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對改開前后三十年的含蓄表態等

　　雜論一：錢學森對改開前后三十年的含蓄表態

　　錢學森去世前曾對去看望他的溫總理說：“我只是在毛主席周總理領導下為國家做了點事情，現在老了，不能做了”。錢老這段話的關鍵字是哪個字?我認為是這個“只”字。這個“只”字表明，在錢老自己看來，他只是在毛周領導下為國家做了貢獻，而毛周之后，即改革開放之后，他為國家沒做什么貢獻。那為什么改開之后錢老就沒為國家做貢獻呢?是錢老的個人主觀原因嗎?譬如他沒這個意愿或能力?肯定不是。真正原因肯定是在客觀方面，即國家的宏觀發展道路上。通過這個“只”字，錢學森對改革開放前后三十年的態度已經含蓄而明確地告訴我們了。

　　雜論二：共產黨員如何對待革命導師的觀點

　　我認為共產黨員對待革命導師(馬、恩、列、斯、毛)的觀點要遵循以下三原則：

　　1， 充分尊重革命導師的權威。

　　2， 對導師觀點可以有不同看法，不搞教條主義。

　　3， 從嚴謹的科學態度和社會主義民主的立場上，要用你的新觀點去取代革命導師的舊觀點，必須同時做到兩點：一，對你的新觀點給出科學論證;二，用正當的即民主的方式爭取到廣大人民的支持，樹立起你的新觀點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革命導師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應實行計劃經濟。假設現在有個黨員干部小朱，他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搞市場經濟，與革命導師觀點不同。可不可以呢?可以。我們不對革命導師搞教條主義，允許有不同看法。但如果這位小朱同志僅僅因為自己觀點與導師不同，就馬上用自己的觀點替代導師的觀點并強制他人接受他的觀點，這可以嗎?——不可以。從嚴謹的科學態度和社會主義民主的立場出發，黨員干部小朱如果要用他的市場經濟觀點替代革命導師的計劃經濟觀點，就必須為他的新觀點給出科學論證，并用正當的方法，即公開的民主辯論爭取到大多數人的支持，樹立起他的新觀點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如果他有能力做到這兩點，那實行他的市場經濟觀點沒問題;但如果他沒能力做到這兩點，那還是老老實實遵守革命導師計劃經濟的觀點。現在一個很尖銳的問題是：某些主張市場經濟的黨員干部有沒有為他們的觀點給出科學的論證，并通過正當的方式，即公開的民主辯論，爭取到人民的支持? 他們有沒有做到這兩點?

　　雜論三：尊重、落實人民獨立公開發言的權利

　　人民作為國家的主人，對國家大事發表意見，對執政者的工作提出批評，——這個意見、這個批評如果要在政治上產生影響，對執政者產生壓力，真正起到有效的民主監督作用，那就必須是獨立公開發言。如果不公開發言，只是私下議論，在政治上根本不會有什么影響和作用。如果發言不獨立，是由別人控制，那就不能表達你真實的看法，并且你不是國家的主人，那個能控制你發言的人才是國家的主人。特別要強調的是：執政者不可以控制人民的發言。因為執政者作為公仆是人民監督的對象。如果人民對執政者的工作提出批評，但這個批評卻可以由作為被人民監督的對象的執政者事先來控制和審查，那這個批評會對執政者產生壓力并真正起到民主監督作用嗎?——根本不可能。所以人民對國家大事發表意見，對執政者的工作提出批評，這個意見和批評要真正在政治上產生影響，讓執政者感到強大的壓力，真正起到有效的民主監督作用，就必須是獨立公開發言。尊重和落實人民獨立公開發言的權利，是落實社會主義民主的先決條件。如果你對國家大事只能私下議論，不能獨立公開發言，那即使你對國事的意見再好，在政治上也不會產生任何影響，根本沒什么作用。落實人民獨立公開發言的權利，就意味著執政者不能搞一邊倒的宣傳。執政者向人民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是可以的，這是執政者的正當權利。但你要搞一邊倒的宣傳，即在公開的發言平臺上，只有你執政者的聲音，卻聽不到廣大人民群眾自己獨立真實的聲音，那就不對了。執政者作為公仆要接受人民的監督。但如果你可以搞一邊倒的宣傳，即在公開發言平臺上，只有執政者自己的聲音，卻聽不到廣大人民群眾自己獨立真實的聲音，那執政者怎么真正接受人民有效的監督和考驗呢?只有承認落實人民獨立公開發言的權利，在公開發言平臺上，不僅聽到執政者的聲音，也能同時聽到廣大人民群眾自己不需要仰合執政者的獨立真實的聲音，并且對待群眾的意見，特別是批評反對的意見，執政者不能壓制，只能用民主方式解決。——只有這樣，才真正談得上執政者接受人民有效的監督和考驗。1975年文革憲法規定公民有“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即著名的“四大自由”。這實際上就是承認人民有獨立公開發言的權利。文革路線的對錯這里姑且不論，但文革憲法中關于“四大”的規定是正確的，是落實社會主義民主的先決條件。

