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對新中國前30年在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后，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歷史條件和計劃經濟的成就與問題進行了概括的敘述和客觀中肯的分析。作者指出，新中國初期的經濟發展，首先要解決盡快改變百年積貧積弱的狀態，捍衛國家獨立與安全的問題。經濟發展戰略不能不把發展工業，特別是發展以國防工業為中心的重工業為優先目標。在當時農業為主的落后的經濟基礎上，要把發展重工業放在首位，利用好蘇聯技術援助的有利條件，唯有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下，才能既保證廣大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又盡最大可能動員并大體合理地配置經濟資源，發揮國家組織力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越性。盡管計劃經濟體制在實行之初已表現出不少缺點，但它成功地保證了工業建設高速進行，從而為此后新的歷史時期的騰飛奠定了基礎。

　　鴉片戰爭后，中國外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壓迫，內部階級矛盾激化，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極大地阻礙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的進程。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的一百多年里，中國始終沒有建立起獨立的工業體系，而這又成為中國“落后就要挨打”的重要原因。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嚴峻的國際環境，必須加快工業化步伐，但受到經濟落后和國家貧窮的制約，為突破“貧困陷阱”必須通過政府的力量，將非常有限而又分散的剩余集中起來，迅速建立起工業基礎。這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選擇計劃經濟的根本原因。

　　建國初期的“貧困陷阱”與迫切的國家安全問題

　　所謂“貧困陷阱”，是指處于貧困狀態的個人、家庭、群體、區域等主體，因長期處于貧困的惡性循環中而無法自拔。一個國家也是如此，當人均收入過低、儲蓄不足，由此缺乏投資和資本形成，從而又導致該國的低收入和持久貧窮。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正面臨著這樣的困難。

　　新中國成立時，經過百年的戰亂、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以及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剝削，使得中國本來就落后的經濟更加殘破。以舊中國最好的發展時期1931-1936年為例，其消費率和投資率分別依次為：104.1%和-4.1%，97.5%和2.5%，102.0%和-2.0%，109.1%和-9.1%，101.8%和-1.8%，94.0%和6.0%。投資率最高的年份沒有超過6%，其中4年甚至為負數。 所以抗日戰爭勝利前后，中國經濟學界在探討戰后恢復和發展經濟時，幾乎一致認為僅靠中國自己不能解決資金匱乏問題;1949年美國政府有關中國政策的白皮書認定，中共不能解決吃飯問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1949年7月30日關于送呈《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致總統杜魯門的信中說：“在形成現代中國之命運中，有兩個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個因素是中國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紀增加了一倍，因此對于中國成為一種不堪重負的壓力。近代史上每一個中國政府必須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政府是成功的。”

　　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稀少，一直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之一。由于中國歷史悠久和農業文明發達，人口與耕地的矛盾由來已久。清代中期以后人口快速增加，進一步加劇了人口與農業資源的矛盾，農業的過度開發使環境問題也開始突顯。

　　新中國成立時，中國人口為5.4億，其中4.8億是農民，靠傳統農業吃飯，而當時人均耕地僅2.65畝，年人均糧食僅209公斤。1952年，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員占總經濟活動人口的比例高達83.5%，且農業人均生產資料非常缺乏，加之人多地少，農業能夠為工業化提供的剩余非常有限。當時工業產值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7.6%，其自我積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 同年，我國人均鋼產量僅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電13千瓦/小時;而同期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人均工業產品產量為：鋼82公斤，煤724公斤，原油242公斤，電448千瓦時。正如當時毛澤東所說的：“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按當時低下的積累能力和剩余高度分散的情況，如果按照常規的“市場型”發展中國家的路子，不陷入“貧困陷阱”幾乎是不可能的。

　　計劃經濟的形成，還與那個時期的國際環境有很大關系。國際環境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封鎖禁運。為了打破經濟封鎖、避免損失，在對西方貿易方面必須借助政府的力量，全盤統籌，統一對外;同時，封鎖也導致我國的對外貿易重心向蘇聯東歐轉移，而這些國家只愿意以協定貿易的方式與我國開展貿易，不僅私營進出口商被排斥在外，地方國營企業也難直接參與。二是朝鮮戰爭。戰后20多年，我國處于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對峙之中，歷經臺灣海峽危機、越南戰爭、中印邊界沖突等，實際上一直處于帝國主義戰爭威脅之下。在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考慮中，不得不將國家安全放到首位。要建立獨立強大的國防工業，必須加快重工業的發展。而重工業投資巨大，建設周期長，不僅需要盡可能地提高積累率，而且要將這部分剩余集中在政府(甚至主要是中央政府)手中，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實為不可避免。

