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來，一提到殷都朝歌，人們便會想起當年殺人成癖、嗜血成性而又沉溺酒色、奢靡腐化的紂王帝辛，他的“暴君”形象世代相傳，并在人們心目中根深蒂固。

　　紂王真有那么壞嗎?中國古都學會理事、河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委員王革勛及長期致力研究殷商歷史的淇縣學者閆玉生、岳武佐、高水然、石同勛等對此卻不以為然。

　　本報《文化鶴壁》欄目曾在有關文章中提到過帝辛時期的那段歷史，文章刊發后，殷商故都淇縣及安陽市的多位知名學者向記者闡述了他們對帝辛的看法，并希望通過本報對帝辛作進一步介紹。這些學者認為，時代發展到今天，“勝者為王敗者寇”的觀念已經過時，人文主義思想正在深入人心，應當本著去偽存真的精神來客觀地評價紂王帝辛。正如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為帝辛大聲疾呼時所說的那樣：“方今人民已作主，權衡公正無偏誣。誰如有功于民族，推翻公案莫踟躊。”

　　帝辛何以成“暴君”

　　現任中國古都學會理事的王革勛是我省著名的歷史學家，他在約見記者時說，世人把商紂王的罪惡說得跟夏桀王的罪惡一模一樣，夏桀王有肉林酒池，商紂王也有肉林酒池;夏桀王寵信妺喜，商紂王寵信妲己;夏桀王囚禁成湯，商紂王囚禁姬昌;夏桀王殺關龍逢，商紂王殺比干。夏、商這兩個君王就像是從一個模子里出來的，夏桀王的罪惡就是商紂王的罪惡。再說炮烙之刑，它本來是夏桀王發明的，也被說成是商紂王的專利。僅這一點就能說明從周朝開始后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宣傳家在攻擊商朝時是不擇手段的。

　　“殷商滅亡后，紂王的罪狀隨著朝代的更迭逐漸增加到了70多條。”王革勛說，周武王在為攻打紂都朝歌作戰前動員時僅列舉出紂王的6條罪狀：酗酒，不用貴戚舊臣，重用小人(出身卑賤的平民)，聽信婦言，信奉有命在天，不注重祭祀。從這6條罪狀中根本看不出紂王有一點兒“暴君”的影子。

　　近代的史學家顧頡剛對紂王的每條罪狀發生的時間次序進行過考證，并寫了《紂惡七十事發生的次第》，文中指出：紂王的70條罪狀是從周朝開始陸續加上去的，“戰國增二十項，西漢增二十一項，東晉增十三項”，“現在傳說的紂惡是層層累積發展的，時代愈近，紂罪愈多，也愈不可信。”換句話說，紂王的罪名有很多是后人添加的，其真實性值得懷疑。

　　一開始，《尚書》中只記載了周武王給紂王定下的6條罪名，其中有的罪名用今天的價值觀來看還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到了春秋時期，紂王的罪狀又增加了一條，即“比干諫而死”。戰國時期，對于比干的死又有了不同的說法，有的說他投水自殺，有的說他被剖心而死。西漢司馬遷的《史記·殷本紀》問世后，早已不在人世的紂王變得更壞了，如：“重刑辟，用炮烙之法”;“九侯女不意淫，紂怒，殺之”;“脯鄂侯尸”;“剖比干，觀其心”等等。到了晉朝人的筆下，紂王變得更加殘忍了，他為了滿足蘇妲己的好奇心，解剖孕婦讓蘇妲己看胎兒的模樣。這時的紂王已經被描繪成了毫無人性的暴君。

　　令人費解的是，在視紂王為敵的周朝的史料中，對紂王嗜血成性、濫殺無辜之類的行為卻沒有記載，周朝滅亡以后，紂王的罪行卻越來越多。就連被后人尊為“史圣”的司馬遷在《史記》中也把紂王對中華民族的統一和華夏文明的傳播做出的貢獻給忽略掉了，而且他根據《尚書》等先前史料的記載和周朝以來的謠傳，也說紂王荒淫無道，“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慢于鬼神(怠慢鬼神)”等等。這也許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瞞和騙”的歷史。

