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與進化的尺度

　　“大歷史”一詞由澳大利亞學者大衛·克里斯蒂安于20世紀90年代初創造，指史學家從各種時段來探究歷史，它從宇宙大爆炸開始講起，由此經過“無生命的宇宙”、“地球上的生命”、“早期人類的歷史”、“全新世”、“近代”直至現在等階段，進而瞻望人類世界的“多種未來”。問世以來，在澳大利亞、美國、荷蘭和俄羅斯等國影響頗大。美國著名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更是將“大歷史”論首倡者大衛·克里斯蒂安2004年出版的專著《時間地圖大歷史導論》與牛頓和達爾文的成就相提并論，稱其將“自然史與人類史綜合成了一篇宏偉壯麗而又通俗易懂的敘述”。2010年8月20日，國際大歷史學會宣告成立；同年，荷蘭史學家弗雷德·斯皮爾又推出專著《大歷史與人類的未來》；微軟前總裁比爾·蓋茨捐巨資贊助的“大歷史項目”也已經啟動，旨在通過網絡免費向中小學生傳授大歷史的知識。國際大歷史學會首屆大會定于2012年8月3日至5日在美國密西根州的偉谷州立大學舉行。作為歷史研究與教學的一個新領域，迄今為止，中國學界對 “大歷史”知之甚少。基于此，我們特邀國外“大歷史”首倡專家與中國學者一起，就它的來龍去脈和主旨內核，以及它的作用和未來作簡單介紹。

　　主持人 本報記者 薄潔萍

　　嘉 賓 大衛·克里斯蒂安（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教授）

　　弗雷德·斯皮爾（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教授）

　　阿科普·拿撒勒（俄羅斯科學院研究員）

　　孫岳（首都師范大學副教授）

　　
　　主持人：中國有言：“站的高，看得遠”。德國哲學家杜勒魯奇也曾說過：“從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從本質上理解事物。”為克服狹隘的“歐洲中心論”，美國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曾呼吁歷史學家要做“棲息在月球上的觀察者”，來重新審視人世間的曲折變故。克里斯蒂安教授，您談到“大歷史”的構思來自一次普普通通的教學研討，且完全依據現代科學的成果展開敘述，您是如何想到去書寫“大歷史”的？事實上是站在什么角度審視整個歷史的？同時也請各位談談：“大歷史” 的問世是否與我們所處的這個全球化時代有所關聯呢？

　　克里斯蒂安：大歷史試圖理解從“大爆炸”至今的整個歷史，因此必然是跨學科的事業，需要借鑒來自包括宇宙學、地質學、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傳統史學、經濟學等多個學科的信息、知識和洞見，并將其融會成為一個前后連貫的歷史。在過去的很多年里，至少在英語世界中很少有學者對這種治史思路感興趣，身處科學時代，史學家們已經習慣了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局部的事實或整體事實的某些方面、層面上。如今目睹大歷史能夠迅速引發世人的關注，著實令人興奮。時下有人將“大歷史”稱作“宇宙演化史”、“進化史詩”等，但不管怎樣稱謂，都說明世人似乎重新發現了整體歷史宏大敘事的重要性。其實馬克思主義史學就屬于一種宏大的歷史敘事，因此馬克思也可歸入“大歷史學家”的范疇，因為他認定人類史乃科學的宏大敘事的一部分。此外，英國著名作家韋爾斯、史學家湯因比也曾試圖從宏大的視角審視人類史。

　　我個人認為，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對大歷史的普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學者有了更多的聯系，也使得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當今世界的高度復雜性和彼此間的密切關聯。此外還有兩點我認為至關重要。首先，與馬克思和韋爾斯相比，我們有了更多的科學知識，從宇宙史到生物進化史，使我們完全有可能依據科學知識建構整個的歷史。其次，恐怕更為直接相關的是我們能夠充分享受肇始于20世紀中葉的“精確計時革命”的成果，尤其是碳-14測定年代技術，能夠精確推算出歷史文獻中根本沒有記載的事件和年代。可以說借助上述成果，我們完全有能力建構一個涵括人類史和宇宙史的科學的整體史。

