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原為南斯拉夫塞爾維亞共和國自治省，北面與塞爾維亞共和國和黑山共和國接壤，南面與阿爾巴尼亞和馬其頓共和國接壤，面積10887平方公里，人口將近200萬，目前居民中約90%為阿爾巴尼亞族人。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臨時自治政府議會和總理薩奇宣布科索沃獨立，國際社會在是否承認其獨立問題上意見不一，歐盟"共同外交"為此陷于分裂，塞爾維亞共和國政府因此辭職解散，可見這一事件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該事件引發國際社會紛爭，導致歐洲各種勢力對立，并加劇巴爾干地區沖突，其中固然有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和地區矛盾因素，但更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科索沃問題由來已久，它是巴爾干半島內在歷史矛盾和國際勢力現實利益沖突加劇的結果。本文擬從歷史學角度對該事件進行分析，以為國人加深對該問題的認識提供歷史學的理解，并就教于學界同仁。

一

科索沃地區曾是古代諸多族群的定居地，雖然該地區位于巴爾干半島內陸山區，對外交流并不方便，且資源匱乏，但是自古以來這里便成為不同民族躲避戰亂的棲身之地，是該地區兩大民族(塞爾維亞人與阿爾巴尼亞人)長期生存發展的搖籃，這里也曾留下過扎赫魯米亞、扎塔、塞爾里斯等小國的蹤跡。目前科索沃的民族構成是近代以后逐步形成的，是該地區歷史長期演化的結果。

最先進入該地區的是古代伊里利亞人。根據現代歷史學家的研究，早在石器時代，這里就出現了人類活動的足跡。歷史考證和語言學證據表明，當時生活在這個地區的游牧部落屬于古代伊里利亞人，他們可能就是阿爾巴尼亞人的直系祖先。有大量的考古證據說明，伊里利亞人如同半島北部的達吉亞人一樣，最初活動在巴爾干半島西部地區，早自石器時代就開始了開發山區小平原的活動。直到大約公元前2000年青銅器時代，他們以原始部落社會組織形式分散活動在自薩瓦河上游到伊庇魯斯的廣大山地。至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鐵器時代，伊里利亞人原始部落進人定居生活方式，其中一部分定居在山區小平原的部落以農耕為主，而占據高地和山坡地的部落以畜牧業為主。

古希臘時代，伊里利亞人定居的地區也受到希臘殖民運動的影響，希臘人在巴爾干半島西部建立了埃比達姆斯和阿波羅尼亞等城邦。這些城邦成為希臘人與伊里利亞人貿易的據點，也是往來于亞平寧和巴爾干兩半島的商品集散地。伊里利亞人在接受希臘文化影響的過程中，逐步發展起本地文化，社會組織也因此發生了變化。公元前5一2世紀期間，伊里利亞人的部落聯盟逐漸演化為王國，出現了恩卡萊耶、陶蘭特、埃庇洛特和阿迪安奈王朝。他們在反對馬其頓王菲利浦二世及其子亞歷山大一世的斗爭中，王權得到強化。

新興起的羅馬帝國開始擴張后，羅馬軍隊即將東地中海和巴爾干半島作為其主要戰略方向，伊里利亞人首當其沖遭到打擊。公元前229年，德烏塔(Teuta)女王領導下的伊里利亞人被羅馬人擊敗，元氣大傷，再未能對人侵者進行有效抵抗。雖然公元前168年再度起義，但仍遭鎮壓，最終被羅馬人徹底征服。此后數百年間，羅馬統治者在此建立伊里利亞行省。由于其海上連接意大利和巴爾干半島的特殊地理位置，羅馬人一直注重對該地區的建設，因此伊里利亞地區的經濟技術發展迅速。意大利地區成熟的農業技術直接帶動當地農業發展，手工業、礦業和貿易水平也因此得到大幅度提高。

