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秦暉！住嘴！ 

最近，一位編輯朋友寄來　2008年5月10日　秦暉在《中國的人心與文化》出版座談會上的一篇發(fā)言，題目是《中國的人心與法家、儒家》，我滿懷興趣的看了，看完后，怒不可遏。

一個識漢字的中國學者，有幸站在清華大學的講堂上，怎么能這樣信口雌黃！誤導公眾！良心何在！

我只有一句話——秦暉！住嘴！

冷靜下來，還是決定寫點東西。依法表達言論是一個社會健康發(fā)展的基礎，作此文的目的不是為睹上秦暉到處胡念“自由主義經(jīng)”的嘴，而是讓公眾明白中國古典政治理論法家究竟是什么？

法家政治中沒有性惡論　　

秦暉認為法家和西方都講性惡論，但法家依性惡論設計制度是為了制約老百姓，防止百姓侵害皇權，而西方依性惡論設計制度是為了限制皇權，保障民權。

西方文化傳統(tǒng)中有性惡論，中國當然就應該有，法家是也，這就是秦暉的邏輯！請問，　秦暉　先生，法家什么時候講性惡論了，從《逸周書》到《韓非子》，中國古典政治不都是講人皆趨利避害的人情論嗎？西方有的東西，中國就要有，美國有密西西比河，中國就不準有黃河——西方有奴隸社會，中國就要有奴隸社會，西方有性惡論，中國也要有性惡論，哪有這個道理！難道您就是這樣作學問，然后在大學里教自己的學生嗎？

在人情論的基礎上，中國建立了符合本土特點的政治法律體系。《韓非子》中將因人趨利避害之性而行賞罰稱為“二柄”，認為代表國家整體的最高領袖依法賞罰是正常政治秩序的保證，假如賞罰的權力被人任意使用，就會造成人治和社會秩序的混亂。兩千多年前《韓非子·二柄第七》中說：

　明　君用來控制臣下的，不過是兩種權柄罷了。兩種權柄就是刑和德。什么叫刑、德？殺戮叫做刑，獎賞叫做德。做臣子的害怕刑罰而貪圖獎賞，所以君主親自掌握刑賞權力，群臣就會害怕他的威勢而追求他的獎勵。而現(xiàn)在的奸臣卻不是這樣。他們對所憎惡的人，　能夠從　君主那里取得權力予以懲罰；對所喜愛的人，　能夠從　君主那里取得權力予以獎賞。假如君主不是讓賞罰的威嚴和利益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聽任他的臣下去施行賞罰，那么全國的人就都會害怕權臣而輕視君主，就都會歸附權臣而背離君主了。這是君主失去刑賞大權的禍害。老虎能制服狗，靠的是爪牙。假使老虎去掉它的爪牙而讓狗使用，那么老虎反而會被狗所制服。君主是要靠刑德來制服臣下的，如果做君主的丟掉刑賞大權而讓臣下使用，　那么　君主反而會被臣下所控制了。（原文：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奸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于已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　易其　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于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于臣矣。）　　

十七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對中國建立在人情論基礎之上的法律制度高度贊美，因為中華法系不僅因人避害用以懲惡，還因人趨利而獎善，而現(xiàn)代西方國家的法律以及中國西化的法律體系直到今天還沒有能夠建立起完整的獎善制度。兩百多年前伏爾泰寫道：

在別的國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國，其作用更大，用以褒獎善行。若是出現(xiàn)一樁罕見的高尚行為，那便會有口皆碑，傳及全省。官員必須奏報皇帝，皇帝便給應受褒獎者立牌掛匾。前些時候，一個名叫石桂（譯音）的老實巴交的農民拾到旅行者遺失的一個裝有金幣的錢包，他來到這個旅行者的省份，把錢包交給了知府，不取任何報酬。對此類事知府都必須上報京師大理院，否則要受到革職處分；大理院又必須奏稟皇帝。于是這個農民被賜給五品官；因為朝廷為品德高尚的農民和在農業(yè)方面有成績的人設有官職。（伏爾泰，《風俗論》，梁守鏘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1月，第251頁）　　

在同一書中，伏爾泰也和與他同時代的魁奈一樣，抨擊了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中關于中國社會是專制社會的論斷，他認為孟德斯鳩只看到了中國政治的表面現(xiàn)象，伏爾泰說：

看到一些人跪拜，便認為他們是奴隸，而接受人們跪拜的那個人必定是1．5億人生命財產(chǎn)的絕對主宰，他一人的旨意便是法律。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而這正是我們將要討論的。這里我們只須指出：在帝國最早時代，便允許人們在皇宮中一張長桌上寫下他們認為朝政中應受譴責之事，這個規(guī)定在公元前2世紀漢文帝時已經(jīng)實行。（伏爾泰，《風俗論》，梁守鏘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1月，第249頁）　　