　　斯皮爾：當然，目前的全球化浪潮對推動大歷史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在《大歷史與人類的未來》一書中對此有更詳盡的敘述。廣而言之，20世紀科學研究的新進展使得整個宇宙史的敘述成為可能，尤其是美國已故天文學家羅伯特·加斯特羅和“公眾科學家”卡爾·薩根等人的科學普及工作更是功不可沒。這就是大歷史問世的背景。就個人而言，我總是喜歡從高處著眼看世界。多年來，我一直喜歡爬山，比如和朋友一起登上勃朗峰。

　　拿撒勒：我對“大歷史”的興趣源自所學的心理學專業，同時我對人類和地球文明的未來都非常關注。我試圖弄清人類擺脫戰爭或生態崩潰招致的自我毀滅的幾率。在與生態學家和戰爭史學家的接觸中，我了解到此類災難數千年來不止一次地威脅著人類，人類的活動的確曾多次導致自己陷入極端危險的境地，包括全球性的危機。不過即便如此，人類卻從未停止發明各式各樣精巧的文化和心理機制，以制約人類自身不斷提升的毀滅能力。我力圖弄清這種近乎悖論的人類動機游戲背后的進化力量，于是，我開始研究自組織原理（包括協同論、非平衡態熱力學和混沌理論），我一直熱衷進化生物學、宇宙學和多種跨學科的研究并努力整合，目的在于發現一種整體的歷史模式。

　　孫岳：如同全球史一樣，“大歷史”發端于世界通史的教學。“為什么不能從宇宙的起源講起呢？”據說1989年克里斯蒂安就是帶著這一問題開始“大歷史”教學的。斯皮爾開展 “大歷史”研究也是從教學開始的。由此可見是教學創新催生了“大歷史”，這一點對中國史學界可能別具啟發意義。但另一方面，“大歷史”顯然是在世界史或全球史競相展開、蓬勃發展之際誕生的，所以必然與后者創造的大環境乃至全球化的大背景有關。顯而易見的是，克里斯蒂安是專業史家出身，所以更多是從史學傳統的角度思考；而斯皮爾和拿撒勒都屬于傳統意義上的自然科學家或社會科學家，故而側重科學史傳統。但誠如克里斯蒂安所言，大歷史注定是一種跨學科的事業。

　　當然，大歷史試圖在現代科學的基礎上重述整體史雖屬情理之中，但歷史在何種程度上能夠脫離史料或真實，僅依賴現代科學的研究成果就能寫就呢？如果我們接受歷史是古今之間持續不斷的對話這種說法的話，那么“大歷史”是在和誰對話呢？

　　大歷史的核心目標是統合全部歷史學科以獲取新知，以幫助深陷支離破碎、迷失了方向的現代人提供一個“普遍坐標”

　　主持人：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其實一直在書寫“大歷史”，但不同歷史學家書寫歷史的線索或主旨大相徑庭。那么“大歷史”的主旨和線索是什么？

　　克里斯蒂安：“大歷史”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所以這一問題的答案尚在探索之中。但首先必須說明的是，當今世界確實有一種學術的協同力量，正是這種力量把眾多學科的知識統合成一個整體的歷史。大歷史首先是歷史的，要統合各門有關變遷的學問，所以說大歷史的核心目標是統合全部歷史學科以獲取新知。大歷史主張建構一個統一的前后連貫的歷史，當然這就意味著某種貫通各個學科的主題。

　　大歷史的核心實體何在？迄今學者們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答案，比如進化、物質/能量、熵、復雜性和生成等。對此，美國天文學家艾瑞克·蔡森和斯皮爾的貢獻最大，其核心觀點是宇宙從簡單到復雜的演化，而現代人類社會處于演化復雜性的最高端。據熱力學第二定律，宇宙的總體趨勢是趨于簡單化，所以這里的問題是：為何從長時段和大范圍觀之會出現復雜性的增加？答案很清楚：宇宙最終肯定是趨于簡單化，但在此過程中某些特別的環境會出現復雜性的增加，也就是說復雜性本身也有時間和地域的分別，只是在某種環境中才會出現復雜性增加的情況。蔡森曾指出，復雜性增加必然伴隨能量流動的增加，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客觀地衡量復雜性增加的量。