　　雜論四：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中的“有罪推定”與“無罪推定”

　　1975年憲法規定公民具有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在80年代初被廢除。 “四大自由”的實質是承認人民有獨立公開發言的權利，這是落實社會主義民主的先決條件。否定“四大自由”，導致公開場合聽到的全是執政者的聲音，但聽不到人民大眾自己獨立真實的聲音，特別是對執政者工作的批評意見。在這種情況下，對執政者的民主監督就全是空話。而沒有有效的人民監督，執政隊伍肯定要出問題。最近30年，干部隊伍嚴重的脫離群眾和腐敗等問題，源頭就在80年代初廢除“四大”，導致對干部的民主監督成了空話。當初廢除“四大”的理由是“四大自由”會導致一些負面結果，如壞人干壞事。我是國家的主人，我對國家大事獨立公開發言意見是主人的正當權利，與壞人干壞事沒有必然因果聯系。認為人民獨立公開發言就會導致壞人干壞事，實際上是對人民行使民主權利搞有罪推定，是對人民的不尊重甚至是侮辱，是剝削階級統治者的“防民心態”，決不是社會主義的人民公仆對待人民應有的態度。對干部嚴，對群眾寬。監督干部比什么都重要。在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上，我認為這可以作為一條原則，就是：群眾對干部破壞社會主義民主和拒絕民主監督可以實行有罪推定，但干部對群眾行使民主權利只能采取無罪推定。具體說，如果一個干部破壞社會主義民主，阻撓群眾行使民主權利，拒絕民主監督，群眾可以對他有罪推定，即認為這個干部肯定有鬼，肯定要干壞事;但對群眾行使民主權利，干部只能采取無罪推定，即不能認為群眾行使民主權利就必然導致負面結果，如壞人干壞事或擾亂社會等。

　　雜論五：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單純實踐得到的僅是感性經驗。感性經驗積累或歸納得再多，也是有限的。譬如你吃一個蘋果，只知道一個蘋果的滋味。你吃一百個蘋果，你只知道這一百個蘋果的滋味。那第一百零一個蘋果的滋味你還是不知道。所以如果把實踐作為認識和檢驗真理的唯一途徑，那就意味著關于事物內在本質的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認識為不可能，在哲學上就導致反理性主義和不可知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理性主義哲學，承認事物有客觀本質并且人有能力認識事物的本質。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是資產階級實證主義的觀點。要批駁它也很容易。只要請那些鼓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人自己用實踐的方法去證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即可。反理性主義否認普遍性必然性。表現在判斷上，就是認為人只能對事物做特稱判斷而不能做全稱判斷。但反理性主義思想本身如果表述為一個判斷的話，其實也是一個全稱判斷。這就是它的邏輯矛盾。

　　雜論六：國務院新聞辦不能管網絡媒體

　　據說網絡媒體不是由中宣部管，而是由國務院新聞辦管，原因是當初互聯網剛出現時，有關方面不重視，認為互聯網只是一個技術問題，所以讓國務院下面的新聞辦管，而非由中宣部管。這實際上是不對的。國務院作為行政機構擁有行政權，就不能同時管宣傳輿論。宣傳輿論方面應由中宣部管。互聯網發展到今天，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輿論陣地，應由中宣部統一管理。

　　國務院負責國計民生的各種具體工作，與群眾生活有關的各類事情都屬政府職責。如果政府工作不好，群眾當然有權批評。這是群眾的民主監督權。但如果批評的發言平臺或渠道如媒體等，本身就由政府部門來管，如國務院新聞辦來管，那怎么可能對政府起到有效的民主監督作用?中宣部不管具體的國計民生工作，沒這方面的利益牽扯，具有中立性，所以讓中宣部管媒體包括網絡媒體是正確的，國務院就不能管。黨管宣傳。