法國重農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將專制君主分為合法的專制君主和為所欲為（不合法）的專制君主，前者是指執(zhí)行法定絕對權力的統(tǒng)治者，后者指篡奪專制權力的統(tǒng)治者，執(zhí)政不論好壞，其政府都不受基本法則的保護。他認為：“中國的制度系建立于明智和確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執(zhí)行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審慎地遵守這些法律。”（弗朗斯瓦·魁奈《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24頁）

法家“弱民”不是“強迫所有人都作惡”　　

孟德斯鳩還能根據(jù)社會表面現(xiàn)象作出自己的判斷，而甲午戰(zhàn)爭以后太多中國學者只能根據(jù)西方人貶低中國的觀點作判斷了，人云亦云似乎代表了學術上的“政治正確”。到了秦暉那里，法家政治不再是成就中國千年輝煌的偉大制度，卻成了“強迫所有人都作惡”的制度。首先是皇權絕對專制，沒有任何制約。

前面我們說過，中國的政治哲學基礎是趨利避害的人情論，皇帝是國家權力的象征，他自己也是普通的人，也趨利避害，當然希望自己的國家治理的好。如果我們把權力比作筷子，筷子插進喉嚨可以致死，為什么秦暉還用筷子吃飯呢？就是因為秦暉也是人（黃皮白瓤“香蕉人”），也要遵守趨利避害的人情論。

韓非子進一步指出，只要依法行使公共權力，社會就會治理的好，如果等待堯舜那樣的賢者圣人出現(xiàn)再去治理國家，那么千年也遇不到一個，而像桀紂那樣隨意破壞法制的人，也是千年遇不到一個的，所以法治只需要中等水平的人就能治理好國家。韓非子反復強調中主抱法處勢而治的政治思想：

放棄法術而憑主觀辦事，就是堯也不能治理好一個國家；不要規(guī)矩而胡亂猜測，就是奚仲也不能做好一個輪子；廢棄尺寸而比較長短，就是王爾也不能做到半數(shù)符合標準。假如中等才　能的　君主遵循法術，笨拙的匠人掌握規(guī)矩尺寸，就會萬無一失了。做君主的能去掉賢人、巧匠也辦不成事情的做法，奉行中主、拙匠都萬無一失的做法，人們就會竭盡全力，功名也會建立起來。（《韓非子·用人第二十七》原文：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guī)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guī)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掌握法度、據(jù)有權勢就可以使天下太平，背離法度、丟掉權勢就會使天下混亂。假如廢棄權勢、背離法度，專等堯、舜出現(xiàn)才使國家太平，這就會一千世混亂，然后才有一世太平。掌握法度、據(jù)有權勢，等待桀、紂，桀、紂出現(xiàn)才使國家混亂，這就會一千世太平，然后才有一世混亂。依此而論，太平一千世才有一世混亂，和混亂一千世才有一世太平相比，就像騎著千里馬背道而馳，相去是非常遠的。（《韓非子·難勢第四十》原文：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　　

我們不是說建立在人情論基礎上的中國古典政治制度是完美無缺的。秦國、西漢長期都是法治社會，還是出了秦二世、漢元帝這樣的“將筷子插進喉嚨”的最高領袖，秦二世更改了秦律，在督責之術指導下使秦法成了暴法；漢元帝將儒家德治引入，結果真如他父親漢宣帝所預言的那樣漢家逐步敗亡了。

筆者認為，西方民主制度給我們的最大啟迪就是，在取消落后的政治世襲制的同時，在制度上實現(xiàn)了對國家最高領袖的有效制衡，很難想象美國總統(tǒng)會像秦二世、漢元帝那樣隨意更改國家的根本法律制度；但西方現(xiàn)代民主制度也有不足，就是他們的權力制衡是建立在一個階層之內，而不是像中國古典政治一樣建立在社會不同階層的平衡之上。這應與東西方的思維方式有關，中醫(yī)和中國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都主張動態(tài)平衡（陰陽平衡）思想，在中國人心目中，一個階層壟斷政權，無論是“民主”和“君主”，都是危險的，西周初年的政治思想家將之總結為“敬德保民”，并指出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從整體角度來論述君與民的關系。　 　

一位華盛頓的政客曾私下對我的一個美國朋友說，總統(tǒng)年年換，我們這些人卻是鐵打的營盤——資本壟斷政治權力，這是現(xiàn)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痼疾，我們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抄。