　　周武王最先讓商紂王身敗名裂，后來那些人云亦云的史學家是很好的幫手，將殷商這個當時世界上強大帝國的末代國君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更讓紂王臭名遠揚的是明朝的神怪小說《封神演義》，這部虛構故事情節的作品把紂王刻畫成了衣冠禽獸。

　　紂王何至于被后人一步步地丑化?王革勛說，根本原因還應當在于周朝，正像有人所說的那樣，歷史一般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商朝被推翻后，周朝要籠絡民心、鞏固政權，新的統治者絕不會說前朝天子紂王的好話，勢必要對紂王造謠中傷。由于是謠言，當時不會記入史冊，而時間長了會以訛傳訛，后人將假的也當成了歷史記錄下來。再說紂王早就死了，再怎樣編排他也無人問責。就連《史記·序》中也說，其中有些史料取材于“舊俗風謠”，難免“殘缺蓋多”。

　　然而，假的永遠是假的。早在春秋時期，子貢便開始替紂王鳴不平：“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到了明朝，學者羅泌在《桀紂事多失實論》中指出，紂王之罪與桀王如出一轍，桀紂不分，都是出于模仿。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說他自己對《武成》這篇文章只相信其中的一小部分罷了。假如周武王果真是仁人君子，那么仁義的周武王在攻打不義的商紂王時怎么還能讓戰士們的血把木棒漂起來了呢?

　　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在評價紂王時說：“紂王這個人對我們民族發展上的功勞是不可淹沒的。殷代末年有個很宏大的歷史事件，便是征伐東夷、經營東南沿海。這件事幾乎被周朝以來的史學家完全抹殺了。這件事在我看來，比起周人的翦來殷室于我們民族的貢獻更偉大。”郭沫若還賦詩曰：“勿謂殷辛太暴虐，奴隸解放實先驅。武王克殷實僥幸，萬惡朝宗歸紂身。中原文化殷始創，殷人鵲巢周鳩居。殷辛之名當恢復，殷辛之冤當解除。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偉古無侔。但如溯流探其源，實由殷辛開其初。方今人民已作主，權衡公正無偏誣。誰如有功于民族，推翻公案莫踟躇。”

　　毛澤東也不贊成把紂王看成壞人，他說：“紂王是很有才干的，那些壞話都是周朝人講的，就是不要聽。”

　　2001年出版的《新華詞典》對“紂王”一詞是這樣解釋的：“商朝最后一個國君，對中國古代的統一和各民族文化交流與發展有過一定貢獻。”當今典籍開始對紂王有了公正的評價。

　　紂王與牧野之戰

　　“紂王在位50余年，是叱咤風云的一代帝王，也是個失敗的帝王。”淇縣學者岳武佐說，紂王繼位時面對的是個風雨飄搖的爛攤子，外有來自四面八方的方國和部落的侵擾，內有王室與貴族之間的爭斗。他勵精圖治，宏振殷邦，經過數十年的對內整治和對外征討，化解了先王無力解決的這兩個難題。這期間，殷商的疆域空前擴大，中原文化向四海傳播，殷商王國一度成為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可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后，一場“血流漂杵”的牧野之戰讓“如鐵桶一般”的紂王江山“忽拉拉似大廈傾”，殷商王朝更名易主，被西周取而代之。

　　“牧野之戰實質上是一場內外勾結的軍事政變。”岳武佐引經據典地說，《呂氏春秋》中記載，周武王在進攻紂都朝歌之前，與微子集團已經訂好了里應外合的盟約，“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何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日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不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

　　膠鬲是紂王的重臣、微子的心腹。上述記載透露出玄機，“殷使膠鬲候周師”中的“殷”指的并非是紂王，而是微子。這段記載把周武王與微子叛國集團合謀攻打朝歌的時間說得一清二楚。

　　《呂氏春秋》中把周武王與微子集團訂立的賣國條件也說得很清楚。與膠鬲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與微子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微子和膠鬲就這樣被周武王收買了。