　　緊接著的問題是：何謂復雜性？復雜性的生成是否在宇宙學、地質學、生物學和歷史學中都呈現類似的特征呢？我們是否最終會發現大歷史的核心其實是一種“普世的達爾文主義”呢？抑或規則因領域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呢？達爾文證明生物學上的變異導致生物界復雜性的生成，我因此提出了“集體知識”的概念，借以解釋和說明人類歷史中呈現的復雜性增加的趨勢。人類因為有了語言，所以能夠依靠集體而不止是個體獲取知識并因此更好地適應和改造環境，而且這種集體知識會代代相傳，所以只有人類才有有意識的歷史觀念，并因此成為地球上四十億年生命史中最強有力的一個物種。

　　斯皮爾：除此之外，我還談到了復雜性的衰減和集體遺忘。

　　拿撒勒：我個人認為，大歷史的核心觀念是控制、競爭、選擇、自組織、熵和可持續不平衡態。比利時理論物理學家普利高津曾言：“平衡是盲目的”，任何系統要保持其非平衡的存在條件都必須不斷抗衡趨于平衡的環境壓力以獲取自由能量，且同時擺脫自身成為其他系統自由能源的厄運。因此，宇宙進化的大趨勢是信息過程的重要性不斷提升。全面考察這一發展趨勢便會發現，其實這一趨勢的肇端遠在人類社會、文化甚至有機物生成之前。我贊同一些物理學家的如下觀點，即控制權的爭奪和行動的選擇至關重要，而這一切又取決于實體的內部活動和守恒定律。

　　孫岳：克里斯蒂安的書中有一個頗有意思的說法，稱大歷史為一部“現代創世神話”，以幫助深陷支離破碎、迷失了方向的現代人提供一個“普遍坐標”，這是大歷史的又一重要線索。在作者看來，“神話”與歷史并非完全對立，神話亦可代指一種心理上的真實且往往具有驚人的力量和權威性。二者都是一種知識體系；而神話的創立者肯定會利用自身時代最可靠的類似真理一樣的知識。換言之，即使傳統的創世神話也不乏行之有效的經驗信息，比如季節的輪回，動植物的生命周期等。在克氏看來，現代科學肯定比傳統的創世神話更可靠些，但二者之間最大的差異在于現代科學是一個相互關聯的全球社會共同生產的，也就是說現代科學能夠汲取的信息要比傳統創世神話多得多，而且驗證信息手段也要強得多、精確得多，故此現代科學的界說要強有力得多。不過即使如此，聲言現代科學乃是“真理”同樣是天真幼稚的，也就是說現代科學不過是現時代人類所能知曉的真理。但即使如此，斯皮爾和拿撒勒都不承認大歷史是所謂“神話”，因為前者是建立在科學的證據和理性的批判思維之上。換句話說，大歷史乃一種無神論的世界觀，根本無需“神”話。

　　但我認為大歷史將“復雜性”和“能量流”作為歷史敘述的主要線索是值得商榷的，或至少令人懷疑：如果說宇宙的演化、星系的形成甚至生態環境的改變還可以以此為衡量標準的話，那么人類社會的發展、紛繁多樣的政治制度、渴望幸福與美的繽紛人生又豈止“復雜性”和“能量流”所能界說的呢？克里斯蒂安曾反復強調“集體知識”乃是區別人與萬物的根本標志，但對“集體知識”究竟如何運作卻言之甚少。恐怕這些是當今的“大歷史”亟待深入思考和詳細解釋的。

　　
　　主持人：中國史學家可能特別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大歷史”究竟是如何把“自然史與人類史”融合成一篇前后貫通的敘述？與傳統的“世界史”、“全球史”等有關人類的歷史相比，“大歷史”對人類更好地認識自我、勇敢前行有哪些有益的新見或貢獻？當然，考慮到上述界說，這一問題甚至涉及到人類對歷史或史學的重新定位問題。如果“大歷史”對日漸復雜化的人類社會的歷史敘述并無多少新見，比如對如何建構宇宙間可持續的人類和諧生存有所貢獻，那么“大歷史”不過徒有 “大”的虛名而已。也許宇宙學家而非歷史學家更有資格從事這種異常宏大的敘述。