　　第三，在20世紀50年代，蘇聯是唯一愿意并有能力大規模援助我國的國家。蘇聯援助的前提是，中國必須認同社會主義制度，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同時，蘇聯的經濟體制也決定它的援助只對中國政府及國有經濟，而不是私營企業。蘇聯的援助方式以及“一五”和“二五”計劃的工業建設重點和布局，都促進了中國向計劃經濟的轉變。

　　決定國防安全的軍事實力對比，首先建立在國力的對比，特別是工業化水平的對比上面。從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派兵進駐臺灣，到1955年用原子彈威脅中國以阻止中國的統一，都使中國黨和政府的決策者堅定了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的決心。如經過毛澤東親自修訂的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所說：“因為我國過去重工業的基礎極為薄弱，經濟上不能獨立，國防不能鞏固，帝國主義國家都來欺侮我們，這種痛苦我們中國人民已經受夠了。如果現在我們還不能建立重工業，帝國主義是一定還要來欺侮我們的。”

　　國家有限的財力與即將開始的經濟建設所需要的巨額資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缺口。朝鮮停戰后，蘇聯全面援助中國經濟建設，特別是尖端科技和國防工業，這也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從經濟角度看，西方國家對我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孤立和封鎖，以及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同構，也決定了新中國只能在半封閉的狀態下發展內向型經濟。這意味著，中國的工業化，必須依靠自身實行迅速的、大規模的資本積累，而有限和分散的農業剩余幾乎是我們獲取這種積累的唯一途徑。為此，中國需要建立起一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以確保國家擁有強大的資源動員和配置能力，而當時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建立在廣大分散小農基礎上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不能滿足這樣的要求。所以，新中國很快開始了由新民主主義經濟向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過渡。

　　因此，當國民經濟恢復任務金本完成，中國從1953年轉入大規模經濟建設起，如何解決建設資金不足、農業拖工業化后腿的問題就突出了。在還沒有解決“溫飽”的條件下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計劃經濟體現出它的優越性。從“一五”計劃開始，我國集中力量進行了以蘇援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限額以上共694個建設項目。一方面改造原有產業結構，同時迅速建立了新的產業體系，包括飛機制造、汽車、拖拉機、發電設備、礦山設備、重型和精密機器等產業部門，大大提高了產業結構的完整性。1958-1965年，我國又相繼建設了電子、石化、原子能等一系列新興工業部門;1966-1978年，工業繼續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鋼鐵工業、重工業得到優先發展。經過二十多年的工業化建設，“我國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計劃經濟的建立

　　關于計劃經濟，《中國大百科全書》所下的定義為：“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前提，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由社會主義國家根據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特別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通過指令性和指導性計劃來進行管理和調節的國民經濟。它不僅是一種管理國民經濟的方法和體制，而且是一種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

　　新中國前30年的計劃經濟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949-1952年為第一個階段，即為建立計劃經濟創造條件階段;1953-1957年為第二個階段，即計劃經濟形成階段;1958—1978年為第三個階段，是計劃經濟完整形態階段。

　　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起來的新中國政府，具有較強大的治理國家能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社會的組織化程度，達到了歷史空前的高度。列寧、斯大林所闡述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也為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和優先發展重工業提供了支持。中國共產黨即將快速工業化作為自己堅定不移的奮斗目標，政府自然被認為是工業化的主要推進者。

　　建國之初，中國共產黨提出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基礎上，通過節制資本、統制外貿和實施“四面八方”政策(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盡快實現工業化。而如上所述，朝鮮戰爭后的國際環境和國家安全目標的突出，要求政府的工業化戰略更強調重工業的優先發展。由于我國缺乏組織經濟計劃和管理工業的實際經驗，因此向當時的成功范例——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學習。