　　岳武佐說，史料記載，牧野之戰發生時，紂王主力部隊遠在東夷打仗，紂王是在甲子日早晨才得知周兵來犯的消息，而且戰爭在當天就結束了。由于有微子等人做內應，一個小小的附屬國長驅直入、輕而易舉地攻到朝歌城下，而紂王的烽火臺和情報人員早已被微子掌控了。

　　牧野之戰實際上就是牧野政變，是一場里應外合的軍事政變。紂王臨被燒死的時候可能也沒有看清這一點。

　　毛澤東在談到這段歷史時曾經說：“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的人。他伐東夷打了勝仗，但損失也很大，周武王乘虛進攻，結果使商朝滅亡了。”“當時微子是里通外國。為什么紂王滅亡了呢?主要是微子反對他，還有箕子反對他，比干反對他。”

　　“毛澤東對紂王及牧野之戰的評價是很客觀的。”岳武佐說。

　　紂王與比干之死

　　千百年來，人們普遍認為比干被紂王剖心而死。《尚書》《史記》和《封神演義》都記述了比干之死，可是又都對比干之死難圓其說。

　　淇縣文化工作者高水然說，按照傳統的史料記載及民間傳說，比干應當死于周武王攻克朝歌之前，也就是在公元前1046年紂王被燒死(夏商周斷代工程確認的時間)之前?？墒牵瑖壹壩奈锉Ｗo單位——比干廟內的碑刻記載，比干死于公元前1029年。也就是說在紂王自焚后的17年間，他的叔叔比干還活著。從時間上看，“紂剖比干之心”一說純屬無稽之談。盡管這一說法流傳深廣，它也只能是后人強加給紂王的罪名。就像后人傳說紂王貪淫好色一樣，其實紂王一生只有武庚這一個獨苗，而周文王卻有上百個兒子，貪淫好色的帽子應當戴在誰的頭上是不言自明的。紂王亡了國，無論什么臟水都可以往他身上潑。

　　比干之死的傳說又衍生出另一個傳說來：比干被剖心后紂王仍余怒未消，又派人去追殺已懷有身孕的比干的夫人陳氏。高水然說，這個傳說與“陳”姓起源的時間相互矛盾。《通志·氏族略》中記載：“周武王克商，力注舜后，以備三屬，得胡公滿，封之陳以奉舜祀，子孫以國為氏。”可見商末以前尚無“陳”這個姓氏。那么，那時的比干怎么會有陳氏夫人?這也印證了史學家顧頡剛的那句話：“現在傳說的紂惡是層層累積發展的，時代愈近，紂惡愈多，也愈不可信。”

　　《尚書》和《史記》“殘缺蓋多”，《封神演義》說神弄鬼更不可信。比干究竟是不是紂王殺死的，這個問題可以繼續考證。

　　對此，高水然曾在他編繪的連環畫冊《鹿臺淚》中抒發感慨：“滿腔憂憤繪殷辛，三千年內被陷人。偽謬《周書》姑妄話，堂皇《史記》莫須文。中華一統豐功在，夷蠻四伏禍患沉。惡善忠奸終有辨，歷史從不泯真純。”

　　歷史前進的腳步不可阻擋，作為三千多年前奴隸制國家的君王，帝辛固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他隨殷商王朝一起覆滅是歷史的必然選擇。而帝辛確實又是個有才干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為中華民族的統一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做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貢獻。同時帝辛還是個改革家，他對先王殺戮奴隸的舊制進行改革，把奴隸變成生產力，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在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使國家走上振興之路的時候，紂王帝辛卻隨同國家一起驟然滅亡，這是值得后人思考的。

　　殷商亡國之君紂王帝辛在人們心目中歷來是“暴君”的典型代表，史書和文學作品中說他囚周文王、剖比干心、斫樵夫脛、設炮烙刑;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令男女裸逐，作長夜之歡……總之，帝辛是個臭名昭著、禍國殃民的壞人。

　　然而，自春秋以來的兩千多年間，為帝辛鳴不平者也不乏其人，像孔子的高徒、浚縣人端木子貢就曾針鋒相對地提出：“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端木老先生認為，商(殷)紂王帝辛并不像人們所說的那樣壞。毛澤東在評價帝辛時曾說道：“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的人，在歷史上是有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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