如果說古代伊里利亞人是科索沃地區的原住民和主人的話，那么在拜占廷帝國統治時期，該地區的居民成分開始變化，并融合成今日科索沃不同民族的祖先。自4、5世紀開始，伊里利亞地區便逐步從古代羅馬帝國的行省轉變為拜占廷帝國的省區。盡管具有獨立傳統的伊里利亞人借助山區的自然屏障長期抵抗拜占廷帝國的統治，但是作為巴爾干半島最古老的土著居民之一，伊里利亞人也逐漸融人拜占廷政治文化體制內，成為拜占廷帝國多民族社會的組成部分。一些伊里利亞人作為拜占廷社會的主體民族成員，進人拜占廷帝國上層政治生活，一些人成為貴族和商人，個別軍隊將領甚至爬上了皇帝的高位，例如5、6世紀的皇帝阿納斯塔修斯一世、查士丁一世、查士丁尼一世等都來自伊里利亞人活動的地區。6世紀中期斯拉夫人大舉人侵巴爾干半島以前，西哥特人、匈奴人和東哥特人先后進人包括科索沃在內的伊里利亞地區，其中一部分定居下來。

對這個地區居民成分的改變影響最大的事件是6一8世紀斯拉夫人入主巴爾干半島，大量來自北方的斯拉夫人將伊里利亞人驅散到巴爾干半島西、北部的山區，從今天的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納，直到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馬其頓的廣大貧瘠的山地都成為他們躲避戰亂的避難所。正是在此后的幾個世紀里，現代阿爾巴尼亞人逐漸形成。這個原本只是用來指稱一個"阿爾巴尼"部落的名字到11世紀就逐漸擴大為一個族群的名稱。他們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具有共同地域、相同語言、文化傳統和祖先，以及相似宗教信仰的群體。阿爾巴尼亞人最初從羅馬教會接受基督教信仰，其教區也歸屬羅馬教區，但是在7、8世紀拜占廷帝國毀壞圣像運動期間，拜占廷皇帝利奧三世為懲罰反對其毀壞圣像政策的羅馬主教和伊里利亞主教，將該教區的管轄權收歸君士坦丁堡教區，由支持毀壞圣像政策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長加以控制。1054年基督教東、西教會分裂后，阿爾巴尼亞教會也分為南北兩個教會分屬羅馬和君士坦丁堡教區。拜占廷統治者在阿爾巴尼亞推行軍區制的結果，一方面促進了小農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卻加快了地方軍事貴族勢力坐大，托比亞斯、巴爾薩斯、什帕塔斯、穆扎卡斯等一批軍事家族就因此而興起，并控制了整個地區。他們之間的爭斗削弱了阿爾巴尼亞人的整體實力，因此在拜占廷帝國衰落的同時，阿爾巴尼亞人分別遭到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諾曼人和威尼斯人的奴役，特別是在14世紀期間為塞爾維亞人所統治。

科索沃地區另外一個主要族群是塞爾維亞人，其祖先是7世紀遷入并定居巴爾干半島的南斯拉夫人。最初，他們與控制半島地區的拜占廷統治當局保持良好關系，使塞爾維亞人定居的地區成為安定的"世外桃源"。他們長期分散活動在今天巴爾干半島西部群山之間的德里納河、利姆河、塔拉河、皮瓦河、瓦茲河和西摩拉瓦河流域，保持其原始的基層社會組織"祖番"，逐漸從半游牧向農耕畜牧生產生活方式轉變。后來，隨著塞爾維亞人數量的增加，蒙特內格羅山脈和多瑙河之間的狹長山區蘊藏的自然資源無法滿足其需求，便向南部和西部擴張。9世紀初，他們征服了巴爾干半島西北地區的諸多土著居民，向西擴張進人今天的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甚至占領了亞得里亞海沿海的姆列特島、列沙茨島、科爾丘拉島、赫瓦爾島、布拉奇島，控制了這一帶的出海口。按照當時拜占廷作家的記載，這一地區此前屬于拜占廷人的勢力范圍，中央政府對當地土著民管理松散。塞爾維亞人對這個地區原始部落居民的征服使"他們擺脫了羅馬人(指拜占廷人)大帝國的控制，成為不服從任何人的自治和獨立狀態"。

