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2年4月 作者：潘 維

　　摘 要 一旦治國集團的頂層失公心而謀私利，不再遵從民本思想，績優原則、分工制衡被侵蝕，這個職業治國集團就會腐朽、分裂，王朝也在內外交困中崩潰，國家就衰落。這是中國王朝更替、國家興衰的根本原由。在新形勢下，領導世界第一大黨的中國共產黨，欲堅持群眾路線，保持執政活力，就只能闖出條新路。這條新路的可能前景是：共產黨領導人民重建扁平的“社區自組織”，以社區(和單位)人民的“自組織”為“人民當家作主”的“至上”機構。

　　關鍵詞 治理 責任 道義 民本主義 群眾路線

　　人類管理社會的手段相通

　　中世紀的歐洲政治盛行“蒙昧主義”(obscurantism)，把人類分成“基督徒和異教徒”兩類。“啟蒙運動”就是針對“蒙昧主義”的。當代政治也盛行蒙昧主義——把政府分成“民主和專制”兩類。說明不了豐富多彩的現實，就有西方學人發明“民主的專制”及“專制的民主”之類含混矛盾的概念。

　　人類是相同的，管理人類社會的手段也是相通的。正如亨廷頓所稱，“世界各國政治最重要的差異不在政府的形式，而在治理的程度”。①

　　治理社會的基本手段只有四種。世界各地的政府，無論其形式如何，都混合使用這四種最基本的手段來管理社會，只是側重和程度各不相同。

　　第一種——執法(adjudication)：以壟斷暴力為后盾，執行關于社會秩序的規則。第二種——問責(accountability)：代表強大社會集團的利益。②第三種——責任(responsibility)：平衡(部分與整體、現在與未來、變化與穩定的)利益。第四種——道義(justice)：通過塑造價值觀而“建構”和“凝聚”利益。

　　因為歷史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人類管理社會的手段有明顯的形式差異。很遺憾，自古希臘以降，很多大國的政治家為了自己國家或政府的利益，抹殺歷史條件，夸大政府形式差異的作用，讓不同地區的人們相互憎惡，而非相互尊重。正如相鄰的雅典與斯巴達城邦在社會管理方式上并沒有根本區別，也不可能有根本區別。兩大城邦本可以成為拉動希臘城邦世界進步的兩駕馬車。但政客們煽動對彼此制度的蔑視，奠定了爆發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群眾基礎。這場戰爭終結了兩大城邦，也終結了古希臘的所有城邦。

　　中國政府強調責任和道義

　　與歐美各國政府不同，中國政府在治理上較少強調“執法”和“問責”，較多強調“責任”和“道義”。這種情況主要來自中國的社會結構。

　　自秦漢以降，中國社會主要由自給自足的獨立小農家庭構成，幾乎是一盤散沙。在狩獵游牧航海傳統中形成的社會，就比較看重等級和紀律。中國社會一直有貧富差異，但就農耕而言，中國地廣人稀，不采用長子繼承制，所以“富不過三代”，形不成穩定清晰的“階級”。缺乏階級分化就缺乏階級意識，就有了非階級的“百姓”這個統稱。百姓都做“發財”夢，遠甚于“美國夢”。能推翻王朝的是“農民起義”不是“貧雇農起義”，因為起義并非只代表貧苦農民，而且推翻王朝之后還是采用舊制，并非推翻“階級制度”的“社會革命”。缺少階級分化和階級意識的社會是“自由”社會。因此，用西式社會分層理論和社會階級及社會集團理論來理解中國，解釋力就不強，“水土不服”。與西方不同，中國的“現代化”與推翻社會固定分層的“社會自由”或“階級解放”沒什么關系。