　　雜論七：讓人民管媒體

　　我認為現在中國存在著一種媒體“霸權”。譬如流行說“媒體監督”，好象中國青年報上還說政府與媒體要實現良性互動。政府是為人民服務，不是為媒體服務，政府是接受人民監督，不是接受媒體監督。媒體可以為人民監督政府提供發言平臺也就是充當工具的作用，但媒體本身不是監督的主體，監督政府的主體是人民不是媒體。媒體工作者可以作為人民的一分子參與對政府及各種公共事務的監督，但只是作為人民監督的一部分。不講人民監督，單講媒體監督，就意味著媒體人相當于一個特權集團高高在上，監督政府和一切公共事務成了他們壟斷的特權，人民反倒被排除在外。實質是剝奪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讓少數能操縱媒體的“精英”得以壟斷輿論、歪曲民意、誤導公眾、控制社會和要挾政府。

　　特別要強調的是：媒體不代表人民!因為媒體工作者，如中國青年報的主編，不是人民群眾通過有效的民主選舉產生，也不受人民群眾有效的民主監督。在這樣的情況下，憑什么讓你媒體去監督這個監督那個?在自己不受有效的人民監督的情況下到處高叫“媒體監督”，甚至鼓噪“政府要與媒體實現良性互動”，這難道不是一種把自己凌駕于人民之上的媒體霸權嗎?

　　在現代社會，媒體是最重要的公開發言和信息發布平臺，因而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政府要尊重民意，但必須是真實的不被人歪曲的民意。現代社會，民意往往通過媒體來表現。要使媒體能表達真實的民意，就必須防止媒體的管理權被少數人壟斷，就要使媒體工作在全社會有效監督下進行。在社會主義國家，媒體應當人民公有，不是私人所有，應當為人民服務，不是為少數私人服務，應當反映人民大眾的聲音，不是少數私人的聲音，應當人民管媒體而不是少數人管媒體。媒體的管理應當貫徹民主化、公開化的原則，讓群眾廣泛有效參與，不允許少數人壟斷包辦。媒體工作，如中國青年報或者騰訊、新浪等門戶網站的工作，必須接受人民群眾有效的民主監督。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媒體這個現代社會最重要的公開發言和信息發布平臺不被少數“精英”壟斷，不淪落為他們謀私利和操控輿論的工具，真正做到媒體為人民大眾服務。

　　我完全贊同對新浪、網易、搜狐、騰訊等門戶網站實行社會主義國有化改造的主張。包括媒體在內，凡是影響到社會和人民大眾生活狀態的資源都必須公有，不能讓少數私人壟斷。要改革現有的媒體管理體制，要讓人民大眾管媒體。中央對媒體要全方位整頓。整頓的方法，可參考歷史上派軍宣隊和工宣隊的模式。

　　不僅是媒體，一切關系人民大眾的公共事務的管理，如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等事務的管理，都必須貫徹民主化、公開化原則，讓群眾有效參與，不讓少數人壟斷包辦。少數人包辦肯定會出問題。有句成語：“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如果公共事務的管理被少數人壟斷，群眾不能參與，那這少數人就是刀俎，群眾就是魚肉。如果這少數人是好人，群眾當然很幸運，但如果這少數人是壞人，那群眾就沒辦法只能倒霉挨宰。群眾要想自己把握自己的命運，要想不被人宰，就必須有效參與到一切公共事務的管理中去。參與一切公共事務管理的權力，是勞動者最重要的權力。群眾的有效參與，對干部和專家來說，有一個監督制約作用。這一點，非常重要!

　　雜論八：自由派攻擊計劃經濟和極權專制的最慣用手段

　　自由派在政治上攻擊極權專制，鼓吹民主自由，在經濟上攻擊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鼓吹市場化私有化，最慣用的手段是借口微觀操作上的一些問題去否定整個宏觀大方向。最近自由派借口國企腐敗要搞私有化，就是這種性質。俗語說“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問題出在哪個環節就解決哪個環節，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工作中的問題如果出在宏觀方向上，就改宏觀方向，如果出在微觀操作上，就在堅持宏觀方向的前提下改進微觀操作。做個比喻：醫生這個職業的宗旨即宏觀方向是為病人服務，這本身沒什么問題。所以如果一個醫生為病人服務的水平不高，這當然不是宏觀方向問題，而只是微觀操作上的問題。解決的途徑就是在堅持醫生為病人服務的大方向前提下改進醫生為病人服務的水平。自由派攻擊公有制和極權專制的邏輯就相當于因為一個醫生為病人服務的水平不高，他就把醫生這個職業完全否定掉。這當然很荒唐。人非圣賢，孰能無過?人做任何工作，在具體操作上都可能出問題，那任何工作都要否定?——包括市場經濟和民主自由?