塞爾維亞人在擴張中強化其國家權力和官僚機構的發展，軍事實力不斷增強。850年，弗拉斯迪米爾領導下的塞爾維亞人擊敗保加利亞人。此后，拜占廷人與塞爾維亞人聯合抵抗保加利亞人的進攻，917年，拜占廷特使、迪拉修姆軍事總督前往達爾馬提亞地區，說服塞爾維亞君主彼得出兵援助，立即得到響應，塞爾維亞人由此卷人半島大國間的政治角逐。不久，塞爾維亞君主查斯拉夫利用保加利亞內亂，在拜占廷人幫助下入主塞爾維亞，并一直保持與拜占廷帝國友好政策，成為拜占廷人在巴爾干半島西部最忠實的盟友和附屬國，實際控制著巴爾干半島西部地區。11世紀期間，塞爾維亞人實力進一步增強，在巴爾干半島事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們在斯庫臺湖周圍直到亞得里亞海濱的科托爾灣之間建立起第一塞爾維亞王國的中心地區，勢力范圍向南伸展到阿爾巴尼亞北部山區，向東深人蒙特內格羅山區。

隨著實力的增強，塞爾維亞王國開始努力擺脫拜占廷人的控制，并與拜占廷帝國發生軍事對抗，雙方的蜜月期從此結束。1042年，在拜占廷史料上被稱為戴克萊安人國家的君主斯蒂芬·沃杰斯拉夫經過幾番較量，最終擺脫拜占廷人的控制，自立為獨立王國的國王。拜占廷朝廷聞訊，立即調兵鎮壓，由拜占廷帝國設立在半島西部的迪拉修姆軍區軍事總督率軍，但是被善于山地作戰的塞爾維亞人打敗。從此，塞爾維亞人開始了與拜占廷人的軍事斗爭。此后，塞爾維亞人在斯蒂芬·奈曼加、米魯廷·斯蒂芬、斯蒂芬·杜珊等君主領導下，利用半島地區各大勢力之間的矛盾迅速發展，進一步將其勢力范圍擴大到包括德巴爾、維萊斯和什蒂普等城市在內的馬其頓北部大部分地區，相當于今天馬其頓共和國中部瓦爾達爾河上游、特雷斯卡河流域和雷加爾尼察河流域一線，并將斯科普杰發展為新的政治中心，從而控制了巴爾干半島半壁河山。斯蒂芬·杜珊建立了拜占廷一塞爾維亞帝國，自稱"希臘和塞爾維亞人皇帝"。塞爾維亞人正是在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中成長為獨立民族。

上述兩大族群并非該地區唯一的居民，還有其他小族群活動在他們之間空隙地域，例如位于亞得里亞海港口城市杜布羅夫尼克和內雷特瓦河流域廣大沿海地區的扎赫魯米亞國家，因其位于迪拉納山脈和戈利亞山脈之間而得名，在塞爾維亞語中"扎赫魯米亞"意為兩山之間。該族群一直游離在各巴爾干半島強國之間，長期以來分別與拜占廷人、克羅地亞人、塞爾維亞人結盟，或被他們統治。斯蒂芬·杜珊沙皇擴張期間，他們所在的地區就曾被并人塞爾維亞人國家。杜珊死后，他們立即宣布獨立，脫離斯蒂芬五世的統治。扎塔人的情況也大體如同扎赫魯米亞人，他們活動的地區大體相當于今天的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其名稱來自當地流淌的河流。扎塔人是在反抗土耳其征服戰爭中被征服的。

歷史研究表明，科索沃地區自古就是多族群聚居的地方，這里任何單一族群都未能長期控制其主權，即便繼承羅馬帝國政治遺產的拜占廷人也沒有實力對這一地區保持穩固的統治，因此，多族群定居和遷徙便成為科索沃地區的重要特點。

二

科索沃地區多族群聚居的歷史造成了該地區成為多種生活方式的沖突。為了爭奪有限的生存資源，他們之間經常發生戰爭。這種沖突和現實利益的對立需要通過精神與文化交融來化解，而且需要比較長時間的"相互同化"的過程。這一過程能夠使這個地區成為多民族共存共榮的溫床。然而，歷史沒有給當地的居民留下太多的時間，多元文化沒能實現融合，從而留下了新的對立與沖突的隱患。