　　缺少分化的社會催生了三大政治結果。

　　第一，中國缺少西式“法律主義”(legalism)傳統。在獨立自足和充滿真實和虛擬血緣關系的家庭之間，執法無需嚴格，嚴格執法的成本太高，法律也就不“神圣”。執行道德原則中的“天理”和“人情”比執行“國法”重要得多。斯科特稱農民社會的經濟是“道義經濟”;③農民社會的政治則應是“道義政治”。當代相互依存的城市生活要求嚴格執法，但那與法律主義傳統中的“社會契約”不同，并無強烈的政治含義。西方的“法”(law)是“神圣的”，《圣經》稱其來自神與人的“社會契約”，而今則是“人民”與政府的契約。西方的“法”還是“自然”的硬約束，物理的自然規律也是law。因此，法律判決，無論對錯，都是要接受的，否則會被整個社會唾棄，也會遭到極其嚴厲的懲罰。而在中國，“法”不過是一些人定的“方法”或者“辦法”，沒有在西方那么大的權威或政治含義。在中國，“法治”被理解為嚴格執法，以保障城市人相互依存的生活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在中國是重要政治機構，但其重要性并非來自其為“立法機構”，立法不是中國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

　　第二，在中國，向自己代表的社會集團“問責”缺少“合法性”，即缺少正當性。中國社會缺少清晰穩定的社會分化和分際，比如階級和階級界限。中國社會有(四民)“分業”，但無論士農工商，根本都屬于“農民”家庭。④如此，社會呈“一盤散沙”狀態，“階級統治”很難生存，集團問責也就難以生存。⑤在缺少利益分化及利益分際的社會，讓利益集團的代表來執政缺少“正當性”。用西方概念表述就是缺少“合法性”。這個中國傳統延續至今。“利益集團”主導政治在西方是“合法性”的基礎，是(西式)民主的本意;但在中國就“不正當”。在西文里，“黨”是社會某個“部分”(part)的利益代表。在中文正體字里，“黨”是個貶義詞，由“尚黑”兩字組成，與光明正大相悖。“結黨”必為“營私”;“黨爭”是劣政和“自私自利”的代名詞。所以，中國士子有“君子不黨”的明確政治傳統，要求官員施政出于“公心”。而今，中國大眾傳媒常把自認是“壞”的政策歸咎于“利益集團”，如同美國傳媒給“壞”政策貼上“社會主義”標簽。

　　第三，中國政府的正當性來自依照“倫理道義”對“百姓”承擔“責任”。這是由一個職業治國集團來承擔的。自兩千二百年前中國形成統一大國(公元前221年)，歷朝歷代的中國社會都由“中立”的職業治國集團領導。其管理對象是一盤散沙的、自由獨立的農民“家庭”。這個集團在政治上強調“道義”，即扶老攜幼的家庭倫理道德，以德服人;在行政上強調“責任”，即以照看百姓福利為“本”(職)。由于社會結構不同，中國政府與歐美政府“正當性”的來源不盡相同，前者來自強調“倫理道義”和“責任”，后者來自強調“執法”和“問責”。

　　“中立”是為方便西方知識界理解而使用的概念，是想指出，不由集團利益代表組成的政府也可能是個“好”政府。但“中立”并非是對中國傳統政府的準確表述。既然社會缺少穩定清晰的分際，何來“中立”?在“大一統”的利益下，僅靠“中立”無法獲“天命”。正所謂，“皇天無親，唯德是輔”。⑥

　　治理中國社會靠的是職業治國集團的“杰出”(官稱，“先進”)而非“中立”。

　　中國的“民本政體”

　　“杰出”(outstanding)不是同歐美政府比。“杰出”指的是在一盤散沙的中國社會中“脫穎而出”。中國政體的核心特征是杰出的，“學而優則仕”的職業治國集團。其杰出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是思想上杰出，聲稱堅持“民本主義”。中國的職業治國集團要求其成員擁有超越一般百姓的政治思想，即“民本主義”。民本主義源自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其含義簡單明了：政府存在的全部意義在于服務“百姓”的整體福祉，否則理應被人民推翻。此思想源于《尚書》所稱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既然“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而且“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傷害了百姓福祉就“失天命”，就發生“革命”。⑦民本主義后來成為儒家思想的核心，亦是一千七百年選官考試和拔官考核的基本原則。當然，思想與現實不是一回事，而且從來就不是一回事，在哪里都不是。“民治”(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也是思想，不是現實。但思想影響現實，人民能用這思想來衡量和挑戰現實。思想為改善現實提供依據。沒有民本或民主思想，中國或歐美的現實將完全不同。

