，瞿秋白被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聘為特約通訊員，同俞頌華一起被派赴蘇俄采訪。從此，瞿秋白的命運便與中國革命事業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

　　從翻譯、助手到中共最高領導人至首次離開政治巔峰

　　1922年，經同鄉張太雷介紹，瞿秋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9月，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方大學)擔任翻譯兼助教。當時，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肖勁光等30多人是中共派往東方大學學習的第一批學員。

　　1922年底，共產國際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陳獨秀率中共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會議，瞿秋白任陳獨秀的翻譯。會后，在陳獨秀的邀請下，他于1923年1月回到北京，主編《新青年》季刊、《前鋒》月刊，并參與《向導》的編輯工作。 1923年夏，于右任、鄧中夏創辦上海大學，瞿秋白擔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同時兼管中共宣傳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舉行。就在這次會議上，瞿秋白就國共兩黨是否應該合作、怎樣合作的問題提出了頗有見地的觀點，受到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稱贊，說瞿秋白是中共“唯一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唯一能按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分析實際情況的同志”。由此，瞿秋白引起共產國際的關注，被來華擔任國民黨政治總顧問的鮑羅廷點將，成為他的主要助手和翻譯。

　　隨著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的推進，鮑羅廷逐漸成為國共兩黨與莫斯科之間的政治樞紐。因此，瞿秋白的地位也日顯重要。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瞿秋白首次當選為中央局成員。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同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漢舉行。大會明確規定實行民主集中制，并將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為中央委員會，設立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設立中央監察委員會。5月底，共產國際發來緊急指示，要求中共在武漢的國民政府允許之下，沒收地主土地，實行土地革命;改組國民黨中央黨部;武裝黨員、群眾，組建七萬革命軍隊;組織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等等。陳獨秀認為，武漢國民政府不可能“允許”中共這么干，共產國際的“五月指示”根本就是前后矛盾，難以執行的。6月3日，在前不久舉行的五大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的瞿秋白即被增補為政治局常委。

　　同年7月8日，共產國際又向中共發出“七月指示”，要求中共中央“從政治上純潔黨的領導成分”，也就是說，共產國際要撤換陳獨秀了。7月15日，繼江西的朱培德以及被共產國際寄予厚望的馮玉祥相繼和平“分共”之后，汪精衛的武漢國民政府亦公開“分共”，共產國際企圖拉住汪精衛的計劃落空了。共產黨人決心采取武裝行動。 1927年7月25日，瞿秋白主持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先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然后立即南下廣東，占領海口，以便接受蘇聯的援助，再舉北伐。會議決定由周恩來任起義前敵委員會書記，李立三、惲代英、澎湃為委員。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對中國革命具有偉大意義。緊隨其后在漢口舉行的“八七會議”，更被認為是糾正了“黨在大革命后期的嚴重錯誤”，為“挽救黨和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會議僅開了一天，將近一個上午，都由取代鮑羅廷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作報告。他根據共產國際的文件，把中共中央的錯誤定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瞿秋白代表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委會在會上做工作報告，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著重批判了大革命后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陳獨秀沒有接到參加會議的通知，從此淡出了黨的領導層。會議選舉產生了由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常委的中央臨時政治局，由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在歷史的重要轉折關頭，瞿秋白臨危受命，被推上了政治巔峰——擔任了中共最高領導人，時年28歲。

　　“八七”會議后，中共在湖北、廣東、江西、陜西、河南、直隸(今河北省一帶)等省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但不顧主客觀條件盲目地要求一些地區舉行武裝起義的做法，明顯地帶有“左”傾盲動色彩。對于羅明那茲過左的政策，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其實是有看法的。如早在1928年1月12日，中央即發出了《中央通告二十八號——論武裝暴動政策的意義》，批評了“‘不暴動即是機會主義’，無往而不暴動，天天可以馬上暴動，時時可以馬上暴動”和“‘無動不暴’的傾向”。但在共產國際代表的重壓下，與當年的陳獨秀一樣，瞿秋白深感無能為力，內心甚為無奈。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大會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也批評了瞿秋白的“左”傾錯誤。由共產國際提名，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當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瞿秋白仍留在政治局，但未進入常委會。他第一次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使命便就此結束。

　　從代表團長到再度出任中共最高領導人至二次下臺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后，瞿秋白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留駐莫斯科，并參加了當年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六大。此后，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信等，都要經過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等人的修改，并須由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以至斯大林審查通過后方可發出，這使得中國革命“左”傾指導思想愈演愈烈。

　　1929年4月，中共中央收到了共產國際的“二月指示”，政策急速“左”傾，準備冒險進攻。此時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第二年(1930)國內中原大戰爆發，中共中央實際主持者李立三根據共產國際上述一系列錯誤指示，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試圖在短時期內“會師武漢”、“飲馬長江”，以至奪取全國勝利。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使黨和革命事業遭到了嚴重損失。瞿秋白銜命回國，再次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針對李立三的冒險錯誤，共產國際1930年7月23日通過決議，給予“溫和”的批評，而且沒有點向忠發、李立三的名，更沒有說他們犯了“路線錯誤”。瞿秋白和周恩來正是按照這個“七月決議”從莫斯科回國糾正李立三錯誤的。