拜占廷帝國對巴爾干地區的政治統治是與強制推行基督教化政策同時并存，其對巴爾干半島古代居民的統治原則就是在政治上接受帝國皇帝為最高宗主，在經濟上繳納稅收，在精神生活中接受基督教信仰。特別在9世紀中葉，拜占廷人對巴爾干地區順利展開大規模傳教活動，擴大了拜占廷文化的影響。塞爾維亞人如同其近鄰保加利亞人一樣，逐漸接受了拜占廷文化和基督教信仰。據君士坦丁七世記載，塞爾維亞人"向(瓦西里一世)皇帝派遣許多使節......皇帝象寬恕其隨意叛逆而心生悔改的回頭浪子的慈父一樣，接納和允諾了他們，馬上給他們派去教士，同去的還有外交官。當他們全都接受了神圣的洗禮，并回心轉意忠實于羅馬人后，皇帝就完全恢復對他們國家的權力了，而他明智地決定他們應由他們自己選出的本族的君主進行統治"。

塞爾維亞人接受拜占廷基督教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他們在進人并定居巴爾干半島的過程中，經歷了從半游牧向農耕生活方式轉變的過程，其生活方式的改變必然引起原有的原始社會制度的改變。放棄游牧生活習慣，改變其原有的多神教信仰為一神教信仰，是他們適應中央集權國家制度的需要。其次是因為巴爾干半島多數斯拉夫人，例如保加利亞人、摩拉維亞人先后皈依了基督教，在與其緊鄰族群日常接觸中，拜占廷文化和基督教信仰對塞爾維亞人社會產生了深刻影響。再者是因為現實的地區生存競爭壓力，迫使他們向巴爾干地區大國拜占廷帝國靠攏。862年，摩拉維亞大公拉斯迪斯拉夫首先請求皇帝米哈伊爾三世派教士幫助他們建立獨立教會，并使用斯拉夫語言傳教，后者立即指派大教長佛條斯物色和挑選了學識淵博的君士坦丁兄弟兩人為傳教特使。歷史證明，這不是一次單純的傳教活動，而是具有政治外交意義以及通過擴大拜占廷文化影響緩解巴爾干半島各族群關系的外交活動。不久以后，保加利亞人也步摩拉維亞人后塵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君士坦丁(也稱希利爾)和其兄麥索迪奧斯在各位君主的支持下，順利完成了用斯拉夫語傳教的任務。為了傳教的方便，他們使用希臘字母為斯拉夫方言拼音，創造了一種為斯拉夫人所理解的"希利爾文字"。根據n世紀上半葉基輔洞穴修道院修道士涅斯托爾《往年紀事》的記載:"這二兄弟到達目的地后，首先是創造斯拉夫字母，翻譯《使徒行傳》和《福音書》。斯拉夫人用自己的語言聽到頌揚上帝的偉大，感到欣喜萬分。后來他們又翻譯《圣詩集》、《八重唱贊美詩集》，以及其他一些典籍。"君士坦丁兄弟的翻譯文本在此后幾個世紀里，成為所有斯拉夫人的標準讀本，也成為新一代斯拉夫學者的學術語言，和整個東歐斯拉夫世界的國際語言。自拜占廷帝國衰落以后，巴爾干半島群雄逐鹿。各族群爭奪半島最高控制權的斗爭不斷，其重要結果是削弱該地區共同利益的基礎，減弱了半島各民族聯系的紐帶，并為外部新興勢力的崛起創造了條件。科索沃復雜的民族、宗教、文化現狀是巴爾干地區文化多元化的一個縮影，也是半島各地區缺乏內在聯系的反映。而拜占廷人也沒能很好地完成其整合半島內不同民族的歷史任務。

