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黃土飛揚之間，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曾奔走在安史之亂的逃亡隊伍中。山川破碎，親人離散，詩人感傷而無奈，奮筆寫下了他千古名篇的第一句：國破山河在。
    １１００多年后，以詩書作為傳家之寶的中國人，從童年就無數次地吟誦這首詩的中國人，被日本鬼子的剌刀逼向了墻角。青磚黑瓦淪陷于鐵蹄之下，飛檐斗拱飄揚起倭寇之旗。
    中國，以謙讓忍耐為美德的中國，先后與２２個國家簽訂過７４５個不平等條約的中國，面臨著別無選擇的選擇：反抗，或者毀滅。

    小窯洞盤整天下的恢宏格局

    曾經行走在逃難人群中的詩人杜甫，已經頂著早生的華發遠去。黃土地上，又出現了一支隊伍。早在九一八事變的第三天，他們就喊出了抗日的口號。即使在身上披冰雪，嘴里嚼草根的時候，這支隊伍都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
    在這支隊伍中，也走著一位滿含赤子情懷的詩人。
    在陜北清澗，剛剛結束長征幾個月的紅軍，在黃河岸邊，又吹響了東征抗日的集合號。
    看著窗前飄落的雪花，聽著遠處隱隱的號聲，身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詩人毛澤東，把目光投向那寫不夠愛不盡的無限江山。在一張小炕桌上，北國風光，在尺牘之間，定格于千里冰封，萬里雪飄。
    中國共產黨人獨特的才華和洞察力，不僅存在于詩詞歌賦中，更在于他們對敏感政治形勢的把握。
    １９３５年年底，在陜北子長縣，一個叫瓦窯堡的地方，中國共產黨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之一，是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這就是瓦窯堡會議。當時的１３個與會者，把一間簡陋的小屋塞得滿滿的。但斗室之小，無礙吞吐山河的氣概；不大的窯洞，盤整的也可以是天下的恢宏格局。誰也不曾想到，遍及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火，竟始于這個小小的窯洞。
    １９３６年７月，曾坐在這間屋子里的與會者之一毛澤東告訴一位美國記者：“蔣介石總有一天要面臨選擇，要么抗日，要么被部下打倒。來自他的將領和抗日群眾的壓力越來越大。他做出決定的時間不遠了?！?BR>    僅僅５個月后，也就是瓦窯堡會議整整一年后，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日。
    在民族的共同敵人面前，兩個政治見解不同的政黨，再次握起手來。
    就在那首著名的《沁園春•雪》問世之時，日本內閣事變，軍國主義的狂妄戰車，擰緊了最后一根發條。
    １９３７年的夏夜，盧溝橋邊，日本侵略者終于再也忍不住自己的貪婪，用刺刀挑開了全面侵華戰爭的帷幕。好戰的日本以為只要拔出武士刀威脅一下，便可以使近鄰臣服，但侵略者失算了。
    中國自此忍無可忍，中國自這一天起無需再忍。這個以前幾乎是在海岸上架起幾門炮就可以占其土地、逼迫其賠款的國家，開始拼死抵抗，打得驚天地、泣鬼神。