　　雜論九：黑格爾哲學對左派的重要政治意義

　　不同的社會制度與發展道路的分歧，歸根結底是價值觀的分歧。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公有制與私有制，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在價值觀上的區分就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區分。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區別就在于如何看待整體與個體的關系。集體主義認為整體大于個體，個體不能脫離整體獨立存在，整體利益優先。個人主義否定整體的存在，認為只存在原子式的獨立個體，所以要求個人至上，個人利益第一。兩者在思想方法上的區別就是辨證法與形而上學思維的區別。辯證法認為事物是普遍聯系的，世界上的各種事物都是相互影響相互依存，是個有機的統一體，所以我們看問題要用聯系的、系統的、全局的觀點去看問題，反映在價值觀上就是集體主義，主張整體大于個體，個體不能脫離整體獨立存在，整體利益優先。形而上學認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各歸各的互不相干的原子式的獨立個體，不存在有機的統一整體，所以看問題不從整體全局出發，而從微觀的孤立的個體出發，反映在價值觀上就是個人主義自私自利。

　　辯證法認為事物是普遍聯系的，脫離整體的獨立個體是不存在的，為什么?因為任何事物都無法自己規定自己。你要說明一個事物的性質和價值，必須借助其他事物。表現在判斷上，就是一個有意義的判斷，其主詞和謂詞必須不同。如果你直接用這個事物自己說明自己，表現在判斷上，就是判斷的主詞和謂詞相同，那么，這個判斷就是無意義的，也就是邏輯學上說的“同語反復”。這就表明：一個事物的性質和價值，不是直接體現在它自己身上，而是體現在它和其他事物的相互關系相互作用之中。所以我們認識事物時，必須要用聯系的、系統的、全局的觀點去看問題，從這個事物與周圍其他事物的相互關系相互作用中去把握這個事物的本質，反映在價值觀上就是集體主義：整體大于個體，個體不能脫離整體獨立存在，整體利益優先。從人性善惡角度，集體主義是性善，個人主義是性惡。從看問題的眼光角度，集體主義是從宏觀整體去看問題，個人主義是從微觀孤立的個體去看問題。

　　黑格爾哲學的重要政治意義現在就很清楚了。黑格爾雖然是資產階級思想家，但他的辯證法思想，尤其是“整體先于個體”這個哲學命題，實際上是證明了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合理性。證明了集體主義的合理性，也就意味著建立在集體主義價值觀之上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如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合理性全都證明出來了。同時也就否定了個人主義和建立在個人主義價值觀之上的資本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如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乃至憲政民主等等。也就是說，在證明集體主義和否定個人主義上，黑格爾“整體先于個體”這個哲學命題是解決問題的邏輯關鍵點。這就是黑格爾哲學重要政治意義之所在。一些自由派學者也看到這點，所以攻擊黑格爾。希望左派學者高度重視黑格爾，特別是吃透“整體先于個體”的哲學含義。

　　雜論十：真正的三權分立根本不可能

　　某領域如要實行有效的統一管理，就必須極權或集權，分權是不行的。如果分權，就是通常所謂“政出多門，互相掣肘”，無法有效統一管理。所以真正的三權分立是根本不可能的。國家政權為正常發揮其職能，就必須使政權的各個部門之間保持一種統一性。否則，搞所謂“三權分立”，讓國家政權的不同部門之間互不統屬、相互獨立，只會造成“政出多門，互相掣肘”的局面，使國家政權無法正常發揮維護社會秩序的職能。要使國家政權的各個部門之間保持一種統一性，就必須在各個部門之上有一個最高權威的統治者或領導者。這個最高權威的統治者或領導者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一個機構。在中國古代就是皇帝，在現代中國就是黨中央。在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通過無產階級政黨對國家機器實行一元化領導，使國家機器的不同部門之間在黨的領導下保持一種統一性，從而正常發揮其職能。在資本主義國家，表面上三權分立，但實際上處于國家機器各個部門之上的最高統治者是有的，那就是大資本家集團。大資本家或者說壟斷資本集團擁有巨額財富，事實上可以操縱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國家機器也在其操縱之中。但他只是私人身份躲在幕后操縱，如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他具有的能操縱社會生活乃至國家機器的能力在表現形態上也只是一種私權力而非公權力，因此無須象公權力那樣為整體利益承擔責任和接受社會監督。這就是自由派市場派鼓吹的所謂“無形的手”。在資本主義國家，在大資本家集團的幕后統一操縱下，國家機器的各個部門之間也能保持一種統一性，從而正常發揮其保護資本家利益的職能。

