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部分人不“危”，大多數人才會“危”

　　視頻事件發生后，某些人對所謂“告密”口誅筆伐，并且危言聳聽地說現在已經“告密成風”，并且又玩起了“用大灰狼嚇唬成年人”的絕招，嚇唬人們說什么，文革又來了，到時候“人人自危”。

　　首先，咱們探討一下這個“人人自危”。

　　會有所謂的“人人自危”嗎?只有面臨外敵入侵，敵國對某個國家的民眾進行無差別屠殺的情況下，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人人自危”，但是即使在那種情況下，仍然有人會不“危”，投靠外敵的某些人就不會“危”，就好比抗戰中的漢奸，他們起碼不會馬上“危”。

　　再拿某些人常常拿來嚇唬80后和90后的文革來說吧，本人的父親在文革中在學校中曾經被打成“走資派”，因此我對這段歷史有發言權。文革一開始，的確有很短一段時間的確對所有的教職員工都可以貼大字報，但是隨著“16條”的出臺，很快就把矛頭集中對準了“當權派”，除了在后面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整的“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蛻化變質分子、階級異己分子”等以及一部分“地富反(包括現行反革命和歷史反革命)壞右”分子以外，一般不針對群眾。這類人的比例各單位有所不同，但是絕對不會是大多數，更加不會涉及“人人”。最起碼在當時，造反派不“危”，“逍遙派”不“危”，不參與打砸搶的不“危”，危的只是上述那些運動的對象。

　　即使在運動的后期也有一些造反派人員被整，但是在他們當中，不犯大錯誤的不“危”，沒有血債的不“危”，不沖鋒陷陣的不“危”，即使本身是運動沖擊對象的后人，但是當時還有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只要不喊錯口號，寫錯字，或者出現不小心打爛或者撕毀領袖雕像和圖片或者背地里發牢騷被揭發，都不會“危”。但是這種人不可能成為“多數”，更加不會成為“人人”。更加可笑的是，文革以后，我父親作為真正的受害者沒有說什么，倒是那些曾經賣力批斗我父親的人一個個聲稱自己是“受害者”，說文革迫害所有知識分子，其實真實的情況是，作為“走資派”的我父親就是被學校里的大多數知識分子“迫害”，而那些參與“斗批改”的人根本沒事。這就是文革中所謂的“人人自危”。

　　現在也是一樣，一些當年的造反派，打砸搶分子，現在搖身一變，都變成了“文革的受害者”，為了他們新的政治目標，忽悠起年輕人來，說什么“人人自危”。

　　所有這些說明一個道理，當人們沒有一致的利益和價值觀的情況下，就不會有一致的“安危觀”。

　　再回到視頻事件上來，通過視頻公之于眾不算“告密”，如果算，那么對雷政富的視頻公開也算“告密”了;包括文革在內，古今中外都有告密，唯獨告密現象在文革期間并不普遍，那時候最多的還是當面檢舉揭發，就像當年在大會上公開揭發劉青山、張子善一樣;現在更加不存在所謂什么“告密成風”，人們見到的倒是對違法犯罪行為和腐敗現象的告發成風。所以，非常歡迎“告密成風”論者舉例子證明現在是怎么個“告密成風”法?

　　另外，撂倒了老畢，就會從此“告密”或者像文革期間那樣相互揭發成風嗎?

　　不會。從法律層面說，當時對某些人的過火打擊有上升到“法律”高度的“公安六條”作為依據，有所謂的“惡攻罪”，現在沒有這個罪名，甚至在80年代修改刑法的時候，連“反革命”罪也取消了，代之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從事實層面說，現在重證據，以前的僅僅憑有人揭發就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口號下甚至可以通過逼供信的手段迫使嫌疑人自證有罪，這種現象現在是否已經完全絕跡我不好下結論，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了這種土壤，如果還有人這樣干，連他自己也要負法律責任。因此，現在有人要揭發，或者有人害怕揭發的，就基本上屬于違法犯罪行為和貪污腐敗行為，除非“人人自危”論者要保護的就是這種人。

　　如果這一小撮人不“危”，大多數人就會“危”;只有這一小撮人“危”了，大多數人才安全。

　　這幾天發生的一件事就很耐人尋味。

　　3月20日，福建副省長徐鋼被中紀委通報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成為十八大后福建第一位落馬的副省級官員，被稱為“福建首虎”。

　　2012年，在泉州一次老干部座談會上，徐主動談及被舉報一事。當時參會的一位老干部回憶，徐很生氣，說泉州有“叛徒”舉報他是大老虎，“如果不是我的身份還在，我就要和你單挑。”

　　如果“福建首虎”不“危”，那么福建民眾就“危”了。

　　同樣，如果當年雷政富不“危”，那么他管轄下的地方及其民眾就“危”了。

　　還有，如果嫖娼被開除的上海法官不“危”，那么舉報者以及以后找他們幾個人打官司判案子的民眾就會“危”。

　　還有這些年來因為發表不當言論即所謂“雷人”言論被網絡曝光以后丟官的官員，他們算不算“因言獲罪”呢?對他們的網絡曝光算不算“告密”呢?如果要讓他們有安全感，是不是大眾的安全感就會減少呢?

　　上述事實證明了，在具有不同的利益關系和價值取向的人之間，不會有一致的安全觀。

　　關于這一點，也可以從宏觀層面上論證。

　　大多數人認為，日本非法霸占我釣魚島的直接后果就是讓釣魚島周邊的很大一片海域都受到日本控制，日本因此可以封鎖我出海口以至于對我國進行經濟封鎖;而一小撮人卻認為，假如那個小島沒有人居住，假如歸人家管民眾會更加自由，這應該歡迎。他們還認為，正好方便于由美國和日本主導中國的“民主進程”。

　　大多數人認為如果外國敵對勢力將中國“一分為七” 的圖謀得逞，國家四分五裂，民族危難;而一小撮人卻認為，納入西方體系以后，中國才會沒有危險。

　　綜上所述，在具有不同的利益關系和價值取向的人之間，會有一致的安全觀嗎?會有一小撮人感到“危”的東西，大多數人也“人人自危”嗎?

　　這種小技兩只能嚇唬那些不諳世事的小青年和沒有文化的小市民，以達到捂住邪惡的蓋子不讓別人掀開的目的。

　　如果現在不讓這一小撮人“危”，那么國家、民族和大眾的前途就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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