　　第二是組織上杰出，聲稱官員的選拔遵從考試加考核的“績優準則”(meritocracy)，逢選必考，無功不拔。這種“業績制”與西式“選舉制”同樣基于競爭。執政集團的官員靠政策競爭來獲得出色政績。中國土地遼闊，東西南北各地社會條件不同，社會價值觀念也在不斷變遷，不得不包容“因地制宜”和“因時制宜”的政策，包容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彈性。在前三十余年的開端，安徽和四川領導采取了不同于眾的政策，效果很好，雙雙被提拔為頂級官員。三十年后的今天，廣東和重慶分別采取了相當不同的政策，引起世界矚目。中國的政策和政績競爭是世界各國中最激烈的，有時甚至可稱“慘烈”，還為弄虛作假提供動力。政績競爭是中國職業治國集團獲得生命力的源泉。當然，純粹的績優準則，正如純粹的多數決選舉準則，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存在過。裙帶、金錢、關系，在世界所有的選官制度中都發揮作用。然而，績優制的確與西式選舉制有重要區別。政治上統一的職業治國集團使得績優制成為必然。

　　第三是歷史悠久的分工制衡機制，用于防錯糾錯。中國由政治思想統一的職業治國集團領導，無法“分權制衡”，卻有“分工制衡”的悠久歷史傳統。⑧而今，我們不僅能見到來自大眾輿論從民本主義角度挑戰官員行為的“軟”制衡，而且看到黨政“雙行政系統”本身的分工制衡，還有彈性的中央與地方關系，加上年齡限制的任期制，官員定期輪崗和地域交流制，紀檢監察機構，各級人大、政協、法院和信訪機構，還有各部門職責之間交叉的灰色地帶，當然還有黨內的“民主集中制”。分工與分權一樣能達到制衡效果，因為分權制衡的基礎也是分工。一個政體，沒有制衡機制，斷然不可能長久生存。但制度不是萬能的，同樣的分權制衡，在拉美、印度、非洲都起不到在歐美的效果。分權制衡的典范是美國，美國政府也犯重大錯誤，因為難以制衡能控制政府的華爾街和軍工集團。

　　政體的差異可以從四個基本方面來考察。第一是政治思想，即人民與政府關系的思想;第二是主要的執政機構;第三是選官方式;第四是防錯糾錯的辦法。不同政體通常依照其政治思想的名稱來命名。歐美政體稱為“民主政體”，中國政體可稱“民本政體”。民本政體有四個支柱，第一是民本主義思想，第二是職業的治國集團，第三是官員的績優選拔，第四是以分工制衡來防錯糾錯。

　　在缺少社會分化條件下，由職業治國集團來“治國平天下”，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統一，內部成員卻在政績和政策上激烈競爭，就維持了富有彈性和活力的中華大一統，構成了世界政體中的一個獨特“物種”——“民本政體”。這個政體“物種”并不能保障國家長生不老。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人性而已。一旦治國集團的頂層“入奢”，失公心而謀私利，不再遵從民本思想，績優原則就被侵蝕，分工制衡也被侵蝕，這個職業治國集團就會腐朽、分裂，王朝也在內外交困中崩潰，國家就衰落。這是中國王朝更替、國家興衰的根本原由。

　　制度是人造的，也是由人來執行的。活人能夠輕易繞開或者改變死制度。政治制度不是“永動機”，人也不是機器，沒有任何制度能讓“人”領導的“國家”永葆青春，逃出興衰循環的法則。長壽之方是科學，長生不老是神學。

　　令人驚異的是，中國的職業治國集團不斷隨王朝更替死而復生，與朝代和國家共興衰，始終管理著世界上規模最大，差異也最大的社會。民本政體延續了兩千多年，“超越”了(中國的)國家興亡，是世界上持續最久的政體。“中華文明”延續的根本內容是什么?若非這制度文明還能是什么?