　　所謂“有形的手”就是公權力的手，具體指制度設計上有一個明確的最高統治者或領導者，他掌握相應的權力和資源，為維護整體利益(為人民服務)而對社會生活的某一方面或各個方面進行有效的統一管理。所謂“無形的手”是指作為私權力的豪強的手。自由競爭就是兼并，結果就是兩極分化，社會財富和資源集中在少數豪強手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豪強就是大資本家大財閥。在自由競爭的社會里，豪強以私人身份掌握巨額財富資源，因而在事實上可以操縱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國家機器也在其操縱之中。但豪強只是私人身份，他所具有的可以操縱社會生活乃至國家機器的的權力作為“無形的手”在表現形態上只是一種私權力而非公權力，因此無須為整體利益承擔責任和接受社會監督。有形的手作為公權力必須為整體利益承擔責任(為人民服務)和接受社會監督，無形的手作為豪強勢力的私權力則無須為整體利益承擔責任和接受社會監督，但它在事實上又可以操縱社會生活乃至國家機器。這就是兩者的區別。這個區別非常重要，要引起重視。

　　官僚操縱社會的能力是公權力，而公權力必須為整體利益承擔責任和接受社會監督。所以官僚即使以權謀私，也不敢太放肆，也要受一定的約束，因為用公權力為個人謀私在制度設計上是不正當的，甚至就是腐敗在法律上可以被追究。資本家操縱社會的能力在表現形態上只是一種私權力，因此無須象公權力那樣為整體利益承擔責任和接受社會監督。所以資本家為自己謀私并損害人民利益的行為是公開合法、肆無忌憚的。兩相比較，對人民而言，公權力要優于資本家的私權力，有形的手優于無形的手。如果說所謂“極權體制”就是指有一個公權力即有形的手在操控社會，那所謂“民主自由體制”就是指有一個資本豪強的私權力即無形的手在操控社會。根據前面的分析，很顯然，對人民而言，極權再壞也比民主自由好!在官僚民主與資本民主的關系上，就是官僚民主優于資本民主。以蘇聯為例。蘇聯勃烈日涅夫時代，官僚特權現象雖然很嚴重，但勞動人民還是能享受到穩定的生活保障。而蘇聯解體資產階級復辟后，人民的生活狀態馬上惡化。這就說明再壞的公權力也優于資本家的私權力，官僚民主優于資本家民主。當然，人民的民主要優于官僚民主。但如果只允許在官僚民主與資本家民主之間二選一的話，我還是選擇官僚民主，只要這個官承認公權力必須為人民服務。

　　雜論十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下共產黨干部扮演角色的不同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哲學區分就是理性主義與反理性主義的區分。計劃經濟是人治，市場經濟是法治。共產黨干部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條件下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在計劃經濟包括農業集體化條件下，共產黨干部扮演的角色是領導者，要親手組織帶領人民群眾按集體主義原則團結合作搞建設。要很好承擔領導者的責任，共產黨干部就必須吃苦在先，享樂在后，深入群眾，做調查研究，做組織動員，要做大量耐心細致的工作——工作量工作難度大。在市場經濟和農業個體單干條件下，共產黨干部不是領導者，變成統治者。讓群眾靠自己的力量到市場上個人奮斗自由競爭，干部退居二線，坐在衙門里收稅，就象地主收租一樣——工作量工作難度大幅度下降。把計劃經濟改為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一些干部為自己推卸責任和偷懶，即降低工作量和工作難度。我有理由認為：主張市場經濟和農業個體單干，反對計劃經濟和農業集體化的領導干部，在現實生活中很可能就是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干部：缺乏責任心，德才平庸，工作偷懶，在群眾中沒威信和號召力，不能勝任領導者的工作。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體制下，領導干部的工作內容有什么不同?工作量和工作難度相應又有什么不同?作為反理性主義，自由主義主張政府不要管的放任自流態度與領導干部推卸責任和偷懶的官僚主義之間是什么關系?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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