　　克里斯蒂安：“大歷史”將人類史置于更為宏大的背景下加以審視，所以豐富了傳統的人類史概念。它能夠令我們對人類史提出新問題、展開新視角。首先，大歷史將人類史置于物理的大背景下，將人類視作同星體和地球一樣，是能量沿不同的復雜路徑流動、克服宇宙熵量增加這一無可逆轉的大趨勢的結果。其次，大歷史將人類史置于生物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將其視作生物發展史的一部分。在此，我們的問題是：雖然人類與其他物種都遵從同樣的進化規律，人類為何顯得如此不同？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我們人類擁有自己的“歷史”而我們的近親黑猩猩卻沒有？對這一問題的解答對我們所謂的“歷史”觀念至關重要，而大歷史對此已有答案，即人類能夠彼此有效地交流故而豐富了個體的意識和信息，更重要的是，造就了集體的記憶，這就意味著人類的經驗實現了代代相傳。而經過地球上數十億年的生命進化沒有任何其他物種能夠做到這一點。傳統的史學根本看不到這一重要結論，恰恰是因為它的視野過于狹隘。

　　與此同時，大歷史令我們看到：現代人是所有生物中唯一能夠統治整個生物圈的物種。這一結論同樣令我們深思人類歷史的驅動機制及其大的發展趨勢。為何世界上哪怕是彼此并無關聯的地區都呈現人口與生產力同步增長的趨勢？為何世界各地的早期人類在經歷了十萬年以上的舊石器采集狩獵生活之后大約在同時采納了農耕的生活方式？為何人類的技術創新能夠在整個地球多種生命體的競爭中奪得頭籌？大歷史對未來發展也有深刻的洞見，為傳統史學根本無法企及。宇宙近代的大趨勢如何？如果人類似目前這樣大規模地消耗資源，那么整個生物圈都會有崩潰的危險，這對人類的未來有何啟示？通過上述關注，大歷史明顯把歷史研究與我們這個時代人類面對的巨大挑戰聯系起來，從而為歷史賦予了當代內涵、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人類能否在民族國家層面之上實現全球層面的共同合作？人類發明新技術的能力能否超越其極富威脅的毀滅能力？當然，大歷史也決不會完全取代傳統史學；相反，大歷史要努力實現與現有史學的互利共生關系。

　　斯皮爾：正如我在書中講到的，審視普遍原理，突然發現人類史原來可以恰如其分地納入宇宙進化的大背景，這一點著實令人興奮。雖然并不一定所有學者都贊同，但我看行，而且至少迄今尚未遇到來自學界的言之成理的反駁。

　　拿撒勒：我認為“世界史”是從奧杜威時代（Oldouvai époque）至現代的人類（及準人類）史；“全球史”指整個地球及地球上全部生物的歷史，可進一步劃分為前生物階段、生物圈階段和人類圈階段；世界史和全球史構成大歷史或宇宙史的片斷，后者只是在20世紀70年代后才成為可能，因為到了此時人類才認識到宇宙進化各個階段的連續性。三者均關注宇宙演化彼此相繼的大的趨勢，核心線索是宇宙的日趨復雜化，而這后一點與經典的熱力學原理顯然相互矛盾。迄今，現代科學所面對的關鍵問題依然是整合熱力學與宇宙“時間之矢”間的矛盾問題。這不止是一個學術問題，而且關系到人類如何理解歷史“進程”和宇宙視角的問題。