　　但是，當瞿秋白和周恩來正在回國途中時，國內局勢劇變：彭德懷的紅三軍團一度攻占長沙，這使李立三欣喜若狂，于是決定在哈爾濱、大連等地舉行暴動，試圖引起日本和蘇聯之間的沖突，并要求共產國際配合中國革命。斯大林聞訊后勃然大怒，因為他不希望蘇聯因此卷入戰爭，更不容李立三對莫斯科指手畫腳。因此，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的態度一改此前的“溫和”面孔，驟然變得嚴厲，點名道姓予以痛批。但已離開莫斯科正在回國途中的瞿秋白和周恩來對這個變化一無所知。

　　回到上海后，瞿秋白和周恩來便落實“七月決議”精神，于9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開擴大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會后，李立三僅保留政治局委員名義并即將去莫斯科。瞿秋白實際上主持中央工作，再度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

　　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姍姍來遲的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即《共產國際執委會關于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而此前三天已暗中獲悉“十月來信”精神的王明，極富“預見性”地上書中央，聲稱六屆三中全會沒有揭露李立三錯誤的“機會主義的實質”，繼續延續著“李立三路線”。在新任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米夫親臨上海指導和支持下，王明等大搞宗派活動，將矛頭直指六屆三中全會和瞿秋白。共產國際在莫斯科也搖旗吶喊，將中共六屆三中全會說的一無是處，批判瞿秋白的“調和主義和兩面派行為”，并稱贊王明等人懂得馬列主義理論和實踐，要求中共召開六屆四中全會，以改組中共領導層。

　　1931年1月7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議僅僅舉行了一天，便確立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在中央的統治。瞿秋白就這樣結束了他第二次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短暫任期。

　　為了徹底消除瞿秋白在黨內的威望，也為了給六屆五中全會造勢，1933年秋天，王明宗派在全黨全軍展開了對瞿秋白的大批評，將他的文章斷章取義后無限上綱，認定他是“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作為懲罰，1934年1月11日，把身體已每況愈下的瞿秋白派到缺醫少藥，并即將淪陷的中央蘇區，且不許妻子楊之華隨行照料。瞿秋白2月5日抵達瑞金后，擔任教育人民委員，這是一個閑職。毛澤東時任蘇區中央執委會主席，亦無實權。兩人同屬靠邊站的人物。惺惺相惜，關系莫逆。常在瑞金的草坪上席地而坐，兩背相靠吟詩誦詞。瞿秋白往往沉默，若有所思，毛澤東則總是逗他：“是不是想楊之華了?”

　　1934年4月，廣昌失守，第五次反“圍剿”已無勝算。5月，中央書記處決定將中央紅軍主力撤離根據地，共產國際復電同意。10月10日晚，中央紅軍開始實行戰略轉移。罹患重病又為敵人熟知的瞿秋白被留在了贛閩地區，不久即被蔣軍俘獲。從1935年4月24日到6月18日的56天中，瞿秋白以巨大的勇氣和深刻的思索，寫下了一萬八千字的《多余的話》，并以堅強的意志、不屈的氣概和過人的智慧，擊破了軍統、中統特工的反復勸降，最后邁著從容不迫的步伐，低沉有力地吟唱著《國際歌》、《紅軍歌》，坦然冷靜地走向刑場，席地盤膝緩緩而坐，飲彈灑血慷慨就義。 1955年，經過20年的努力尋找，遺孀楊之華終于在福建長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運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周恩來總理親筆題寫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銘。

　　身后第三次遭遇政治沉浮

　　瞿秋白在敵人牢獄中所寫的《多余的話》，曲折地表達了他對共產國際的錯誤指揮和黨內不正常斗爭狀況的批評，展現了作者一生的思想、心理變化，是瞿秋白所特有的，融史、詩、論于一爐的絕妙散文寫作，表露了作者畢生追求的一種文學境界。不了解中國革命的復雜，不具備一定文學修養的人，恐怕難以體會文中所含的深意。

　　1950年，楊之華為四卷本《瞿秋白文集》的出版，曾致函毛澤東，請他為文集題詞。毛澤東欣然命筆，對瞿秋白作了這樣的高度評價：“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他在生前許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并沒有挫下來。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里，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愿向劊子手的屠刀下走去，不愿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腦子想問題的，是有思想的。他的遺集的出版，將有益于青年們，有益于人民的集體事業，特別是在文化事業方面。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把這篇題詞裝進信封，并寫下了“送交楊之華收啟”后卻沒有發出。直到1980年，人們才從毛澤東私人檔案中意外地發現了這件塵封30年、寫而未發的信件。個中原因，至今仍是未解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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