　　“黨”在現代中國的演化

　　自1640年到1840年的大約兩百年間，拉美玉米和土豆等薯類糧食作物進入中國，人口爆增，從1億變成了4億。每遇天災，就出現數以百萬計的“流民”，中央政府對地方逐漸失控。1840年，工業強敵入侵了農業社會的中國，自此中國內外戰爭頻繁、社會混亂。清王朝在內外交困中艱難維系了半個多世紀，轟然倒塌，各地鄉紳如同斷了線的風箏在各種內外勢力間飄蕩，導致了“半封建”社會。由于不平等和不公正現象四處泛濫，“革命”成為社會普遍歡迎的概念。與此同時，西學東漸，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思想傳入中國，代表不同“階級”的西式“政黨”在中國思想界逐漸獲得了“正當性”。《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收錄的頭兩篇文章是“階級分析”的典范，確立了毛澤東革命理論家的地位。⑨中國共產黨似乎運用西學理論成功地推動了中國革命。然而，即便在革命時期，“統一戰線”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大“法寶”之一(另兩個是“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其實是以往新朝“均田地”政策的延續，既非“資本主義”，亦非“社會主義”，稱為小農社會的保守主義可能更恰當。

　　在“革命”完成后的三十年，中國共產黨繼續了“階級斗爭”路線，但國旗五星紅旗中的大星代表黨，團結其他四個小星，分別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還是“統一戰線”。階級斗爭概念在“文革”時達到了頂峰，但“打倒”的并非“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的“思想”和“分子”。在其后的三十年，中國共產黨逐漸淡化了“階級利益代表”的認同，強調“三個代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進文化，代表先進生產力)強調“和諧社會”，回到了中國社會整體利益代表的傳統認同。中國其他的“黨”則是“參政黨”，認同中國共產黨，認同中國人民的普遍利益，并非階級或利益集團代表。

　　許多學人指稱，市場經濟導致中國出現階層或利益集團分化。⑩西方的“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理論是階級斗爭和多黨政治信仰的前提條件。中國而今有貧富分化;但中國傳統農耕社會也不乏貧富分化。只要“富不過三代”，就無法形成階級的政治力量和文化意識。越來越多的職業劃分，并非社會公認的社會地位高低之分。中國過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屬于農民家庭，中國今日工商企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家庭企業，依然是“一盤散沙”。自古至今，中國社會都是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中產”社會。所謂“培育中產階級”，雖在新聞界熱炒，卻是個偽命題，因為把“中產”定義為城市里有某種固定政治傾向的富人。中國“富人”占人口比例很小，而且都是最近二十年才“致富”，父母和兄弟姐妹或許就是農民、工人、甚至下崗工人。中國社會存在著一個世界上最美麗的“社會意識錯亂”——普通人爭相致富，富人認同普通人。所謂“富二代”和“官二代”是貶義詞，直指怪異行為。“富人俱樂部”非但不似在歐美那樣受敬重，反而是大眾媒體譏諷的對象，暗指其為妓院。

　　在當代全球激烈競爭的工商界，“富不過三代”不僅是中國的傳統和現實，也正成為世界的現實。歐美“成熟”的市場經濟沒有強化階級界限，反而淡化了階級界限，導致了中產化，導致了歐美政黨的“中立化”和“全民化”(catch-all party)，導致了政黨政綱的“趨同”。歐美學界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就開始談論“政黨政治的衰落”，而且于今為甚。現在，對抗性的政黨政治是落后的典型表現，最具對抗性的政黨政治都發生在落后國家。如此，中國政治何以應當“退化”為利益集團競爭的“民主”舞臺?