　　孫岳：圍繞這一點，克里斯蒂安曾有過一段非常精彩的論述，大致如下：在微觀史中，我們只看到個體和特殊性；從現代史學看，我們看到了民族和國家；從500年的時段看，是現代性、文化區域和興起的“西方”；從5000年的世界史看，是多個文明；從10萬年至400萬年的人類史看，是人類作為一個新物種的出現；從46億年的星系演化史看，是人類在生態圈中的位置；而只有從距今約130億年前的“大爆炸”（即現代科學認定的宇宙開端）講起，才有可能深入探究個人、人類和宇宙之間的關系，才有可能編織能夠為我們提供定位感、歸屬感的現代“創世神話”。不過，在這樣一個大框架中，人類便顯得異常渺小卻富于破壞性，人類史也變得那般淺近。如果按照克里斯蒂安的做法將130億年簡化為13年前，那么人類的出現大約是在三天前，最早的農業文明約發生在五分鐘之前，工業革命才不過六秒鐘以前，而世界人口達到60億、第二次世界大戰、人類登月都不過是最后一秒鐘發生的事情。這顯然不同于傳統的以人類為中心的歷史。

　　
　　主持人：中國的歷史學家非常注重歷史的實際功用，比如“以史為鏡”等等。從這一點出發，“大歷史”學家們有什么話要對中國的歷史學家說嗎？

　　克里斯蒂安：在大多數社會，包括中國，歷史都被賦予一種培養文化認同的功能。大歷史也不例外。大歷史的不同之處在其歷史敘述框架的擴大，它使得世人能夠依此建立整個人類甚至整個生物圈的認同。在大歷史的敘述中，你首先遇到的不是中國人或美國人，而是生物物種的一員，是人類。大歷史就是要追溯整個人類的歷史，塑造人類的認同。當今世界，人類面對越來越多的來自全球的挑戰，所以就有了塑造全球共同體認同的必要，只有這樣才能解決民族國家無法單獨解決的問題。畢竟，這一脆弱的星球是我們目前唯一共有的家園。大歷史在21世紀將顯出更大的魅力，恰恰是因為它能夠幫助人類建立一種最廣泛的認同：人類共同體的認同。

　　拿撒勒：我個人認為，大歷史具有戰略決策未來的潛在能力，它能令人類洞見未來文明發展的各種變量。大歷史告訴世人，無論大自然還是人類在自身的進化過程中都曾找到過非凡的方法走出僵局，說明各自都有克服進化危機的某種機制。這一點在我們應用整合的歷史模式研究所謂“突變點”的時候顯得尤為重要。事實上我們共有的是人類或人類圈的歷史，不管文化多元化或全球化的浪潮如何變幻，整個地球上人類的生存機制卻大同小異，我們面對的要么是全球的崩潰，要么是共渡難關。大歷史研究發現了破壞性和建設性發展的一些基本機制，包括技術力量、文化價值觀、社會制度內部的可持續性即技術—人道平衡等規律。

　　斯皮爾：大歷史令人類明確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此外，通過追溯萬物演進的歷史，人類可以避免先前所犯下的錯誤，或避免因無知可能犯下的錯誤。我對大歷史在中國的發展充滿信心，因為中國有著穎慧和富于創新的優秀學術傳統。

　　孫岳：“大歷史”的高超在其境界：它不止看到了整個人類，更追根溯源，把人類史放到整個宇宙史的大框架中去考察；它積極倡導人類知識的整合，倡導多學科、跨學科的協作；它以迄今最可靠的科學知識為基礎，建構一個貫通古今、涵括整個人類甚至整個生物圈的宏大敘事框架，并進而展望多種可能的未來。

　　不過，融合“自然史”與“人類史”的努力其實古已有之。就中國而言，司馬遷在《史記》中就透露出一種“大歷史觀”：他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黃仁宇的“大歷史”追溯的雖不甚遠，但同樣看到了“土壤、風向和雨量”對中國農業社會發展的塑造力量。這可謂是中國的“大歷史”傳統。可能正因如此，中國學者近乎直覺地覺察到“大歷史”的功用。有國外學者指出，大歷史屬于未來，所以很難被當今的專家學者認真看待；中國學者對大歷史還是表現出了謹慎的信心，至少認可“這種宏大規模的探究無疑有其必要性”。但顯而易見，大歷史本身仍在建構之中，能否真正成為史學研究的新流派，還有待時間的檢驗。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