15世紀中葉奧斯曼帝國開始其對巴爾干的統治，推行特殊的宗教政策。土耳其統治者吸取了拜占廷帝國時期強制統一信仰政策失敗的教訓，采取經濟手段改變當地居民的信仰。巴爾干半島被征服以前，包括塞爾維亞人在內的大部分民族信仰東正教，而瀕臨亞得利亞海與意大利隔海相望的阿爾巴尼亞人則信仰天主教。奧斯曼帝國當局雖然沒有采取強制性措施要求當地各族民眾改變信仰，并允許東正教和天主教與伊斯蘭教并存，但是卻立法規定非伊斯蘭教信徒必須繳納高額人頭稅。這種沉重的稅收只對東正教、天主教和猶太教教徒征收，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則享有免稅權。為了逃避這種變相的強制改宗稅收，大量不堪重負的塞爾維亞人向北方移居，而相對貧困的山區則留給了被迫改信伊斯蘭教的阿爾巴尼亞人。根據17世紀中期到18世紀初的資料，因為躲避強制改宗稅收的流民人數達到高峰，其中數萬塞爾維亞人移居到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匈牙利和克羅地亞地區。放棄天主教信仰而改信伊斯蘭教信仰的阿爾巴尼亞人則受到土耳其統治者的獎勵，當局將逃亡的塞爾維亞人遺棄的土地房屋分配給改變宗教信仰的阿爾巴尼亞人，并鼓勵鄰近山區的阿爾巴尼亞人遷入科索沃。這樣，塞爾維亞人興起的祖先之地科索沃就逐漸成為阿爾巴尼亞族占多數的地區，到1910年時，科索沃省的阿爾巴尼亞人已占當地總人口的60%以上，而塞爾維亞人只占不到30%，其余為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亞人等其他少數民族。

人們從奧斯曼帝國統治巴爾干半島的歷史不難看出，奧斯曼統治時代留下了沉重的歷史包袱。作為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東正教等不同教派)對立的伊斯蘭教國家，奧斯曼帝國以武力強行推行伊斯蘭教，給原本就充滿了宗教教派爭端的巴爾干地區輸人了新的宗教信仰，進而埋下了此后多種宗教紛爭的禍根。特別是奧斯曼土耳其人的宗教政策加深了巴爾干地區多民族的隔閡，強化了各民族之間的對立。值得注意的是，奧斯曼帝國征服巴爾干半島后實行政教合一的國家制度，推行落后的軍事封建經濟制度，對當地各族民眾實行殘酷搜刮，造成巴爾干地區普遍的貧困化，進而加劇了半島內各地區間的不平衡發展，這成為巴爾干地區各民族之間隔閡長期難以消融的物質基礎，也是該地區自近代以來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持續落后于歐洲其他地區的根本原因。

拜占廷帝國在巴爾干半島推行基督教化和文化擴張政策在客觀上具有積極意義，因為該政策的意圖是通過精神和文化交融的方式統一半島不同的族群。今天我們稱為"東歐世界"的文化和信仰共同性仍然是拜占廷帝國的文化遺產。土耳其人是第一支從南向北成功侵入巴爾干半島的異族異教力量，其成功的重要原因是拜占廷國家的衰落，奧斯曼土耳其人利用巴爾干半島分裂之機，迅速發展，控制了半島局勢。但是作為一種新的軍事強權，奧斯曼帝國企圖以新的伊斯蘭教傳統取代已經形成的拜占廷斯拉夫傳統，其努力最終沒有成功。相反，這種新的文化因素加劇了半島分裂的趨勢。近代以前的巴爾干半島就是經濟政治利益多樣化，宗教文化多元化，民族構成極為復雜的地區，這個地區的多樣性因素原本需要經過歷史合理協調融合，并逐漸形成半島整體利益，但是這個過程尚未完成時便被土耳其軍隊中斷了。科索沃地區就是巴爾干半島的縮影，該地區內部差異性超過了地區共同性。科索沃地區多種因素相互沖突，如同巴爾干半島各種對立因素相互碰撞，任何不適當的外部干預都導致這些對立因素變成爆炸性的力量，因此科索沃成為巴爾干"火藥桶"中的易爆點。

三

科索沃地區多種無法調和的對立因素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變得愈發不可調和，近代以來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特別是巴爾干半島和東地中海地區大范圍的民族解放斗爭強化了各地的民族意識，擺脫奧斯曼帝國統治的浪潮使該地區已經存在的對立因素更加突出。