　　臺灣地區今日似乎有“兩黨制”，但國民黨和民進黨爭相宣稱自己是“超黨派全民代表”。該兩黨的分歧不在于經濟社會政策，更非代表社會不同階層，而在危險的“國家認同”。若談政策區別，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政策，在正式出臺之前的討論遠較西方激烈。爭論的不是稅收增減一、兩個百分點，甚至是收或不收房產稅。

　　在缺少社會集團分際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不可能是歐美那種“議會黨”，在議會中分成“一黨、兩黨、多黨”。中國共產黨是個延續了中國政治傳統的職業治國集團，思想上依舊信奉民本主義，組織上依舊執行績優制和分工制衡制，成員們在政績和政策上依舊激烈競爭。簡化字的“黨”不復由“尚黑”二字組成，而是“尚兒”——還是照顧百姓福祉的“大家長”。

　　類似歷朝的治國集團，中國共產黨目前發揮七個核心功能，身系華夏“大一統”。

　　第一，制定全國統一的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線，抵制社會分裂和沖突。

　　第二，維持行政統一、政令通暢，抵制地方保護主義。

　　第三，維持績優選拔，抵制血緣、地緣、裙帶、派系主導官員選拔。

　　第四，統一指揮武裝力量，抵制軍事割據。

　　第五，維持邊疆地區的向心力，抵制族裔分裂主義。

　　第六，維護世俗政府傳統，抵制宗教勢力干政。

　　第七，領導全國“統一戰線”，并凝聚海外華人、華僑的愛國力量。

　　中國共產黨與傳統治國集團有三大不同之處。首先，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目標是帶領“中華民族”完成“國強民富”的“現代化”任務;而儒門弟子的目標是“天下(太)平”——那個時代的“天下”環境簡單，沒有民族國家，無需謀求“發展”。其次，中國共產黨擁有嚴密的組織紀律手段——民主集中制，以適應現代的國家間競爭。傳統治國集團目標低，組織上就相對松散。最后，中國共產黨發明了“群眾路線”，成為共產黨生命力的源泉，既適應革命時代動員人民的要求，也適應教育普及條件下人民政治參與的要求。

　　什么是群眾路線?毛澤東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就是我們的出發點”。“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

　　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也有兩大不同。第一，蘇共是“立國為黨”，是黨國(party state)。中國共產黨是“立黨為國”，是國黨(state party)，是中國人民的“黨”。第二，蘇共是世界黨、傳教黨，目標是在全世界擴散共產主義，與美國傳“自由民主”之教類似。而中國共產黨盡管懷有孔子的“天下大同”理想，卻立足中國，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不自稱世界上唯一正確，也不以消滅其他制度為目標。

　　新困難與新道路

　　與中國政治不同，美歐實行“現代”政黨政治，不要求官員“知識化”，沒有學歷要求，無需每天加班及周末無休，無需為職務升遷進黨校“培訓”，更談不上追求“理論創新”。而且，西方社會的管理水平并不低于中國。既然西式政治普遍被稱為“先進”，為什么中國依然延續職業治國集團的老辦法?可以用兩點結論來回答這個問題。

　　第一，由于社會缺少清晰、穩定的利益集團分際，也缺少法律主義傳統，中國出現政治上統一的執政集團是必然的，也在中國擁有政治文化上的“正當性”。因此，中國共產黨身系國家治亂興衰，如同傳統的職業治國集團。

　　第二，如同傳統的職業治國集團，中國共產黨之興衰取決于其“先進性”的興衰。黨興則國興，黨衰則國衰。治國集團喪失“先進性”體現為三個方面。第一，思想墮落，不再為人民負責，則為公的“民本主義”信仰必被形形色色為謀私利辯護的“主義”所取代。第二，組織渙散，紀律松弛，貪污腐敗，則“績優選拔”的人才原則必被“結黨營私”取代;分工制衡機制也就不復起作用了。第三，脫離群眾，害怕群眾，拒絕群眾監督，拒絕群眾批評，“政績和政策競爭”必被阿諛奉承和欺上瞞下取代。如此之治國集團，就會蛻化成缺少生命力的、脆弱的、“尚黑”的特權集團。