    《論持久戰》燃起了全民族的信念之火

    然而，中國軍隊的英勇抵抗，沒有畢其功于一役。盧溝橋事件爆發的１９３７年，中日實力相差巨大。當年，日本鋼產量５８０萬噸，中國僅為４萬噸；日本生產飛機１５８０架、坦克３３０輛，中國為零。
    如果不知當年中國之衰弱，也不了解當時的中國政治之腐朽，就無從感受抗日戰爭之艱苦卓絕。
    在衰微的國力和腐敗的政府統領下，以步槍、手榴彈為主要作戰武器的步兵部隊，面對著已經磨刀霍霍多年的戰爭機器，縱使將士用命作戰，開始的失利也是可以想象的。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盟軍反攻最著名的戰役——諾曼底登陸，是２０世紀最大的登陸戰役，也是戰爭史上最有影響的登陸戰役之一。因其慘烈，被稱為“最長的一日”。在這次戰斗中，盟軍傷亡一萬人。但在中國戰場，以血肉之軀對抗鋼鐵的戰斗處處皆是。淞滬會戰最激烈階段，中國軍隊每天要消耗一個師。
    在抗戰進行到１０個月時，１９３８年５月，不僅東三省難以收復，甚至從山海關到杭州灣，北部、東部中國主要的大城市都已淪入敵囊，上海、南京、太原、武漢相繼失陷，國民政府不得不遷都重慶。
    此時，國內對抗日戰爭的不同看法就出現了。“亡國論”的論調認為，中國武器不如人，和日本人打仗，必然失敗。還有一種是“速勝論”，認為國際形勢一定會發生變化，外國會援助中國的，中國可以在３個月內打敗日本人。上述兩種聲音，影響著抗日大局和人們的情緒。
    這一切，都被站在黃土高原上的毛澤東洞察到了。在窯洞中，苦思良久的毛澤東，提筆寫下了指導抗日戰爭戰略的雄文《論持久戰》，推開了中國軍民對抗戰的困惑之窗。
    延安窯洞冬暖夏涼，但畢竟早晚溫差極大，衛士們為他生上了火盆。由于寫作過于專心，火盆燒壞了毛澤東的鞋子，燙到了他的腳，他才醒悟過來。美國作家特里爾廣泛收集并潛心研究毛澤東生平，寫出了頗具西方風味的《毛澤東傳》。書里有一段關于毛澤東《論持久戰》寫作情狀的描寫：
    “……筆記本旁邊放著一塊石頭，毛手臂酸疼時就緊握幾下石頭使手指得到松弛……當他去吃已不止一次給他熱過的晚飯時，工作人員把這視為一個重大勝利——如此著迷于寫作的政治家真是舉世少有?！?BR>    雄文甫出，亮出了中國共產黨的過人思想，燃起了全民族的信念之火。因此，市面上流行著手抄本、油印本和印刷本多種版本，洛陽紙貴，一冊難求。
    這部后來成為世界十大軍事名著的著作，也引起了對手的關注。中國延安革命紀念館副館長霍靜廉說：“我們這次新館成立的時候，收集了一本日本人印刷的書叫改造，論持久戰是毛澤東１９３８年５月在延安鳳凰山寫成的，而日本人這個雜志１９３８年７月２８日，就公開發表了毛澤東論持久戰的全文?！?BR>    寶塔山，延安的標志。在塔旁邊，有明代鑄造的鐵鐘，黨中央在延安時，曾用它來報時和報警。在抗戰時期，很多人奔著這座寶塔而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發表前后，是投奔延安人數最多的一段時期，最多的時候一天就有１０００人來到延安。一份１９４２年５月日本人出版的《華北共軍現狀》披露，北平大學生到大后方去的占２０％，投奔解放區的則達７０％。
    中國延安干部學院教授劉煜介紹：“原來唐代的時候叫五座城池相連，后來荒廢了，就留了一座延安府的府城了，黨中央進來的時候那里人口就幾千人了，兩道街所有的店鋪加起來１２３家，確實算是彈丸之地，但是為什么它在抗戰中成為人民心目中的圣地，這個原因不是別的，就是因為延安抗日”。

    愛潑斯坦寫給日本裕仁天皇的信

    陜西延安革命紀念館里珍藏著一張已經泛黃的明信片，上面有美國記者愛潑斯坦于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６日親筆寫給日本裕仁天皇的信。
    這一年的８月，愛潑斯坦等三名外國記者從延安赴前線，他們對八路軍戰士、支援抗戰的群眾、日軍俘虜進行了廣泛采訪。在山西乾縣，愛潑斯坦來到八路軍剛剛攻克的一個日軍指揮所，發現了一張日軍留下來的空白明信片。回想起這些天的所見所聞，愛潑斯坦立即提筆在這張明信片上給日本裕仁天皇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我們在這里，在最近的幾個星期里，與很多日本人談過。這些日本兵原是被八路軍俘虜過來的，他們現在了解到你們所發動的戰爭是罪惡的，必然是要失敗的?！?BR>    由于郵寄條件有限，這張明信片沒有寄出去。但作為對自己在延安５個月工作生活的紀念，愛潑斯坦先生一直珍藏著它。
    另一位美國記者則在他的采訪手記中這樣描述：“令人最難忘的，是農民出身的普通士兵。盡管他們身上長滿虱子，沒有分文軍餉，忍饑挨餓，受盡凌辱，卻以其不可思議的自我犧牲精神，使生命的價值彌為珍貴，一個偉大民族的謀求生存、自強不息的斗爭也因而成為一項崇高的事業?！?BR>    這位美國記者描寫的就是那些被中國共產黨發動起來并最終匯成了抗日洪流的普通百姓。他們在走上前線時，三分之二的人手中握的還是大刀長矛。槍支彈藥，要靠自己從侵略者手中奪取。
    直到抗戰勝利，總數超過９０萬人的八路軍也只有３７萬支槍，平均３個人一支槍，每支槍平均不足２０發子彈。
    處于延安王家坪的中央軍委大禮堂，會場中，懸掛的仍是當年抗戰勝利后的慶祝標語。老八路賀樹才回憶說：“日本一投降我記得印象可深了，晚上了，家里吃飯了，聽見街道上敲鑼打鼓的開始了，我們不知道什么事，說日本投降了，哎呀大家高興的，我記得那時候都大了，十四五歲了，就碗一放趕快就跑下去了，學校同學組織起來了，就參加游行。我們來到橋兒溝，那時候沒有車，就是步行了，到了城里頭。魯藝學院的學員都化妝起來，扭秧歌，吹喇叭，打著鼓一塊聯合在一起，就在延安城里游行，上了寶塔山，這我印象最深了”。
    從１９５９年到現在，共有３００多位老紅軍老八路在延安的八一敬老院安享晚年。湊到一起，聽力都不如當年的老人們，會各說各的打仗故事。老人們最愛的，是他們的勛章。有些人甚至從來不讓別人碰自己的勛章，換洗衣服時，自己動手把勛章換到干凈衣服上去。他們解釋說，這是勛章，是我打仗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