奧斯曼帝國是13世紀興起于小亞細亞的土耳其人建立的伊斯蘭教軍事封建國家，由于當時有利的國際環境，其勢力迅速擴張，15世紀前半期即征服了巴爾干半島，16世紀時建立起包括小亞細亞、西亞、北非和歐洲東南部的大帝國。奧斯曼帝國的迅速崛起首先是以占領巴爾干半島為開端的，自14世紀中期奧斯曼土耳其軍隊進人巴爾干半島開始，它先后于1371年在梅里奇河戰役中擊潰巴爾干各國反土聯盟，1387年占領拜占廷帝國第二大城市塞薩洛尼基，開始逐一征服波西尼亞人、瓦蘭吉亞人、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1444年在瓦爾納戰役中擊潰匈牙利、波蘭和羅馬尼亞等國軍隊組成的十字軍，1453年奪取君士坦丁堡，滅亡拜占廷帝國，改拜占廷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為其都城伊斯坦布爾，從而徹底完成了對巴爾干的征服。處于強盛時期的奧斯曼帝國在繼續其對東歐地區的擴張，特別是1456年由穆罕默德二世發動"貝爾格萊德戰役"之后，卻遭到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聯軍的英勇抵抗，巴爾干北部地區人民也在摩爾達維亞的斯特凡大公率領下頑強抗擊土耳其軍隊，直到1476年，奧斯曼軍隊才勉強取勝。1499一1503年，奧斯曼土耳其人在海戰中戰勝威尼斯人，取得了東地中海霸權。1512年蘇丹塞利姆一世繼位，而后四面出擊，東征波斯，南伐敘利亞和埃及，建立起地跨亞、歐、非三洲的大帝國。尤其在 1520年蘇萊曼大帝繼承父位之后，奧斯曼帝國勢力達到其頂峰，其在位的46年間，曾攻克貝爾格萊德，征服羅德島基督教騎士團，掃蕩匈牙利，進攻哈布斯堡王朝，并最終將兩大帝國的邊界確定在匈牙利平原西部。如果這個靠軍事征服建立和維持的帝國還能維系更長時間的話，也許巴爾干半島的整合過程會出現另外一種結果。但是，它很快就開始衰落，西歐列強自17世紀起就將它作為宰割的對象，19世紀它又遭到俄羅斯和歐洲列強的瓜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奧斯曼帝國因為參加同盟國一方，戰敗后于1922年在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中被推翻。被征服的巴爾干各民族反抗軍事強權統治的怒火一時間爆發出來，民族意識得到空前的激發。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對巴爾干半島的征服和在東歐的擴張，使巴爾干地區民族分化更加嚴重，處于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馬其頓人、阿爾巴尼亞人、波斯尼亞人和希臘人大體占據了多瑙河和薩瓦河以南地區，而這個地區北部則是奧匈帝國統治下的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人、斯拉渥尼亞人和伏伊伏丁那人。由于南部地區遠比北部地區落后，社會生活水平明顯低于北部，因此導致各民族人口在半島范圍內的大規模流動，特別是在北部的克羅地亞和伏伊伏丁那地區積聚了大量的塞爾維亞人，相對貧窮的山區居民如阿爾巴尼亞人則逐漸移居到塞爾維亞人離去的地區，科索沃這個塞爾維亞人的祖居地就為越來越多的阿爾巴尼亞人占據。而人口流動造成的民族混居現象在巴爾干各個地區普遍存在。