　　所有國家都有興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也不例外。中國主要朝代的壽命相當長，平均約三百年，秦漢、隋唐、宋明清就能概括中國近80%的王朝史。但二、三十年的短命“朝代”也不鮮見。一旦職業治國集團無力強調責任和道義，就進入衰敗期，就只能靠“執法”和“問責”的激素來茍延了，如同1948到1949年間的國民黨。那時，“執法”演變成抗暴，“問責”演變成下臺、換班、大分裂的鬧劇，接下來就是民不聊生和兵敗如山倒。

　　中國共產黨雖已成立九十年，但執政方過一個甲子，僅及中國主要朝代平均壽命的五分之一。其近期前景取決于解決好下述新的基本政治矛盾。

　　作為執政黨及雙行政系統之一，共產黨必然“變質”，從“扁平組織”變為“科層組織”，用全國統一的法治來管理國家。如此“變質”是建設事業“辦大事”的需要，理性化、知識化、專業化、法治化，層層相連。但科層體系“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必然脫離千家萬戶的群眾，再也無法像扁平組織時期那樣為百姓“挑水掃院子”，為家家戶戶“排憂解難”。于是，一方面，由于科層化和法治化，黨政體系“辦小事”的能力嚴重退化，有心無力，無法解決群眾五花八門的生活矛盾，而“國法”也無力滿足社區內部關于“公正”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人民的自組織坍塌了，科層體系無法“對接”億萬無組織的個人和家庭。于是，億萬個體的“人”去找一個統一的、依法辦事的科層系統去要求“公正”，使得“潛規則”盛行。于是，“維穩”與“維權”成了一對大矛盾。

　　西方分裂的社會結構導致強大的宗教傳統和法律主義傳統，使之可以輕易通過法院、教會和公民自組織“辦小事”。小國寡民也比較容易解決這類問題。在新形勢下，領導世界第一大黨的中國共產黨，欲堅持群眾路線，保持執政活力，就只能闖出條新路。

　　這條新路的可能前景是：共產黨領導人民重建扁平的“社區自組織”，以社區(和單位)人民的“自組織”為“人民當家作主”的“至上”機構。《周易》稱，陽上陰下即為“否”，因為陽氣上升，陰氣下降，陰陽背道而馳就無法相交。所以，“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又曰，陰上陽下，乾坤倒置為“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如果所有的科層領導都有在扁平的社區自組織服務的經歷，在升遷之前重回社區參加組織工作，在退休之后還去擔任社區的“鄉紳”，人民“辦小事”的需求就能解決，中國共產黨也就能接上“地氣”。

　　當然，天下本無絕對的新鮮事。中國的傳統治國集團是依靠這類非科層的扁平組織而獲取“天下平”的。我指的是獲得政權大力支持的，在“鄉紳”領導下的宗法、宗廟組織。那時，“鄉紳”們一只腳在社區里，另一只腳在政府里。而且，宗法、宗廟的信仰，天然與職業治國集團的治國理念相契合，即家國一體“以孝義治天下”。

　　歷史是開放的

　　若我們把天下文明分成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即為來世的烏托邦犧牲現世的物質享受)、制度文明三個組成部分，中華文明乃是最多物質主義，最少精神文明的。中華物質和精神文明的不平衡由制度文明來彌補。被稱為“儒家思想”的民本主義，實質是制度文明的思想結晶。百年來，西學占壓倒地位，中華制度文明被國內外學人痛斥為落后乃至野蠻。然而，那只是因為在農業財富到工業財富的轉型中，中國的物質財富積累慢了一步。?“啟蒙”時代之后，物質主義占了上風。當中國由工業生產而來的物質財富積聚到了一定程度，中華制度文明的精致會為世人所注意、研究、理解、尊重。