　　20世紀50年代，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與市場并重逐步轉向以行政管理為特征的計劃經濟，將市場機制逐漸從經濟運行中排斥出去，這固然有理論和認識上的原因，即當時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以及蘇聯的榜樣作用，但是若從當時的經濟體制變遷以及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思想和政策演變的歷史軌跡來看，就會發現，人的主觀認識只是客觀現實的一種反映，排斥市場作用與其說是學習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結果，不如說是當時中國的經濟基礎、發展要求和國際環境所促成。

　　具體說來，主要由以下因素促成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形成：(1)市場失靈。舊中國長期的戰亂和國民黨政府的掠奪政策，導致了經濟畸形和市場調節的扭曲。新中國建立之初，市場調節受到制約，相反生活必需品供應短缺，城市失業問題嚴重，對外貿易受到封鎖等，使得通過價格調節供需的市場機制難以發揮作用。對糧食、布、煤炭等需求彈性很小的生活必需品，政府不得不通過建立國營商業公司掌握主要資源、實行“牌價”(使市價向牌價靠攏)的辦法，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以維持社會穩定。(2)國家安全因素，如上述。(3) 突破“貧困陷阱”的需要。歷史遺留的積貧積弱的、以傳統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和眾多的人口，使得中國雖然通過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但是由于人均生產資料嚴重不足，多數農民只能保持基本溫飽，剩余十分有限，顯然靠市場的作用，短期內難以突破“低收入陷阱”、實現工業起飛。

　　新中國建立時，實行的是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基礎上的計劃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體制，當時就遇到了“如何處理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問題，也就是計劃管理的地位、手段和范圍問題。新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在經濟管理體制方面，也參照蘇聯經驗、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

　　計劃管理，原本包括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兩種方式。前蘇聯于20世紀30年代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后，計劃管理成為唯一或主要的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方式，這是與單一公有制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經濟管理體系分不開的。

　　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過程也是市場調節作用式微的過程。1952年底，完成了對私營金融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以后實行了城市勞動力計劃調配和主要農副產品“統購統銷”，1957年以后則關閉了城市消費品自由市場。

　　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實際上是各級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包括與個體經濟的關系)。由于我國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基本沒有變，因此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制訂和實施，即經濟運行過程，始終存在著如何處理計劃管理與市場調節的關系。

　　在改革開放以前，甚至可以說在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以前，許多人對計劃經濟與計劃管理的本質是區分不開的。由于單一公有制下必然要實行計劃經濟(或者說計劃管理只能是主要的手段)，而過渡時期(無論是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義經濟向計劃經濟過渡，還是1978-1992年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政府的行政性計劃管理在經濟運行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因此就造成了如下錯覺：似乎計劃經濟就是政府實施行政性計劃管理的那部分經濟，將計劃管理的必要性與計劃經濟混為一談，將手段與基本制度當作一回事。直至1992年我國將市場經濟作為基本經濟制度以后，計劃管理不言自明為一種手段，于是關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爭論才煙消云散。

　　實際上，從計劃經濟建立初期，中國共產黨人就看到了計劃經濟的缺陷，并試圖改革和完善它。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云、李富春等領導人，從1956年起就針對計劃的制訂和實施提出了不少改進意見。例如劉少奇就指出單一計劃管理的弊?。?ldquo;社會主義經濟的特點是有計劃性，是計劃經濟，但是實際社會經濟活動包括各行各業、各個方面，有幾千種、幾萬種、幾十萬種。國家計劃不可能計劃那么幾千、幾萬、幾十萬種，只能計劃那么多少類，結果就把社會經濟生活搞得簡單了、呆板了。” 因此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陳云提出的運用市場調節補充計劃管理的不足和李富春提出的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并用的主張，得到全黨的認同。

　　計劃經濟的歷史性貢獻

　　1956年底，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基本建立，這標志著中國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一方面，中國已經是一個以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另一方面，中國又是在尚未實現工業化、經濟落后的情況下進入社會主義的;中國還是一個經濟文化落后、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發展非常不平衡的發展中大國。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借鑒，只能在實踐中進行艱苦的探索。