16世紀中期以后，奧斯曼帝國開始衰敗，中央集權制瓦解，財政經濟拮據，社會動蕩不安，不僅停止了對外擴張，而且在戰爭中屢遭失敗。1683年奧斯曼軍隊對維也納的遠征以失敗告終，被迫簽訂《卡爾洛維茨和約》，開啟了割地賠款的屈辱歷史。19世紀前半葉，奧斯曼帝國在俄土戰爭和埃土戰爭中接連失利，相繼喪失大片領土，在英、法、俄、奧、普等歐洲列強的干涉下，埃及、希臘、塞爾維亞等民族接二連三脫離帝國統治獲得獨立。正是在反抗奧斯曼帝國統治的民族解放斗爭中，巴爾干半島各民族發動廣泛的武裝起義，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門得內哥羅、保加利亞、摩爾達維亞、瓦拉幾亞，以及黑海沿岸地區民族獨立運動此伏彼起。1877一1878年的俄土戰爭使土耳其軍隊再遭重創，被迫簽訂《圣斯特凡諾條約》，在1878年柏林會議上，承認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黑山獨立，承認保加利亞自治，并向俄國割地賠款。1912一1913年兩次巴爾干戰爭中，奧斯曼軍隊戰敗，從而喪失了對馬其頓、阿爾巴尼亞和色雷斯大部分地區的控制。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慘遭失敗的奧斯曼帝國被迫簽訂《摩德洛斯停戰協定》，其在歐洲的領土僅存伊斯坦布爾和色雷斯東部一小塊地區。當地人民反抗奧斯曼帝國統治的民族解放斗爭中，各個民族，無論強大或弱小，其民族意識空前高漲，民族特性和各民族之間的差異性得到空前強化。人民解放斗爭常常以民族為單位，民族獨立通常成為反抗奧斯曼土耳其人異族統治最響亮的口號，也是巴爾干半島各地區擺脫奧斯曼帝國統治高揚的旗幟。當以國家主權作為國際交往的原則和規則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逐步確立以后，巴爾干半島從中世紀遺留下的多種對立因素被空前放大，分裂局面被強化，古代的遺產成為近現代民族國家對立的基礎。

科索沃出現的民族問題直接來源于奧斯曼時代遺留下的難題，塞爾維亞堅持認為，科索沃是塞爾維亞民族的圣地，是其古老的民族文明的發源地，出于歷史原因和民族感情，塞爾維亞永遠不會放棄科索沃。但是，科索沃的居民構成現狀卻表明，這里的阿爾巴尼亞族占據了絕對優勢地位，而阿爾巴尼亞族裔居民在國際勢力支持下的獨立運動已經勢不可擋。在歷史與現實的矛盾中，任何偏袒一方的舉措都將引起更為復雜的對抗，并引發地區性的連鎖反應和種族災難。

綜觀包括科索沃在內的巴爾干半島西部地區古代史，復雜的民族關系成為其歷史的主要內容。事實上，古代多族群的交往和融合是現代國家發展的必要基礎，世界歷史上還沒有哪個國家是由純粹的單一民族構成的。包括科索沃在內的巴爾干半島之所以形成復雜的民族問題，其歷史根源在于半島地區特殊的生存環境造成當地缺乏必要的地區共同利益和共同點，而巴爾干歷史發展進程又使其缺乏各民族融和不可或缺的強制力量，缺乏長期而穩定的融合過程。羅馬帝國的軍事擴張只是將巴爾干半島強行納人帝國統治體系內，其在半島地區建立的以多瑙河為自然邊界的羅馬帝國巴爾干半島各行省也僅僅具有軍事行政意義。作為羅馬帝國正統繼承者的拜占廷帝國力圖繼續完成統一巴爾干半島的歷史任務，通過傳播東正教信仰和拜占廷文化傳統，努力將巴爾干各族群轉換為拜占廷帝國的臣民。應該說，直到13世紀初，拜占廷人的這種努力是成功的。一種被整個東歐世界承認的拜占廷斯拉夫傳統基本形成，巴爾干半島似乎結合成為一個新的整體，這是巴爾干半島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和諧局面。但是12以年西歐十字軍騎士對君士坦丁堡的占領將這個剛剛完成但還有待發展鞏固的局面打破了，以拜占廷政治文化體系為核心的巴爾干半島整合計劃被打亂，拜占廷帝國失去了整合巴爾干半島的主導權，原本能夠使巴爾干半島各民族繼續整合并形成更加穩定的現代民族國家生存基礎的進程從此中斷了。地區共同利益依靠的是共同的經濟基礎，這個基礎需要在古代中世紀漫長的貿易活動中加以培育。巴爾干半島恰恰在這個關鍵環節上沒有獲得統合的機遇。拜占廷帝國朝貢體系還沒有形成巴爾干半島共同市場，或商業體系，帝國的大廈就崩塌了。此后出現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統治只是強化了地區內的對立因素，特別是在巴爾干半島民族解放斗爭中激發起來的民族意識使該地區內部沖突更加激烈，徹底喪失了自我整合的能力。科索沃則成為整個巴爾干半島自我分裂的縮影。

陳志強，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拜占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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