　　一神論的思維方式與多神論及其衍生的無神論思維方式很不同。世界的未來是開放的還是目的論的?若人類制度的將來有事先設定的目的，就有“普適”的制度模式，就有線性發展的“階段論”，就有天使與魔鬼的二元論，天使必然戰勝魔鬼。然而，制度不是“永動機”，不可能阻止國家衰落。人類歷史的將來是開放的，二十世紀的蘇聯模式和美歐模式就都只是歷史的一部分，21世紀新興的“中國模式”當然也是。

　　取經文明比較容易相信多元主義。傳教文明則信奉一神論，習慣于善惡對抗的二元主義思維。在取經文明中，制度研究是為獲取新的知識。在傳教文明中，制度文明是為“拯救全人類”。當預設的制度成為宗教，人類歷史就不再開放，而是個絕對的、有終結的、早被一些思想精英設定了的“必然王國”。

　　啟蒙的本意是消除迷信。但總會有人把傳播迷信當“啟蒙”。制度迷信是當代世界最大的一個迷信，荒唐到可以為無端殺戮別國人民而辯護。

　　制度是人類社會的結果還是原因?

　　注釋

　　①[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此書開篇首句即鄭重宣稱：“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distinction among countries concerns not their form of government but their degree of government.”

　　②沒有哪個大國政府能承擔得起向個人問責的成本。問責只能針對集團利益，而且是比較強大的社會集團。

　　③[美]詹姆斯·斯科特：《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程立顯，劉建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年。這本書主要闡述如下道理：在農民社會，源于對食物短缺的恐懼，經濟準則服從道德原則。

　　④左丘明著《國語·齊語》，記載了2700年前管仲對齊桓公提出的“士農工商，四民分業”。戰國諸子著作中對“四民”的職業分工多有記述。《荀子·王制篇》稱，“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荀子還稱，“至平”的社會是，“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荀子·榮辱篇·第四》)。分工差異與階級差異和階級斗爭不是一回事，更非零和式的權力對抗關系。

　　⑤在非西方的議會，因為缺少穩定和邊界清晰的利益集團，小政客們為博取新聞上鏡，往往成為“議會攪屎棍”。故議會聲譽低下，政治地位也比較低。

　　⑥《尚書·周書·蔡仲之命》。在中國，天命即人民共同愿望之命。

　　⑦分見《尚書·夏書·五子之歌》和《尚書·周書·泰誓》。“天命”即“民命”是中國士子們始終信奉的。

　　⑧關于中國監察制度史的文獻非常多。例如：邱永明：《中國古代監察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該書追溯了自先秦到清朝的監察制度演化。

　　⑨兩篇文章分別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⑩比如，陸學藝教授編著：《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以及之后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兩者在政治含義上是有張力的。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合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095~1097頁。

　　?《周易·彖辭上傳·否卦》和《周易·彖辭上傳·泰卦》。

　　?工業財富與農耕財富有本質區別：第一，農業生產以季節計算，工業生產按秒計算;第二，工業生產創造新需求，農業生產不創造新需求;第三，農業生產增長主要增加人口，而工業生產增長能增加物質財富。

　　Social Origins of the Chinese Minben Polity

　　Pan Wei

　　Abstract: Since the arrival of industrial age, the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institutional setting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been a target of negation from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China. However, the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 could well be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so called "longest continuing civilization." This article describes its sophistication–a four–pillar minben polity, explains its social origin – from an "undifferentiated" society, and predicts a growing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its value – inspiring for other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Administration duty, responsibility, minben polity

　　【作者簡介】潘維，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陳翰笙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世界政治理論、中國政治、比較政治、中外政治制度比較等。主要著作： 《農民與市場——中國基層政權與鄉鎮企業》、《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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