為了實現(xiàn)不同階層的平衡，法家提出了“弱民”主張。秦暉在這個問題上簡直是“學術憤青”。他甚至解釋說：“所謂善治國者，必強國弱民，要使老百姓變得非常糟糕，這種狀態(tài)才是很好的東西。如果你是壞人，那么你幫皇上為虎作倀，欺負老百姓，法家當然覺得好。如果你是好人，不幫皇上這樣欺壓老百姓，也不行。”我們懷疑，秦暉是否讀過法家關于弱民問題的論述，否則中國最著名學府的教授不應該這樣胡說八道。

法家“弱民”是使社會所有階層都依法行事，防止任何一個階層壟斷國家政權（公元前81年西漢鹽鐵會議上桑弘羊所謂“絕兼并”是也），真正實現(xiàn)“用必加于功，賞必盡其勞”的社會功勛制，按社會貢獻的大小分配資源。《商君書·弱民第二十》對這個問題論述甚詳，上面說：

人民不敢抗拒法律，國家就強，人民敢于觸犯法律，國家力量就弱，所以治理得法的國家一定要使人民不敢抗拒法令。人民樸質，就不敢觸犯法律；民眾放縱就敢于恣意妄為。不敢觸犯法律就會守法。人民守法，就聽眾役使；任意而行就不受控制。所以說采取強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眾國家力量就弱；采用弱民政策以去除不守法的民眾，國家力量就強。（原文：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強，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故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　　

《商君書》的作者還認為，農民、商人、官吏各個階層要為整個社會服務，而不是寄生于社會或綁架整個社會。正是中國古典政治百姓均平的思想，使中國長期以來沒有像現(xiàn)代西方國家一樣陷入政治上的軍國主義和經(jīng)濟上的殖民主義，軍事工業(yè)集團和商業(yè)金融力量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壟斷過國家政權。上面說：

農民、商人、官吏，這三種人是國家有經(jīng)常職業(yè)的人。農民耕懇土地，商人販賣貨物，官吏治理人民……農民有了太多剩余的糧食，于是成年安逸享樂。商人獲致了太大的利潤，販賣華麗、玩好的物品，于是對于日用必需物品發(fā)生了不良的影響。官吏雖然設置了，而不肯為國家出力，思想行為成為國家和人民的病害。（《商君書·弱民第二十》原文：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農辟地，商致物，官法民……農有余食，則薄燕于歲；商有淫利有美好，傷器；官設而不用，志、行為卒。）　　

只有依法行政，賞罰分明，使人民與國家同心同德，才能實現(xiàn)國家的真正強大。《商君書·弱民第二十》論證說：

　明　君任用他們的臣下，任命一定要充分體現(xiàn)他的功績，獎賞一定要及于他的所有功勞。　國　君使臣民相信這一點就像相信日月運行有規(guī)律一樣，那樣就無敵于天下了。離婁能看到秋毫之末而不能將他的明目給旁人；烏獲能舉起千鈞的重量卻不能把他的神力給予旁人。圣賢在才能方面也不能給予旁人。當今掌握政權的人都想成為圣人，那就要實行法治了。舍棄法度治理國家好比負重遠行而沒有牛馬，又如想渡過大河而沒有船。（原文：明主之使其臣也，用必加于功，賞必盡其勞。人主使其民信此如日月，則無敵矣。今離婁見秋豪之末，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圣賢在體性也，不能以相易也。今當世之用事者，皆欲為上圣，舉法之謂也。背法而治，此任重道遠而無馬、牛，濟大川而無舡、楫也。）　　

法家政治中的蕭何是“好人”還是“壞人”　　

秦暉舉出的法家弱民政策“逼良為娼”的案例是蕭何自晦一事。事情發(fā)生時西漢初年，大漢政權尚不穩(wěn)固，百廢待興。蕭何自晦事實上是明哲保身之舉，其自晦的手段，就是秦暉所說的作“惡”是用低價、賒借等手段買百姓的田，在當時的階層制衡體制下，政治糾錯能力比糾正美國總統(tǒng)小布什誤導公眾進行打伊拉克并不慢。

丞相干了壞事，百姓告發(fā)；皇帝決策，官員糾正；丞相職責一方面對皇帝負責，一方面治理百官。其中國家最高領袖、官員（包括衛(wèi)尉和相國）、百姓之間的制衡關系在其中演繹得淋漓盡致——真實的歷史遠遠不是秦暉所描述的情況。為正視聽，我們不防引述《史記·蕭相國世家》中的記載：