　　這樣，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所面臨的任務，首先不是解決資本主義工業經濟中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所導致的“無政府”狀態，而主要是如何加快工業化的問題，包括籌集資金問題、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工業結構安排問題、城市建設和城鄉關系問題等。上述任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計劃經濟本身的作用，首先不是體現在能否準確地計算社會生產與需求之間的平衡和資源的最佳配置，而是表現為最大限度地動員社會資源，加速工業化步伐，實現趕超戰略。從這個角度觀察問題，計劃經濟本身所表現出粗放型的、隨意性很大的管理，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這種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所具有的動員和調配資源用于工業建設的特性。這可以說是計劃經濟為什么能夠在中國形成并持續了2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們今天對計劃經濟的歷史作用褒貶不一的重要原因。

　　在從1956年底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到1978年改革開放，中國盡管經歷了嚴重的波折，但是社會主義建設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積累了不少有益的經驗。

　　首先，在經濟建設方面，突破了“貧困陷阱”，保證了較快的經濟發展速度。計劃經濟確保了在人均收入極低水平下的剩余索取和投資達到最大限度，并以此建立起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強大的國防工業。根據發展經濟學和“貧困陷阱”假說，一個國家經濟起飛的重要條件之一是投資超過GDP的11%。如上文所述，舊中國的制度無法完成此項積累任務。而新中國自1952年以來，歷年積累率均遠遠高于這個11%的“門坎”。最低的年份是1963-1965年的22.7%，最高為“四五”計劃時期的33.27%。被認為最合理的“一五”計劃時期則為24.2%。這個時期經濟建設最突出的成就，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初步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包括大規模的水利等基礎設施，和一個較完整的先進的國防工業，這不僅為國家安全提供了保障，也為后來的經濟高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后來的30多年改革開放提供了能夠和西方先進水平對話和學習的基礎。

　　第二，教育事業得到較快發展，特別是基礎教育水平得到明顯提高。舊中國是一個教育落后、文盲充斥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后大力發展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1949年到1978年，普通小學數量從34.7萬所發展到94.9萬所，在校學生從2439萬人增加到14624萬人，小學兒童入學率從49.2%提高到95.5%;普通中學數量從4045所發展到162345所，在校學生從103.9萬人增加到6548.3萬人;普通高等學校從205所發展到598所，在校學生從11.7萬人增加到85.6萬人。這個時期基礎教育的快速發展，為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的經濟快速發展積累了豐富的人力資本。

　　第三，科技水平得到較大提高，取得一批重要科技成果，并培養出大批科技人才。在這個時期，中國在核技術，航空、航天技術領域，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成就突出。1964年10月，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1965年9月，首次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顆氫彈;1970年1月，第一枚中遠程導彈發射成功;1970年4月，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1972年，農業科學家袁隆平育成秈型雜交水稻;1975年，可回收人造地球衛星試驗成功……這些成就表明，中國在尖端科技領域的某些方面正接近或趕上世界先進水平。

　　計劃經濟的缺陷和教訓

　　計劃經濟時期成就很大，失誤和教訓也很深刻。其中最重要的教訓就是脫離中國的國情，在對計劃經濟和單一公有制的認識上發生了偏差。

　　在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市場調節和指導性計劃基本上被排除在政府調控經濟的手段之外。此間的五年計劃，雖然沒有一個計劃是在計劃期實施之際正式通過和確定下來的，但是實際上都是帶有指令性的計劃，成為各級政府和計劃管理部門管理經濟的參照指標。

　　1958年后的一段時期，隨著人民公社化運動，農村經濟中的指令性計劃管理不斷加強，管理形式單一，農民的自主決策和農產品的自由交換微乎其微。1961-1964年調整階段，市場與自由貿易的作用再度得以發揮。當時國家計委重新提出計劃管理的多元性，包括：指令性的、指導性的和參考性的計劃;提出對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計劃要有所區別。對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和事業實行直接計劃，對集體所有制的農業和手工業實行間接計劃。國家對農村公社只下達農產品的收購計劃，并對糧食。棉花、油料等主要農業生產指標提出參考性的安排意見。手工業的供產銷計劃，中央只管少數同國計民生;有關的重要產品，其他產品均歸地方管理。對于手工業生產單位生產的小商品和農村人民公社、農民個人生產的土副產品，應當在商業部門的統一領導下，運用價值法則，通過供銷合同和集市貿易來促進生產、活躍交流，保證全國生產和消費的需要。 但此后不久，“文革”時在很多農村地區，“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使農民少量的家庭經營被取締，在“農業學大寨”、“以糧為綱”的口號下，生產隊在農業經營中，連農作物的品種、種植面積均受計劃制約。在城市，國有企業也被管的死死的。