漢十二年（前195）的秋天，黥布反叛，高祖親自率軍征討他，多次派人來詢問蕭相國在做什么。蕭相國因為皇上在軍中，就在后方安撫勉勵百姓，把自己的家財全都捐助軍隊，和討伐陳豨時一樣。有一個門客勸告蕭相國說：“您滅族的日子不遠了。您位居相國，功勞數(shù)第一，還能夠再加功嗎？您當初進入關中就深得民心，至今十多年了，民眾都親附您，您還是那么勤勉地做事，與百姓關系和諧，受到愛戴。皇上之所以屢次詢問您的情況，是害怕您震撼關中。如今您何不多買田地，采取低價、賒借等手段來敗壞自己的聲譽？這樣，皇上的心才會安定。”于是蕭相國聽從了他的計謀，高祖才非常高興。高祖征罷黥布軍隊回來，民眾攔路上書，說相國低價強買百姓田地房屋數(shù)量極多。高祖回到京城，相國進見。高祖笑著說：“你這個相國竟是這樣‘利民’！”高祖把民眾的上書都交給相國，說：“你自己向百姓們謝罪吧。”相國趁這個機會為民眾請求說：“長安一帶土地狹窄，上林苑中有很多空地，已經(jīng)廢棄荒蕪，希望讓百姓們進去耕種打糧，留下禾稈作為禽獸的飼料。”高祖大怒說：“相國你大量地接受了商人的財物，然后就為他們請求占用我的上林苑！”于是就把相國交給廷尉，用鐐銬拘禁了他。幾天以后，一個姓王的衛(wèi)尉侍奉高祖時，上前問道：“相國犯了什么彌天大罪，陛下把他拘禁得如此嚴酷？”高祖說：“我聽說李斯輔佐秦始皇時，有了成績歸于主上，出了差錯自己承擔。如今相國大量地收受奸商錢財而為他們請求占用我的苑林，以此向民眾討好，所以把他銬起來治罪。”王衛(wèi)尉說：“在自己職責范圍內，如果有利于百姓而為他們請求，這確是宰相分內的事，陛下怎么懷疑相國收受商人錢財呢！況且陛下抗拒楚軍數(shù)年，陳豨、黥布反叛時，陛下又親自帶兵前往平叛，當時相國留守關中，他只動一動腳，那么函谷關以西的地盤就不歸陛下所有了。相國不趁著這個時機為己謀利，現(xiàn)在卻貪圖商人的錢財嗎？再說秦始皇正因為聽不到自己的過錯而失去天下，李斯分擔過錯，又哪里值得效法呢？陛下為什么懷疑宰相到如此淺薄的地步！”高祖聽后不太高興。當天，高祖派人持節(jié)赦免釋放了相國。（原文：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shù)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shù)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污？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強買民田宅數(shù)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系之。數(shù)日，王衛(wèi)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系治之。”王衛(wèi)尉曰：“夫職事茍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shù)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jié)赦出相國。）　　

話說回來，假如法家真是“強迫所有人都作惡”的制度，那么實行齊法家核心黃老之術的西漢可能沒有誰比蕭何干的壞事更多。秦暉可能是這樣作夢的，但數(shù)千年來，上至皇族下至普通百姓都對蕭何充滿了敬仰，千年祭奠不衰。明朝中期湖南官吏劉威曾寫下《謁蕭何墓》一詩云：“半世悠悠刀筆場，偶持文墨事高皇。入關獨解收秦籍，略地先能絕楚糧。指示功勛高一代，定來法律勝三章。臨終更篤曹參代，萬古忠心日月光。”

中國未來必須建立在中國歷史的根基之上，我們不能忘記那樣為中華文明作出了杰出貢獻的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們，他們已經(jīng)融入我們的文化血液之中。在此，讓我們穿越悠悠千載紅塵，遙祭依秦律制定漢律的蕭何，是他奠定了強漢的國魂——將中華法系和中華文明推向了歷史的峰巔！

讀罷秦暉的文章，到處都是千年歷史積累的謊言和迷信西方產(chǎn)生的無知。事實上在漢以前，秦漢法家制度為世人所稱贊，今天我們讀《戰(zhàn)國策》、《荀子》、《韓非子》等典籍還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當時的政治觀察家普遍認為是法家制度實現(xiàn)了社會大治，路不拾遺，而不是如秦暉所說強迫所有人作惡。漢代儒家為了壟斷中國古典學術才刻意攻擊法家及其他諸子百家，秦暉只不過拾儒家的牙慧而已！

秦暉這些人在討論中國哲學、政治、經(jīng)濟、文化時大體用原始（樸素）、專制、落后、愚昧來概括，反之，談西方時則眉飛色舞，全變成了現(xiàn)代（有時用“后現(xiàn)代”）、民主、自由之類。不要再讓這種充滿偏見的、非理性的態(tài)度污染中國學術了——否則，我們真的對秦暉只能說一句話了，那就是：

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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