　　計劃經濟體制建立之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領導集體和經濟管理部門就發現，要實現原來預期的計劃經濟優越性是非常困難的。首先中國還處于工業化前期，傳統農業和小生產者所占比重還很大，生產的社會化程度很低，計劃經濟賴以發揮優越性的關鍵--足夠和及時地獲取并處理信息的能力，成為正確制定計劃的最大瓶頸。這不僅是因為經濟活動的復雜多變和獲取手段的落后;還因為這些信息是經過許多機構或人員收集和轉達，在此過程中，必然因人為的因素造成信息被過濾或扭曲。陳云在1954年2月主持編制第四稿“一五”計劃草案時說：“現在的問題是，財政收入越算越少，而投資越算越多，因此要確實計算每個項目的單價。各部門不要故意把次要項目算進去，而把重要項目有意漏掉。”

　　關于制定計劃的方法。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們學習蘇聯的方法，即以主要產品平衡的方法來制訂五年和年度計劃。但是由于當時農業占國民經濟比重很大，農業又是靠天吃飯，不確定因素過多。毛澤東1964年6月討論“三五”計劃時所說：“過去制定計劃的方法基本上是學習蘇聯的，先定下多少鋼，然后根據它來計算要多少煤炭、電力和運輸力量，再計算要增加多少城鎮人口、多少福利;鋼的產量變小，別的跟著削減。這是搖計算機的辦法，不符合實際，行不通。這樣計算，把老天爺計算不進去，天災來了，偏不給你那么多糧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別的就落空”。 從編制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們試圖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計劃方法，但是這個探索并不成功，到1978年改革開放時止，除第一個五年計劃外，我國始終沒有制定出一個正式的五年計劃。

　　其次，在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處于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的權力等級中，自主的權利小，企業和個人能力很難充分發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其工作績效也很難與其收益掛鉤。當時有一副對聯說：“人財物各有所管，產供銷互不見面”，橫批是“書記難當”。 中央也看到了這種弊病，曾經實行過兩次權力下放改革，但每次都是“一放就亂”，不得不重新回到中央集權。

　　計劃經濟與改革開放的關系

　　20世紀50年代形成并延續了20多年的計劃經濟，在當時起碼適應了中國追求高速工業化和建立獨立工業體系的需要，它具有以下兩個市場經濟體制在短期內無能為力的作用：第一，在經濟落后的條件下，保證了支持經濟加速增長的高積累率、并在一片空白的基礎上，將有限的資源有重點地、大體合理地用于建立起一個以重工業為核心的工業技術體系(其中也不能忘記蘇聯在技術和計劃管理方面的幫助)，以及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體系。第二，在經濟落后和高積累的情況下，除了在個別非正常時期外，保證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會安定。

　　另外，20余年計劃經濟所形成的城鄉隔離，在客觀上也為后來的農村改革和鄉鎮企業發展提供了制度基礎：農村人口不能自由流向城市，使得他們不得不在農村發展非農產業，(而城市工業的發展和經濟實力的增強，為支援農業、發展農村非農產業提供了客觀條件。這就為80年代的體制外改革和經濟的高速增長提供了基礎。

　　還應該看到，20多年的計劃經濟體制，雖然管理水平很低，力不從心，但是畢竟提高了中國政府管理經濟的能力，積累了豐富的計劃管理經驗教訓。而在近30年實施計劃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所積累的種種弊端，則在1978年之后的改革開放中，逐漸得到糾正，從而極大地煥發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積累的經濟潛力。

(作者武力，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注釋】

[1]轉引自汪海波：《我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演變及其問題和對策》，《汪海波文集》第十卷，經濟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361頁。

[2]《美國與中國的關系》（上卷），第4頁，中國現代史資料委員會編，1957年9月印刷。

[3]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年度統計數據，www.stats.gov.cn。

[4]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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